玩偶之家读后感（一）
近日，读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早就想看，一直没看。看过之后，感觉与主流评论不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林丹太太，她为了挽救娜拉，不惜嫁给无赖。而娜拉给人的感觉是有些傻，不知为自己打算，活在现在的社会，恐怕不知被别人害死多少回了。只能说她太单纯！并不说女人成为家庭主妇是不对的，但女人一定要聪明，不能被人骗了都不知道，其实有时家庭生活中的智慧并不比社会生活的少，只要善于动脑，无论是什么样出身的女人都可以做到处事游刃有余。有些时候女人是宁肯傻些，也不肯狡诈，因为活得简单些，可以保持年轻的心与美貌，所以美丽的女人多半反应迟钝，因为她们宁肯傻傻的美丽，也不愿精明的如同老太婆。
面对现在的生存压力，女人多半愿意选择做居家妇人，可以悠闲的做个兼职职员，用轻松的心态生活。所以，无论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只要做得出色，一样都是女强人。职业女性的跋扈、精干与家庭女性的懦弱与善良，这是一对矛盾，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调和的，所以，职业女性是高尚的，家庭女性是卑微的，这就是社会的标准，一种认识上的弊端。我做了八年专职老师，三年的专职太太，一年的全职妈妈，我觉得睿智的妇女是永远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无论她在做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她懂得未雨绸缪，就会永远活得高尚；而被金钱牵着鼻子走的女人，目光如鼠，无论如何，也是卑微的。人可以拜金，但绝不做金钱的奴隶。仍然是那句老话：没有钱是不行的，但金钱不是万能的。女人同男人一样也是半边天，但也只能是半边天，多了或少了，都会出问题。
玩偶之家读后感（二）
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戏剧舞台上，新女性形象的大辩论的发起者是挪威着名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易卜生是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以社会问题剧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欧洲现代戏剧之父”。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人生是他的剧作的最大特点。
《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它通过海尔茂与娜拉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女主人公娜拉从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终于脱离“玩偶”家庭的自我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热情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作品从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对娜拉和海尔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形象。她出身在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她的父亲并不富裕“钱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缝里漏出去了”。按海尔茂的话说，娜拉的父亲是个“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的人，实际上是个比较讲究实际，忙于谋生的人。这种家庭环境，无疑对娜拉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娜拉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善歌善舞，天真烂漫，容易满足于个人小天地里的幸福生活，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她不同于大资产阶级的妇人、小姐，追求不劳而获的靡烂生活，她不希望过寄生虫的生活，为了补贴家庭费用，她做针织、绣花以及抄写之类的工作；虽然有时“累得不得了”，但她“心里很痛快”。娜拉的这种不厌工作，乐观知足，热爱生活的性格，同她的家庭出身是有密切关系的，她同情社会上的受害者、不幸者。对阮克医生的不幸，娜拉伸出友谊之手，表示深切的同情。
娜拉身上更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倔强，不肯向恶势力屈服。从外表看，人们以为她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其实这是误会。她对林丹太太说：“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经过什么烦恼事？”实际不是这样，她也有“烦恼事”，如家庭经济困难，要借钱为丈夫治病，借了钱要想尽办法还债等等，但她从不垂头丧气。还是很积极、乐观。债主柯洛克斯太利用她的借据上的假签字，对她进行威胁、恐吓，她没有丝毫软弱的表现。为了救丈夫的命去借债，债主威逼她，她仍然不把事情告诉丈夫，自己坚定地准备承担一切责任，为了保全丈夫的名誉，甚至决定自杀，所有这些都是娜拉倔强性格的表现。娜拉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终同海尔茂决裂，脱离“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础。如果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即使认识了丈夫的恶劣品质，要采取与丈夫断绝关系的行动，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娜拉毅然决然地同海尔茂决裂，更主要的是有她的思想基础。现实生活教育了她，使她不仅认清了海尔茂的丑恶灵魂，而且也认识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道德、宗教、法律等问题的看法，跟一般资产阶级庸人如海尔茂之流的见解是不相同的。“醒悟”后的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敌视态度。当海尔茂说她“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时，她激昂地回答说：“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的话。”对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娜拉更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称：“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恶痛绝。“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娜拉的言语显示了她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她同海尔茂决裂的行动是她用民主思想进行反抗的必然结果，尽管娜拉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作者通过塑造娜拉这一鲜明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自由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等思想愿望，并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否定和批判。
易卜生通过海尔茂这个反面形象，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婚姻、家庭的虚伪，以及伦理道德和法律宗教的不合理性，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在他的《社会支柱》一剧中有一句名言：“道德衬衣有一股霉味——好像死人穿的寿衣。”
妇女向来是受压迫的，在封建社会里，她们是丈夫的奴隶，受尽种种虐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她们做为丈夫玩乐消遣的工具，仍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妇女反对做玩偶，要求做个自由独立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个极其平常也极其严肃的社会问题。飘然而去，也只是要“救出自己”。
《玩偶之家》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海尔茂这样个别资产阶级庸人的揭露和批判，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们大为惊悚。他们认为娜拉出走是大逆不道，并对易卜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们辱骂易卜生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是一个败坏道德的作家，并要求禁演《玩偶之家》。在此情况下，易卜生愤笔疾书写出了另一社会问题剧《群鬼》，通过阿尔文太太沦为旧礼教、旧观念牺牲的过程，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社会对他的无耻诽谤。因而，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社会效果是多么的强大，他在剧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又是多么的尖锐和深刻。
娜拉的出走，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她的这一行动又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由于阶级、社会、环境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为他们思索的人生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为妇女的彻底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挪威社会生活的不发展，丑陋的小资产阶级的现实显示给他应当避免什么，但是不能够显示应该往哪里走去”。所以娜拉虽然离开了海尔茂的“玩偶之家”，但是却逃脱不出那个制造“玩偶之家”的、不自由的、黑暗的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但是，易卜生在展现生活和揭示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能够以发自内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问题深深地打入观众或读者的心里，让人们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义，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