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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通用6篇 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通用6篇怎么写

更新时间:2024-03-07 来源:互联网 点击:

在现实生活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多数报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下面是小编为大伙儿分享的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通用6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范文 篇一

在第二届中国老年住区百城(企业)联动项目信息交流会上,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志峰表示,此次信息交流会主要总结百城联动计划开展一年以来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各参与企业间的联系,增进房地产开发、金融投资与度假式养老、居家养老、大健康产业、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过去的一年中,在实地考察、观摩国内外多个不同类型适老化项目的基础上,将着手编辑《中国老年住区百城(企业)联动项目发展报告》,该报告将持续收录国内外不同类型养老地产项目介绍,供百城联动计划参与企业及项目间进行交流学习、借鉴推广。而在第二届老年服务科学与创新国际论坛召开期间,来自德国、芬兰、荷兰、澳大利亚、韩国、日本、西班牙以及国内的30多位学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报告,近300名来自国内养老界人士参加会议。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丁辉在欢迎致辞中分析了开展积极养老、健康养老和智慧养老创新的必要性以及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十二五”以来在这一领域科研与成果转化情况。荷兰卫生、福利和体育部副部长,国务秘书马丁・范莱恩出席会议并做了“荷兰养老创新服务领域的进展和中荷合作的现状与前景”的报告。其他来自欧洲和亚太国家及地区的专家也分别进行了演讲和报告,介绍各自国家和地区在积极、健康和智慧养老领域的政府政策、产业发展情况和科研成果。

养老模式研究

互助型养老模式是积极老龄化理论的重要表现,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是我国未来重要养老模式之一。所谓互助养老,是指居民互相帮扶和慰藉,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互助型”养老模式有西欧国家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日本的社区居民互助养老等。西欧国家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把养老服务先“存储”再“流通”,养老服务本身被商品化。在我国养老资源严重不足,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的情况下,互助型养老通过以老帮老、以老养老,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创新养老模式、打造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养老格局奠定基础。因其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自愿性、自治性等特征,老人们可以在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等多种场合实现各种形式互助,在满足了老年人对家庭、朋友和社区邻里的依恋同时,高效利用和发挥了家庭和社区的养老功能。但我国的互助养老模式刚刚起步,还处在摸索阶段,应加强有关立法和政策导向、注意宣传引导、开拓筹资渠道、丰富互助内容、提高互助技能、完善互助机制。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养老主要是在自己家中完成,其服务质量及效果主要取决于老年人自己及其家人的照顾,没有真正形成社会化的服务体系。通过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物业服务企业发展社区养老服务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后,专家给出如下对策建议:用好国家政策,争取政府产业扶持;搞好医疗保障,推动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量,推进养老服务科技创新;选好养老服务项目,讲求规模效益;注重体验式消费,注重个与家庭沟通;提升人员素质,做好规范化服务,确保养老服务质量,以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制定从事社区养老事业的策略,从而推动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智慧养老

2015年“互联网 +”行动计划提出要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互联网 + 养老”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目前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医疗机构就诊和取药的等待时长对于老年人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基于这一背景,再结合目前我国养老模式在医药服务方面存在的缺陷和现代物流的发展,专家学者研究后认为建立医疗机构、物流企业、养老机构(社区)、老年人之间的医药闭环配送模式很有必要,这样既使得老年人能够避免等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疗机构其他患者的等待时长,同时为物流企业开拓新业务,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养老人力资源

通过对南京市46家养老机构的调查,从康复专业人才数量的需求、学历要求、人才的类别和专业知识要求等几方面内容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后得出,南京市养老机构急需大量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康复专业人才,并且以康复治疗(士)师和中国传统康复人才为主。调查结果显示,养老机构大部分老人都是由于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老年性生理退化疾病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而急需开展康复治疗活动,在人才类别需求上也以康复治疗士(师)和中国传统康复人才为主。老年神经康复学将成为康复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老年骨科退行性疾病与损伤康复有关的老年骨科康复学也将成为另一重要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可以看出,院校在康复人才培养上,更需加强专业化的老年康复人才的培养,提高老年康复人才的质量,从而满足老龄化社会对康复人才的迫切需求。除院校培养外,政府或机构更应对康复技术人员进行技能强化训练,养老机构也应通过提高薪资待遇等多种方式吸引康复技术专业人为养老机构服务。

同时,有学者基于劳动参与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养老保险覆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尤其对于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养老保险待遇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激励农村居民降低劳动供给,尽管养老保险待遇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农业劳动参与率,但农业劳动供给水平将会显著下降。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差异,新农保制度更倾向于将农村居民留在农业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民工综合保险倾向于激励他们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就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则鼓励他们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加速劳动力市场转变,需要构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范文 篇二

[关键词]养老金会计;职工薪酬;雇员福利;养老金负债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2-0013-03

在2006年新的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前,我国有关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主要通过《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进行规范。2006年2月新的会计准则首次在一个准则中(《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系统地规范了企业和职工建立在雇佣关系上的各种支付关系。

我国2006年2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一职工薪酬》是根据中国现行的职工薪酬有关政策、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实际做法,在借鉴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9号一雇员福利》(简称IFRS19,下同)基础上起草的,所以我国《职工薪酬》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基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下的产物,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现有的社会环境状况,使得《职工薪酬》会计准则与IFRS19相比,仍存在某些方面的差异。

一、《职工薪酬》会计准则与《雇员福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比较

(一)名称的差异

1 员工名称不同

IFRS19将企业员工定名为雇员,我国企业将员工称为职工而非雇员。

2 福利名称相同,但含义不同

IFRS19准则名称为《雇员福利》,而我国会计准则《职工薪酬》中所涉及的职工福利内容却与IFRS19有着明显的差异。

根据IFRS19第7条对雇员福利所下的定义:“雇员福利,指企业为换取雇员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可见IFRS19中的福利定义是宽泛的,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职工报酬。而我国《职工薪酬》会计准则中的职工福利特指企业职工的福利费,它主要用于职工的医药费,单位医务人员的工资,医务经费,职工因公负伤赴外地就医路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职工浴室、理发室、幼儿园、托儿所等集体福利部门人员的工资等。显然,我国会计准则中的职工福利不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养老保险等,所以职工福利仅属于企业职工报酬的一部分。可见,我国会计准则中的职工福利相比较国际会计准则来讲,“福利”是一个十分狭义的概念。

(二)养老金会计差异

所谓养老金,是企业职工退休以后所获取的收入,也称退休金,它在职工退休后一次或分次支付。企业员工退休领取的养老金是以其在职时提供的服务为依据,所以,养老金的根本性质是递延工资。

当今,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一直在不断努力寻找解决的途径,至今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会计核算也逐渐趋于成熟。但是,由于会计服务于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会计完善的程度。众所周知,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从1984年开始,但因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社会保障体系涉及面广,究竟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具体措施也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因此我国新颁布的《职工薪酬》会计准则中,对养老金会计应涉及的内容几乎为空白,只打了“球”,即只对企业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的缴纳做了硬性的缴纳规定,仅此而已。

而IFRS19的《雇员福利》,养老金会计的内容居准则的中心部分,《雇员福利》准则中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养老金会计的确认、计量与报告问题。可以说养老金会计是我国《职工薪酬》会计准则与IFRS19《雇员福利》存在的最大差异。

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养老金会计

(一)养老金会计的特征

由于养老金会计的复杂性,养老金的会计处理呈现出与一般会计处理具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基本特征。

1 递延确认

递延确认是指对某些与养老金相关的事项予以递延确认。企业的养老金给付义务和养老金资产经常会发生变动,这些变动并不是在一个会计期间内确认的,它应以系统的方法在不同的会计期间予以分摊。

2 净额反映

净额反映是指养老金成本以净额反映。企业的养老金成本包括很多方面,诸如职工的服务成本、利息成本、养老基金资产的预期报酬、未确认养老金净损益的摊销等等,这些成本内容,发生的借贷方向不同,数额各有差异,但最终是以净额反映养老金成本。

3 互相抵消

互相抵消是指有关资产负债互相抵消,即企业所确认的养老基金资产与养老金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加以抵消,以净额列示。

(二)养老金会计的基本要素

1 精算假设

精算假设是指为计算养老金成本,对影响养老金成本的未来事项发生情况进行的估计。养老金会计处理中最复杂的工作是精算。通常,这项工作由精算师来完成。精算师根据合理的精算假设,如职工死亡率、未来工资水平、提前退休比率、养老基金资产的报酬率、养老金给付义务的折现率等,计算出企业的养老金成本和各种给付义务,最后提出精算报告,企业根据精算报告,最终进行会计处理。

2 企业的养老金债务

企业的养老金债务是职工在职期间提供服务,企业按照养老金计划的规定,应于职工退休时支付的一种酬劳债务。企业的养老金债务包括三种:(1)预计养老金债务;(2)累计养老金债务;(3)既得养老金债务。

3 养老基金资产

养老基金资产是指由企业按养老金计划的规定缴存给信托机构,并由信托机构进行营运管理,用以支付未来养老金义务的全部资产。养老基金资产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应用养老基金进行的投资,如股票、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二是在养老基金营运中自用的资产部分,如房屋、办公设备等。

4 企业养老金成本

养老金成本包括五个组成部分:服务成本、利息费用、养老基金资产的预计报酬、前期服务成本的摊销额和养老金损益的摊销额。企业应当按照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将养老金成本于职工提供服务的当期而不是退休后确认。

(三)养老金的会计处理

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雇员福利》的规定,养老金(即退休福利)的会计处理有两种方法: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收益计划。

1 设定提存计划

在设定提存计划下,企业向信托机构缴存金额是确定的,但不承担缴存金额之外的任何义务,尤其

不对未来的金额做出保证。而职工将来收到的养老金金额则是不确定的,职工最终的养老金福利仅仅取决于向职工账户的缴存金额和缴存金额的投资收益。因此,在设定缴存计划下,与养老基金资产有关的风险(如通货膨胀、生活费的上升、死亡年龄的推迟等风险)一律由职工承担。

设定提存计划的会计处理比较简单,其基本会计处理如下:

借:养老金费用(设定缴存的养老金)

贷:银行存款(实际缴纳数)

负债(尚未缴纳数)

2 设定收益计划

与设定提存计划不同,设定收益计划下,企业仍需要向信托机构支付一定金额的养老金,通过设定收益计划向员工承诺终生向其支付退休金。在设定收益计划下,与基金资产有关的风险由企业承担,而员工可以无风险地获得一定的养老金。

设定收益计划的会计处理比较复杂,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1)如何计量由退休金产生的义务,即养老金债务的计量;(2)企业养老基金资产如何计量;(3)如何确定每年的养老金费用成本;(4)养老金损益的摊销(即损益平衡机制);(5)需要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的项目。

在设定收益计划会计处理中,养老金债务的计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核算环节。企业养老金债务与精算现值有关,养老金债务进行计量时,应首先计算企业享有退休金的员工估计未来需要支付的总金额,然后根据其距退休的年限进行折现,最后将其分摊到该员工工作的各会计期间。例如:甲公司根据养老金收益计划,即职工每工作一年,便可以在其退休后按年领取职工退休前5年平均年薪的2%;假设某职工已经在甲公司工作了10年,预计他还会为公司工作20年后才退休;预计该职工前5年的年平均工资为200000元,假设该职工退休20年后死亡。试计算该职工工作的第10年年末甲公司对该职工的预计养老金债务(假设该职工在职和退休期间的折现率分别为10%和8%)。

分析如下:在第10年末,该职工应在将来享有的年养老金为:

(200000×2%)×10=40000(元)

该职工在退休时应享有的养老金的现值为:

40000×(P/A,20,8%)=40 000×9.818147=392725.88(元)

该职工享有的养老金在该职工工作第10年末的现值为:

392725.88×(P/F,20,10%)=392 725.88×0.148644=58376.35(元)

对于养老基金资产(WRS19中称之为计划资产),如前所述,它是企业按照计划的约定,拨存于养老基金托管机构管理和投资运营,用来支付养老金的全部资产。该基金资产必须在法律上独立,即使企业破产时,也不能将其资产支付给该企业的债权人;养老基金资产应以公允价值计量。

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 篇三

一、黑龙江省失地农民基本情况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东北的省份,面积为45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7%,总人口3840多万人。耕地总面积990.5万公顷,可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1/10以上,人均耕地和农民人均经营耕地是全国平均水平3倍左右。近几年黑龙江省开放开发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大开放、大开放必然需要强有力的土地支撑,需要采取土地征用的办法将部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化为国家所有,这样就必然使部分农民失去土地。

二、黑龙江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补偿方式单一。现行征地土地补偿标准过低,且大都采用单一货币安置方式,对失地农民生活起不到长期保障作用。集体土地征收对于农民而言,最根本影响在于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因此,单一经济补偿模式很难为失地农民今后生活提供足够保障。

(二)补偿标准偏低。法律规定,失地农民获得补偿标准按年产值计算,这就导致各地补偿标准不平衡。制定土地补偿标准时一般把征地用途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结果是因用途不同,农户的补偿费差异也很大。目前一般采用按征用地原用途来补偿,未考虑土地经营者使用权权益增值,征地价格明显偏低。因此,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既不足以保证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又远低于足额支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所需费用。

(三)失地农民就业无保障。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面临着进入新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困境。土地征用使农民陷入“种田无地”的处境,农民生存受到极大威胁。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地农民再就业成为难题。因农民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差,就业观念陈旧,依赖性强,难以挑选合适岗位。

(四)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对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承担着生存功能,还肩负着保障功能和发展功能。可以说,农民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因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尚处起步阶段,覆盖率较低,部分失地农民因“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成为新弱势群体,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土地和户籍制度负载过多,社会保障功能不足,再加上保障失地农民参与、表达和自主选择权利各项制度安排缺位,导致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公共利益边缘化和城市化过程交易成本升高。农村暂未全面推行养老保险制度,农村低保覆盖面有限,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有待提高。同样,就业、失业等方面保障,在农村还有待完善,造成一些老弱病残、文化素质低、无就业技能城郊失地农民,生活在城市边缘,再加上日常生活开支增加、就学就医难等问题,使其成为城市贫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

三、对策与建议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要考虑农民所丧失土地的自身实际价值,并从今后生计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长远利益提供保障。基本原则是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其年老后基本生活为目标,坚持“谁征地、谁筹资、谁保障”,做到即征即保。应从征地制度、安置方式、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服务意识等方面完善和创新,强化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应以充分土地补偿为前提。在支付给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款,应包括土地自身的价值、受土地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决定的增值部分。另外也可将土地使用权转化为资产,实行专业化管理,让农民获得长期生活保障。

(一)完善征地制度

在征地过程中,建议应以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保障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是否满意和拥护地方政府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要给农民一定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安置费选择权。对政府征地要有严格限制,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可耕地资源。明确公有产权、集体产权、私有产权应该有平等地位,对公共利益有明确的解释和严格的界限;征地之前要充分征求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实施听证制度,论证征地的社会影响,提出社会影响评价可行性报告;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征地过程中的组织、监督及管理职责,依法维护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

(二)丰富补偿方式

按相关法律法规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以保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按政府、集体、个人及市场征地主体“四个一点”的办法,筹措失地农民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机制的资金,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即明确从征地土地收益中留出一块,引导农民从土地补偿资金中拿出一点,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补贴一点,政府从经营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来购买失地农民的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该社会保障制度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对于失地农民,征地单位应按照当地城保或镇保标准为失地农民一次性交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之后,征地单位应在安置补偿费中再给予失地农民一次性生活补贴,其标准可参照城市失业人员生活补贴标准的方法执行,或可以按照城镇低保标准补助12~24个月的生活补贴,以缓解失地农民不能立即就业而产生的生活困难。同时,各县(市、区)以及乡镇、街道要及时建立失地劳动力就业管理制度和失业登记制度,对失地又失业,且月收人达不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失地农民纳入城镇低保体系。二是对于已到退休年龄、已丧失劳动能力或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低保体系,支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同时为其购买医疗保险。三是对未成年失地农民,原则上应按城镇最低生活标准补贴至18岁,也可以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灵活掌握。

(三)加强社会保障

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延续土地社会保障功能,通过政府补贴、企业出资、农民自筹等方式,逐步建立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制度,真正使失地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来无忧。一是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包括非因土地征用失地的农民;二是采取政府补贴、征地单位代缴等方式,结合正在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加大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扶持力度;三是建立失地农民失业登记制度,由征地单位为在劳动年龄段、已参加养老保险且符合其他规定条件的失地农转非人员办失业保险,由社保机构发放失业保险金;四是依托农村合作医疗,对失地农民医疗保险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和政策倾斜,提高补偿标准。同时,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法规条例。通过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法规条例将失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保,从根本上解决长远生计问题。

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 篇四

整合产业链资源

}・约翰逊集团财务总监李志蓉(Linda)向《首席财务官》表示,}・约翰逊集团整合了产业链的上下游资源,不仅拥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同时也拥有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因此,}・约翰逊更重视客户服务环节,其设计公司在为公司自身开发的项目提供设计服务的同时,也为其他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供服务,如中邦置业集团、北京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2013年,}・约翰逊设立了扁铁空间物业管理公司,主要从事服务式办公室租赁业务。李志蓉表示,“我们将个人或国有企业持有的老洋房进行改建和装饰,使其成为加入了现代办公元素的服务式办公场所。现已在上海徐汇区的复兴西路和宝庆路拥有两家分店,并准备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开办五到十家分店。”

房地产行业是对政策和市场形势极其“敏锐”的行业之一。在国内新二线城市的销售增量和三线四线城市的存量房上升以及商业地产存在巨大存量的大环境下,}・约翰逊预测国内住宅和商业地产的市场在近几年内将会持续面临去库存问题,因此,}・约翰逊计划在未来几年将开发重心集中于旅游地产和养老地产上,同时扩大物业管理公司的规模。“现在}・约翰逊在塞班岛拥有五块土地,未来我们将分期开发这五块土地,计划将其中一块土地建设成为酒店及酒店式公寓,并采用售后返租的模式利用集团内物业管理公司的经验为购买酒店式公寓的客人提供返租服务,努力每年都向客户给予固定比例的回报及一定时间的度假服务。”

善于表达数据

由于房地产业项目的开发周期长,因此,其财务管理更侧重于计划、预算和控制。项目前期费用与公司正常的运营费用需要进行清晰区分,在公司的财务制度上也应该对核算标准进行明确划分,并且在每个季度和每年都对新项目的费用划分进行严格复核。李志蓉表示,对于预算和实际的差异情况,应该做到及时比较分析并向公司管理层及时汇报项目运行情况。“在项目汇报会上,财务人员应该不单单提供财务数据,还应该提出财务的合理化建议,如对工期和付款截点的建议等等,这样才能提高项目的运营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从而发挥财务的最大作用。”

}・约翰逊集团在2015年和2016年项目应收与预算基本持平,管理费用略有下降。李志蓉Linda坦陈,2016年初,财务部门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准确的预测,并将集团自用的办公室空间减少三分之一用于对外出租,因此,}・约翰逊集团在整个经济形势略差的2016年得以使管理费用不增反降,公司整体经济业绩与2015年持平。

“财务总监应该积极参与到整个集团的战略制定中去。”在李志蓉看来,房地产公司与零售业(FMCG)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应收账款比较少、现金流回款的时间可预测性较强。以往,大部分房产销售由销售公司M行承销,因此,财务总监与项目负责人员、总经理以及CEO进行对接时,沟通技巧显得异常重要。无数的实践证明,财务人员永远要与项目部的人员走在一起,为其提供项目尚未开始时的财务可行性报告、项目刚刚落地时的财务预测、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预算与差异分析,以及实时的到位分析和准确数据。

因此,财务总监应该善于表达其手中的数据,用趋势分析和大数据等手段来弥补财务数据存在的滞后性缺点,使项目人员和管理层深入理解基于以往数据得到的分析结果。李志蓉表示,“在大的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在财务预算上做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可以帮助企业预测和预防很多风险,使公司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很好地生存下来。”

在集团内部与外部合作机构的协同工作中,李志蓉将财务总监的角色比喻成桥梁,让项目数据、人员成本和资金成本在所有相关人员中更透明、更易懂,使整个“企业机器”运作更顺畅,如此企业的利润率自然而然得以相应提高。李志蓉表示,企业制定战略目标后,财务部门会根据具体的经营目标分析出人员成本、员工利润率和资金使用效率等指标,并将其于年度和半年度预算中得以体现。财务部门应该在项目过程中与项目人员充分、及时地沟通,并在项目开始前设立好相应的税务架构。

离职率为零的财务团队

}・约翰逊集团从成立之初一路走来,虽然整体上一直是平稳上升的步调,然而,在2008年却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当时,公司的项目投资人突然撤资,导致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断裂。为了使公司正常运营,}・约翰逊所有管理人员自愿停薪,通过公司上下员工的共同努力,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从银行得到抵押贷款五百万,使得公司得以正常运营下去。李志蓉回忆当时的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表示,“在}・约翰逊工作期间,最有压力的是2008年,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也是2008年。因为在经营情况严峻时,才能看到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大家齐心协力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文化和内涵。”

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 篇五

“这是一座可怕的城市。”凌晨5点钟,叶茂中打开窗帘,看着窗外依然是灯火阑珊,流光溢彩,禁不住由衷地发出感慨,“这里似乎每个企业都在疯狂地打造品牌,每个企业家都在疯狂地学习,晋江真是一片不可思议的沃土。”

叶茂中是一位知名的营销策划专家,从最早服务柒牌服装,到后来协助雅客V9,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单在晋江他就曾服务过多个客户,因此他评价晋江是“沃土”亦属恰当。尽管叶茂中并不认为晋江企业的品牌打造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但他还是为这片激情澎湃的热地所深深吸引。

在接触过众多晋江老板之后,叶茂中如是评价道:“晋江企业家身上有着一种令人着迷的品质,他们有胆魄,果敢,自信,天生具有经商的头脑,他们相互比拼但又经常抱团打天下,他们勤奋好学,雄心勃勃,行动迅速,敢争第一。”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要做一个投资,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一般都是按部就班,先写可行性报告,必须要分析到有70%-80%成功可能性的时候才会去做。但是晋江人不一样,在有三分把握时,自己感觉会成功时就决定投了。这就是晋江的地域文化。晋江企业家身上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与高明的经营哲学。虽然他们还有不少缺点与不足,但他们的确是在积极学习、在拼搏苦干,尽管晋江的不少企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壮大或者陨落,但晋江人的这股精神终将汇聚成强大的洪流,不断推动更多的企业茁壮成长。

学习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是一句闽南俗语。然而,晋江的老板们现在却十分信奉这样一句话,爱拼之外要“学习才会赢”。

2003年9月,晋江市政府与北京大学联合推出“总裁高级研修班”,时任市委书记龚清概亲率48名企业家前往北大进修学习。“原本我们还担心这些企业大佬们会不会遵守纪律,能不能坚持下来。”具体组织这次活动的时任晋江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苏延辉说,“刚开始有些老板确实是抱着呆上两天试试看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些学员很少请假。后来,像安踏、九牧王、浔兴、汇诚、盛辉等老板还打电话让家里的兄弟、子女、公司高管人员飞往北京旁听,高峰时听课的有七八十人,连过道都坐满了。”

由于7天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一些习惯睡到中午或有午休习惯的老总只好靠服用安眠药强制自己早点睡觉,到了教室他们像小学生一样专注,在互动环节个个都抢着向授课老师提问题。

“北大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智慧之门,让我们看到更高、更大的平台。”福建雅客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天奖至今对此次活动心存感激。

晋江人本来就是“输人不输阵”,这次活动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晋江市人才交流中心也因势利导,针对企业家的需求,不断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把最新、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引入晋江。2008年以来,专家讲学活动进一步升级为院士(专家)大讲堂和才智论坛,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举办一次,企业家买票听讲座蔚然成风。

“学历只能代表过去,学习才能代表将来,不断学习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西裤销量连年居全国之首的九牧王集团董事长林聪颖说。他除了自己参加了“北大总裁班”学习,随后又派出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去参加。去年林聪颖又带头参加了长江商学院总裁班学习。

这些疯狂学习的企业家们带动了整个晋江的才智流,并形成巨大的磁场效应。“时间长了,什么往这里流呢?一个才,一个智。所以晋江这个地方,没有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但有人才流、智力流、智慧流。”雅客老板陈天奖如此总结。

怀着梦想起步

1984年,年仅15岁初二还未没读完的洪忠信,就跟随父亲开始生产和销售服装。他现在是福建劲霸时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忠信说,是晋江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晋江人的性格,只有拼搏才有生路,怀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一路打拼。

洪忠信起初生产的服装,工艺粗糙,样式单一。外面流行什么款式,买回来研究,能模仿的就做,模仿不了的就放弃。仿制出来后随便找一个顺口的英文名贴上就OK了。早期的推销更是简单到用自行车驮着服装,到附近的集镇去吆喝。

1990年,洪忠信成立了英林佳丽服装厂,逐步有了自己的研发人员和自主品牌。此后,又将生产方向转向男装,特别是休闲类茄克,注册成立了“劲霸”男装品牌。晋江人敢拼、爱拼、善拼、智拼。于是,一个个奇迹出现了。不是产棉县,却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和服装生产基地;没有任何皮革原料,却成了驰名中外的鞋都。

洪忠信已经在世纪之初接了父亲的班,现在生意做大了,但肯吃苦爱拼搏的精神,一刻都没有丢。一年到头,他只给自己放6天假,大年初一到初六,其余时间全扑在工作上。他的目标是:“世界的茄克在中国,中国的茄克在晋江,晋江的茄克在劲霸”。

利郎的董事长王良星也是一个怀着梦想一路拼搏崛起的典型。1987年,王良星参加高考,因为4分之差没能就读自己所报的学校与专业,于是就干脆开了一个服装厂,三个兄弟凑了3万块钱,买了12台家用缝纫机就在自家大院里干起来。裁剪是在地板上,烫衣服就是用烧开水的水壶,1990年就获得中国农业部部优产品称号,1992年成为福建省著名商标,1993-1996年产品供不应求,经销商就拿着钱等着,有的甚至跑到车间帮着包装。后来他想赚钱不少了,可以停一阵子了,结果一停就往下沉沦,产生许多问题。董事会的意见不一样、中层干部貌合神离、员工一盘散沙,商没有信心,供应商根本对你不信任,你想拿一些面料根本就拿不到。王良星回忆说:利郎当时确实很难,资金链也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才能重新振作起来,自己体会到崛起是要把握时机,如果光是守业必定会导致沉沦。所以做企业守是守不住的,就像体育运动一样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只有不断的创新企业才能持续的发展。

已是午夜十二点多了,雅客的老板陈天奖刚与几位记者谈完,却不无自豪地提议要带记者去看他们企业新拍的广告片――这是一部由周迅领衔主拍的新奥运广告片“我属于对自己比较狠的人,我也这样要求员工,我们是把工作当乐趣的人。”陈天奖说,“我们不想过早进入养老中心,我们还要奋斗。”他5点钟就要动身,赶8点钟飞往北京的航班。他说如果事情办完,当天晚上他就会赶回来。

尽管雅客靠着V9曾经一炮走红,销售额成倍往上翻,但陈天奖想得更多的却是危机。“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人,每时每刻都有强烈的危机感,你做得越好就越怕做错事,因为一旦错误就错得很厉害。因为国外的同行发展有100多年了,他们已经历了许多大的危机、挫败、战争,以及种种不确定因素。我们连失败的教训也没有,成功也没有成功到累积出经验,所以我们最痛苦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需要横跨这100多年的历史。”

在晋江,像陈天奖这样怀有强烈危机感的勤奋之人几乎到处可见。王良星常常有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站在悬崖边上,因为我们曾经成功过,也曾经失败过,因而现在更加有紧迫感。如果利郎这几年不快速发展起来,提升上去,未来就更难做起来。”

“一个人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境界也不一样。像我们这样有1000万元、1亿元,甚至10亿元的企业,大家只是数字上的不同。为什么大家还要去拼?就是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王良星的一席话道出了晋江企业品牌集群现象的真正驱动力:正是这些企业老板们的敢拼、爱拼、比拼的精神与激流勇进的不懈追求,造就了晋江发展活力永恒的发动机。

善于冒险,善于“转换”

企业冒一定的险是值得的。只要企业主知道值不值得,知道自己的企业准备好了没有,否则盲目投资就会很危险。但另一方面,要想超常规发展,就是要不按常理出牌,逆向思维,就要让很多人看不懂,否则别人都容易成功了,哪有你的份?

陈天奖认为,晋江企业家喜欢找契机,使企业获得超常规发展,这确实有点味道。晋江的企业理想都很大,现在还不算成功,不是只想赚点钱,否则就形成不了现在的产业链,以及品牌集群现象。未来肯定是要洗牌的,各个行业每年都在洗牌。但竞争总是件好事,晋江的品牌集群也是件好事,如果可口可乐没有百事可乐竞争,它会发展这么快吗?不可能。

陈天奖说道:“我做老板的心得就是要善于转换,看电视的时候也要想着企业的事情、人生的事情。企业在不同阶段,老板的角色能否转换是关键。转不过来,就完了。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转为定战略,抓大事,而不是盯细节,这个时候就不能既当球员又当教练了。”

“品牌迷城”中的清醒反思者

前些年,许多外来人都在说,晋江是一个“可怕的城市”,一踏入这片土地,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扑面而来;但同时,晋江也是一个“危险的城市”,之所以危险,正是在于它那喷薄欲出的旺盛精力与许多企业家内心深处的本色、慧根及特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个资深的职业经理人说,表面看来晋江企业充满了活力,最近几年年年翻番,但事实上它们没有很深的根基。一些企业家虽有包容心,但本性不定,传递出来的是没有根基,缺乏制度,所有一切经常会推倒重来,没办法建立起厚重的积累。

在人们记忆中,与晋江联系在一起的是央视五套体育频道狂轰乱炸的广告,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明星,以及那个在坊间流传的小姐发电报回家“人傻,钱多,速来”的搞笑段子。

在晋江,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没有下班的概念,没有周末。这里的人很疯狂,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打造品牌,疯狂地学习,疯狂地办企业。一种基于强烈的生存欲望而滋生出来的超乎寻常的力量把这片土地燃烧得异常炙热,激情喷发。

这里的人也很现实,他们不轻易尝试新的东西,除非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除了个别一些已经开始超越的大企业、大品牌之外,大多数企业谈起愿景对他们还是一种奢侈品,与遥远而缥缈的未来相比,他们更喜欢活在看得到、摸得到、够得到的现在。正如某位营销专家评价:“他们的眼睛盯着围绕在自己周围的企业,远一点的都不怎么看,一旦看到别人用某种方法成功了,就立刻跟进,迅速形成一阵风潮。”

因此,追随、模仿成了晋江独有的一道风景线。一个老板说:“过去晋江的企业家们争强斗富,后来又一股脑地跟明星风。”现在,晋江又刮起了一阵“学习风”,大家争先恐后地学习充电,生怕被甩在后面。长江商学院举办的老板总裁班,收费72万元,晋江许多老板争先恐后地踊跃参加,甚至还有报不上名的,还有请人说情要求加入的。对于这样高昂的收费,他们直说“不贵,很值得!”

善于学习,大胆跟随是晋江企业在很短时间内能够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现在晋江企业正面临着发展的拐点,跟随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晋江发展难以突破的既定模式。如果说追随成就了今天的晋江的话,那么继续这样毫无创新地追随模仿也将有可能成为晋江今后发展最大的绊脚石。

曾任晋江市委书记的龚清概在晋江为官长达十年,他当时所总结的晋江企业在管理、文化上的“五大误区”可为力透纸背,针针见血。他认为:晋江企业在发展观念上,重经营实践轻观念创新,重埋头拉车轻抬头看路:在经营战略上,重眼前功利轻长远目标,重一时利益轻百年基业;在企业制度上,重家族血缘轻制度创新,重单打独斗轻联合协作;在文化构建上,重高薪挖才轻团队文化打造,重高层管理轻基础建设;在品牌打造上,重明星效应轻品牌文化内涵,重广告包装轻品牌整体战略。

养老产业可行性报告 篇六

关键词: 财政绩效评价, 领导驱动, 政策倡导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3-0026-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3010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财政绩效预算改革,以改进公共支出问责制的有效性。绩效预算的目标是提供关于政府项目结果的客观信息,而不是只关注投入和实施过程,以回应纳税人的问责诉求。经合组织指出,以绩效为基础的财政预算是一种将资金分配到可衡量结果的预算形式,这被认为是社会效用最大的回报(OECD, 2005)。[1]财政绩效预算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采用(Schick,1990)。[2]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这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财政绩效预算改革的法律基础。截至1998年,50个州中有47个采用了某种形式的财政绩效预算(Melkers和Willoughby 1998)。[3]Philip G. Joyce认为,“绩效评估和预算编制作为管理手段,而不是预算工具,取得了最大的成功。”[4]Julie Melkers和Katherine Willoughby(1998)证实,从财政绩效预算中获得的信息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项目并进行必要的改进。[3]但是,绩效评价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预算分配(Melkers & Willoughby,2001)[5]。随后,一些经合组织国家探索如何通过财政绩效预算,使政府更具竞争力、成本效益、责任感及回应性(W.Mark Crain and J.Brian ORoark,2002)。[6]同样,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财政绩效预算方面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Peter N. Dean,1986)。[7]受《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GPRA)影响,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广东省在2001年和2003年分别试行了财政绩效评价(Lee和Wang,2009)。[8]2003年,中央政府敦促建立财政绩效评价制度;2005年,财政部也开始评价一些中央政府机构的绩效。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财政绩效评价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Ma,2009)。[9]中国许多省份都以财政绩效评价为管理工具,但问题是,各地为何选择这种工具?如何演进?目前,学界较少探讨中国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的创新及其演变,包括中国最为发达,同时也是第一个开展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广东省。本文发现,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以及财政厅领导在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的启动、实施和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理论上说,该项改革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权力驱动特征。在改革启动阶段,广东省高层领导和财政厅官员各自发挥积极作用,财政厅官员在省领导的支持下推动改革。而在演进阶段,省委书记启动了演进的改革议程,倡议引入第三方评价财政支出绩效u价,财政厅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引入第三方评价财政支出绩效的工作方案,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评价。领导驱动、自上而下驱动的改革模式,使改革驱力中权威强制的“势能”十足,但绩效评价的激励与约束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从而导致的部门利益诱致的“动能”不足,使改革难以持续、深入的开展并实现预期目标,且存在落入形式主义俗套的风险。

二、理论分析

改革或制度创新(变迁)为何会发生?关于改革或制度变迁动因的理论解释,总体上有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两大动因。[10]384强制性变迁解释了权威资源对改革启动的重要推动作用,进言之,可将其归类为权威驱动型的改革,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强势推行改革。诱致性变迁解释了利益追求对改革启动的重要拉动作用,此类改革可以命名为利益驱动型改革,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谋求变革。在这一解释框架下,针对政府的改革创新动力或动因,学界又演绎出了“冲击-回应”或危机驱动、压力驱动和政绩驱动等理论模型,对改革的动因进行解释。一是危机驱动理论。如费正清认为,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改革是外部冲击危机下的被动回应结果。[11]448而事实上,危机驱动不仅包含外部危机,也涵盖内部危机;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对内部危机的回应。张琦(2009)对中美会计制度改革的研究也发现,美国20世纪初期的经济危机是驱动政府会计改革的直接且重大因素。 [12] 二是压力驱动理论。如安卫华(2000)认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源于社会环境、改革者、科技发展及财政压力。[13]谢庆奎(2005)指出,“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政治精英的努力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14]。俞可平(2005)发现,“经济体制的变化直接地要求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公民的政治需求。”[15]宋迎法(2006)认为,世界范围内政府创新来自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压力和官僚制发展的不协调,以及世界各地日益高潮的民主化要求。[16]吴建南(2007)分析表明,“环境所迫、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是地方政府不改革不行、不创新不行的首要原因……政府所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决定其创新的最终根源。” [17]吴少龙(2009)提出,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动因包括财政支出压力、省级改革影响、政治家支持及相关工作者的使命转换。[18]孙哓莉(2011)认为,公共服务的创新推动力源于社会危机需要、社会整合和经济发展需要、公民权利意识和维权动机增强等方面的压力。 [19]郭明(2014)指出,上级驱动、基层推动、主体主动是地方政府改革得以持续的原因,三者相互支持才能提升地方政府改革的成效。[20]三是政绩驱动理论。史丹、乔艳杰(2008)认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包括制度环境的变化、制度缺陷、利益诉求、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21]李靖和张舜禹(2013)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主要源自社会发展、民众认同、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22]而周黎安等人构建的政府官员晋升的政绩锦标赛模型,也是解释政府改革创新的核心模型。[23]陈家喜和汪永成(2013)指出,政绩是解构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发生、发展与演化过程的基本因素;政府创新在上下逻辑、前后逻辑和左右逻辑的作用机理下,地方政府创新不断被推出、仿效和复制,同时又不断地被中止或替换。[24]四是精英推动。政治和社会各界的精英是推动政府改革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杨雪冬(2011)归纳了9个有利于创新成功的因素,它们包括:有能力和远见的创新者、团结协作的创新团体(领导集体)、周密而可行的创新计划、有力的实施者、上级的认可和支持、相关部门或机构的配合和支持、当地民众的理解和参与、有力的舆论环境以及创新者职位的升迁。[25]47蓝煜昕(2012)对创新的动力进行分析后发现,各地的创新探索既非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驱动,亦非源自中央自上而下的指示和动员,而是地方党政领导思想解放、主动创新的结果。[26]上述的四大理论解释框架对政府改革创新的动力具有解释力,本文将运用压力驱动和精英推动两大理论来解释广东省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改革及其演进的逻辑,并探讨这种驱动类型的改革所存在的问题。

三、实证分析

广东省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改革源于财政压力驱动,演进则属于精英推动。上级领导的督促,使得改革具有强制性变迁的成分;而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问责性的追求,使改革又带有诱致性变迁的烙印。相比于某些改革纯粹基于压力驱动(纯动力)不同,广东的改革是压力驱动与精英推动双重驱动(混合动力),因而具有自身的特点与问题。

(一)广东省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的启动

2003年8月,广东省财政厅开始试行绩效评价,对“民营科技园建设补助项目”“山区老区2000所小学改造建设补助项目”“十六个扶贫重点县公路建设专项补助项目”这3个政府资助项目展开绩效评价。2004年,广东省财政厅成立绩效评价处,制定并实施《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广东省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流程包括项目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评价和结果运用。

一是绩效目标申报。资金使用部门(单位)在编制项目预算时,必须明确提出项目绩效目标,提交项目可行性报告。预算数额较大或者专业技术复杂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必须有科学的论证和专家意见。

二是绩效评价。包括资金使用部门自评和财政部门评价。2003―2011年,广东省共实施绩效自评项目13653个,重点评价项目1592个,涉及财政资金2760亿元。

首先,部门自评。部门自评包括项目中期评价和完成后评价。首先,跨年度项目实行项目中期绩效自我评价制度。每个预算年度结束,资金使用部门都要对项目绩效实施一年一评的中期评价制度,自评报告上报财政厅。其次,项目完成后,资金使用部门必须向财政厅提交绩效自评报告。从2005年开始,广东省要求省级政府部门对500万元以上和跨年度的专项资金项目,必须在项目完成后一个月内对项目绩效和预定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向财政厅提交绩效评价自评报告。自评报告的内容包括项目资金使用结构、产出、效果与影响等。财政厅绩效评价处对自评报告进行复核、评审。2005年,财政厅审核了154个项目的自评报告,最后核定的结果是33个项目“良好”、54个项目“好”、61个项目“一般”、6个项目“差”。2007年,共有66个部门报送了348个绩效自评报告,涉及省财政2006年及以前年度预算安排的总额约171亿元的资金。与2006年相比,增加12个部门(2006年为54个),增加项目103个(2006年为245个),增加资金总额52亿元(2006年为119亿元)。纳入自评的项目覆盖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行政司法、教科文卫、农林渔水、交通、旅游、环保等多个领域。

其次,财政部门评价。财政厅的绩效评价处在每个预算年度筛选部分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重点支出项目进行综合绩效评价。综合绩效评价由财政部门在项目自评的基础上,收集资料和数据,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对项目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产出、效果与影响进行全面的评价。从2003年8月至2005年12月,全省先后组织开展了131个重点项目的绩效评价。

三是结果运用。绩效评价的结果运用于预算资金分配和绩效提升。首先,对跨年度实施中期评价的项目支出,在提交年度评价报告之前,财政部门不再拨付资金。财政厅根据评价报告的结果,对长期项目资金作中期调整,以使项目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益;对于绩效差劣的项目,同类项目的下一预算年度不再安排预算资金。 其次,对于重点项目,财政厅将评价结果向省政府报告,并对后续资金拨付提出处理意见,经政府批准调整预算。再次,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年度安排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分析、诊断部门的管理问题,加强财政资金的监控。通报表扬绩效良好的项目,并优先安排下年度的同类项目。

从整个评价流程可以看出,省财政厅希望通过改革强化对支出部门的控制,试图向支出部门灌输绩效和节约意识,以便减少浪费,并逐步在部门中建立问责制。[27]115简而言之,改革目的是以加强控制为主,提高管理能力为辅。 这对控制部门的支出扩张需求产生了一定作用,部门的绩效意识有所增强,部门预算编制逐渐趋向审慎,盲目请款的现象逐渐减少。据统计,省各单位2006年预算新增请款比2005年约减少了30亿元,2007―2008年基本维持稳定,没有出现新增请款大幅反弹的情况。[28]

财政绩效评价对财政管理和决策有即时的影响[29],并对公共项目绩效起到审查作用,同时,可能对这些项目在资源分配决策方面产生影响,有效遏制铺张浪费行为。[8]但正如Ho和Im(2015)指出,财政绩效预算改革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组织,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的挑战,通常很难实现其原始目标。[30]这些挑战之下,广东省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比改革者预期的要少得多。首先,项目目标审核困难。由于多数项目的目标设置较为定性或粗略,目标数量多且具有一定专业性,使得财政部门很难深入核查,导致目标审核难以发挥实质作用。其次,绩效评价部门工作人员的数量与专业技能均不足。绩效评价处工作人员不足10人,工作任务繁重;且由于绩效评价当时是新鲜事物,大多数工作人员对绩效评价理论与技能的掌握属于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的水平,绩效数据分析与评估的能力有待提升。再次,绩效信息难以被完全有效使用。尽管开展财政绩效评价的目标是将绩效与预算决策联系起来,但广东省级财政绩效评价结果难以对预算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效果更多地体现在绩效意识的传播和绩效文化的塑造上。毕竟,预算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财政预算决策是权力博弈的结果。最后,法制化水平低。广东省级财政绩效评价只是财政厅推动的内部改革,没有上升到法制化的层面。比较中美财政绩效评价的实践发现,美国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显著特征是立法先行,改革在法律框架内开展,立法机关主导改革的进程。而广东省的改革则更多表现为一种行政上为了改善政府财政管理和运作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进入立法层面,法制化水平低。

(二)广东省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的演进

201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财政部门要研究引入第三方评价办法,在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社会评价体系,强化预算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上闯出一条新路”。为执行省委书记的指示,广东省财政厅制定了《省财政部分专项资金实施第三方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方案》,引入第三方开展财政资金绩效评价。2011年至2013年,广东省财政厅共选取了14个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委托第三方开展资金绩效评价。即通过公开(邀请)招标方式,选定合资格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委托其独立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1.项目类型

开展第三方评价项目的类型包括教育(义务教育和民办教育)、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生态环境保护(沿海防护林建设、节能专项)、基础设施建设(国道建设、水利和饮用水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旅游项目)以及党建(“两新”组织建设)等。其中,以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产业发展的项目为主。具体项目类型的数量及比例见表1。表1开展第三方评价的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类型、数量与比例教育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产业发展环境建设党 建项目数量233321比例14%22%21%22%14%7%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网站数据整理(下同)。2.项目金额

在开展第三方评价的14个专项资金项目中,教育事业类专项资金的总金额最多(431944亿元),其次是基础设施类资金(308498亿元),而生态环境建设类资金的数额最少(仅有13719亿元)。就单个项目来说,义务教育项目资金数额最大(4238亿元);而沿海防护林及红树林建设项目资金最少,为035亿元。详见表2。表22011―2013年开展第三方评价的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概况项目类别项目名称金额(亿元)教育义务教育4238民办教育081基础设施小型水库加固1205国、省道改建1400农村饮用水安全1995社会保障“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62“新农村合作医疗”2552欠发达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245生态环境沿海防护林及红树林建设035节能200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870旅游产业园区发展1200高端旅游发展050党建工作“两新”党建172

3第三方机构

承担第三方评价的机构类型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和公司。其中,研究机构2家,高校3家,公司4家。机构及评价项目名称见表3。在承担评价项目数量方面,最多的是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l展中心和中国水利(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均达到3项,各占第三方评价项目数的20%。表3承担第三方评价任务的第三方机构及承担项目概况单位:亿元第三方机构名称机构类型评价项目类型项目金额广东省技术经济研究发展中心政府内研究机构

(广东省科技厅)农村养老保险16159农村合作医疗25518646基层卫生院建设245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学术研究机构沿海防护林035华南理工大学高校义务教育4538广东商学院高校国、省道公路建设3499中山大学高校战略性新兴产业173622广东粤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节能专项10219原点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公司民办教育08144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党建工作05858中国水利(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公司高端旅游发展05水库除险加固1205旅游产业园区建设120

广东省省级财政支出绩效第三方评价的内容覆盖“投入-过程-产出-效果”。投入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绩效目标的制定,资金、人员、物资投入。过程包括项目管理的规范性,资金使用的合法性。产出包括绩效目标要求的实现程度、时效等。效果包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对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项目对象满意度。评价的方法包括项目资料审核、观察勘验、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评价结果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布,并向部门反馈问题和提出改进建议,促进部门提升绩效;同时,评价结果作为今后预算分配的重要依据。

广东省级财政绩效引入第三方评价是个进步,是促进实现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体现[31],也体现了财政绩效评价的发展趋势。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第三方评价有其适用范围与限度,评价的有效性需要以一定的配套条件为前提。[32]基于此,广东省财政第三方评价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第三方的权威性不足。第三方的权威性主要源于省财政厅的委托而产生的间接性行政权威和自身的专业权威。但是,第三方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力,对政府部门没有强制的权力。因此,第三方在评价中可使用的权威资源或权威性,取决于被评价对象对第三方权威地位的解读与感知。二是第三方信息不对称。第三方收集数据的能力,决定了评价的质量。但实际上,政府部门是个黑箱,第三方与政府部门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其收集数据的能力受到很大的挑战。三是公众参与不足。民间立场、公众参与应该是第三方评价的重要特征,公众评价应该是第三方评价的主要方法。但公众参与广东省财政绩效第三方评价的形式是满意度评分,满意度调查所占的权重也只有10%~20%。满意度评分是第三方评价报告重要组成部分,但公众对于公共项目的抱怨、意见和建议的收集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四是绩效信息难以影响预算分配。虽然第三方评价的结果在名义上可以影响预算分配,但实际上,预算分配决策更多是一个政治过程,很少受到绩效信息的影响。

(三)广东省财政绩效评价改革启动与演进的原因分析

财政支出压力和地区领导支持是驱动广东省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的直接原因,而地区的改革环境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倡导则是间接诱因。在这些因素中,地区领导对财政厅领导启动改革议程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持续推动这项改革的最主要力量。同样,财政绩效评价引入第三方,也是地区最高领导倡导的结果。

一是压力驱动。广东省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的启动,是对越来越突出的财政收支压力的回应。广东省一直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GDP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下降,但部门财政支出逐年递增,财政支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财政部门希望通过绩效评价来控制部门的支出需求。“我省财政收支规模快速增长,但财政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有利于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办法》)可见,对财政支出压力的回应,是推动广东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的直接原因。

二是领导权威。广东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得到地区最高领导的支持,属于政治精英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2003年,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财政绩效评价的报告,得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肯定性批示,意味着这项改革获得了地区最高领导的支持。2003年,广东省省长也提出要开展财政绩效评价,逐步探索建立绩效评价制度,提高政府项目的绩效。2004年至2008年,广东省省长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财政绩效评价,“开展绩效预算改革试点,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并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2004),“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05),“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改革走在全国前列,要深入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2006)“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卓有成效”(2007),“要继续深入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2008)。2007年,“强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被列为广东省今后五年财政改革的重点。201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财政部门要研究引入第三方评价办法,在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社会评价体系”。为执行汪洋书记的指示,广东省财政厅制定了《省财政部分专项资金实施第三方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方案》,试行委托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绩效评价。

三是政策倡А9愣省开展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也是对中央政府政策倡导的回应。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的财政改革长远目标。同年,财政部印发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2005年,财政部印发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对中央部门的项目进行绩效评价。2003年,广东省财政厅的新任领导充分利用中央的新政策作为依据,在广东开展绩效评价试点。

四是改革环境。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具有鼓励探索、创新与改革的良好氛围,为各项政府改革营造了良好的改革环境。广东省是中国率先开启改革开放的地方,承担在全国开展改革探索的任务,具有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广东的公众也适应了政府改革,并期待政府不断改革,提升行政效率。广东的媒体也经常报道改革新闻,营造推动改革的舆论氛围。因此,在广东开展财政绩效评价改革,具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国内外环境影响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必须条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转化为关键因素。[33] 图1广东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启动及演变模型

四、结论与讨论

广东省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议程的启动和演变,地区最高领导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财政支出压力和领导权威是驱动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而地区良好的改革环境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倡导则是间接因素。在这些动因中,省委书记、省长和财政厅官员是持续推动这项改革的最主要力量。因此,广东省级财政绩效评价改革属于压力驱动和领导推动的混合驱动,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在这一驱动模式下,改革的权威“势能”很强,改革推进速度雷厉风行,但是由于绩效评价改革的激励功能发挥不充分从而引发利益诱致性“动能”不足,使得本次改革还是存在评价技术和技能以及人手准备不足、被评对象的积极性不高、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第三方评价的权威性和法制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改革的预期目标未能得到充分实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遇到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故此,要实现财政绩效评价改革预期目标,需要在体制上理顺财政绩效评价与预算资金决策的关系和提升评价的法定权威性,在机制上提升财政绩效评价的跨部门工作效率,并进一步夯实评价所需的人力资源和知识技能基础。特别是,评价工作需要一如既往强化领导驱动力,增加评价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提升其工作能力,使其可以应付绩效评价改革带来的繁重工作负担,促进资金使用部门对改革的理解和配合。否则,如果领导权威势能式微,政府部门内部的动能不足,财政部门评价工作人员的能力不胜任,绩效评价改革难以持续。总之,领导驱动的绩效评价改革具有推进速度快的优势,但弱点是具有不确定性,其效果取决于评价的法定权威性、领导推动的持续性、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政府部门的合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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