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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监测报告 2024年舆情监测工作总结报告优秀4篇 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方案

更新时间:2024-04-11 来源:互联网 点击: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里是漂亮的编辑帮助大家收集的2024年舆情监测工作总结报告【优秀4篇】,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舆情监测报告范文 篇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诈骗也以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出现。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网络安全形势的认知度,提高网民对网络诈骗的鉴别力, 降低网络诈骗的案发率,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联合猎律网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采集网络公开数据,历时三个月完成《2011-2015年度网络违法犯罪大数据报告》 。《报告》以数据统计的形式对2011-2015年度的16种网络违法犯罪数量、地域分布、受害群体、损失情况及作案手段进行归类分析,对当前我国网络违法犯罪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总结。

《报告》显示,近5年来网络违法犯罪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网络违法犯罪主要集中 在广东、浙江、上海、福建、江苏等省份,犯罪主体日趋年轻化,社交软件是实施 网络违法犯罪的重灾区。就网络诈骗类型来说,虚假兼职占比高达30%,退款欺诈位 列第二,占比18.2%。网上、金融理财、以及网游交易这三类也极易诱发网络诈骗。《报告》还对电信诈骗行为进行了专门梳理分析。

《报告》指出,网络违法犯罪呈现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犯罪主体年轻化、犯罪对象广泛化、犯罪形式多样化、网络违法犯罪监管滞后等特点。为此,《报告》提出 ,要从加强侦查能力建设、强化网络监管规章制度、优化网络安全技术、加强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培养良好上网习惯等方面来完善风险防范 措施,同时还要注意证据的留存,以便及时寻求司法救济。

网络舆情报告 篇二

20XX年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报告

互联网发展战略已经被摆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十以来,党和政府召开了一系列治理网络空间的高规格会议,推出了一系列清朗网络空间的新政法规,微信十条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举措掷地有声,舆论正向引导作用积极明显。中国在互联网治理与发展事业上的战略部署,以及G20杭州峰会、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成功举办,引发全球高度关注。20XX年,中国互联网发展事业迎来新的高峰,在年内连续发表219419517等一系列重要深刻的讲话,提出的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等新论断,成为了加强互联网工作的重要指引。的重要讲话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传承发展,充分体现出中央高层对互联网发展战略部署的精准把握。

舆情是考验国家互联网治理成绩的关键因素。如果说2015年是中国网络舆情风起云涌的一年,那20XX年则是中国互联网表面归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一年。研究20XX全年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发现,20XX年6月,成为了上下半年舆情骤热骤冷显著不同的分水岭;而20XX年本身,则有望成为中国互联网自微博元年以来的前五年,到未来五年形势变化的分水岭。

一、总的形势

20XX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研究中国网络舆情大盘,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综述如下:

20XX年,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研究中国网络舆情大盘,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综述如下:

1.国际角度

对外议题设置能力显著提升。随着国力提升,利用互联网对旧的规则加以修改与完善,并提出新议题、增加新规则,是我国必须加快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互联网发展战略在配合一带一路国家建设、G20杭州峰会、亚投行建设等重大事件中,正发挥着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可喜的是,在南海争端、黄岩岛问题、香港占中、问题等国际议题中,中国通过主动设置话题、引导主流舆论、新闻发言人呛声等行动,掀起了浓厚的爱国情绪,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2.青年角度

90后有望担起舆论场主力军角色。当下,新一代青年网民越来越习惯扮演驳斥舆论戾气和谣言主力军的角色,主动策划的一系列正能量网络议题和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网上舆论引导作用积极明显。随着80后普遍进入而立之年,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愈发沉重,参与舆论争辩的意愿有所降低,90后成为接手舆论引导主力军的不二群体。20XX年,90后团队策划的帝吧出征、马克斯是个90后等系列作品,展示出极富创造力、竞争力的优势,引领舆论潮流的能力已经显现。

3.资本角度

资本舆情陷入舆论漩涡。20XX年,被网民深揪不放的最出名资本舆情,当属赵薇戴立忍风波,当网民对赵薇所作所为产生广泛质疑时,微博等舆论平台突然风平浪静,甚至一些帖文被瞬间和谐,让网民不得不对互联网资本间的关联产生遐想。在六小龄童上春晚舆情风波中,微博搜索与六小龄童有关的词汇,全部被导向百事可乐,被网民指责百事可乐存在借势营销之嫌。还有在如家酒店女子遇袭事件中,网络小说平台以及网络被指称是舆情发酵背后的主要推手。支付鸨事件虽来去匆匆,影响却巨大,更重要的是,芝麻信用确实在事后红了,该舆情也被部分网民说是资本反向营销。20XX年自媒体营销事件也不少,例如罗一笑带血营销、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等等。

4.网民角度

整体心态趋向理性平和。幽默、嘲讽、调侃、戏虐型的段子,一直是最具传播力的网络素材。20XX年,在G20杭州峰会、华北大雾霾等多起重大事件中,网络红黑段子层出不穷,甚至一度出现段子博弈对抗的竞争形态。观察微博、微信、论坛和新闻评论四大网上舆论主阵地,可以发现,网民在对待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观念渐趋成熟理性,爱国热情高涨,在帝吧出征FB、南海仲裁案、烈士余旭感动百万网友等热点事件中,理性、自信、健康的群体心态特征尤为鲜明。

5.智库角度

网络实践派专家数量匮乏。建设具有深度的舆情智库,正在成为各地政府、媒体、研究机构和网络平台越来越重视的方向。但目前,中国舆情智库行业缺乏门槛标准,专家结构、水平参差不齐,智库整体水准普遍偏低,能出高质量研究报告的智库屈指可数。舆情行业的快速兴起,对人才的需求愈发紧迫。与专职舆情研究员相比,网络实践派有着自身优势,他们来自网络一线,通过其接网气的微视角审视,能够得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和观点。如网络名人悬壶问茶的《网络舆情处置中的十大错误思维》,通俗易懂、见地深刻,在业界产生刷屏效应,就是典型案例。

6.技术角度

技术还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微软智慧账号小冰通过网络化的形态、人性化的问答,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进而获取大量网络数据。目前来看,国内企业想要做出小冰水准的数据收集机器人,精准分析出网民的群体分类、情绪特征、集体注意力等复杂信息,依旧任重而道远。舆情市场已经风生水起,但由于网络舆情的数据过于分散,关联结构过于复杂,舆情软件只能作为辅助工具,依靠软件预判或应对舆情都是不靠谱的行为。

7.大V角度

网络舆论场亟需专家型意见领袖。按照大V比例来计算,目前中国舆论场上的专家型意见领域数量明显过少。分析缘由,行业专家难以保证充足上网时间,对互联网生态及语言形态陌生,不能第一时间介入热点事件讨论,是其中的最重要原因。在互联网上,像知识分子、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能够实时专业解答网民刁钻问题,并具有较强网络影响力的账号非常稀缺。

8.明星角度

舆情是折损明星光环的杀手锏。很少有明星愿意卷入舆情事件,因为一旦卷入,能够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尤其是明星自己作出来的舆情,更是挖坑埋自己,作了必死。20XX年,最火的涉星舆情当属王宝强离婚事件,作为事件中的弱者,王宝强博取了大多数网民的同情,但随着舆情发酵,该事件也被少数人说是王宝强过度营销私生活。而赵薇戴立忍风波、林丹出轨门、郭德纲和曹云金互撕、刘恺威被爆出轨、张靓颖结婚风波等涉星舆情,更是当事人一方的全盘皆输。

9.社会角度

吃瓜群众成为舆情发酵的重要推手。中国有着基数庞大的网民群体,爱看热闹、爱挖内幕、爱抠细节、爱爆猛料是一部分网民的爱好。在一些偶发但具有非典型意义的舆情事件中,网民因为无意或有意的推波助澜,导致舆情不断升温加火,故而引发次生舆情。诚然,在历年的涉腐舆情中,吃瓜群众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随着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网上涉腐舆情的数量已大大减少,吃瓜群众缺少一致围观方向后,更多地转向对零散、特殊、偶发舆情进行辩驳挖坟,推动舆情向不确定的方向发展。

10.环保角度

雾霾危机变成不定时舆情炸弹。环保舆情,是唯一一个需要单列的民生类舆情。环保问题尤其是雾霾污染,已经成为一触即热的舆论焦点。20XX年底,以华北为核心的区域大范围遭受强雾霾,网络上消极情绪广泛蔓延,逃离北京、精英移民成了广大网民的共同话题,调侃雾霾的段子爆炸式出现,成都等个别城市差点发生线下,环保舆情危机压力巨大。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社会、民生等多领域的舆情,是一颗不定时的舆情炸弹。

二、20XX年中国15大舆情

舆情的前提是舆论传播,一旦舆论传播的关节被破坏,就能让舆情向坏的方向发展。舆论的关节,一般包括话语权、传播权、定义权、释义权、解读权等。梳理20XX年全年网络舆情,笔者认为最典型的15个舆情案例,无不在舆论的某一个或多个关节上出现过问题。综述如下(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排序):

一号舆情:帝吧出征FB打。标签:舆情搭车。为反击蔡英文、台湾艺人周子瑜等人的行为,以帝吧为代表的大陆爱国群体组团赴国际互联网,通过刷诗歌、表情包的方式在蔡英文、爱国艺人罗志祥等人的facebook主页上霸屏。本次帝吧出征FB无疑是值得点赞的网络事件,但在舆情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小部分青少年的网络情绪被蓄意,一度诱导向爱国极端主义的方向发展。在重大网络事件中后期,舆情搭车,炒作新的舆论焦点,诱导舆论聚焦转向特定目标,是不良网络意识形态投机性介入的一种表现。

二号舆情:任志强微博被销号。标签:标志性事件。任志强在网上的影响力极大。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的前一周,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大鹏看天下等一批账号被陆续关闭。一系列的动作,就像大雨倾盆前的雷鸣阵雨般,为任志强销号事件做足了铺垫。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初始阶段,部分大V策略性极强地推动违内批评自由等舆论伪命题,妄图形成舆论震慑。该事件将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标志性事件。

三号舆情:魏则西事件。标签:百度竞价。在魏则西事件被口伐笔诛后,百度搜索前几页结果显示结果居然是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百度不是一切恶的渊蔽等自我辩解的文章为主,甚至还有看看这家上新三板的百度广告商这样的软文来试图化解舆情危机。因为市场垄断,竞价排名成为百度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因为竞价排名,百度的行为一直饱受诟病。在发生魏则西事件后,百度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挑战着公众认知底线。

四号舆情:雷洋事件。标签:全民侦探。相比魏则西事件中较为明确的责任归属,雷洋事件中的涉事主体则各执一词,为谁该为雷洋意外身亡负责而争执不休。该事件引起的舆论涟漪效应使得舆情不断发酵,而警方的舆情应对策略存在争议,客观上进一步撩拨了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警民关系。雷洋事件的舆论热点一旦出现,就如一粒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本身可能并不甚大,却能荡起层层涟漪,其中每层涟漪都在激活新的补充信息点、唤醒沉睡的生僻知识点,最终形成新的舆论内容,这一过程不断周而复始,直至最终完成整个舆论话题的消费过程。

五号舆情:杨改兰事件。标签:盛世蝼蚁。个别媒体以《3年未获低保》、《低保被取消》等鲜明标题为引导,主观上推动舆情外溢蔓延。此类标题极具诱导性,且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对舆情发酵产生明显影响。在舆情发展后期,又有媒体指向农妇杨改兰丈夫的入赘角色问题,报道侧重其家庭情况之复杂,不少网友脑洞大开,设想其家庭情况成为悲剧产生的诱因。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舆论未借助官方调查,却影响了舆情走势和网民情感态度,媒体舆论导向性值得商榷。

六号舆情:罗一笑事件。标签:消费怜悯。从上午的满屏感动转向下午的满屏质疑,再到晚上的各方表态,罗一笑事件的舆情反转也就仅花了一天时间。严格来说,罗一笑父亲算不上是骗捐,也不是借病营销,他本应该客观阐述,却使用了营销元素,让自己从舆论获益转向被舆论暴力。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再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在网络上,一旦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将失去同情。

七号舆情: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标签:高端营销。根据观察,该舆情在初始2个小时内产生了20多万次的转发,信息助推力量远大于一般网络事件的自然发酵速度。在平安北京发出第一条微博后,评论区被大量辱骂声音所覆盖。追溯声音来源,可以发现最早的转发均来自一些网站签约。该类账号一旦发出声音,即被大量点赞置顶,这已经大大超出新浪的一般信息导流和基本规则。

八号舆情:王宝强离婚风波。标签:自我消费。比起财产,吃瓜群众的不离不弃,才是王宝强在这场危机公关大战中最需要赢得的东西。公共舆论场的可怕之处在于,真相永远没有绝对,公众眼中的真相,永远取决于公众愿意相信什么。爆料、手撕,好戏连台的背后,是双方在舆论场上的厮杀角斗,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才是摆在所有当事人面前一道难题。在该舆情中,因为王宝强傻根的人设,以及马蓉宋喆一方低级的舆情反击手段,成为了王宝强能够取信于公众,最终成为相对胜利方的两个关键因素。

九号舆情:快播案。标签:技术?。很多网民轻易接受了快播只是个播放器的判断,以此为认知出发点,网络上为快播抱不平的评论和段子一直哄闹不停。诚然,技术的工具性,使其天生就拥有在法律上的中立。但技术中立也存在法律、道德上的界限。从法律角度来说,快播利用P2P技术播放平台,按照点击量把热门视频的缓存,存储于自己2000个服务器之中,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推荐和搜索向用户加以展示,这让快播从中立的播放器变为了实际的传播者。一旦相关资源涉嫌违法,快播很难规避法律责任。

十号舆情:上海女孩逃离江西。标签:戏弄舆论。假新闻的共同的特征是,炮制者为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割裂了社会、分化了舆论族群。上海女孩逃离江西这则刷爆网络的假新闻背后,其实是某些人规则意识的缺失。某些人视网络为不受管束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营销事件背后,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舆情策划。媒体对网络营销群体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以及抢新闻刷流量的动机,造就了这场可笑的舆情事件。

十一号舆情:高考减招风波。标签:国民利益。新闻媒体,是该舆情能够被有效处置的最大功臣。舆情爆发后,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积极报道事件相关进展,突出强调官方处理及回应相关内容。起初,试图通过政策解读来平息众怒,如中国网以《江苏高考减招不减反增其实录取几率增大》为题作报道,等等。在缓解效果不甚理想时,媒体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如常州网新闻《江苏高考今年减招?专家:客观增加六千人机会》等。该舆情是媒体的统一行动,作为舆论主阵地,媒体的抱团发力对缓解舆论风波,起到了直观有效的作用,舆情后期平稳过渡。

十二号舆情:聂树斌案。标签:时代悲剧。最高法罕见主动谈聂树斌案,对聂树斌案舆情的二次传播推动效果明显。 6月8日,网民对聂树斌事件的主动搜索次数逐渐达到高峰,随后迅速走低并趋于平缓,可见网民对此次聂树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续性关注。在聂树斌案重审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与官方微博、新华社、人民日报与头条新闻等媒体,将政府动态及时准确传递给公众,并开展交流互动,做到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推动网友热议方面的影响力较为突出。此次事件应对中,政府、媒体与网民三者互动良好,未见极端次生舆情出现。

十三号舆情: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标签:反转肥皂剧。新年后的第一天,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刷爆网络,与媒体广泛追求真相不同,网民则以看连续剧的心态围观舆情跌宕起伏。在该事件中,裸抢、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网络名人以辩论形式推动着舆情后续发展,也推动舆情向探究真实鱼价等问题不断深入。该事件是对当地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的一次考验,通过舆情观察,涉事地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借势营销能力还有待加强。

舆情监测工作总结报告 篇三

各科室:

为加强网络安全领域监测,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预警和管控处置能力,结合单位实际,建立网络安全领域监测预警和工作协调机制。

一、组织领导

市公管办网络安全领域监测预警和应急工作协调机制,由市公管办领导班子成员统一领导下,综合科统筹协调落实,各科室共同配合开展工作。

二、工作重点

一是组织开展对单位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的检查。重点加强对中心网站、微博、微信等环节的涉稳问题发现、研判、记录和处置,从落实网站主体责任、内容审核管理制度、技术管控手段建设、应急处置工作机制等方面加强检查。

二是组织开展网络安全稳定风险隐患专项治理。以全面实施《网络安全法》为契机,深入开展网络安全隐患排查、打击网络谣言、网络侵犯个人信息等系列专项活动。加强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维护好网络安全稳定。

三是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和网络安全检查。重点检查各科室信息审核、信息发布、安全管理等,摸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风险状况,构建一体化防御体系,防止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四是强化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体系,充分发挥信息通报作用,完善通报机制和平台建设,加强社会资源整合。

五是严格贯彻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实行层层负责制,按照《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意见》有关要求,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教育、引导和管理。

六是健全重大网络敏感案事件处置的协同联动机制。遇涉公共资源交易敏感突发舆情,启动网络舆情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及时与市网信办、协调沟通,制定舆论引导预案,及时有效地引导好涉及本单位网络舆情。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日

网络舆情报告 篇四

关键词:误区 舆论审判 网络暴力 新格局

网络舆论监督为社会民主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平台,它同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相比,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更便捷快速的传播渠道,但是它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邓玉娇案件”背后的“舆论审判”、“欺实马”折射出的“仇富心理”等,这些都鲜明地告诉我们,“网络舆论监督是把双刃剑”的言论不再是异调,在我们为网络舆论监督叫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在发展过程中陷入的误区。

网络舆论监督中存在的误区

第一,网络舆论监督造成的法律困扰。

网络舆论监督形成舆论审判,干扰司法公正。网络舆论监督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网络调查,而网络调查多以人的逻辑推理和社会道德定论。网民在对社会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监督时,更容易形成一种定性的舆论导向,给审判过程中的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比如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从开始到法院宣判只用了短短30多天,因为网络舆论的支持,邓玉娇从一个“弱女子”变成了“女英雄”、“中国第一烈女”,翻天覆地的帖子声援邓玉娇,虽然法院最后的审判较为合理,但是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司法的公正。

网络舆论监督形成网络暴力,侵犯公民权益。在网络舆论监督中,许多曝光事件的最先发动者一般是牵涉该事件的关联人。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对他人进行披露或人身攻击,甚至利用人肉搜索调查当事人的私人状况。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人肉搜索”可能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成为“网络暴力”,从而可能会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或其他权利。如2009年第一号人肉搜索令“谁让我们买不到票”,网友们因北京火车站售票员在售票口内部大量出票存放却拉帘停售的视频,爆发民怨,铁道部原部长的个人资料被大量曝光在网上,引发许多网友的谩骂与中伤,这是严重侵犯个人公民权益的行为。这些“人肉搜索”背后的推动力并非伸张正义,它的逐利性或者某种目的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肉搜索”的社会意义,甚至把舆论引向歧路。

第二,网络舆论造成的媒介困扰。

网络舆论监督涉嫌新闻炒作,导致网络公信力低。网络是一个大的信息“收纳器”,其中鱼目混珠,不少网络信息传播者为吸引他人眼球、赢得个人网页的高点击率,利用互联网失真消息。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网民认为网络内容可信度一般,认为可信和非常可信的仅占15.7%,由此来看,网络媒介的公信力有待加强。①

网络舆论监督误导传统媒体,造成媒介职能错位。网络媒体由于缺乏把关人,其公信力不能和传统媒体相提并论。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传统媒体在事件发生之后应该迅速地利用自身的优势,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再进行报道。然而,在2009年河北“艾滋女”事件中,不仅广大受众被误导,传统媒体也被网络误导。2009年10月14日,南京某报刊登《“艾滋女”开博曝光数百性接触者》一文,率先把“艾滋女”从网络信息的海洋中打捞出来。10月16日,该报再爆猛料,刊登《艾滋女闫德利再自曝 公布“接触者”只为寻夫》一文,这篇文章同样成为被争相转载、热炒的对象。然而,事实证明,此文中所称的联系采访只是记者的一番谎言。在整个“艾滋女”事件中,报纸这一传统媒体没有充当好正确的舆论导向标,在网络的误导下职能错乱,只是一味和网络进行了一场接力赛,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第三,网络舆论监督造成的社会困扰。

网络舆论监督缺乏理性思维,造成偏激言论泛滥。网络监督与网络暴力之间常常只有一步之遥,特别是在当今网络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制约的情况下,稍加搜索,便可以发现网上存在许多片面、偏激、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甚至还有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的帖子,这些都被称为“情绪型舆论”。如2010年诸多官员落马案中,网络民意的愤慨体现出强烈的“有罪推定”色彩,网络跟帖中更是不乏谩骂、诋毁之词,理性的声音仍是“稀缺品”。不仅网民,就连积极介入的法律专家和知识人士,也凸显出某种急功近利式的表达和干预,这些都折射出一种失衡失准的情绪。②这种情绪一旦驶上网络的“快车道”,就无异于没有防火墙阻挡的网络病毒,会迅速传播开去。

网络舆论监督缺乏专业引导,导致畸形心态扩延。就现在而言,互联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专业媒体平台,信息传播者还欠缺许多经验,其新闻素养及对舆论的敏感意识也有待提高,因此,他们无法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可能导致部分网民不良价值观甚至畸形心态的扩延。如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活活打死。新闻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种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基于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称为“泄愤事件”③。久而久之,畸形心态会通过“泄愤情绪”迅速蔓延,使网络舆论成为“泄愤的平台”。

剖析网络舆论监督误区的内在成因

网络舆论监督之所以出现这些误区与网络本身、广大网民以及整个社会体制是分不开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从传播者角度来看。

传统媒体的缺席与盲从。从理论上来说,网络舆论的特点使任何人在网络上都有传播信息的可能,但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网上的信息。相比于网络媒体,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在事件的调查报道、原因分析、经验总结等方面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更能形成高质量的舆论监督,然而在许多新闻事件中,正是传统媒体的“失语”与“乱语”导致事实真相不被揭露,许多流言蜚语混淆视听,进而影响了舆论的形成。

网络传播者良莠不齐。网络传播者作为网络的“把关人”,在杜绝有害、虚假、黄色等信息传播,向大众提供真实、快速、全面的信息等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由于现有的网络传播者良莠不齐,缺乏专业素养,在对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舆论进行控制和引导时,经常出现误差。尤其是在众多BBS上所谓的“楼主”,他们也只是普通网友,在履行“把关人”职责上难免出现个人偏差,这就导致了许多网络舆论误区的出现。

商业公司有目的的炒作。为了追求自己的商业利益,一些网络媒体或者“网络推手”热衷于炒作一些“莫须有”的网络事件,通过被炒者、策划者、者(、网络编辑或社区版主)、传统媒体和网民的联合互动,推波助澜,吸引人们对某事、某人或某品牌的关注,而作为其中重要环节的网民只是盲目跟风,被人利用。

第二,从受众角度来看。

网络受众的群体构成偏低龄化和低学历。中国的网民社会是个特殊的群体,它不等于公民整体,它的构成也与整个社会结构不一致。根据2010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仍旧偏低龄化和低学历:30岁以下各年龄段网民占全部网民的59%,初中和小学以下学历网民分别占到整体网民的27.5%和9.2%,大专及以上学历网民只占23.3%,并呈下降趋势。④这些网民大多是28岁以下的一些青少年,他们缺乏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法律意识,他们习惯以娱乐的视角来审视社会,以娱乐的逻辑解读生活、游戏人生,责任感的缺失使得他们根本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只是一味地追求娱乐的,这些都将导致网络舆论的偏差。

网络受众媒介素养不高。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导致网民没有道德的约束,不受任何审查,任何人只要进入网络,都可借助虚拟身份畅所欲言,他们任意在网上言论,致使不同声音迭起。同时,由于他们媒介素养不高,众多网民缺乏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不能够分辨是非,盲目跟风,发泄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情绪和怨气,由此就造成了网络舆论的散乱性。

第三,从社会机制来看。

社会监督体制的发展不平衡。一个社会的合理发展取决于完善的运行机制,尤其是正常的社会监督体制。“以各级纪委为监督主体,发挥网络监督的辅助作用,在程序操作上实行合理分工和授权,严格控制系统运作的关键点,保证所有监督问题、意见、建议都能按照规定程序严格处理,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监督机制。”⑤而在我国,由于发展的制约,以及许多相关监督部门职能的缺失,网络监督大有“甚嚣尘上,越俎代庖”之势,这不利于“网络媒体”这一社会公器的健康发展。

相关法律的不健全。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正在一步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相继出台。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尚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刑法及知识产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清晰明确,有关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建设总体上还不适应互联网普及的进程,打击网络舆论侵权违法行为有一定难度等,这些导致网络舆论监督难以在适当的法律法规范围内进行,违法或侵权现象难以处理和纠正,进而出现了“舆论审判”、“人肉搜索”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社会病态心理的蔓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各阶层、群体利益的调整,这既给公众带来了新的解放感,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压力。自我利益的唤起、社会风险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强烈冲击。人们的心理结构失衡,紧张、焦虑、困惑、不满等社会情绪浮动,浮躁心理流行,情绪型等非理性舆论大量生成而无处宣泄,开放虚拟的网络,给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心理压力又无处宣泄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释放出口和良好的传播空间。于是乎,在网络上,他们可以不顾及任何后果,大肆渲染一些病态心理,制造“沉默的螺旋”,享受着掌握舆论的,造成社会风气的不良发展。

结语

一个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网络舆论监督亦是如此,我们在看到它优点的同时,更应该认识到它在发展中所陷入的误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从而引导网络舆论监督的文明理性发展,使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通过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

注释:

①《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9年1月。

②《2010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道》,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艾利艾咨询机构,2010年7月。

③陈力丹:《关于舆论监督的几个认识问题》,传媒学术网,省略a20091021114.htm,2009-10-21

④《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7月。

⑤喻国明:《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与借鉴意义》,《新闻与写作》,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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