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下面是学习啦的小编为你们整理的文章，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第一节 关于乐府
什么是“乐府”?它的涵义是有演变的。两汉所谓乐府是指的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如《文选》于骚、赋、诗之外另立“乐府”一门;《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又特标《乐府》一篇，并说“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便都是这一演变的标志。六朝人虽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至唐，则已撇开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新乐府》、皮日休《正乐府》等，都未入乐，但都自名为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则又离开了唐人所揭示出来的乐府的精神实质，而单从入乐这一点上出发，是乐府一词的滥用，徒滋混淆，不足为据。
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武帝。作为一个供统治者点缀升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关，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汉书?札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所谓采诗，即采民歌。同书《艺文志》更有明确的记载：
这件事，在文学史上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白居易说：“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采诗官》)其实，和周代一样，汉代也是采诗的。而从上引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采诗的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比周代还要广。两汉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者较能接受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也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歌民谣的作用，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叙》)。这种政治措施，说明当时乐府采诗虽然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政治意图，即所谓观风俗，知薄厚;而在客观上也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记录、流传。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一百三十八首，这数字已接近《诗经》的“国风”，东汉尚不在内，但现存的总共不过三四十首。最早见于记录的是沈约的《宋书?乐志》，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有所增广。郭氏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下列十二类：(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这个分类很全面，也系统。汉贵族乐章载在“郊庙”一类，全是文人所作，其中惟《郊祀歌》的某些作品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如《练时日》之创为三言体，《景星》等篇之多用七言句，《日出入》之通首作杂言。汉乐府民歌则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杂曲”三类中，相和歌中尤多。在音乐上，这三类也各具特色。相和是美妙的民间音乐，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含有“丝竹更相和”和“人声相和”两种意思;鼓吹曲则是武帝时吸收的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作军乐;杂曲只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在写作年代上，郊庙歌辞中的《房中歌》最早，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作品;相和歌则大部分产生在东汉，其中题为“古辞”的，几乎全是“汉世街陌谣讴”;杂曲年代最晚，已出现不少文人的五言作品，可以看出民歌的影响。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性
班固虽不曾把那一百三十八首西汉乐府民歌记录在《汉书》里，但对这些民歌却也作了很好的概括，这就是他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现存不多的作品看来，包括东汉在内，这一特色确是很显著。这些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汉代土地兼并剧烈，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极惨重，农民生活异常痛苦。关于这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不能不承认：“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汉书?食货志》)，甚至与牛马同栏出卖自身及妻子作奴婢。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有不少对饥饿、贫困、受迫害的血泪控诉。如《妇病行》所反映的便是在残酷的剥削下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寒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残酷的剥削，竟使得这个做父亲的不能不违背妻子临终时的千叮万嘱，忍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汉书?贡禹传》说：“武帝征伐四夷，重敛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由此可见，当时许多贫民还有因口赋钱而杀害亲生子的，抛弃子女的惨剧也必相当普遍，是有其典型意义的，并不足为异。诗言两三孤子，到市求乞的是大孤儿，啼索母抱的是小孤儿。“塞牖舍”之“舍”即徘徊空舍之“舍”。牖舍连文，看似重复，但正是汉魏古诗朴拙处，像舟船、觞杯、餐饭、晨朝、门户等连用的例子是很多的(诗歌中的这种复词，唐以后始告绝迹)。
由于破产，大量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有的兄弟三人同在一个地主家干活，他们终岁劳动，却仍然衣不蔽体，如《艳歌行》：“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地主阶级的残酷性，也表现在对亲人的压榨、剥削上。这就是那著名的《孤儿行》所描写的。为了独占家财，兄嫂把亲骨肉看成奴隶，看成仇人，尽量役使他，折磨他，必欲置之死地。不是出外四处行贾，便是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吞、种瓜，什么都得干，而大冬天连双草鞋也穿不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是孤儿绝望的血泪控诉，也是作者和广大人民愤怒的谴责。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兄嫂的狠毒，实质上也揭露了剥削阶级凶恶的本来面目，并使我们看到私有财产制度是怎样把人变成了禽兽，这就是《孤儿行》的深刻意义。
《乌生》和《枯鱼过河泣》是两首奇特的寓言诗。通过乌鸦和枯鱼的遭遇曲折地表达了受迫害者的悲惨命运。《乌生》借中弹身死的乌鸦的自宽自解，指出即使是山中的白鹿、天上的黄鹄、深渊里的鲤鱼，也都难逃一死，不禁令人想起晚唐杜荀鹤的诗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也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阶级尖锐的实际斗争行为。在这方面，《东门行》和《陌上桑》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它们充分地体现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精神。《东门行》写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穷老汉：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首短诗形象地揭示了人民起来反抗的过程。“他家”四句是妻子的劝阻，在迷信的说法中也蕴藏着她对丈夫的爱情。“今非咄行”三句是丈夫的答辞，说是斩钉截铁。咄行，是说咄嗟之间即行，犹言“咄嗟即办”，也就是马上就走。这首民歌曾为晋乐所奏，但添上了“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一类封建说教，又抽去了“白发时下难久居”，换上“平慎行，望君归”这样一条“温柔敦厚”的尾巴，这就把一个逼上梁山的老百姓涂改成为后来一般评论家所说的“贫士”，大大地削弱了诗的意义。
《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这是一出喜剧，洋溢丰乐观主义的精神。全诗分三解，作者用别开生面的烘托手法让罗敷一出场就以她的惊人的美丽吸引着读者和观众：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写罗敷之美，不从罗敷本身实写，却从旁观者眼中、神态中虚摹，是有独创性的。这段描写，不仅造成活泼泼的喜剧气氛，同时在结构上也为那“五马立踟蹰”的“使君”作了导引。第二解是诗的主旨所在，写使君的无耻要挟和罗敷的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第三解写罗敷夸说自己的夫婿的事功和才貌，则又是一种机智的反击。这段夸说，也表现了作者的爱憎，罗敷越说越高兴，那使君自然越听越扫兴。“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喜剧便是在这种充满胜利快感的哄堂大笑中结束。汉时太守(使君)，照例要在春天循行属县，说是“观览民俗”、“劝人农桑”，实际上往往“重为烦扰”(见《汉书?韩延寿传》)、《后汉书?崔骃传》。《陌上桑》所揭露的正是当时太守行县的真像，所谓“重为烦扰”的一个丑恶方面，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它并不是什么故事诗，更不是由故事演变而来的故事诗，而是一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活生生现实作品。
(二)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在这一方面汉乐府民歌也有不少杰作。汉代自武帝后，长期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有的民歌通过战死者的现身说法揭露了战场的惨象和统治阶级的残忍与昏庸，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用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全篇都托为战死者的自诉，“为我谓乌”数句尤奇，真是想落天外。战死沙场，暴骨不葬，情本悲愤，却故作豪迈慷慨语，表情愈深刻，揭露也愈有力。“梁筑室”四句，追叙战败之因，见死得冤枉。
《十五从军征》则是通过一个老士兵的自述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兵役制度，据当时官方的规定是：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免兵役。但这首民歌却揭穿了统治阶级的欺骗，诗中的主人公足足服了六十五年的兵役，而穷老归来，仍一无抚恤，他的悲剧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八十始得归”，这并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而是客观真实。《宋书》卷一百载沈亮对宋文帝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可见这种现象，不独汉代，而是历代都有的。
我们知道，战争通常是和徭役分不开的，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流亡者的怨愤的呼声。他们有的是无家可归，如《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林何修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诗中提到“胡地”，显然与战争有关。《悲歌》更明言“欲归家无人”，只能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他们有的虽并非家中无人，却又是妻离子散。如《饮马长城窟行》便是写的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她的丈夫而辗转流徙在他乡的。“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读这些诗句，不禁令我们联想起唐人张仲素的《秋闺思》：“欲寄征人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在封建社会，人民所受的苦难往往是相近似的。
此外，《东光》一篇也是反对默武战争的，但含有游子思家的情调，士兵们并自称“游荡子”：“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由此看来，在流亡者的怀乡曲中当有不少士兵的作品，上述《古歌》等就很可能是。
(三)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抗议。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封建礼教的压迫也就随之加重。在“三从”“四德”“七去”等一系列封建条文的束缚下，妇女的命运更加可悲。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很少读到像《诗经》的“国风”所常见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只有《江南》是个例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乐府古题要解》说：“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也。”可能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古人常以莲象征爱情，以鱼比喻女性。它可能是武帝时所采《吴楚汝南歌诗》。
但是，更多的还是弃妇和怨女的悲诉与抗议。有的因无辜被弃，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此篇向来列入古诗，其实是“缘事而发”的民歌。张玉谷说：“通章问答成章，乐府中有此一体，古诗中仅见斯篇。”(《古诗赏析》卷四)可见即从表现手法上也可以看出它不会是文人的抒情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弃妇是如何冤屈：她勤劳、能干、柔顺，但她还是被弃了。作者巧妙地通过“故夫”自己的招供揭示了他的丑恶的灵魂。不难想象：那个新人的命运并不会比故人好些。
有逆来顺受的弃妇，但也有敢于反抗夫权，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女性，如《白头吟》。诗一开头就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纯洁，而对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话下。切身的痛苦使得诗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爱情理想。然而在那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这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这个倔强的女子终于不能不伤心得落泪原因就在此。
为了追求并实现“愿得一心人”的爱情理想，在这类恋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用火一般的热情和实际行动大胆地冲破礼教束缚的另一类型的女性。这就是《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和《上邪》所表现的。《有所思》的女主人公曾追叙和爱人初会时的情况：“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可见他们是自由结合，根本没理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当她听说爱人“有他心”后，便遏不住心头的怒火，我们看：“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爱是真爱，恨也就是真恨。“勿复相思”二句是转折语，想起对方平日说尽相思的话，更觉可恨，与《诗经?氓》中“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同一声口。《上邪》所表现的感情更为强烈：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是女子呼天以为誓。“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奇想，确是“短章中神品”。唐代民间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首，则连用六事，与此极相似。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自由恋爱也是说不上的，被牺牲的往往是女子。
除上述三方面的作品外，汉乐府民歌中还保存有少数讽刺统治者卖官的政治丑剧和权门豪家的荒淫生活的。前者如《长安有狭邪行》：“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便是刺的卖官鬻爵。卖官之风，西汉已有，但不如东汉之甚。《后汉书?桓帝纪》和《灵帝纪》都有公开“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的记载，灵帝并“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因而出现了无官职而有官服的所谓“衣冠仕”的怪现象。又诗言“仕洛阳”，洛阳乃东汉首都，也足证应该是东汉时作品。后者如《相逢行》，极力摹写那个少年家庭如何荣华富贵，好像是句句恭维、钦羡，其实是句句溪落，是另一种讽刺手法。对较好的官吏，民歌也有表扬，如《雁门太守行》写和帝时洛阳令王涣的政绩，表现了人民的爱憎分明。东汉乐府继续采诗，这也是一个明证。
总之，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它是两汉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它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三节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第四节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说：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这，为诗云尔。
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诗的作者和时代。这说明徐陵必有所据，才能这样言之凿凿。尽管由长期流传到最后写定，难免经过文人们的修饰，但从作品总的语言风格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尚看来，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只以太守求婚刘家一端而论，这在门第高下区分禁严的六朝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孔雀东南飞》深刻而巨大原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于：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
《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首先我们感到作者以无限同情的笔触全神贯注地从各方面来刻划刘兰芝这一正面人物。作者写她如何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特别是自始至终突出了她那当机立断、永不向压迫者向恶势力示弱的倔弱性格。在“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无理压迫下，她知道在焦家无法活下去，她起来斗争了，她主动向仲卿提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封建社会，被遣是最不体面最伤心的事情，但当兰芝“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时，却表现得那么镇定从容，没掉一滴泪，没有流露出一点可怜相。当她被遣回家，阿兄摆出封建家长的身份逼迫改嫁，阿母又不肯作主，她知道娘家也呆不下去，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内怀死志，而外示顺从，索性一口答应：“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从而摆脱了家人的提防，得以和仲卿密定死计，并最后达到誓死反抗的目的。正是这种倔强性格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其次，对另一正面人物焦仲卿，作者也作了真实的描绘。他和兰芝不同，所受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又是个府吏，因此性格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不为母亲的威迫利诱所动摇，并不顾母亲的孤单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终于走上以死殉情的彻底反抗的道路：“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仲卿和兰芝虽“同是被逼迫”，但二人处境毕竟不尽相同。兰芝一无牵挂，仲卿则思想感情上不能不发生某些矛盾，自缢前的“徘徊”是他应有的表现。
反面人物焦母和刘兄，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作者虽寥寥几笔，着墨不多，但其狰狞可恶，已跃然纸上。这些反面人物也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同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孔雀东南飞》是怎样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呢?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个性化的对话。对话，上述乐府民歌中已不少，但在《孔雀东南飞》中更有所发展，贯串全诗的大量的对话，对表现人物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兰芝和仲卿的大段对话不用说，即使是焦母、刘兄的三言两语也都非常传神。如“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便活活画出这两个封建家长的专横面目。
第二是注意人物行动的刻划。如用“捶床便大怒”写焦母的泼辣，用“大拊掌”写刘母的惊异和心灰意冷。这种刻划，在兰芝身上更加明显。特别值得我们玩索的是写兰芝“严妆”一段。被遣回家，原是极不光彩、极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做喜事一样地着意打扮自己，这就不仅巧妙地对兰芝的美丽借此作了必要的补叙，并为下文县令和太守两度求婚作张本，而且有力地突出了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但是，由于对丈夫的爱，兰芝内心是有矛盾的，所以作者写兰芝严妆时用“事事四五通”这一异乎寻常的动作来刻划她欲去而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复杂的心情。此外，如用“进退无颜仪”来写兰芝这样一人爱好爱强的女性回到娘家时的尴尬情形，用“仰头答”来写兰芝对哥哥的反抗，用“举手拍马鞍”来写兰芝最后和仲卿会面时的沉痛，所有这些，都大大地驾驶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第三是利用环境或景物描写作衬托、渲染。如写太守迎亲一段，关于太守的气派真是极铺张排比之能事。但并不是为铺张而铺张，而是为了突出这一势利环境用以反衬出兰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德和爱情。这种豪华宝贵，正是一般人，包括兰芝的母亲和哥哥在内所醉心的。关于景物描写。如用“其日牛马嘶”来渲染太守迎亲那天的热闹场面，用“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来造成一种悲剧气氛，也都能从反面或正面衬托出人物的悲哀心境。
第四个艺术特点是运用抒情性的穿插。在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里面，作者的话是很少的。但是，在关键性的地方，作者也情不自禁而又不着痕迹地插上几句。如当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又如当兰芝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写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作者已和他的主人公融成一体了，他懂得他的主人公这时的心情，因而从旁代为表白他们在彼此对话中无法表白的深恨沉冤。这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是有助于对人物的处境和心情的深入刻划的。诗的结语“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虽用了教训的口吻，明白宣布写作的目的，但并不令人起反感，也正是由于其中充满着作者的同情，带有强烈的抒情性。
前面说过，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结合。这也是《孔雀东南飞》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特点。诗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叶，鸳鸯相向，日夕和鸣，来象征焦仲卿夫妇爱情的不朽。这是对叛逆的歌颂，对斗争的鼓舞，也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从精神到表现手法，它都是浪漫主义的。我们知道，在民间流行的有关夫妻殉情的故事中，这类优美的幻想是颇不少的，如韩凭夫妇、陆东美夫妇，以及晋以后流行的梁、祝化蝶等。但见于诗歌，《孔雀东南飞》却是最早的。
此外，语言的生动活泼，剪裁的繁简得当，结构的完整紧凑，也都是这篇伟大的叙事长诗的艺术特色。由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孔雀东南飞》影响之深远也是独特的。自“五四”运动一直到解放后，它还不断地被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第五节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
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象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如此明晰，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线条作出如下的表述：
缘事而发”(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建安曹操诸人的古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由借用汉乐府旧题到摆脱旧题而自创新题，由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学习到成为一种创作原则，由少数人的拟作到形成一个流派、一个运动，这说明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代诗人的影响还是愈来愈显著的。
当然，事物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上升，文人们继承和发扬汉乐府的精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最初阶段他们并无认识，甚至敌视它，如哀帝时诏罢乐府，实际上便只是排斥民歌;到东汉初期，虽有所认识，却还未能将这一精神贯彻到创作中去，比如班固虽指出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特色，但他的《咏史》诗却不是这样的作品，稍后的张衡《同声歌》也一样。直到东汉后期才有个别中下层文人从事学习，如辛延年的《羽林郎》。而在建它以后，也还出现过低潮，特别是当齐梁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更是不绝如缕。但从总的趋势看来还是一直在发展。作为这一发展的高潮的，便是中唐的新乐府运动。《乐府诗集》将“新乐府辞”列为最后一类，其用意即在指明这一发展的结穴或顶点之所在。
其次，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如前所述，汉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在当时尚未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但自建安后，它的影响已日趋显著。如曹操的《气出唱》、曹丕的《陌上桑》、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便都是杂言，至鲍照《行路难》，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战城南》等歌行更是极杂言之奇观，也莫不导源于汉乐府。五言体的影响，比之杂言更早也更大。据现有文献，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诗是从东汉初就开始了的，如班固《咏史》。东汉中叶后则拟作益多，有的有主名，但更多的是无名氏的抒情诗，如《古诗十九首》等。到汉末建安，更出现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一直成为我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第三，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划，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为后代一切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仇兆鳌评杜甫“三吏”“三别”说：“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这是不够正确的。因为陈琳的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从汉乐府民歌学来的，而且“设为问答”，也只是一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批判现实通常是通过对现实作客观的具体的描绘，但有时也在诗的末尾揭示出写作的目的，这对于后来白居易的“卒意显其志”也有所启发。至于李白的抒情诗中那些出人意表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夸张，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它和汉乐府民歌的渊源关系。
第六节 汉代民谣
汉代除乐府民歌外，还有不少未经当时乐府采集而不曾入乐的徒歌和谣谚。这些谣谚，是当时社会现实最尖锐、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都是有的放矢，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在这些谣谚中，有的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如《天下为卫子夫歌》：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卫子夫是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后来做了汉武帝的皇后，她的弟弟卫青也做了大将军，“贵震天下”，人民因而唱出了这首歌。又如《五侯歌》：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
汉成帝封外戚王谭等五人为侯，因“同日受封，故世谓之五侯”。《汉书?王商传》说：“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这首歌谣正反映了汉代外戚骄横这一历史特点。
民谣中，也有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的，如《顺帝末京都童谣》：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又《桓灵时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前一首讽刺东汉外戚权臣梁冀的作威作福，“死道边”指李固，“反封侯”指胡广等人(见《后汉书?五行志》)，但有其高度的典型性。后一首讽刺当时选举之滥，有名无实。
此外，还有控诉官吏的贪污勒索的，如《刺巴郡守歌》：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迎，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有的则揭露战争的破坏生产和兵役的不均平，如东汉桓帝时《小麦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后汉书?五行志一》说桓帝元嘉中，凉州诸羌反，大为民害，“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老百姓男的拼命作战，女的在家生产，而官僚地主们却只不过用剥削得来的钱“买马具车”，这就难怪老百姓要怒形于色了。鼓咙胡，史家解释为“不敢公言，私咽语”，其实其中正包藏着一触即发的怒火。不久，黄巾大起义也就爆发了。
民谣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自具艺术特点。虽形式比较简单，语言也较少加工，但短小精悍，往往一针见血，具有匕首投枪的作用。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直叙其事，有的使用比喻或隐语，有的老辣，有的又很幽默。它对后代文人诗也有一定的影响，即如杜甫《大麦行》：“问谁腰镰胡与羌”，一句中自具问答，便是本于《小麦童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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