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哪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太史公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
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作为其中一个例子。锺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锺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摩灭”“文采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锺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孤寂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著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锺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
(摘编自钱锺书《诗可以怨》)
材料二：
所谓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诗可以怨”即结合“事父”“事君”来谈。朱熹《论语集注》“可以怨”注：“怨而不怒。”“事父”“事君”注：“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他只指出“怨而不怒”，没有就“事父”“事君”来分别说。按《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说明“事父”与“事君”是不同的。这个不同，是符合孔子的意见的。《论语·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对于父母有过，孔子主张敬而不违，劳而不怨，所以“有隐而无犯”。《论语·宪问》：“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勿欺即无隐。孔子主张“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二者是不同的。
孔子主张事父母“劳而不怨”，又怎么说“可以怨”呢？孟子做了解释。《孟子·告子下》：“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孟子指出事父有可以怨或不可以怨的分别，亲之过大者可以怨，亲之过小者不可以怨，高子不加分别，一律认为不可以怨，所以成为“固哉”了。
事君为什么又可以怨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赞美子产的话，可以跟“诗可以怨”结合起来看。这里所说的怨，指郑人所否定的事，执政不加改正即生怨，可以怨，即可以“议执政之善否”中的“否者”，即不仅执政之善者可以议，否者也可以议，子产采取郑人议执政之否者加以改正，用来“损怨”。善与否是一分为二，改正否者以归于善是合二而一，这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是一致的。《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景公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可与否一分为二，献否以成其可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是对立，合二为一是统一，对立统一是辩证的。献否怎能成其可？就是子产改正其所否者以归于善，所以孔子讲的“和”是与子产的话一致的，也与孔子讲事君“勿欺也，而犯之”一致。既然可以议执政之否者，这就是“犯之”；目的在于“献否以成其可”，即合二为一。这就是“诗可以怨”在事君上贯彻的政治观点。
(摘编自周振甫《诗可以怨》)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虽然《诗·大序》没有强调治世、乱世和亡国之音哪一个更重要，但是《论语》将诗“可以怨”放在最后一个，可见其地位最低。
B. 锺嵘认为诗歌可以在诗人生不逢时时起到安慰、排遣、慰藉的作用，这个观点和弗洛伊德的“借幻想来过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C. 关于事父母是否可以怨这一说法，孟子的观点是亲之过大者可以怨，亲之过小者不可以怨，事父母有可以怨和不可以怨的分别。
D. 议论执政者之“否者”的目的在于帮助执政者改正他的错误做法，使其改非归善，这个说法和孔子讲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思想一致。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和《论语》中“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一比较圆通的说法相比，司马迁的“诗可以怨”的说法无疑是片面的，是很难两面都兼顾的。
B. 司马迁和锺嵘关于“诗可以怨”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司马迁是针对死去的人而言的，而锺嵘是针对活着的人而感发的。
C. 《礼记·檀弓上》记载“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的同时要“怨而不怒”，这说明“事父”与“事君”是不同的。
D. 事君可以怨，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角度而言，即臣子“献否”的过程，臣子向君主劝善归过，提出兴革建议以成君主之政。
3. 结合材料内容，下列诗词能表现“诗可以怨”观点的一项是( )
A.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B.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C.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D.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4. 请简要分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论证思路。
5. 清人沈德潜认为杜甫《新婚别》中“‘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一句，近于怨矣”。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答案】
1. A.“可见其地位最低”说法错误，无中生有。材料一第一段指出“‘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虽然《论语》将“诗可以怨”的说法放在了最后一个，但是不能以此证明它的作用最小、地位最低。
2. D .本题考查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A.“司马迁的‘诗可以怨’的说法无疑是片面的，是很难两面都兼顾的”说法错误，材料一第一段说的是“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但是并没有说司马迁的观点是片面的。
B.“是完全不同的”说法错误，曲解文意。由材料一第二段可知，司马迁和锺嵘的说法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二者有相似之处，只不过针对的对象不一样。
C.“《礼记·檀弓上》记载……要‘怨而不怒’”说法错误，张冠李戴。由材料二第一段“朱熹《论语集注》‘可以怨’注：‘怨而不怒’”可知，“怨而不怒”是朱熹的注解，不是《礼记·檀弓上》中的观点。
3. B.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材料一从《诗三百篇》、司马迁、锺嵘的观点入手分析了“诗可以怨”的内涵——诗人可以借诗歌抒发自己内心的痛苦、悲愤与不满；材料二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入手，从“事父”“事君”的角度分析了“诗可以怨”的内涵——亲之过大者可以怨，“献其否以成其可”是事君的关键。
A.表达了送别时昂扬乐观的精神。B.表达了功业无成、壮志难酬的悲苦，是诗人借助诗歌抒发自己内心的痛苦、悲愤与不满，体现了“诗可以怨”。C.表达了求贤若渴的情感。D.表达了对杭州胜景的赞美之情。
4. ①材料一以《论语》“诗可以兴观群怨”引出“诗可以怨”的论题，然后运用对比论证、引用论证、举例论证的方法，论述了司马迁对“诗可以怨”的强调，并将其与锺嵘的观点进行比较，区别二者就“诗可以怨”的作用的差别。
②材料二开门见山，提出文本以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即结合“事父”“事君”)的角度论证“诗可以怨”的观点，接着以《礼记》《论语》《孟子》《左传》等儒家经典为例加以论证。
5. ①杜甫这句诗体现了“诗可以怨”的观点。从内容上看，诗句表现了初嫁少妇的内心独白——初嫁良人，良人就远征的悲苦。
②从写作目的来看，作者杜甫想借这首诗歌传递出对战争的思考，希望统治者能够反思自己的执政水平，达到“献其否以成其可”的目的。
③从“近于怨矣”的角度来看，沈德潜认为杜甫的诗歌虽然有“怨”的特点，但是恰到好处，达到了“和”的境界，可谓“怨而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