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1865—1953)，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在江苏武进的雪堰桥一带。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民党政治家吴稚晖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吴稚晖生平简介
吴稚晖，江苏武进人，清同治四年二月廿八(即公元1865年3月25日)丑时生。1890年入江阴南菁书院，1894年入苏州紫阳书院，曾为清朝举人。1898年6月，吴稚晖到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任教，1901年留学日本。
1902年10月，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学社，吴稚晖任学监兼国文教员。1903年起，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起演说会。吴稚晖等纷纷登台演说，《苏报》将张园演说词刊登出来。1903年夏，《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推荐、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序》等文，革命旗帜鲜明，一时欢迎如狂。清政府十分恐惧，并派人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吴稚晖被迫转道香港，留学英国。
1905年春，经过孙鸿哲先生的介绍在伦敦与孙中山先生会面，逐步接受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并在孙鸿哲的劝说下，于是年冬加入同盟会。1906年在法国与张静江、李石曾等创建世界社，发刊《新世纪》周刊。
1911年后，吴稚晖多从事新文化运动，提倡国语注音与国语运动。不过他积极投入的国语注音，说来一开始是为了自己不识字的妻子袁荣庆而发明便于书信交流的“豆芽菜”文字，今称“注音符号”，仍于台湾及海外老华侨间通行。除了新文化运动外，他也为蒋介石的亲信之一，更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视为老师，所推行政策部分出自其手。1915年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在上海任《中华新报》主笔。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发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一文。
1918年起，担任唐山路矿学校(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国文教员。30年代他曾评价在中国“真正能注重科学工程的学校，寥寥可数”，而其中就有北洋(今天津大学)，南洋和唐山，尤其是后者，“才可算得纯粹的一个科化的工校”，较前两者也“尤专精”。并且为唐院亲笔撰写了院歌。他致信胡适邀其来唐山交大演讲。(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我同吴先生见面时很少。有一次，30多年前，他在唐山路矿学校教书，邀我去讲演。那一天，我住在教员宿舍里，同他联床，谈了好几个钟头。那是我同吴先生单独谈话最久的一次。”)
1919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并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呼吁中国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读方式留学，5月首批学生90多人抵达法国。学生中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陈毅等。
1922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早年学习世界语，并在国内外刊物上竭力宣传推广，1923~1925年曾与蔡元培共同创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并积极倡导注音识字运动。1924年，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华粥会”。至今“中华粥会”仍在台湾运作，秉持着每月集会吃粥，以纪念吴稚晖。
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认为中共与苏俄的密切联系危害中国未来发展，并有破坏中华文化之嫌，因此力倡清党。此后，在1937~1949年的漫长国共之争中，参与杀害优秀共产党员陈延年(陈独秀之子)。
吴稚晖书法
吴稚晖是国民党的元老，字稚晖，常州武进人。小时候被他的外祖母带到无锡后，在那里长大，所以他的口音也带有无锡话的特点。他曾经笑着说：我是无锡人也好，武进人也好，总之我是中国人。
吴稚晖书法写得很好，尤其是篆书特别出彩。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书写篆书，长大后成为了“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雄劲整秀，纯以籀隶之意行之，既论书法已足千秋”这是和他同时代的陈布雷对他的书法的评价。意思是说吴稚晖的书法笔力雄劲，布局规整秀气，风格全是按照古代篆书的笔画肆意写出来的。光是书法这一方面，他就可以在千年后留名了。而吴稚晖却自己开玩笑说：他当时去科举的时候，应该是考不中的。只是他在卷子上写的都是篆体，可能那考官看不懂，但看他写的字还不错，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给他中举了。
吴稚晖书法名气很大，他的为人有平易近人，所以当时有很多人都来向他求字。吴稚晖从早上起来，都要写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当天的接件。一个月下来，差不多可以赚个五六万块钱。但是这样可苦了他的装裱店，每天的工作光是为他装裱都来不及，有的时候只能把工作移交给同行做。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吴稚晖性格豪爽，又比较清廉，所以他到台湾去的时候，还是身无分文。
当时国民党总体蒋介石对他也极其最终，在重庆的时候，曾邀请他书写《蒋金紫园庙碑》，碑文通篇有八百多字。当时吴稚晖已经77岁了，但他凝神贯注，花了两天时间才写完劝碑。当陈布雷看到吴稚晖的碑文书法后，连称其为“精品”。
吴稚晖投身革命
如果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使吴稚晖开始觉悟“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进一步刺激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 吴稚晖离开财洋公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不久，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办新学堂。他便于这年12月从东京回到广东。吴稚晖在广东办学招生，直接接触到官场内幕，深觉与他个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摇头而去。1902年他便带了26个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师范。时清驻日公使为蔡钧，吴稚晖请求他保送江苏、浙江、江西自费学生9人入成城学校， 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一年后即可升入士官学校，但蔡钧不答应保送。吴稚晖与孙揆均带着26个学生赴使馆与蔡均争论，吴稚晖伶牙利齿，据理力争，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亦广为声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吴、孙二人出境。吴稚晖气愤异常，写下了绝命书，愤而投水自杀，幸被警察所救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国邮轮回国时，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闻讯赶到船上护送他回国。吴稚晖由此次事件，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回到上海后，便在欢迎大会上慷慨陈辞，痛斥清廷腐败，丧权辱国，革命思想由此引发。
清末推行新政，然而文化教育界仍十分恐惧。结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邹容主动投案，吴稚晖在亲友的劝说下连忙离开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后转赴英国。
1903年8月，吴稚晖抵达英国，他在英国积极为当地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难，在留学生中声望很高。1905年春，孙中山赴欧洲，在伦敦拜访了吴稚晖，这是两位革命家相见之始。孙中山请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家里吃饭，殷殷相待。会晤给吴稚晖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后回忆：“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祗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是年夏，孙中山到日本，各大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东京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年冬，吴稚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盟。1907年，他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广印书报，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纪》创刊于1907年6月26日，停刊于1910年5月21日，每周1期，共出121号，吴稚晖始终主持其间。《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相呼应。
吴稚晖在主持《新世纪》其间，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了许多重大问题。他屡屡著论培击清室，认为清贼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于进步之地位。欲争起直追，能左右于优等之民族，同趋于公善，非破弃一切障碍不可。破弃一切障碍则以毁灭皇统为根本之图，万以毁灭满洲皇统为根本之根本，故他说：“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他又屡屡著论痛斥满清之所谓，立宪“决不能真”。因为真立宪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头，丧失统治权。而由于清政府只会搞假立宪，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针对国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于将昏睡的中国人讥讽为“猪生狗养”，话虽尖酸，却能惊醒国人的灵魂，促国人毅然奋起。他又大谈科学教育，学习西方工艺，认为要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吴稚晖在巴黎主编《新世纪》周刊时，正值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盛行之时。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出身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创立了互助论，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吴稚晖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中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吹实现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没有强权、军队、法律，消灭阶级、去国界、毁政府，众生平等，人我无界，无争无优，怡然四海如春。在这个社会里，物质文明十分发达，凡劳动都归机器，每人每日只要工作2小时， 便已各尽其能，人们享用的东西，应有尽有， 使人各取所需， 全世界共用一种语言80%的经费用于教授人民生活科学知识，20%的经费教授人们的无政府思想。这个社会不再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只有道德而没有法律，人人正直无私，诚实守信。从吴稚晖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其大同思想与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联系，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影响，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吴稚晖还进一步论证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为“人性本善”。他认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只是接触到环境的影响才使“本善”的人性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发展是善恶交替发展、斗争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使人性接触万事万物时能不受环境影响而达到善呢?他认为这有待于“理智”的“审查”，即通过理智的作用使恶制于善，使善善相续。吴稚晖一再宣称，“人类向于进化，本由良德”，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断推动发扬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不过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实现。
吴稚晕又揭示了三民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进入大同社会，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天下为公”，使天下的人必须人人为公，不可为私，做到这一点，办法有三条，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中重心是民生主义。实行民生主义，可以使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用无需为了物质财富去你争我夺，自然可以做到人人为公，社会进入无政府的大同时代。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都离不开科学和教育，所以吴稚晖充分肯定了科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意义，强调科学与教育是产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
需要指出，吴稚晖的在流亡欧洲时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而逐渐服膺之的;在创办《新世纪》时，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是与反帝、反清、反封建主义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结合的;辛亥革命后，把无政府主义看作社会发展必然阶段，认为共和制是现实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在历史中起了进步的作用，表现了一个要求国家富强、人类幸福的思想家的胸襟。而在北伐战争以后，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为了与共产主义思潮相对抗，反对阶级斗争，而实质上，他已经把无政府主义束之高阁，并逐步摆脱其影响，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竭诚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