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书中作者以外国记者的身份通过“白区”历尽千难万险进入“红区”开始了他的采访，采访的人物许许多多，但是对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周恩来和徐特立的采访记录格外细致，从采访当地的农民、工人，还有红军战士，还有“红小鬼”。一系列的采访，通过他们的讲述、行动、以及当时的生活状况，以一名记者的名义向外界（包括中国国民党）宣传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红军状况，传达共产党、红军的思想，使外界消除对中国共产党、红军的不实之词。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外国普通老百姓通过这本书的讲述，才得以真正的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杜绝特权，躬行垂范，对普通战士的关怀、尊重，包括党在军内尽一切可能推行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战士思想认识的努力，产生了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一批年轻人，革命战士，一批完全不同于旧中国、老中国那些鲁迅先生为之悲哀愤怒的愚昧国民的新人。斯诺所到之处，每每被他遇到的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震惊，令他这个西方记者怀疑是不是身处中国，因为这些人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以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对中国人的印象：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们自信，活泼，朝气，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富于行动力。这样的一批年轻战士、新人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体性因素。这些新人，这些战士是人民的子弟，来自群众，来自贫苦的破产的工农家庭，他们是觉醒了的群众，人民军队的最初血液，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新中国。
难能可贵的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斯诺记录了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 ——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斯诺形容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
在保安的采访活动中，斯诺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斯诺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由于文字的奇异巧合，‘朱德’这两个字在中文里正好是红色品德的意思。” 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情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面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原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看《红星照耀中国》，在几个“造反者”领导人中，周恩来应该是最值得敬佩的了。他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身娇肉贵，革命就等于革自己的命，但是他跟其他人一样，对革命坚定不移。 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交往，始于1936年7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从陕北安塞到谭家营陕北省委去，途中遇到了从北平来苏区访问的斯诺。这一次见面，周恩来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称他是“文明社会的一大害”，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埃德加·斯诺在1938年1月上海复社的中译本前言中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来到陕北采访，眼前的景象让斯诺深深地感动，毛泽东穿着的是打满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的是土炕、朱德用的是马尾做的牙刷、林伯渠戴的是用绳子缠着一条腿的眼镜。他从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为“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
斯诺写工农红军、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写延安红色政权，他的观察点、态度和语言，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纪实写作毫不做作，是质朴而真诚的。斯诺以“他者”的目光来观察“红区”，他对共产党抗日政策的转述，对“红区”生活的描写，自然也会带有西方记者的立场，但他力图还原真相，没有戴上“有色眼镜”，更没有刻意“过滤”，从而保存了历史的真实与丰满，是那种有质感的真实与丰满。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在诸如饮食、住宿、开会、舞会、恋爱，甚至房屋摆设、身体语言等有趣的细节中，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无拘谨。
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就是《西行漫记》。高中就看过一点，现在很多年后认真去看，感觉很不一样。有些书真的是天生适合作为思想政治的阅读材料，它不是什么宣传口号，只是采访记录，辞藻也不华丽，但是我几乎是眼含热泪去读的，这种民族觉醒时期里烈火一样昂扬的时代精神真是让人着迷，如今百年之后，虽然有各种问题，但相信伟大的时代依然会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