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修图、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这原本是现在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直到她们的照片被营销号盗用，又被配上几句耸人听闻的桃色新闻，无辜的女孩因此被嘲讽、谩骂，甚至遭到网络暴力。
类似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生。李云迪嫖娼事件发生以后，微信群里疯狂传播着几张来路不明的照片，声称照片中的女生就是事件女主角；11月19日，一位穿搭博主几年前在小红书上发布的自己与姥爷的合照被搬运，配上“73岁东莞大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的标题。
造谣很简单，但当这样的无妄之灾降临到无辜女孩的头上，她们却被迫要不断进行辟谣、维权与自证清白。
12月1日00:30，原本已经睡着的芷珞被家里的猫吵醒。睡眼朦胧的她拿起手机看时间，好朋友发来的微信让她一下清醒了。
“我在快手上看见的，这是你吗？”好朋友在微信上问她。
芷珞点开好友发来的图片，上面的确是自己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过的汉服照片，但是却被配上了八杆子打不着的文案：横店校花泛滥，100一天一盒饭，为啥还是挡不住年轻女孩儿的热情？
另一张图片里的评论更是吓得她睡意全无：
“万一被大佬看上了呢”
“导演和投资人才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她们是猎物在找猎人”
“一天工资一百，好看的能赚到上万‘外快’”
“说实话，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学历和实力，只有靠这方面发展，很真实的”
看到这些不堪入目的评论，芷珞的脑子里懵懵的。作为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她从前发在微博上的照片常常被淘宝商家盗图，但因为一张照片被造谣的事情对她来说还是第一次遇见。
她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只好先到快手上找到这条视频，点击了“举报”。接着她又将视频链接发给自己的朋友、学生，拜托他们帮忙一起举报。“我本来大晚上被猫弄醒就很生气了，再看到这种事情就更不开心了。”
芷珞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这类事件困扰的人。李云迪嫖娼事件发生以后，椰子在很多微信群里看到了不同版本的女主照片，许多聊天记录仅仅凭借一张照片就咬定图中的漂亮女孩就是事件中的陈某卉。椰子当时觉得十分离谱，便发了一条微博吐槽。
没想到过了几个小时，椰子就收到了其中一位女孩的微博私信，希望椰子可以帮忙在微博上辟谣。她告诉椰子，自己并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盗用了小红书上的照片，自己也已经报警并联系律师。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女孩也联系上了椰子，希望她可以帮忙澄清。
椰子给这两位女孩拉了一个微博群，看着两人在群里交流如何维权，又看到她们报警时拍下的照片和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才从半信半疑变为完全相信她们。
两位女孩向警察提供的截图证明
“从她们的语气里也能看出她们挺着急的，因为家人朋友都知道了，影响挺大的。她们找到我（帮忙辟谣）也是因为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怕被网友骚扰。”在我们联系时，两位女生也因为不想再被打扰而婉拒了我们的采访。
帮两位女孩发布了辟谣微博之后，椰子还在自己的评论区看到了有人发表十分冒犯的言论，言语之间十分不尊重图片中的女孩。看到类似的评论，椰子只觉得十分无奈，“营销号就是蹭流量，怎么吸引眼球怎么来，又不用付出很多代价。但我们辟谣了就是打拳，性别对立太严重了。”
第二天睡醒后，芷珞心中还想着自己被盗图、造谣的事情，心中越想越委屈：自己明明什么也没有做错，却要无端受到这么多攻击。
“这个视频有1.6万赞，3000多条评论，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接近100万的播放量。如果我不尽自己所有的努力来澄清这个事情，那以后但凡看过这个视频的人，他们接触到了我本人，会怎么想我？他们又会在背后怎么说我？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只会凭借这个视频里看到的第一印象，来向别人传播我的信息，这肯定是不好的。”
咽不下这口气的她决定去报警。
当她登上“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时，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在举报过程中，警方要求提供事件发生时间、违法网站名称、违法网站地址、违法应用账号等信息。然而由于芷珞和身边朋友多次在快手上举报该视频，相关发布账号已经被封禁了，因此她无法向警方提供“原视频网址”。
结果不出所料，一天之后，芷珞收到了“举报失败”的通知。
作为律师，王振家从2018年就开始接到相关案件的咨询、帮助女孩们进行维权，他对于类似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大多数找到王振家的女孩都处于无助或是愤怒的状态，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曾遇到过一个女孩被百家号盗图造谣为香港的性工作者，第一次和她线下见面时，王振家就注意到她的手腕上有很多刀划过的痕迹。“她是有自残倾向的，而且她在跟我叙述问题时，已经有应激创伤反应，会一直重复同一件事、同一句话，而且每一次重复都是机械性、无意义的。”
看着眼前的女孩，王振家不忍心告诉她维权希望渺茫，就算走了法律程序，结果也未必如她所愿。在听完她的讲述之后，王振家劝她先去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在这三年里，他接到过无数相关案件，每一桩的情况都十分类似：被盗图、造谣的往往是一位青春靓丽的女孩，照片里的她们大多穿着吊带、短裙这样比较性感的衣服；这样的照片再被配上耸人听闻的标题，或是张冠李戴上一些国外的桃色新闻，很容易就能吸引到流量。
分析这些造谣者心理时，王振家提到很多人都是出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单身，找不到女朋友，所以看到网上的漂亮女孩子被网暴，就会觉得很爽。”
“他们一般都会选（发布）时间比较久远一点的照片，我见过的大部分都是发布半年以上的照片。如果他们选一张别人前几天才发的照片，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传播链会相对来说比较短。”
营销号盗图、编造文案或许只需要十分钟，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类事件不仅是无妄之灾，还会为她们的生活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王振家提到，除了线上的骚扰、侮辱信息，如果事件影响比较大，国内有些大学还会建议受害的女生休学，甚至是退学。
“一方面是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她们，让她们去接受更专业的心理治疗或者去更专心地维权。如果出于这个出发点让她们休学，那学校这么做是对她们的一种有效保护，但退学肯定不是（保护）。”
举报失败后，芷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维权之路。她找到朋友推荐的律师，希望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让造谣者付出代价，尽管她的律师告诉她，成功的几率并不大。
这几天，芷珞常常有一种平静的生活被打乱的感觉：每天需要和律师、法院进行沟通交流；每一项证据都需要她亲自拿去公证处公证；就连媒体的采访电话，一天也要接到五六个，有的甚至还会到她家去采访。
看着芷珞每天为了这件事心力交瘁，朋友们劝她，“不然就算了吧”。在他们看来，芷珞的本职工作是广东省文化馆的汉服文化讲师，事情闹大以后或许会影响到她正常的生活，“他们不想看到我为这件事情再继续烦恼下去，但是不烦恼是不可能的”。
还有朋友的朋友质疑她是为了博关注、自我炒作，芷珞每每听到这样的话都会觉得很难过：“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有人在背后说这么难听的坏话，他们心里不会难过，不会着急吗？”
尽管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维权、走法律程序，但是芷珞也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刻。12月5日，距离她开始维权已经过去五天，她的微博里突然出现了好几条恶意侮辱她的私信。有人说她作为一个老师还喜欢穿奇装异服，自己不够检点；有人说她是演员，为了关注度故意炒作；有人说她是为了傍大款。
看到这些恶意诋毁，芷珞并不想和任何一个人解释、纠缠，只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却还是发来这样的私信侮辱自己。事情发生以来，她第一次产生了放弃的想法，“当时觉得要不就这样算了，这样风波就能赶紧停掉”。
“这种消极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现在用法律手段也好，通过媒体发声也罢，都是一件很积极、很光明正大的事情。我没有任何错，错的是他们，那我为什么不继续做正确的事情？”
报警之后，芷珞在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都更新了事件进展，希望可以帮助到有类似的困扰的女孩。但在发送朋友圈之前，她小心翼翼地屏蔽了自己所有的亲人，“我一个人生活在广州，如果他们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定会非常担心。”
“网络上的维权隔着屏幕，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他。这不像是街坊邻居，今天他得罪了你，明天你直接去讨个说法就行了。在网络上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真的好难好难。”
大多数找到王振家的女孩都有着极为明确的诉求：以诽谤罪或侮辱罪，让造谣的人入狱，承担刑事责任。
遗憾的是，要想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一套非常繁琐而且旷日持久的流程：先要起诉平台，再依据平台提供的相应信息，去起诉侵权的个人。如果平台同意为你提供相关信息，你还需要从自己所在的城市前往平台总公司所在的城市，才能拿到相关证据。
王振家平时住在内蒙古赤峰，每次如果平台同意提供信息，他就需要乘坐高铁或者火车前往北京、上海取证。为了尽可能替当事人省钱，他每次都会选择晚上的红眼航班；如果去的是北京，就争取当天来回。但就算是这样，去取证一次的花销少则六七百，多则需要两三千。
“而且每一个过程都是需要公证的。最棘手的情况就是造谣的人在你进行公证以前就已经删号跑路了，没有公证的截图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这种情况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你维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案子基本可以放弃了。”
因此，王振家也提醒如果有女生未来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先报警、公证，而不是自己去私信造谣者打草惊蛇。如果确定要走法律程序，最好是找自己信得过的律师，这样受害者才能毫无保留地把一些比较隐私的情况说出来，“只有在完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律师才能做出最精准的判断”。
接触这类案件三年以来，王振家有过一次成功维权的经历，但成功却并不意味着当事人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个女孩在微博上被营销号盗图、造谣，经过多次公证、开庭，事情发生五个月以后，女孩最终得到了5000元的赔偿和一条在对方微博置顶30天的道歉。但为了维权，她仅仅是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就花了一万多元。
“精神损失是很难用经济去衡量的，没有明文规定和硬性标准，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多女孩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冲击，甚至造成心理方面的疾病，可能需要长期的治疗，但最后法院就是判对方赔偿几百块、几千块，这件事情就结案了。”
事情结束那天，王振家和女孩走出法院，两人都一言不发。走到餐厅，他们决定再一起吃一顿午饭，吃着吃着，女孩突然开始嚎啕大哭。
“哭了大概一个小时，嘴里说着‘这件事终于结束了’。”
采访&撰文：Echo
部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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