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九郎原型是唐玄宗时期右相李林甫，他是唐高宗李渊堂弟的曾孙，出生于唐朝宗室郇王房，在朝堂担任多个重要官职，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大唐右相，成为声名显赫的宰相，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存在对于皇权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
其实，《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林九郎人物原型就是唐朝中期的著名宰相李林甫。历史上对于李林甫的评价几乎都是贬义的，比如指责他蔽塞言路，排挤贤才，败坏纲纪，重用胡将导致“安史之乱”等等。
从这些评价上来看，李林甫的罪名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了。然而，令人颇感疑惑的是，李林甫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升任中书令（百官之首，因位列皇帝右侧，故称右相）后，一直在这个职务上干了将近十七年，最后因病逝才自动离任。
如果李林甫彻头彻尾是一个阴险狡诈，口蜜腹剑之徒，他能在右相之职上工作了这么长时间，身为皇帝的唐玄宗该有多糊涂呢？可事实上，唐玄宗尽管晚年荒于政事、沉溺酒色，但他却绝对不是一个糊涂的帝王。他之所以能在这么长时间内一直信任李林甫，自然有他的原因。
历史上对唐玄宗执政前期的评价非常高，称赞他锐意进取、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历史上的鼎盛时代——开元盛世。当时唐玄宗手下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也因此备受世人赞誉。而到了执政中期，唐玄宗开始志得意满，专注享乐，为后来的“安史之乱”爆发埋下了隐患。
作为唐玄宗执政中期的右相，李林甫自然就被世人认定成是一个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奸臣。然而，事实真相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唐玄宗是一位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的目标不仅是要让国内歌舞升平，还想要将大唐帝国的疆域开拓到空前辽阔的程度。因此在唐玄宗执政时期，唐朝的对外军事战争相当频繁，杜甫在《兵车行》里就这样写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里的武皇就是暗指唐玄宗。
然而，虽然唐朝在对外军事扩张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自身所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巨大。一方面是庞大的军费支出让国库承受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是随着疆域的扩张，以“兵农合一”为特点的府兵制开始出现诸多弊端。李林甫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接替张九龄担任中书令，走上大唐帝国的政治舞台最中心。
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们的治国理念就是儒家提倡的那一套轻徭薄赋，为政清廉等等。可是，唐玄宗要开疆拓土需要大笔银子。这些贤相能帮皇帝省钱，却没办法帮皇帝生钱。唐玄宗想要搞增收，就得启用一批懂得如何生钱的大臣，而李林甫正是一位理财高手。
李林甫上台后，很快就帮唐玄宗想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当时大唐帝国主要的财政压力是庞大的军费支出。李林甫就提出在边疆地区设立缘边节度使，将当地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全部下放给节度使。
如此一来，朝廷只要提出大政方针，具体事务则都由节度使去操作，朝廷不需要为此费心，也不需要为边防军务拨款，因为权力都已经移交给了节度使，剩下的事情就是让节度使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个好处显而易见，不但朝廷的财政压力顿时化解，而且唐军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因为节度使招募的都是专业士兵，其作战能力比原来的府兵不知道要高出几个档次。但下放权力给节度使的弊端也很明显，因为节度使掌握了当地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就可以趁机做大势力，拥兵自重。节度使手下的士兵们也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完全受节度使调遣。
为此，李林甫也想到了应对办法，那就是全部任用非汉人的将领担任节度使。这些非汉人节度使在朝廷里没有根基，所以很难做到内外勾结。即便真有哪个节度使有了不臣之心，那也只是个体，不可能所有节度使同时造反。谁要是真打算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大唐帝国，那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因此，李林甫的这项制度设计从初衷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唐朝最终还是受到这项制度的重创，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李林甫掌权期间，对节度使掌控的非常到位。就连后来发动“安史之乱”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在李林甫面前也只能是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出。因为节度使们都很明白自己的权力来自朝廷，如果鲁莽行事，朝廷也随时有可能收走他们的权力。
李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接替了右相之职。杨国忠不信任李林甫提拔的这些节度使，便想将他们一一排挤出去。安禄山在诸节度使中算势力比较庞大的，因此杨国忠打算枪打出头鸟。他不断在唐玄宗身边说安禄山迟早会造反，搞得安禄山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知道长此以往，朝廷的铁拳终将打到他的身上，于是他铤而走险，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安禄山的叛军虽锋芒毕露，但总体实力与唐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跟李林甫当初的制衡策略基本相符。可关键时刻，唐玄宗和杨国忠的胡乱指挥导致唐军主力遭叛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安史之乱”自此才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因此，李林甫的制度设计虽然间接为“安史之乱”爆发提供了条件，但要说这场乱局是由他导致的，那就实在是有点欲加之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