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对于查士丁尼鼠疫的起源没有统一意见，但较多倾向于起源于中亚或中非，并且经由埃塞俄比亚沿尼罗河向下游蔓延至埃及，随后由商队携带着病菌进入叙利亚地区并扩展至小亚细亚半岛，也即罗马罗马帝国的核心腹地。
公元541年，对于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来说是最美好的一年。
此时，原来的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近两个世纪，此时的帝国所统辖的区域不及巅峰时期的一半，由于地处旧帝国的东部，又被称为东罗马帝国，然而无论怎么看，帝国的复兴似乎已经难以阻挡了。
意大利的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帝国的故土重新回到帝国统治之下；而让他忌惮的贝利萨留仍然如往常那么忠诚于他，不仅他担心的“伪哥特王故事”没有变成现实，贝利萨留本人也率部亲自献俘于君士坦丁堡，凯旋门又可以更加壮观了。
为了敲打贝利萨留，按惯例应该举行的凯旋式被取消了，贝利萨留被派到东线去敲打不安分的萨珊波斯，以他的武勇智谋，想来很快就可以平靖战事，波斯战事结束后又可以筹划对西哥特王国的战争了。
这一年查士丁尼59岁，贝利萨留更是只有36岁，时间还够，只要再有几年，罗马帝国故时的荣光总会重现吧。
正当查士丁尼踌躇满志的时候，在帝国的南方一只恶魔正在苏醒，它恐怖的肉翼即将覆盖罗马帝国，不仅将要彻底击碎查士丁尼的美梦，更将给予罗马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世界以万世难以磨灭的苦难记忆。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导致的烈性传染病，以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为传染源，通过跳蚤叮咬将病菌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也可以传染。
大约10000年前，人类慢慢掌握了原始的农业技术，并由此逐渐进入定居聚居的生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鼠疫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一次，它盯上了罗马帝国。
现代学者对于查士丁尼鼠疫的起源没有统一意见，但较多倾向于起源于中亚或中非，并且经由埃塞俄比亚沿尼罗河向下游蔓延至埃及，随后由商队携带着病菌进入叙利亚地区并扩展至小亚细亚半岛，也即罗马罗马帝国的核心腹地。
鼠疫感染者在发病后是极其痛苦的，先是高烧，随各处淋巴结肿胀，最后在几天之内死于继发性肺炎或毒血症。毫无疑问，在缺乏科学指导以及抗生素加持的情况下，罗马帝国遭到了残酷的蹂躏。
据同时代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在《战争史》中的记载，在拜占庭这种病流行了四个月，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大约有三个月。最初病逝的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疫情的发展，每天仅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便有多达5000人去世，有时甚至达到10000或更多。
这个数据很可能不是很准确，但站在普罗柯比的视角上，我们也能感受到君士坦丁堡城的惨状。
虽然说罗马帝国也称为帝国，但与同时期的中华帝国相比，其官僚体系无论在体量以及行政效率方面都难望项背，因此帝国根本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应对。查士丁尼皇帝唯一能做的便是派军队组织人手搬运尸体运到城外掩埋。
开始时人们还有余瑕举行葬礼，随着病逝人数的增多，用普罗柯比的话说便是“挖坑的速度比不上死人的速度”。
按照普罗柯比的记载，君士坦堡城墙外的空地，城墙周边的塔楼都堆满了尸体，还有更多的尸体被用小船推进海里。尸体发出的腐臭笼罩全城，几乎一瞬间，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变成一座被死亡气息覆盖的死城。
关于查士丁尼鼠疫的惨状我们不做过多描写，那么这次鼠疫对查士丁尼的帝国以及西方世界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极其惨重。
首先，最直接的打击是带走了帝国大量的人口。据后世学者推算，仅君士坦丁堡一城便失去了25至30万人口，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推算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的一半以上。
考虑到君士坦丁堡是帝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密度更大，疫病更易传染，后世学者推算，帝国大约失去人口的比例应该小于君士坦丁堡，但也达到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水平。
这种损失足以让一个大帝国元气大伤而一蹶不振了。同时，查士丁尼瘟疫也并没有放过罗马帝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普罗柯比也曾经记载过，“它还波及波斯人的国土，此外还到临所有其他蛮族那里”。
在罗马帝国之外，瘟疫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反复发作，甚至向北达到了不列颠。同样，据后世学者估算，查士丁尼大瘟疫总共导致了欧洲至少2500万人的死亡。
而且，542年也不是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结束，结束的只是最严重的疫情。在此之后的两个世纪内一直到公元750年左右，查士丁尼大瘟疫在整个地中海沿岸，以及东方远至中国天山和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广大区域内反复发作，给这一区域的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在直接造成人口锐减的同时，查士丁尼大瘟疫还带来了一系列的次生灾难。
最先遭受冲击的是帝国的粮食供给，严格来讲，罗马帝国是一个农商并重的二元经济体，但在农业社会时期，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此时的罗马帝国掌握着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北非的埃及以及今天利比亚北部沿海地区等一系列的产粮重地.
但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损失直接导致了大片耕地摞荒，随之而来的便是次年粮食大幅减产。普罗柯比也曾经指出，“城市中的饥饿是最严重的问题，一些病人并非是死于疾病，而是饿死的”。
到546年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都已经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查士丁尼皇帝即使竭尽全力也未能避免饥荒的发生，而饥荒又不可避免的导致了饥民暴动，一度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大瘟疫之下，帝国如风中烛，瓦上霜，艰难图存。
人口损失带来的第二个次生灾难便是帝国军力的削弱，人口损失直接影响了帝国兵源。
公元546年，当贝利萨留第二次出征意大利时，帝国的财政，人力已经无法为他组织一支像样的军队，贝利萨留不得不自出资财，远走家乡色雷斯——那里远离帝国的文明中心，受瘟疫影响应该比较小——去募集军队。
当贝利萨留在意大利战事不利接连向查士丁尼求援时，帝国皇帝也只给他断断续续的派去几百上千人规模的军队，除去对贝利萨留的忌惮外，皇帝兜儿里也真没钱也没兵啊。
在兵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对哥特以及萨珊波斯保持足够的威慑力，帝国不得不大量招募蛮族以扩充军队，这样一来，帝国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大变化。
在此之前，帝国军队是以自耕农兵为主体，大瘟疫导致了这一体系的崩溃，而蛮族逐渐充斥于帝国军队体系中并且慢慢渗透至军队中高层，这为后来罗马皇室的频繁更迭埋下了祸根。
粮食、财政以及军力的大幅萎缩强行中止了帝国的扩张步伐。第二次哥特战争后，帝国再也没有向外迈出一步，查士丁尼皇帝的美梦也止步于此。所幸，大瘟疫是公平的，在重创罗马帝国的同时，也没有饶过宿敌节珊波斯帝国。但帝国却也并不是没有危机。
此消则彼涨，在帝国陷入瘟疫泥淖中时，“文明区”边缘的“蛮族”则继续向帝国腹地迁徙渗透，公元568年，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帝国再次失去了故土，罗马帝国终究荣光不再。
那么，大瘟疫为何能够对罗马帝国造成如此沉重的打击呢？
首先，帝国常年对外作战，即使在在瘟疫爆发时，与波斯的激烈冲突仍在进行中。
战争是个销金窟，而粮食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消耗，为给军队提供充足的给养，帝国需要从北非等产粮地购买大量粮食，而粮船又是最好的瘟疫传播渠道，粮船上的老鼠即使是今天也是一个让人非常头痛的问题。
鼠疫正是以老鼠为载体，通过粮船由埃及传播至帝国境内的。同时，帝国境内发达的贸易网络也为瘟疫的传播提供了顺风车。
其次，如我们前面所说，罗马帝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农商经济体。农业发达意味有大量人口聚居的村落，商业发达则意味着有大量的各种规模的城市，大规模的人口聚居地，是瘟疫传播的最重要条件。
当鼠疫随着粮船上的老鼠登陆罗马帝国后便迅速在卫生条件最差的贫民区蔓延开来——那里有大量的跳蚤，当然，瘟疫面前富人也并没有特权，即使贵如皇帝查士丁尼本人也被感染了，而且还由此生出一系列政治风波，连贝利萨留都牵扯在内。
最后，公元541年，正是古罗马帝国首都被攻陷不足百年之时，曾经昌盛的爱琴海、尼罗河以及两河等文明区域俱已步入“黑暗中世纪”。
所谓“黑暗”是相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明与理性”而言的，进入“黑暗”时期的罗马帝国相对于古希-罗时期在“科学”尤其是医学方面毫无进展，甚至还有一定程度上的萎缩。
即使是“文明且理性”的古希腊对于瘟疫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和措施进行有效的应对——古希腊时期也有过雅典大瘟疫曾经摧残过诸城邦，那么已经进入黑暗时期的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堪了。
大瘟疫降临时，帝国的子民没有任何的手段以应对，同样出自普罗柯比在《战史》中的记载：“试图用念诵最神圣的的名字的办法驱除它们”，或者“甚至在大多数人逃去避难的圣堂里，他们还是不断地送命”。
在这一时期，基督教曾经主持修建了一些“医院”，帝国政府也对此提供了一些支持，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所限，这种所谓医院基本上只能以一种类似于收容所或福利院的形式存在。
在大瘟疫中，基督教医院也收拢了一些病人试图进行医治——其实更像是一种临终关怀，当然一脆弱的系统很快便崩溃了，反而有许多负责照料病患的教士被感染病逝。这场大瘟疫中，唯一的获益者大概就是基督教，他收获了幸存者的皈依。
瘟疫，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便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它或远或近的潜伏的暗处，或早或晚的便将黑暗的羽翼罩向人类。在农业时期人类对付这一恶魔的颇感吃力，绝大多数时间内只能被动承受无比的苦难。
在科学昌盛的今天，我们对绝大多数疫病已经能够做到从容处理，尤其是疫苗的产生使我们可以提前展布将其消灭于无形之中。
但当面对一种新型病原时，仍然会让我们有些手足无措，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另外一项武器，那便是高效且有序的社会管理体系，两两加成之下，我们已经可以将瘟疫带来的损失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