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整理了10篇对哲学的理解论文，希望您在阅读之后，能够更好的写作哲学论文。
如何写哲学论文 篇一
高中阶段，议论文的写作教学是作文教学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它难就难在学生无话可说，也不知怎么来说。对应着议论文写作其形式和内容这两个方面，“不知怎么来说”这一结构形式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平时的模仿、训练、巩固、强化从而得以解决。而“无话可说”这一内容、材料方面的问题才是我们作文教学与学生作文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解决好了这一难题，其他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可这“解决”二字却谈何容易。可以说，至今也没有多少语文教师能够说他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然而，针对此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与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校自20xx年以来，一直在开展由邱学华先生创立并倡导的“尝试教学理论”“尝试教学法”这一课题的教学改革实验，运用其相关理论去解决教学中的相关问题。作为语文教师，我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经过几年的实践，自己对此有了一定的体验和想法。
下面我就来谈谈我自己是如何运用“尝试教学法”的相关理论、原则，结合课堂教学来进行议论文的写作教学。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议论文论据的搜集、运用以及拓展迁移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说说邱学华先生的这套教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核心就是在教学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突出学生的自我尝试、自主探究，然后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归纳、明确学生自主学习的相关知识与内容，并对此进行相应的总结与点拨，从而完成知识的传授。在具体的教学操作中，上述理论可体现为“先学后教”“先练后讲”“自主尝试”“兵教兵互助合作”。那么，在进行议论文论据的搜集与运用的具体教学活动时，如何来体现“尝试教学理论”的相关理念与原则呢？
我们先来尝试操作一个例子。
我们向学生提供一个话题：“逆境与成功”，然后要求学生自我尝试着去审题立意，并根据自己的立意去自主探究，搜集并运用论据。这一过程结束后，我们操作第二步，将所有学生的审题立意归类，然后师生共同明确哪些是最佳立意，哪些是一般立意，哪些已经偏题跑题。然后再对论据进行归类，哪些是典型论据，哪些是一般论据，哪些不能成为论据，最后让学生选择最佳立意与典型论据，运用我们所要求的模式来作文。作文完毕，这一教学过程是否就结束了呢？没有，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我们要求学生将搜集得来的论据进行归类，无论是最佳立意的，还是一般立意的，甚至偏题、跑题的论据。首先要求学生明确一点，上述收集的所有论据除去不能成为论据的材料外，所有的论据都是有用的。这些论据中的某些事例或许不能用来论证此观点，但换个场合它们却会成为其他观点的典型论据，所以将这些论据划分为有用论据。然后将有用论据进行分类，将它们分为正面论据与反面论据两大类。然后正面论据又可分为古代中国、古代外国、现代中国、现代外国四个类别。划分完之后，现代中国又可分为：1.名人名言名事；2.格言俗语。其中名人名言名事又可细分为自然科学家（再细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社会科学家（再细分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文化等）、社会名人、企业家以及体艺明星等类别，名事包括新闻、时事时政、广告词等类别。正面论据分类中的古代中国、古代外国、现代外国也都依各自特点而类同，反面论据亦然。这样一划分，就形成了一个有关论据搜集、归类的结构图表。
再接下来，我们又可以引导学生从结构图表中去拓展，进一步搜集论据。学生经过老师的引导能够发散思维，扩展视野，从古今中外中搜集不同的论据。每个学生都各自收集了相当数量的论据，然后再展开“兵教兵”互助环节，将搜集得来的论据再次进行分类，哪些是典型的，哪些是一般的，哪些是不能成为论据的，然后就是同学之间论据的互换交流、交叉收集与传阅。这一交流活动可以是同班之间，也可以是教师任教的班级之间，甚至可以是同年级的平行班之间。这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归纳出典型的、符合审题立意要求的富有表现力和说服力的论据。这样搜集下去，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所收集起来的论据随之组成了一个论据库，拓展开来就成了一个作文论据材料的资源库，以后写议论文时，就可以从中提取相应的论据材料来作文了。
完成了上述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运用“尝试教学理论”来进行深度探究。
在“先学后教”、“先练后讲”的相关原则下，教师引导并要求学生对搜集来的论据进行隐含价值再挖掘。何谓“论据的隐含价值再挖掘”呢？举个例子来说，前面我们的话题为“逆境与成功”，学生很自然地就想到居里夫人发现镭的事例。那么通过深度探究，我们可以从居里夫人身上挖掘出如下的一些价值：其一，居里夫人与丈夫共同发现镭，表现了夫妻之间同心协作、共同取得事业的成功；其二，居里夫人所在的家族有多人在科学上有重大贡献，又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其三，居里夫人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经常拿钱物去资助他人，又表现出可贵的、崇高的道德品质；其四，居里夫人是波兰人，二战期间，波兰深受法西斯的伤害，居里夫人为了祖国的自由而积极奔走，又体现出令人敬仰的爱国精神。这样一挖掘，有关居里夫人的这条论据就转化为能论证五个方面问题的论据材料，一下子就提高了论据的使用价值，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榨油”，也就是要尽可能多的从一个人身上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论据材料。
接下来，在“尝试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老师再选出一个人或一个事例，要求学生也这样去挖掘其隐含价值，使学生们能熟练操作。等学生们都熟练了以后，就又可以将搜集来的论据分类，然后再分派给不同的学习小组，开展“兵教兵”互助活动，将所有可能有隐含价值的论据的隐含价值挖掘出来，积累下来，成为新的论据材料。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一个星期提供一个话题，要求学生按照上述操作流程去操作，不停地搜集，不断地交流，不懈地积累，几个学期下来，积累的论据材料是非常可观的，学生写议论文时就不再无话可说，无论据可用了。
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样去搜集、去挖掘，论据不总有搜集完的一天吗？其实，这大可不必担心。我们在前面的结构图表里有这样的积累途径――古今中外的论据材料、新闻、时事时政，这些事例，尤其是新闻、时事时政是日新月异，动态的、永恒发展着的。所以，它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又何来终竭之说呢？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论据材料会不断更新、不断丰富。
论据的搜集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解决论据运用的两个问题：其一是论据本身的基本运用；其二是论据的拓展运用。
首先，我们来说说论据本身的基本运用。
这个基本运用是这么样的含义：我们所搜集来的论据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很长的一段话。若是一句话，在将其与观点联系起来进行论证说理时，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扩展，我们可设计不同的句式来展示这一条论据，使之富有文采，富有表现力，富有令读者信服的力量。若是一段话，我们又必须对其进行精简，使之既能与观点紧密联系，又富有说理性，同时我们也要对其进行句式方面的设计，使它们有文采，有说服力，且具有典型性。只有这样，学生们写出来的文章才会论据有典型性，有说服力，论据语言有文采，简洁自然，逻辑严密，论说力量十足，从而在保证论证过程有理有据，论证得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增加文章的文采，提升文章的档次。
其次，我们来谈谈论据的拓展运用。
前面我们谈到，在学生所搜集的论据中，有些能很好的论证此观点，而有些却与观点的联系并不紧密。那么，这些联系不紧密的论据怎么办？我们在将其搜集来之后，对它们进行了归类，进行了“榨油”，挖掘了其身上的隐含价值，而现在我们就可以拓展运用他们身上的隐含价值，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些论据其隐含价值的效益。
具体怎样来做呢？
我们作文训练时一般的作文程序是：出题者提供材料、话题，然后我们根据材料和话题而审题立意，然后根据审题立意去搜集论据，再然后对文章的结构进行构思、设计，最后下笔成文，从而完成一篇作文的写作。而我们现在谈及的论据的拓展运用，却是上述作文过程的逆过程，即由论据而引申推延，由引申推延而发掘出新的立意，由新的立意而写成新的文章。
在这一由论据而发掘出新的立意的过程中，教师平时应该注意引导学生在审题立意的过程中，始终要求学生的立意指向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观、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态度，使其立意始终能立足于一定的人生高度。这样坚持写下来，学生的论据多了、新了，学生的审题立意也多了、新了，然后再加上作文结构的模仿、训练、巩固、加强，学生的作文水平自然会水涨船高。
上述一系列过程，我们将其称之为：议论文论据材料的搜集、运用以及拓展迁移。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学生自我尝试、自主探究，充分体现了其学习的主体性，而教师也能及时指导、归纳、总结、明确，体现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性。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同样也很好地体现了“尝试教学理论”的“先学后教”“先练后讲”“兵教兵互助合作”等几项原则，因而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有效地解决了在议论文教学与写作中，学生无话可说及不知怎么来说、不知从何说起的难题，给了议论文的写作教学一个好的突破口。
笔者的实践证明，这种议论文写作教学模式是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它能有效地解决议论文写作教学中遇到的难题，我们都可以在这一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进行共同的探讨。
如何写哲学论文 篇二
懦弱说：“挫折是成长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高山。”
成功说：“挫折是成功路上的必由之路，需勇敢前行。”
在人生道路上，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遇到挫折就气馁。挫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受挫折之后一蹶不振。对待挫折应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态，勇敢面对困难，不轻易言败。
张海迪自幼就严重高位截瘫，几次濒临死亡边缘，身体可算弱的了。可是这些年来，她学会了4门外语，翻译了16万多字的外文著作，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并自学了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挫折挡不住生活中的强者。
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太多的伟人经历过挫折。因为有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成功。牛顿发明地心吸力学说的时候，全世界反对他；达尔文宣布进化论时，全世界反对他；贝尔第一次造电话时，全世界人讥笑他。许多人都因抱着乐观主义的精神，而为世人所称道。
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在外国留学时，有一次做实验，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破裂了，病毒侵入了他的小脑。从此留下了身体致残的祸根。他忍受着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回国以后，他拖着半瘫的身子，到达延安工作。解放后病情恶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连睁、合眼都需要别人帮助。但他仍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进行创作，先后写成100多万字的作品。有人问他苦不苦，他笑着说：“不苦！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
极强烈而有效的乐观主义，能使人们战胜全世界的糊涂、盲从、冷酷、恐怖、怨恨和反抗。而且工作愈伟大，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直成了一种律令，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乐观主义。一个人，缺少了乐观主义精神，难免在各种恶魔面前败下阵来。
贝多芬说：“要在挫折面前扼住命运的喉咙，挫折会使你自信起来。”
想不经受任何挫折而成长起来，那是神话。挫折是成长过程中的必需品。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要逃避挫折，只有挫折才能让我们坚强，让我们自信，让我们奋斗，让我们有更多的经历，让我们成长。
哲学论文 篇三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负有盛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一名敢言直谏的政治家、有深睿之见的思想家。只是由于文名太盛，人们对于后者就不怎么注意罢了。自29岁中进士后，白居易一直为官从政，累官至刑部尚书，可谓位尊权重。安史之乱后，白居易鉴于朝纲不振，以其敏锐的政治视角指陈时弊，力主改革政治，谴责统治者的专横贪暴，强调为政要宽简清廉。他不仅精通儒学，而且对道、法诸家思想亦颇有研究，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以儒家为主、兼采道法的政治思想体系，尤以“刑、礼、道迭相为用”的观点最为独到。
儒家、法家、道家作为中国历史上三大主流思想学派，其思想均一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受此影响，中国古代“治道”的主导体制经历了西周春秋时的“礼治”——战国至秦的“法治”——汉初的黄老之治——汉武帝后的“礼法合治”的历程，“治道”的嬗变一直与儒、法、道诸家思想的争鸣和相互消长相伴随。当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春秋大一统”的理念终于确立起来，思想观念的一统也使政治思想的多元和争鸣“百川归一”。尽管此后出现过魏晋时玄学思潮和道家余韵及唐时佛、道之兴对儒家一尊的抗争，但这些被视为异端学说的挑战，并未撼动儒学正统政治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因此，在白居易提出“刑、礼、道迭相为用”学说前，儒家“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主张和宏观政策一直被奉为治国之道的核心理念，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更是强调德礼在治国中的主导地位。
白居易通过对唐朝中期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以极为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治国理念。白居易说：“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鉴于刑、礼、道各有其独特的治理功能并都存在缺陷，所以，白居易认为：“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他还强调，三者必须“循环表里，迭相为用”。他又提出，这三者具体应用于“治人”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⑿爸嫌，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而应用于“治世”时，“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白居易集刑礼道》）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治国理念既不同于激进法家商鞅、韩非等人，又相异于儒家“以礼为主，礼法合治”的二元观念。他以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根据刑、礼、道三者各自的治理作用，主张采用交替运用的方针。同时，白居易也打破了儒家礼主法次、礼先刑后的成式，主张刑、礼、道互为表里，三者因事、因时、因势的不同而各有轻重缓急。
无论是儒家的礼治还是法家的法治，其治道理论根据主要有二：一是根据受治主体的原始本性。法家通常认为人性本恶，因而主张“垂法而治”，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早期儒家与法家相反，通常认为人性本善（荀子例外），因而主张治国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制裁为辅。二是根据治术对受治主体产生的实际效应。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可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就对受治主体产生的效应而言，“德礼”明显优于“法刑”。然而，法家却持相反之见。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堂刑》）因而，法家开出的治世良方就是以严法重刑之苦药以毒攻毒，使人在严刑恫吓的威慑下，收敛恶性。从儒、法两家治道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他们的参照系均为受治主体，以人的本性和治术对人产生的效应为旨归，即所谓“因人而治”，这就忽略了时与势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白居易“刑、礼、道迭相为用”的政治观的夺目之处就在于“因时变道”。在白居易看来，只有因时势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治道，才能达到“适其宜，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的目的（《白居易集刑礼道》）。
总之，白居易“刑、礼、道迭相为用”说，突破了此前儒家代表人物主张的“德主刑辅”、以礼为治国之根本的成论，提出了根据刑、礼、道不同的治世用途，因事制宜，因势制宜，因时制宜，循环表里，迭相为用的主张。这种不墨守成规、敢于兼采诸家之长的治理观念，对我们今天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协调配合实现综合治理，不无参考价值。
对哲学的理解论文 篇四
关键词：库恩；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文化哲学；文化转型
摘要：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中的巨匠，是科学哲学界熟知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但《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一书打破了以往的定位．在后现代／文化转型这一新的视域下对二人做了独到的研究。
科学哲学如何转型是一个世纪性的哲学问题，受到了，卜外哲学家的高度重视，讨论十分热烈。王书明、万丹二位博士以自己的新著参一与了这场讨论，他们的专著《从科学哲学走向文化哲学一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思想的后现代转型》(以下简称《转型》)一书专门探讨了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转型中的特殊贡献。
库恩与费耶阿本德是科学哲学中的巨匠，是科学哲学界熟知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但《转型》一书打破了以往的定位，在后现代/文化转型这一新的视域下对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做了独到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做出的宏观研究值得重视。
一、对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作了比较研究
不可通约性论题是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出的观念。不可通约性的提出，使库恩彻底告别了累积式科学发展观，《转型》把不可通约性论题作为核心概念和问题，对库恩思想进行了新的诊释和拓展，指出不可通约性与文化直接相通。《转型》的研究特色是将库恩的思想波普尔、夏皮尔、奎因、伽达默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是在库恩与夏皮尔的比较中，《转型》突出了库恩关于科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与夏皮尔力图说明科学的合理性和连续性不同，库恩强调的是在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本身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种在今天已经被“淘汰”的理论都有合理性，并且这种合理性只是在当时的时空和文化环境下的合理性。
通过比较，《转型》的结论是：库恩通过“理性的历史化不仅消解了科学合理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且通过语言进人文化领域。作为理性历史化的结果之一，不可通约性也从科学评价进人文化评价。”《转型》认为，库恩的思想通过不可通约性论题从英美的语言分析、逻辑实证走向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一文化。文化不仅成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是他所开辟的科学哲学新方向的最终指向。
库恩因推动文化转型而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先躯人物。这是以往的论著所没有涉及的。
遗憾的是，《转型》没有在不可通约性论题上对库恩与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费耶阿本德曾声称他与库恩同时提出了不可通约性论题，并有很重要的论述。
二、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因其文化相对主义而成为后现代先驱
《转型》认为，不可通约的不是语词的意义，而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世界观与世界观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化观。《转型》一书挖掘了库恩思想中明显的文化因素与文化相对主义。库恩本人是科学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使得他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待科学，将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而不是超越时空的对普遍理性的探求。库恩的历史观将科学作为一项始终处于发展，卜的事业，历史主义成为库恩思想及不可通约性论题的大背景，使该论题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因素。 与库恩的朦胧状态不同，费耶阿本德公开打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号，并对思想史上的各种相对主义作了详细的研究，还把相对主义分成四大类：实践相对主义；认知相对主义；民主相对主义；政治相对主义。《转型》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整理。《转型》指出，相对主义是费耶阿本德正面肯定的观点，是费耶阿本德文化哲学的另一块理论基石，他试图借助相对主义理解和鼓励文化多样性。费耶阿本德的文化相对主义确实在文化观上给了我们重要启示。例如，实践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文明都可以通过学习异己的文化、制度和观念而获益，而不管支持他们自己观点的传统如何强大。认知相对主义认为每一个陈述、每一种理论、观点或每一项发现的方法和证明的程序，都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每一种有足够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观点都存在论据证明与之相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民主相对主义主张，不同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看这个世界，也把它们当作不同的事物来接受。它之所以是民主的，因为诸多基本假设原则上都是可讨论的，而且取决于所有公民。很显然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普遍主义的思维范式，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科学观，是哲学思维的重要转型。
三、费耶阿本德与科学哲学的解构
哲学界都知道，费耶阿本德对标准科学哲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没有深究这种批判的意义。《转型》指出，费阿本德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意义非同小可，他的批判解构j20世纪初开始占据西方哲学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思潮，也揭露了貌似价值中立的科学哲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与西方文化霸权的逻辑联系，这是其他科学哲学家所没有触及的领域，他对科学哲学的批判解构了标准科学哲学的四大前提支柱：第一、普遍主义方法论的信仰：第二、划界思维的逻辑；第下、科学优越性的假设；第四、科学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他的哲学就不仅仅是一种激烈批判的科学哲学，而是从科学哲学的终结处进人了文化哲学，他的哲学也因此具有了建设性。他在哲学上的后现代转型不是从现代科学哲学转向后现代科学哲学，而是从科学哲学转向了文化哲学，他向文化哲学的转向不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的转向，是整体哲学理念的转向，是科学哲学发展到极端后的逻辑出路。这是极为中肯的评价。
四、费耶阿本德较早地推动了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型
费耶阿本德不仅是一个批判者还是一个建设者，他在批判标准科学哲学的同时就在建设一种文化哲学。(转型》断定，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哲学一诞生就是在文化哲学的框架下思维的，只是最初费耶阿本德本人对自己哲学的特点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自我意识，费耶阿本德的研究者也没有很快领悟费耶阿本德哲学对与科学哲学向文化哲学转型的意义，甚至到今天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仍然是先站在标准科学哲学的立场上，然后再开始解读评论他的哲学，《转型》一书应该属于较早地意识到费耶阿本德对于科学哲学向文化哲学转型意义的作品。费耶阿本德本人明确地意识到科学哲学向文化转型是在《告别理性》一书。当然费耶阿本德并不是从《告别理性》一书才开始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转型的问题，在《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等书中就有大段的文字谈论文化多样性，但并不是这些著作的主题。在《告别理性》之前费耶阿本德关注的主题是对科学哲学的解构，而《告别理性》一书关注的是科学哲学解构以后哲学的文化转型。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哲学也由批判为主转向更多的建设性。《转型》认为，费耶阿本德的文化转型不是另外开创一门作为分支学科的文化行学，而是拓展科学哲学空间的一种思路、立场和视域，当然这种拓展不是抛开标准科学哲学问题另起炉灶，恰恰是在批判原来问题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逻辑拓展。这意味着科学哲学无论是作为思潮还是作为学科都没有在解构与转型的过程中消失，而是拓展了空间并形成了新的研究结构和侧重点。多样性、自由性、相对性是文化的三大特点，也是文化哲学不同于知识论哲学的重要立场。费耶阿本德曾在论著中多处肯定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医文化，《转型》一书的作者最后用中国文化的理想“和而不同”来概括费耶阿本德的文化理想：多样性传统的平等互利、自由共生。不知费老可同意否？
如何写哲学论文 篇五
中秋佳节，圆月当空。仰望明月，思绪涌上心头。
月有阴晴圆缺，很多人都为满月赞叹不已。他们喜欢满月的美满，却忘了，没有新月，又哪来的满月呢？我不同，我喜欢残月，尤其是上弦月之前下弦月之后的残月。她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让我沉醉，让我着迷。
缺与全是对立的，从宇宙诞生的那天起，它们就对立至今。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残缺不全的，正是因为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人们都在追求完美，都把完美作为一个目标。在追逐这个目标的同时，人们获得了功名、获得了利禄，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但获得这些并不代表获得了完美，此时的你仍然是“残而不全”的。
如果说“全”是一种完美，那么“残”就是适度。“残”的哲学在于它的知识，在于它的自省，在于它的与世无争……
“残”也是相对于自己的完美。德国哲学家尼采曾作诗谈“处世之道”：别在平野上停留，也别去爬得太高。打从半高处观看，世界显得最美好。“残”再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使自己达到了人生的新境界，虽然还未曾完美，但获得成功就是属于自己的完美。所以“残”其实并不残，它是留有余地，是一种适度的放弃，是一种知足而长乐、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把心态放平常，把心态放轻松，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这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紧张无味。要以“残”的心态去追求“全”的人生，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轻松美好，因为你在做一件你力所能及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坦然了。人生并不十全十美，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残”也会变为“全”。
以“残”的心态，追求“全”的人生。当你回首时，你不会感到悲哀，那是因为你已经尽力了。仰望星空，你还会为满月赞叹不已吗？
哲学论文 篇六
摘要
德育所依存的是一个“人”的世界，一个充满了鲜活生命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教师与学生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传统的灌输式德育把德育过程当成是道德知识的识记过程，忽视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要使德育摆脱这种困境，走向理解是一条出路。
关键词
哲学解释学 德育 理解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与日俱增，相互理解精神已经成为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普遍的心理需求。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理解理论探讨的日益深入为德育中理解的引入提供了契机。本课题的研究借鉴了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他关心的就是人与世界最基本的状态和关系。他认为理解遍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理解的过程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是整个人类经验的基础。从理解方面来透视学校德育的现实，我们看到理解问题被极大忽视的状况。
一、重识记轻理解
每一项道德内容都产生于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特定的交往关系中，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之为“背景”。在现实德育中，这个“背景”常常被忽视，相反浮在表面的道德知识、行为表现却受到过多的重视。传统的德育让学生知道了道德是什么，却又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这是因为学生仅仅反映了道德，而没有理解道德。理解不是对老师所讲授的道德知识的识记，而是教师、学生和德育文本的视域融合。虽然各自的视域不同，但视域决不是封闭的。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它要理解的那个视域，随着理解的进展而不断扩大、拓宽和丰富。
二、未充分正视学生的前见
这里强调的前见主要是指学生在理解之前已经具有的认知结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等。受强制性灌输习惯的影响，现行的德育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统一性和同一性的特点。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它本身是具有理解性的，不同的学生对道德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理解本身具有历史性意味着两层意义：第一，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没有历史，理解便不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第二，正因为理解是在历史中展开的，因而也就具有历史性。由于前见的存在，也由于每个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不同，使得不同的学生在同一德育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思想觉悟。所以德育不能完全注重同一性，要因材施教。
1、善待前见
伽达默尔把前见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合法的前见”，即历史赋予的，对理解有正价值的、人永远无法摆脱的前见。它来自人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另一类是“盲目的前见”，指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接触吸收的、可以消除的见解和观念等，它们主要来自于人们对各种各样权威的盲目顺从。这种前见往往会妨碍学生正确理解的实现，使理解走向单一和死板。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应在克服之列。
2、把握时间间距
近代方法论解释学把间距视为理解的障碍，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则强调我们与历史之间存在的时间间距不仅不是理解的障碍，反而是我们不断产生新理解和新真理的意义源泉。间距是客观存在的，从根本上说是不可克服的。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理解学生需要时间，对学生的了解过程和对各种事件的分析处理过程就是时间间距发挥作用的过程。学生理解教师同样也需要时间，这个过程可能比教师理解学生的过程更漫长。
三、积极融合视界
所谓视界融合不是简单地服从或重叠，而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商谈达成的关于特定话题的共识。教育者向受教育者敞开自己的视界，受教育者做出应答。在这种相互作用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理解对方视界中的特殊性，同时尽可能地反思自己视界中的不合理成分，并通过清除这些不合理成分为接纳对方的合理差异腾出空间，就是视界的共同区间即实现视界融合。
四、驾驭理解循环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循环也是解释循环。强调德育文本自身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是强调德育文本有独立于环境的永恒不变的原意即文本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社会等与德育文本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是强调文本没有原意或者原意是由读者赋予的即文本的主观性。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永远是相对的，循环永远不会消失，理解就是一个意义预期、筹划与具体的理解相互循环的进程，这说明理解是发展的、前进的，也表明理解是开放的、无限的。受教育者与德育文本的视野融合并不是在一次融合中终结，而是不断的融合，从而不断生成个体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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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海飞。理解与循环[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哲学论文 篇七
摘要：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流派，也是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价值观以及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思想体系。这两者实际展现了人心灵的两个侧面。本文从几个侧面试阐述道家和儒家的关系，主要是其思想差异。
关键词：道家；儒家；关系
一、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展现了一个充满玄思妙想的神国仙境。
它不遗余力的讽刺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其他一切人为的东西。认为最高的境界是“自然”，呼吁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思维。与之相对照的是，儒家强调个体要再社会体系之内合理发挥自身的作用。
道家思想被很多自然地接受了，但是它对少数群体是一种威胁和侵蚀。其中包括，儒者和一些因循守旧者是最坚定的反对派。我们面对这些彼此争议的思想体系时，要再次提防和具体历史相结合。中国的历史并不衍生于上帝的恩赐，而由神缔造的历史只会在哲学和宗教上催生一个排他的真理。
二、儒家和道家就其大者而论，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排斥。
儒家的社会心理取向是乐观的理性主义，道家的心理取向是悲观的神秘主义，二者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恰相反，但又相互关联。儒家和道家之共生，恰如中国文明的表与里，其和谐远比对峙要重要。我们在理解儒道互补，以及后来儒释道互补的关系时，切忌裹挟西方文化的狭隘性，将它们看成是相互竞争的思想和彼此敌视的宗教。
道的含义相当宽泛，所以道家的形象也因此有些扑朔，道家所指，也从哲学著作到宗教膜拜，涵盖甚广。
实际上，说道家是包括道家思想和道教两个层面的。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都尊崇老子以及一些真实和被神化的人，共用一些术语和经典，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不逊色与它们与儒家思想的差异。
尽管道家哲学和道教真贱存在巨大的张力，但是二者大抵相安于各自的生活和观点。道家哲学的最高理想是“顺乎自然”，而道士的志趣和宏愿则是战胜自然、炼丹成仙。不过二者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
当儒者们都批评道家时，他们是在撇清与道家中某一群体的干系，这一群体对儒家和道家哲学都不以为然。这是被庸俗化的道家，它们虽然能以道术、占卜和其它机巧讨人愉悦，但是难逃名不副实、故弄玄虚的腹诽。
道家对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浪漫的、轻信的、沮丧的、犹豫的都容易接受道家，对这些人而言，儒家思想是无足取的。同事道教也是传统中国人日常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不过后来儒教分享了道教的空间，改变了道教的历史。
道家哲学在思想上和儒家有些根本的不同，先秦时候道家和儒家的中坚力量对此了然于心，所以他们竭力澄清差别以彰显彼此所信仰的真知。不过，由他们思想的具体内容看，儒家和道家都有令人折服的中国文化特质，那就是二者都重直觉而轻视公设，重启发而轻祥言，重譬喻而轻演绎。道家不像儒家那样推崇人世的价值，但是对人生问题也贡献良多，二者都分担着对世道的关注。除此之外，道家还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他们比先秦儒家更热衷于对自然进行宇宙论的反思。儒家和道家都认为互依互补的阴阳是一种和谐有机的互动，并以此解释世界上的种种变化。但是道家不同于儒家的是，它更关注自然，并把自然理想化。
道家思想的要旨就是“反者道之动”，对天地之间任何观察到的事物，道家都以此解释，这和儒家更愿意析取人类心理的原则不同。
三、在这里有必要将链各个学派的分歧廓清。
儒家认为人应该与自然和他们和谐相处，而且，人就是儒家价值的标尺，故而，我们可以称儒家为“人道主义”。而道家认为人的理想生活是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必要时候可以离群索居。道家价值的试金石是自然，而非人，所以我们可以称道家为“自然主义”，且是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但是成道家为自然主义会让我们感到有些混乱：在西方，人道主义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念，自然和人道是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却成了哲学上的两极。
在思想史上，思想总是在回应问题中得以明确。在西方，人道主义源于对宗教权威的回应，非宗教的自然因为这种历史和文化原因同人道主义连接起来。在中国，道家对自然的理想化是因为对人类无力保证社会的 安定和秩序的悲观失望，道家讲自然看做是对人世的抗拒。当然，中西方的自然主义各有来由，其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联方式自无高下理乖之分。
四、道家视世中人为蒙蔽失真之物。
道家诛伐君政朝廷，忧虑颈部和文明，警戒能攻技巧，视所有标准、差等、名分为导致完满无缺之自然崩蚀退化的原因。
道家和儒家一样生于乱世，但是道家主旨是行于人世如履薄冰，何不退隐山林。对于人世的否定，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而儒家恰恰是另一种思维和应对人世和人事的方式，其强调的恰恰是如何适应这个人世。
由以上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和道家恰好是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两种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应对社会的两种恰好有别的思维方式。
哲学论文 篇八
1.事实与事物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一定可以“勾画出世界的图像”，因此世界必然可以认知的。基于这个观点，维特根死坦首先否定了传统的以事物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不是事物的总体。”换言之，维特根斯坦所建立的是“事”的哲学而不是“物”的哲学。传统的物的哲学中，形而上学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它要求我们必须去认知物体的属性、性质、实体和本质，去“追求经验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进而又涉及到一般与个别的问题，最终我们考察的对象从存在物上升到存在本身。这种哲学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从休谟开始，人类能认识存在本身就收到了批判，到康德把“物自身”，排除了认识论领域，这一形而上学观点就被否定了，因为它要求我们去认识超出理性认知的对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维特根斯坦把事实作为世界的基本组成，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2.事态与对象
事态原先被罗素翻译为原子命题，即事实的组成部分。维氏认为事态是最基本的事实，事实要么是事态，要么是事态的复合。但是反过来，事态并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事态包含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不仅是在世界中真正发生了的事实。“事态是对象（事物）的结合”，事态就是事物在世界中存在的载体，事物通过在事态中与其他事物相结合来存在，它的本质就是能出现在各个事态当中。对象在事态中与其他对象结合的方式称为事态的结构，这种结构是包含在对象之中的，对于一个对象，它与其他对象所有的可能的结构也就是所有他能构成的事态，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对象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始终不变的，因此，给定了一个对象，就相当于给定了它的形式，也就给出了含有该对象的所有事态，“如果给出了所有的对象，那么同时也就给出了所有可能的事态”，因此，事物的本质就是存在于诸事态当中，当我们知道一个对象，就等同于知道了它出现于诸事态中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同时规定，世界的形式即是所有对象的形式的总和。对象的可能的事态构成了对象的形式，它是不变的，而对象的外在性质，即哪些事态成为了事实则是可以变化的，称之为对象的配置。对于不同的对象，我们只能通过形式和配置区分它们。对象之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的基本实体，就在于它不具有独立性，一个脱离于事态的对象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对象独立存在时，我们只能知道它的可能的事态，而不知道哪些事态在现实中被实现了，我们也就无法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信息。同时，对象还是简单的，即对象不可以被分解为别的事物。当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时，它与现实世界一定共有着一种形式，否则我们无法想象出它。而由于这形式是由所有的对象的形式构成的，因此所有对象的形式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不变的，也就证明了所有对象是一定存在的和不变的，因此，“不变者，实存者和对象是一个东西”。假设一个对象是复合的，那么它就是多个不同的对象组合而成的，在这些对象没有组合成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对象就不存在。因此，一个对象的复合性就要求它可能不存在，与之前的结论相违背，因此对象一定是简单的。对象与其他对象不能复合成一个复杂的对象，而只能形成一个事态。事态与对象不同，事态具有存在的独立性，它的存在不依附于其他任何事态，从一个事态的存在与否也不能推导出另一个事态是否存在。
3.逻辑空间
维氏认为所有的可能的事态都不只是可能的，而是存在的。“在逻辑中没有纯粹是可能的事情，逻辑涉及每一种可能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这些可能性一定“存在于一种无限的空间之中”。维氏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可感世界和可理解世界。可感世界由所有以发生的事实构成，而可理解世界，即逻辑空间，则由所有的可能的事态构成。维氏说，“在逻辑中没有纯粹可能的东西，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所以一切可能性都在逻辑空间中存在，每个可能的事态占据了一个主目位置，也就是一个空间点，如果某个事态被实现，成为了事实，那么这个空间点就是被占据的，所有被占据的空间就代表着现实世界。每个对象在逻辑空间中代表一定的空间，即是它所有可能的事态代表的空间点的总和，也就代表它的形式，而它的事态中哪些空间被占据就规定了它的配置。因此，逻辑空间就代表着世界的形式，它是不变的和实存的。“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对于每一种可能的世界，它的全部由逻辑空间中被占据的点的总和所规定，因此，每一种世界本质上都是逻辑空间的子空间，它们共享共同的形式，只是在对象的配置上有所区分。
哲学论文 篇九
历史上有着是否有必要开展对教育哲学主流，即教育哲学与教育基本原理的本质区分的探讨，我出于对哲学本质地位的推崇，以及对哲学在指导普遍原理、规则方面效用的认可，以此为前提，认为教育原理是教育哲学指导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教育原理源于教育哲学之生化。但这里的教育哲学又不同于传统哲学之抽象思辨，它基于实践观察参与而提炼升华之理论，这里的理论具有形而上的最高意义，将这一深层理论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基本规则即是教育原理。教师在工作实践中通过观察、参与和反思提炼“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境界提升的重要途径，如教师将“个性化色彩”的教育哲学心得付诸版面，其普遍性指导的意义越大，论文质量就越上乘。本文以个人思想心得为前提，从三个方面建言创写优秀教育哲学论文的思想源泉和实施要领。
一、坚实哲学素养，同时丰富其他学科知识之辅助
“在国外，教育哲学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些哲学家，或有很好哲学学习背景的人。而我国从事教育哲学工作的人主要是应教学需要从教育理论从业人员中抽取出来的，他们一般哲学基础比较差”缺乏哲学素养就难以以哲学的视界审视教育领域之根本问题，夯实哲学基础势在必行，究其途径，首先应研习哲学基础理论，以熟知其基本概念、方法论原则、各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各家学说观点；其次，应广泛阅读最优秀哲学家之最精要着作，以了解哲学领域的学术深度，侵染大师之思想光芒，为自己开展学术研究做好思想前提；最后，实现由抽象的哲学转化成具体的哲学。由于受传统哲学研习模式之抽象思辨影响，前期的哲学学习显得空洞理论化，但如果摒弃前期形而上学的理论修养，就失去后期形而下的实践指导能力，最重要的是将前期所学哲学理论与生活、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以实现具体化。
各学科在内在脉络方面有时惊人地相似，一些优秀的哲学家，有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甚至于是出众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拥有多学科背景。特别是人文与社科知识背景的学者，对同一哲学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更具多元化和全面化，譬如对学生失眠问题，若仅具备心理学知识，可能将其失眠归于情绪不稳，心事重重，若同时具有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则可能思考到学生是否由肝火过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等症候导致的失眠。与教育哲学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主要有社会学、心理学，甚至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把握好这些学科与教育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深入教育哲学研究，并提升教育哲学的学科地位。
二、研读并吸纳世界教育名著之精髓以期境界之提升
创写优秀的教育哲学论文不仅需要深厚的哲学功底，对教育学本学科学术思想的把握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著名教育学家的教育名著，本身就蕴含丰富的哲理，这些经过历史考验而沉淀下来的名著永远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利于教育哲学的研究符合人的本性，顺应生命的发展，体味这些思想并进行甄别和判断，也有利于自身思想的成熟。只有知晓本领域思想家的学术功底和研究动态，才有利于寻觅自身之局限，奋斗方向的指向性也就更明确。这些优秀的教育名著主要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约翰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尔》，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马卡连柯的《家庭和儿童教育》，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人格教育》……
三、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提炼，在实践中升华
纵然人类早期的哲学家偏重于对万物本体和宇宙起源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虽是浓重抽象思辨的经验之谈，但是他们的研究路径源于在实践中对宇宙万象的迷惑所作的思索，哲学本身的学科体系是现实矛盾激烈交锋后的产物，只是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一特质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而有脱离现实之嫌。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付出都应回归到人自身的幸福，这是一切研究的初衷，也符合人类本性特质。教育哲学的研究者不应该仅仅游刃在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翻翻书、读读书，还应在概念、原理和方法论方面作一些形而上的探讨，教育哲学的研究路径应该是：掌握教育哲学基础知识及相关学科辅助知识-在实践中反思-听取同行及学生意见-批判教法之不妥，总结经验之不足-不断地深化和完善经验以升华教育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并非为了迎合现实世俗之需要，而是本身符合人类作为生物体的本性特质，一切不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幸福的人、事、物皆应舍弃。哲学探讨如果在一些诸如语言辨析、逻辑辩论等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已经是脱离实践的滑稽之谈。“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发现，西洋哲学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对于人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反而不讲，只有存在主义是例外”[2].而中国哲学历来关注人类命运、人类的伦理法则与生命幸福的探索，教育哲学的研究应继续中国哲学对人性问题关注的传统，同时又要吸收西洋哲学严谨、实证、条理化的学术态度，让教育哲学为教育领域根本问题的指导服务。
对哲学的理解论文 篇十
[摘 要]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跨文化文本理解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反思的空间。从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与原文本作者视域融合的不可或缺性，以及跨文化理解中理解者偏见的合法性等三方面展开研究，可以为跨文化文本理解的研究寻求一种哲学诠释学视域，从而使跨文化文本的解读从以往的表面化范式中得到理论升迁，进入跨文化理解的一种新的视界。
[关键词]理解；跨文化文本；效果历史；视域；偏见
在当今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理解与交流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目前，国内外在研究跨文化文本的理解方面较为集中的两个领域是跨文化交际学和以跨文化理解、解释为基础的翻译学。如果我们冷静地对以往的研究做一反思，便不难看出，跨文化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方面的探讨，其范围主要局限在对不同文化群体在各自语言中所携载的、在跨文化交际中所显露的静态的文化异同点上，其运作方式也主要停留在跨文化理解者对原语言和原文化的表层的知性操作上。而对跨文化文本的理解与解释这一基本阶段所牵涉到的基础理论问题，比如理解何以可能、如何展开等，没有给予充分重视，缺少系统的理论支撑。本文以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关于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参照，从理解的历史性，原作者与理解者视域融合的必要性，以及理解者带有偏见的合法性等三方面，对跨文化文本的解读过程予以理论展开，同时对理解过程中的原作者、原文本、理解者等诸因素及其关系进行哲学反思。试图为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基本前提寻求一种哲学诠释学的根基，以使跨文化文本的解读取得一种深层的理论框架。这一探讨不仅对在跨文化交际中寻求一种理解的深层视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目前举步维艰的译学理论建设亦会有所禅益。
一、跨文化文本与解释学
释义学家、结构语言学家以及后结构主义者习惯于在广义上用文本的概念意指任何被解释或分析的对象，比如一首诗、一幅图、一部文学作品乃至全部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便于讨论，本文采用的是文本的一般概念，即把文本看作语句或语句结合体，进而将跨文化文本的概念范围界定为：承载异文化的、从一个语句到整本书的任何语句结合体。当代哲学诠释学正是围绕着对文本的理解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问。“诠释学”一词来自希腊文Hermenia，作为宙斯的信使，他负责把上帝的指令翻译成人间的语言。他的解释显然是以他的理解为基础，因此，诠释学从一开始就与理解和解释息息相关。经历了圣经注释学、罗马法律诠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和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等几个主要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存在三种主要的诠释学理论模式：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贝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的诠释学；以布尔特曼和早期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诠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1]（P7）虽然每种诠释理论模式都是以文本的解释和理解作为出发点，但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影响最大。在其导师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诠释学的基础上，伽氏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试图在人类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不能用科学方法论手段加以证实的对真理的经验。伽氏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主要是针对同一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作者、文本和理解者之间的关系来展开的，几乎完全抛开了异文化文本这一范畴。但是他从语言、文本等方面一再阐发的理解、解释等概念，特别是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中多处引证的有关翻译中理解的问题，为我们研究跨文化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借鉴。伽氏认为，“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外语的翻译情况只是表示一种更为严重的诠释学困难，既面对陌生性又要克服这种陌生性。所谓陌生性其实在相同的、明确规定的意义上就是传统诠释学必须处理的‘对象’。翻译者的再创造任务同一切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诠释学任务并不是在质上有什么区别，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2]（P494）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解读──理解、解释、译解──跨文化文本的过程，仍然是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对文本理解的拓展过程。不同的是，在跨文化文本的理解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面对异文化因素带给理解者的种种复杂情况。这也就意味着哲学诠释学的合理的理论内核──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与原文作者的视域融合，以及理解中带有偏见的合法性，可以引发对跨文化文本理解从整体上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对跨文化理解过程中的诸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澄清、梳理，重新审视跨文化文本理解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二、跨文化文本理解中的效果历史意识
解读跨文化文本，首先面对的是原作者、原文本与跨文化理解者的跨越语言、文化甚至历史的关系问题。跨文化理解一旦发生，这种关系便不可避免地自然显现出来。在传统的跨文化理解、译解中，我们一直设法清除理解者和原文本之间存在着的语言、文化、历史间距，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主观成见和误解。然而，伽达默尔在论述其诠释学中的一个最基本概念—─效果历史时指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对象，而是彼此两个方面形成的一个统一体，一种在其中存在着历史现实和历史理解的现实这两方面的关系。一种合适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内表明历史的效果性。”[3]（P284）这意味着历史是通过制约我们的历史理解力而产生效果的。任何理解都处于历史的形势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因此，理解不是一个纯粹的主体的行为，而是效果历史的一个方面。根本不存在纯“客观的”、无任何特殊视角的理解。历史限制了我们的知识，但也通过决定我们能理解什么而帮助了我们的理解的开展。如果以哲学诠释学中的效果历史意识作为判据，那么在跨文化文本理解中所谓的通过摆脱原文本文化传统的束缚，消除对文化差异的偏见，最终返回到原文本、作者的原义的追求，实际上是通过抹杀跨文化理解者的自我而达到所谓的客观的理解。而这种没有历史性的自我实质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理解者和原作者都以自己的一定生存方式处于历史之中。真正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性，而是正确地评论和适应历史性。因为没有过去，现在的视域根本不能形成。由此可见，跨文化理解中的理解者和原文本及其作者都应该被看作是历史的存在。文本是开放性的，其意义永远不可穷尽，因为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运动生成的过程中。同时，跨文化理解者也绝非是在头脑一片空白的状态下去达成对原文本的理解，而是在自身带有的本文化的背景下进入到原文本文化的意义域之中的，有其自身无法摆脱的内嵌于本文化历史性之中的诸多相关的前理解因素在起作用。这样，从效果历史意识的角度来看，跨文化理解者与原文本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带着自身历史性的语言、文化等前理解背景因素去跨跃到原文本自身所展示出的异语言、文化之中，求同存异地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与原文本作者的动态的视域融合。并在不断展开与升迁的理解能力范围中与原文本的意义域保持一种动态的历史对应。
三、跨文化文本理解中的视域融合
“视域”一词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现象学和诠释学家那里被赋予了特殊的哲学意义，是指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哲学诠释学认为，每个人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者都处于某种传统和文化之中，并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之中。我们在视域中生活和理解，不存在与人的特殊视域无关的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是在某个视域中被确定的。在解释文本时，这个文本的视域和解释者当前的视域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要获得对于历史的理解，理解者必须尽力得到一个历史的视域，并且通过历史存在者本身和过去传统的视域来进行解释，而不能只通过这个人的当代尺度和偏见来进行解释。[3]（P447）但同时也不可能完全清除理解者自己的标准和偏见。我们应该意识到双方视域的特殊性，并通过建立一个将其结合的关系而克服这些特殊性。任何真实的理解都涉及这样一种视域的融合，在其过程中传统获得新的生命，我们自己的偏见受到挑战。视域现象是解释学循环的基础，即将理解描述为传统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相互作用。根据当代解释学确立的关于文本理解中的视域和视域融合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跨文化文本理解中，传统上要求理解者所遵循的理解之路是没有理论根据的。让理解者抛弃自身的语言、文化、历史等所谓的干扰因素，去充分发挥自身的跨文化移情意识的作用，把自己完全置身于生活在异文化背景下原作者在文本中展现出的视域──这违背了理解的自身逻辑，更忽略了跨文化理解者自身必然具有的生存视域。跨文化理解者对原文本的解读，乃是在生存论意义上的跨文化展开。理解的基础并非在于将自身完完全全置于原文本的思想之中，或是纯粹参与到原作者的内心活动之中，去设身处地地领会他人的生命体验。如果我们把跨文化文本的理解看成是一场谈话，那么，交谈的一方面应该是理解者与原文本的交谈，另一方面（也是必然出现的一方面）则是理解者同自己的谈话。在两方面合而为一的统一体中，跨文化文本理解的真实过程才能得以实现，理解者才能将自己的前理解背景因素──不管是来自于自身语言文化，还是在以往解读跨文化文本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原文本语言的文化──与原文本中所展示的原作者的视域融合起来。因为有了理解者视域的融入，我们对跨文化文本的理解程度也就必然有了历史的宽容，因而也就可以把对跨文化文本的每一次解读都看成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意义生成过程。虽然在表面上看，原文本文字所记录的意义可以用目的语言复述出来，但这绝非简单意义上的重复，而是参与进了一种理解者当前的视域和视域中必然抱有的前见与前把握。这在哲学解释学意义上是合理的偏见，它构成了跨文化文本理解中的一种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条件。
四、跨文化文本理解中的合理偏见因被视为妨碍了理性和哲学对真理的追求，偏见在传统的理性哲学中一直遭到人们的拒斥。
在传统的跨文化理解研究中，不管是跨文化交际学还是翻译学，都设法排除理解者可能抱有的对异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等的偏见，以达成所谓真正的对跨文化文本的理解。然而，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偏见不但被恢复了名誉，而且被看作是我们理解中一个必要因素，这种看法基于海德格尔关于理解或领会的前结构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理解都涉及意义的投射或筹划，是从一个人自己所处的视域中获得的。由于这种理解的前结构就是偏见，理解或领会不可避免地植根于偏见，并不存在能让我们得到一个文本的“真实”意义的中立视角。[3]（P796-797）按照这一思路拓展开来，跨文化理解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并非是纯主观的，他所带有的偏见并不就是主观意见，也不是个人癖好；相反，它是传统的一部分，在他所属于的历史传统中发展而来。是被历史和文化决定的视域，是效果历史的显现。由此看来，这种偏见是合理合法的，不但不构成跨文化文本理解的障碍或局限，而且，它引导着理解者朝向正确解读原文本意义的方向，因而是使跨文化文本理解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更深入地追究跨文化文本理解中偏见的合法性的前提，那么，理解者在自身的生存经验中得来的思维固有的能动性就是跨文化理解得以可能的主体方面的最终根据。换言之，跨文化文本理解者的能动性实现的诸多环节就是有意识或上意识的主体偏见的突显，它作为理解中理性化和逻辑化的形式而发生作用，并成为对跨文化理解前提追究、反思和批判的核心基础。如何在理解中使理解者的前见与跨文化文本对象达到同一或和解，便构成了跨文化理解的一个深层的本体论根据。当代哲学诠释学关于文本理解、解释的理论，使得跨文化文本理解的研究取得了一个反思的理论平台。我们试图以跨文化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与原作者视域融合的不可或缺性以及理解中偏见的合法性作为依据，说明跨文化文本理解是一个包括原作者和理解者，原文化和本文化等理解以及前理解因素在内的互动过程。从而使跨文化理解者得以摆脱以往的、视文本解读为一般操作方法的局限性，获得跨文化理解的一种新视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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