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稀有元素专业
1959年9月，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稀有元素专业。1964年7月，我们5年的学业已大功告成，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都通过了，我们等待的是毕业分配，这也是人生里程重要的一步。校方对这项工作很重视，早在3月份，便以公函的形式通知每个毕业生的家长，并盖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公章，“请家长协助学校共同对学生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学生能坚决服从国家的分配。愉快地到祖国所需要的地方去”。
在家乡广东中山，我的母亲也收到这份公函，并亲笔写信给我，说：“我们家很穷，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你根本就读不起大学，你是我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党和政府培养出来的，毕业后你一定要服从分配，为国家出力。”当时，我深受鼓舞，决心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记得当时我们一共填写5个志愿，我大概是这样填的：第一是“服从分配”，第二、第三、第四是边远、艰苦的单位（云南、陕西、吉林），最后一个志愿想填写广东，但没有需要的单位，我就填了上海。最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化工局。
1964年7月31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之一。这天晚上，北京市委办公厅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举行首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周恩来总理亲自给我们作报告。白天，我拿到印有“报告人：周恩来同志”的入场券时，兴奋不已，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可以亲眼见到敬爱的周总理了！这一天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巴不得报告会马上到来。
晚上7时，我们乘校车按时抵达工人体育场，参加大会的毕业生足足有上万人。报告会于7：30准时开始，出席报告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彭真市长。会上周总理作了关于“革命和劳动”的报告。首先周总理阐述了国际形势，分析了“两个世界和两种趋势”。接着论述“革命和劳动”，号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劳动，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为祖国作出贡献。
他还引用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名言，勉励大家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最后总理讲述了知识分子革命化和劳动化问题，总理说，当前，在全国1500万同龄青年中，每年才有20万大学毕业生，你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但你们只是“半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生活斗争知识和经验，必须积极投身到实际工作实践中去。总理要求大学生毕业后先参加两年劳动见习，在实践中锻炼，在工作中学习技能，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每年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样，才能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同时，要促进劳动者知识化，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从而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个任务是非常光荣和艰巨的！
会上，陈毅副总理和彭真市长也讲了话。与会的应届毕业生都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心按照总理的指示投身到火热的实践中去，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由于报告会的入场券太珍贵了，我一直把它珍藏了40多年！
8月27日下午，科大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谭震林副总理、郭沫若校长等领导出席。毕业典礼在校歌中开始。谭震林副总理首先讲话，主题是“论德与智”。接着郭沫若校长作关于“又红又专”的报告，他说，大学毕业了，但是学问还不能“毕业”，要始终保持学生的态度，活到老，学到老，百炼成宝刀，百年不生锈，真正做到又红又专。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要作出一辈子的努力。校长勉励大家永远高举思想红旗，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裴丽生秘书长讲了知识分子劳动化问题。最后毕业生代表发言。大会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就在这几天，我们拿到了印有校长郭沫若签名的毕业证书。我的毕业证书编号是：0763。
快要离开母校了，大家思绪万千、恋恋不舍。同学们互赠留言、相互勉励，还抓紧时间合影留念，留下美好的回忆。至今我还保存了5908系、我班、我组毕业前夕的集体照。
去上海报到之前，我先回家乡中山探亲，看望老母亲和兄长。由于中山处于边防地带，当时国际形势比较紧张，人员进出均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因此，我必须向校方汇报，组织上很快给我开具了探亲证明信，令我想不到的是，证明信上盖了校党委的公章，可见当时何等重视。
回广东的路上，我与同班同学李作江结伴，他也是广东人，一路上相互照应、谈笑风生，不亦乐乎。我们在武汉稍事停留，游览长江大桥；到了广州，我们游览七十二烈士陵园等名胜，然后惜别分手，各自回家探亲。
当年9月底，我独自一人去上海报到，分配到上海化学试剂总厂，从事化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