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是壶知道为您带来的7篇《语言学家范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朋友、小朋友们。
语言学家 篇一
晚上好！今天，我很荣幸地在这里，作为你们孩子的英语老师，和你们共同探讨一下“怎样帮助孩子学好英语”，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首先介绍一下教材，英语教材相衔接的，如果你以前的英语没有学好，那相对来说，你现在学得比较累；同样地，如果你现在不学好英语，那将来的英语学习也是不难想象的。因为现在小学英语，如果有心的家长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小学英语的词汇量与语法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只有现在打好良好的基础，才不会导致英语越学越难在、越学越差。 学生们都是在三年级时同一起跑线上起跑的，经过1年多学习，学生与学生之间已经拉开了差距。一些好的学生学习兴趣浓，学习劲头足，课堂上积极思维，踊跃发言，课后及时巩固，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好势头。他们的学习习惯好，在听、说、读、写方面都能齐头并进，我为他们感到欣慰。可也有一些学生，平时学习马虎，基础不扎实，功亏一篑，导致他们现在课上听讲出现困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李老师上课，我听不懂。”听不懂，还不努力，书面作业拖拉不交，口头作业根本不完成，如此一来，学习自然成了件头痛事，麻烦事。其实，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处于中间层次，老师所教的，所布置的作业能够基本完成，但学习的效率又因人而异，存在着个体差别。尽管他们平时不需要老师操太多的心，费太大的力，但是说起各方面的表现，又总有一丝遗憾，我们总希望他们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怎样帮助孩子学好英语呢？我们老师自然是最直接的知识传授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我们只是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家长配合学校，配合老师，靠我们共同的努力来帮助孩子学好英语。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我们要和孩子共同成长。
重视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
(1)让孩子多听录音 在少儿英语教学中，首先是加强听力训练和说话训练，然后才是读写能力的培养。听说能力差，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差，为此，家长一定要配合学校来要求孩子，要创造条件让孩子多听，多听纯正的录音，听几遍、听清楚了以后，跟着说。比如前年的听力占35分，去年就已经占40分了。
(2)让孩子大声说英语 家长要每天留出20分钟左右时间让孩子读读英语，不管当天有无英语课。我们要鼓励孩子大声地朗读、对话、问答，大声说，不害羞，这样有利于清楚地表达自己，也有利于他人纠正自己的错误。
因此，请大家在家里督促孩子保质保量地完成英语作业，该读的读、该说的说、该写的写、该记的记，及时巩固，养成良好的习惯。父母亲的良好榜样起着很大作用。孩子一般还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这时，父母亲对学习的态度，特别是行为，会极大地影响孩子。千万不能纵容自己的孩子第一次说：英语好难，我默不出来；就任由他去。你让你的孩子知道：今天，你花大时间去养成好习惯，明天，你就可以更好。今天，你偷懒了一会，你明天的作业就会更多。累积下来，你就是欠债最多的人。
语言学家 篇二
大家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新六(1)班全体老师，感谢各位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能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家长会，说明大家对自己的孩子都十分关心。是啊，哪一位家长不望子成龙？哪一位家长不望女成凤？哪一位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呢？既然家长、老师、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教育好他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把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教育好。
一个孩子的成长，不是光靠学校才能够做到的，对学生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方面组成。但说真心话，目前我们的社会教育状况令人担忧。有专家曾撰文说：“五加二等于零。”什么意思呢？即学校家庭花了五天进行正面教育，但是孩子们一到双休日，回到社会，除了学习什么都学会了
虽然在平时我们有些家长也常常主动与我们联系，了解孩子的情况。但不管怎样，今天，在你们的孩子即将完成小学学业的今天。我想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如何进行有效的家校配合是非常必要的。
一、介绍毕业考试的重要性：
首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清醒认识这次毕业考试对你的孩子的重要性。
第一、孩子们辛苦了六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多少风风雨雨，严寒酷暑。现在到了最后收获的季节。这一个句号是否能够划得圆满，关系着他这六年定论问题。谁也不想自己的孩子带着遗憾走出小学校门。可能这并不能定论什么，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毕业考试关系着你的孩子将来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学习的兴趣。如果你的孩子以一个较好的成绩步入初中，我想他一定会充满信心，对以后的学习生活势必也会报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可见这对他的学习影响是十分大的；
第三、毕业考试成绩是你孩子走入初中给初中老师留下的第一印象，也可谓是展现给老师们的第二张脸。多多少少会影响初中老师对你的孩子的判断，以及将采取的一些策略。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小学毕业既是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也是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毕业考试的成败也意味新的开始的成败了；
第四、有一部分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升入一个比较好的初中。能够在将来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那毕业考试就是必经的一道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考试也可能是你的孩子在这个社会对将来人生第一次抉择，一次可能并不是自觉的、不是自知抉择。但的确是隐含着，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
我上面只是简单地列举了一些毕业考试的重要性，其实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家庭，毕业考试的意义会不同。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与孩子有关系的人，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一次考试，把他当作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来看待。在最后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留下遗憾。
二、介绍最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可以算一下，毕业考试还有多少天呢？六月二十二日，还有四十天，去掉休息日，还有三十天的在校学习时间。时间已经很紧。更重要的是这一段时间对学生的学习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对于成绩好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知识系统化的过程。可能前面学了很多知识，装在脑袋里还没有整理。下面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知识整合的过程。使原来松散的结构变成一个有着内在互相联系的结构。同时我们会根据考试出题的要求增加一些课外的知识，所以对于优秀学生，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放松了，想要在最后考到一个顶尖的成绩是不容易的。
(二)对于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来说，这一段时间是提高成绩的一个很好的契机。要知道，不论语文还是数学、英语，我们老师都会把考试范围以类的知识来一次系统的复习。这一过程，只要学生能够认真听讲，做练习。以前的不足是完全可以得到弥补的。特别是一些难点问题，我们都会挑出来重新讲、练。
所以，下面的这短短的四十天里，学生如何来学习，我们家长如何来管理，将直接影响着你孩子的成绩；直接影响着你的孩子在这么激烈的竞争中能否脱颖而出。
三、家长如何配合老师对孩子进行教育：
那么，作为家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呢？
1、加强对孩子有关吃苦耐劳精神的教育。最后这一段时间，由于学习任务的增加，孩子肯定会觉得比平时更辛苦。但是从人的一生来看这种辛苦，是孩子的一笔最好的精神财富。我们家长要经常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特别是在孩子有怨言的时候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为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懂得，不努力、不吃苦就不会有大的收获。同时对他们通过努力、勤奋得到的进步要表扬、鼓励。使他们苦中有乐、苦中有希望。
2、加强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关心。学习任务的加重，孩子的体力消耗变大，适时增加平时的用餐营养。白天变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一点干粮，让他们在学校可以充饥。在睡觉、穿衣等一些细节上要更加重视，以防孩子生病。要知道，现在一感冒就会落下课。由于时间紧，节奏变快，一旦落下，就很难有时间补上。另外，在休息方面也要加以监督。不要让孩子的睡眠不足，到一定的时间提醒孩子休息，控制好电视的收看，电脑的使用时间。(这一点要突出讲一下，有时家长一直被蒙在鼓里)(相反：在用钱上要加以严格控制；区别零食与干粮，对孩子吃零食的现象要制止)
3、加强对孩子的课外时间管理。平时看到孩子晚回家，一定要问清原因，有必要打电话与老师联系。千万不能留下管理上的空白。因为现在压力变大，有的人会自我逃避，去网吧、商店，去放松一下，有时应该叫放纵一下。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另外一旦发现该到家时没有回家要及时与老师联系。查明原因，进行相关的教育。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也要对孩子的活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掌握。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一到星期天，学生的作业质量就特别的差。一个星期辛辛苦苦养成一点好的习惯，一下子全放汤了。可以看出星期天，孩子在家缺少管理，把学习放到了一边去了。
4、加强安全意识。因为学习到了紧张的关键时刻。有些学生因为不够自觉有时要留校补课，在此我辛苦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学校去接一下，以保障路上的安全。如果有特殊的原因，不希望教师留他补课的可以提前与老师联络。
5、用实际行动关心、帮助孩子的学习。
a平时多了解孩子的作业和测验情况，重要的是要把作业和测验打开亲自看一看，不能一问了之。
b平时有空多陪陪你的孩子，在旁边看一看你的孩子是如何做作业的。特别是一些作业速度比较慢了孩子，更应该要多观察，帮助他找到根本原因。
c参与学习过程，进行有效的帮助。英语背诵，可以帮助孩子进行抽背，语文也是一样，还可以对一些基础知识进行抽背，以及监督一些默写作业。我们有许多家长都很有耐心，孩子默好以后，签一个字，作为证明。
d多鼓励，少批评。多正面引导，少横向比较打击。
e多谈心，减轻学习的精神压力。
6、加强对孩子良好学习品质的培养。对待自己孩子的学习，要从严要求，严不是打，不是骂。是高标准严要求。现在许多学生在考试时不是不会做题，而是不够细心。要知道，细心正是一种很重要良好的学习品质。所以平时做作业时，作为家长一旦发现作业的质量不高一定要让他重新做好。在家这么一抓，学校再来一抓，他没有任何可以放松的机会，良好的品质就容易养成。
还有学习的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生安他的能力他是能做好的，但因为某种不经意的态度，从不尽心做，尽力做，一味地以一种完成任务的态度对待学习也是有害无益的。同时发现有厌倦的情绪，要及时做好思想工作，也可以及时与任课老师联系。
7、加强家长与任课老师的联系。因为教师工作很烦琐，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和每个家长联系。这需要各位能主动通过电话和亲自来校与老师联系，了解孩子的情况。以及和老师及时沟通自己的想法。
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几位家长，首先是高家晶的妈妈，还有庞莹的妈妈都非常的关心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能及时地经常地打电话和老师联系，了解孩子最近的学习情况，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她们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各位家长，当你在关心你自己孩子的时候，不必过虑和老师联系的尴尬和担心，一个电话，一次会面，一封书信等等都是很好的与老师沟通的方式，作为班主任老师的我一定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地和你讲述你孩子的情况，这一点请家长们放心，同时了也希望在最后的两个月里，能有更多的家长朋友来与老师沟通，共同教育好孩子，让孩子取得更大的进步。
作为教师，我们也会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进行适当的调整。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学生的负担。最后我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里能有一个让人惊喜的进步。以一个让大家满意的成绩自豪地进入更高层次的学习阶段。
几点说明：
1、学生情况分析，上个学期期末班级语文成绩列全校第一，这个学期语文数学期中考试，也列全校第一(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一直在鼓励同学们“要和自己的过去比，要不断的超越自我”所以在最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应该更努力地让更多的孩子跨入优秀的行列。)语文方面的要求。(积累要广，更要动笔写一写，会背，但字不会写。家庭作业，写作文时候，可能多一点，但尽量减轻负担。教师的出发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家长的理解，六月份开始的8张模拟试卷，家长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并签字。)
2、毕业复习阶段(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少看电视)
3、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点，家长正确引导，要教育孩子正确对待批评、失败、和挫折。)
语言学家 篇三
在各种危言耸听的“危机”的警世之言中，人栖身其中的家庭正在面临危机，已成为不易之论。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把1994年定为“国际家庭年”(InternationalYearoftheFamily)，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以屋顶盖心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又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DayforFamilies)。从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对家庭的高度关注，足见“家庭危机”以及由此“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广、之深。“家庭危机”的论调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初，一些学者就疾呼家庭退化，家庭传统价值一去不返。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勃兰特•罗素指出，“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度里，再也没有像今天的家庭那样混乱和出轨的了。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爱，可以成为幸福的最宏大的源泉。但事实上……家庭未能给予人们的最基本的满足，是我们时代不快乐原因中最深刻的一种。”[1]社会学家约翰•莱斯比特言：“社会的基本建筑构件正在从家庭转变为单独的个人”[2]，美国学者克•雷什不胜感慨：“我们是没有家庭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个被拆散了的个人。”[3]面对“家庭危机”，为数不少的人们坚持认为，家庭必将走向解体。未来的家庭，会演变为以激情取代爱情和亲情的多元组合。然而，不可否认，家庭作为一切文化、一切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曾为人类文明的滋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原生态的家庭，充满信任、亲密感和不假条件的爱，是一切健全发展文明必不可少的存在方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撑，人的生存状况会朝什么样的方向演进。如果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无与伦比的制度能够取代家庭，就对家庭的未来大放悲歌，无疑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有益的行为方式应该是，致力于寻找和发现导致家庭危机问题之根源所在，检查人们是否曾不公正地对待自己身体和灵魂安顿其中的家庭，以便纠以往之偏失，重新释读传统家庭文化价值，为家庭———这个长期以来人之身心的依寓之所的未来，尝试指引一条可供思考的路径，使家庭蕴藏的潜能充分发挥，让漂泊的生命返本归源。在剖析导致家庭危机产生的原因的问题上，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家庭制度的衰落主要归因于，一方面过度强调个体自由平等等民利而导致个人主义泛滥，不断侵蚀传统家庭的根基；而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家庭抚养、教育、养老功能的替代形式的出现，削弱了家庭的内聚力。这两个方面可归因于一点，就是因对个人权利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以及由之延伸出的宗族关系的价值。有学者指出制度建设中的弊病。例如美国的T.菲利普斯，在对美国令人堪忧的家庭状况的反思中认为，以往人们的错误在于：现代文化倡导的个性、自由、平等、性解放等观念被引入家庭，以及把传统美化婚姻家庭的文化演变为“离婚文化”，致使家庭在塑造人格美德上的功能遭受破坏；另有学者以为，随着法权意识兴起，人们追求普遍平等和解放的过程中，视家庭为最大障碍和首先要改造的领域。以致于法律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否定了传统家庭的伦理精神，促成个人主义的滋生蔓延。上述见解不乏深刻，为后来注重问题分析而不急于给出结论的研究方式指明了方向。然而，任何制度的产生，都脱离不了其文化之根脉，即一切制度所源出的哲学传统。进言之，哲学和伦理学能否为家庭的健全提供必要的精神资源，从根本上决定着一种文化中家庭价值的取向。肯定、保护和褒扬家庭价值的哲学，会引导出以家庭共同体为基本模式的伦理规范；与之相反，怀疑、忽视，甚至贬低家庭价值的哲学，潜伏着导致家庭陷入危机的重要因素，应为现代社会的“家庭危机”，以及由之引发的许多重大问题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杨笑思先生在中西文化对比考察中指出，西方文化的缺点，诸如宗教教条、强权邦治、征服自然、破败人类家庭等，皆根源于希腊、希伯来文化一直以来都低估、误解人类的家庭对于人性、人生、人世、人道、人类的意义。这一错误根深蒂固，西方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西方早期经典《圣经》、荷马－赫西阿德神话等，充斥着败家典型，致使西方主流意识和教育缺乏人类家庭的正面形象。细述一部西方文明史，基本上没有家思想家，家哲学家；没有家庭学、家哲学。家庭价值在道德价值、理想模式难以扮演主要角色。西方人所关切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社会、个人、上帝那里。西方哲学正是在“个人—社会”两极语言中建立其对人类生活的评价、人生态度及其哲学体系。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在其文化核心之中被正常化，并被层层掩盖，以致家庭始终处于理论视野之外。而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即其存在论和认识论，从根本上讲乃是一种“无家性”（homeless）的哲学。正是哲学的“无家性”，与人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庭在精神领域空位，近现代以来，在追求个性自由解放、两性平权的社会运动中，家庭被痛陈为“万恶之源”，遭遇到种种不公正的批判。由于对人之生命发端的源头缺乏必要的关注，家庭共同体中的人被还原为原子式的个人，又以社会契约把一个个孤独的个体重组起来，再以个人—社会两级模式为基本出发点建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进一步削弱了以人的家庭为核心的人类的生存方式，个人要么被理解为离群索居的单个的“原子”，要么被整合进公共领域的各种团体，原本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领域共同构筑的生命的完整性被肢解，家庭本身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一些“末日”情结的学者推波助澜，唯恐家之不乱，不顾人离家之后可能遭受的各种凄惨，而欲从理论上把家庭推向深渊。
二、“无家性”的哲学如何表达人伦与情感
西方传统的“无家性”的哲学，作为其核心的存在论是一种“知识—存在”论，而伦理学则是“精神—伦理”体系。前者是知识的“同一性”关系，而后者则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应该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比知识关系更为根本。但是，希腊人的伦理—道德哲学在知识论和纯粹精神性的语境下，“成为‘规范学’，成为‘社会学’，成为‘管理学’—‘政治学’。此时的‘主’—‘主’关系，又重新转化为‘主’—‘客’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4]亚里士多德探讨的“美德”，侧重于研究城邦的公民应具备怎样高深的品质，如“大度”、“机智”、“智慧”等等，这些都显示的是男性的特权，与女性无关，更与家庭无关。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幸福”状态乃是一种“好心情”、“好机遇”，精神上的“好运气”。因此，作为西方哲学之精神故乡的“主—主”关系为核心的伦理，实际上是“精神—精神”的关系[4]。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男性团体中既无性别成分，亦无长幼之别的“兄弟伦理”。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曾指出，西方传统企图建立一种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文化”，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领域，我们的文化全是男性的。……不仅文化劳动的数量，而且文化劳动的方式，都特别依赖男人的能量、感觉和理智”；“艺术要求、爱国主义、普遍美德和特定的社会理念、实践判断的公正性和理论认识的客观性、生活的力量和神话等等范畴，就其形式和要求而言，看起来都属于人的一般性范畴，但实际上其历史形态完全是男性的。要是我们干脆称这些以绝对面目出现的观念为客观的，人类的历史生活的如下公式就是有效的：客观=男性。一对两极对立概念的意义和价值规定都是彼此由对方决定的。其中一方凸现出来，以至于具有绝对意义，涵盖了整个相互作用的游戏或者说均衡游戏，从而在这些概念中占据了优势。……男性不但比女性占优势，而且成了人的一般性，以同样的规范方式支配具体的男性和具体的女性。”[5]囿于知识论所追求的纯粹性和普遍性的语境，致使在近代以前，西方哲学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谈论“爱”，几乎未涉及夫妻、父母慈爱和子女孝爱，以及由此推广的对他人和世界的爱等这些具体的“爱”的主题。柏拉图认为，“”是由美的对象唤起的。柏拉图爱的对象是男性青年，而不是女性青年。这种“”不停留于某一具体美的对象，而是具体的“美”的“共相”。柏拉图说，“奴性和愚蠢才把一个人的感情排它地拴在某一个美的人身上。人应把他的爱倾注到普遍的‘美的大海’中。”[6]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既包含普遍意义上的爱，又包含具体的爱。他强调“父子”、“夫妻”、同一父母的“兄弟姐妹”、“治理者”、“被治理者”的“友爱”，同时更强调超越血缘、之上的“友爱”。这种“友爱”仅限于高贵者的人之间的关系，奴隶、女人和孩子被排除在外。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旨在建立理想城邦的共同体，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友爱”基于希腊词“ΦιλО”，即一种普遍的爱，并以普遍的爱为归宿。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人只有在爱上帝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爱人爱己。《圣经》经文中言道：“凡爱我胜过爱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质上将人与己当作平等的受造物来爱。中世纪文学作品和诗歌中出现大量表达两性情感内容的“浪漫之爱”，根据罗素的观点，尽管浪漫之爱成为人们认同的爱的表达方式，但是，“浪漫之爱”是象征主义手法的爱，不能与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中世纪，性和身体被看作是不纯洁的事物。“浪漫之爱”中的“爱成了产生完美的道德和文化的园地。贵族式的情人由于爱情的缘故成了纯洁的人。精神的成分越发占有优势。”[7]这表明中世纪的“浪漫之爱”依然是停留在柏拉图意义上的精神之爱。两性之间虽然情感深厚，但不会产生亲昵行为的欲望，因为这种行为与人类的“堕落”、“原罪”关联。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才认为婚姻应当产生于“浪漫之爱”。而基于“浪漫之爱”的婚姻，并不包含承担生儿育女和艰辛劳作的家庭生活内容。在怀疑、贬低和否定家庭价值的主流意识指引下，家庭不再是和谐、幸福生活的源泉，其常被用于工具性分析之需要。例如为了突出理性政治和公共精神而贬低家庭价值，认为在家庭一个人不能对他人产生意义，人只有摆脱家庭的物质生活之累，进入公共领域，通过自由辩论，才能证明自己卓尔不群，生命才不会失去严肃性、神圣性和永恒性。阿伦特就明确指出，“虽然爱是人类力量中最罕见的行为之一，它的确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展现力量和揭示‘谁’的非凡洞察力。”但是爱“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在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也许是最有力的。”[8]在阶级分析的语境，儿童与奴隶没有区别，属于同一等级，他们屈从于权威，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家庭、身体和性被功能化，用以批判和颠覆管理、控制和组织人的知识—权力话语。20世纪颠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三支重要力量，即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不同程度地在家庭、身体和性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他们关注的目标不是强调家庭价值，而是从不同的路径批判知识权力话语。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就从未认真关心过女人的命运问题，一场未完结的女性主义运动，更是批判甚于建设，她们对家庭的未来没有提供多少建设性的构想，对改进家庭历史和现状贡献甚微。作为一场文化寻根的哲学之旅，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者，满足于分析批判的需要，没有积极地发掘家庭对于人认知世界，对于伦理精神，对于友谊与团结，以及对于自由、民主和世界和平的价值和意义，令人遗憾地“绕家门而过”。
三、从身体语言思考哲学的“无家性”问题
与西方哲学“知识—存在”论和“精神—伦理”体系相比较，中国哲学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重家主义”的存在论、伦理学，甚至其宗教精神，也体现为重生敬死的家族生活的宗教。这一点，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中国哲学中的“齐家”之道、“治家”之道、“孝慈”与“孝悌”之道，既是理解中国哲学的人伦世道，又是理解由人伦世道扩而充之的“民胞物与”、“天下一体”之道的钥匙。这种以家庭为中心思考人伦与世道，既符合生命本身展开的轨迹，又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家是人的第一个宇宙”，在人“被抛与世界”之前，人已存在于家的摇篮之中[9]。因而，从人的生命的由来，人的情感、智慧和意志的形成考察，存在的意义必然依赖于健全的家庭才能获得。在家庭，人第一次与从血缘、世代生成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建立起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系。因此有“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婚]礼，万世之始也”，视家庭为天地万物原初之“婚礼”，由天地—夫妇的生生不已，成就人从切近之身，理解万物的智慧。对《易》的八卦卦象的阐释更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乾，天也，故称乎父也；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周易•说卦》）依此，人伦情感以家庭为源头，向四周辐射，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所谓“立爱自亲始，……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礼记•祭义》）；孟子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人伦情感不仅是人世间的德行、礼乐和社会秩序的原型，而且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秩序相互感通。这种以家为本构建世界图式，恰恰处于追求“同一性”、“确定性”而超离现实生活经验的“知识—存在”论和“精神—伦理”学的视野之外，这也是中西主流哲学显见的分水岭之一。由此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重家”与“败家”两种截然不同趣向的哲学传统？一种可能并且“行得通”的解释应当是两种哲学在对待身体问题上的大相异趣所致。或进一步说，中国传统哲学因“重身”进而“重家”，继而有“天下一家”的抱负；而西方传统主流哲学因灵肉相分，并把身体对象化为没有灵性的物质实体，进而导致“弃家”、“败家”，以至于灵魂漂泊，“无处安家”。中国传统哲学没有身心对峙的二元论，其对身的理解，不是从生殖学、解剖学的角度出发，把身体看成与灵魂对应的物质实体。其所谓的身，乃是心—身须臾不分，形神相生，贯合为一的生命整体，《黄帝内经》谓：“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由此理解的生命整体，不只是以个体皮肤为界限，用理性语言勾连的个体之体，其毋宁是一种与他人相互维持，与天地万物化为一体的大身体，所谓“人身虽小，暗合宇宙”。男女性别的差异性就包含其中：“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两感，生化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中又重复着原始的化生生命的行为方式。在这种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中，过去的生命并不会在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壮大中消亡，而是以新的样态参与到现存的生命结构当中。如王夫之言：“由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绵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之以为始；由身以下，子、孙、曾、玄，以及绵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之以为始。故感者，终始之无穷，而要居其最始者也。”[10]如此看来，两个不同性别的具有差异性的身体，不单与性和生育联系在一起，而更被扩展及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语境。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到“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別之以礼义，人道竭矣”（《礼记•大传》），其不无表达了一种一体化的身体图式：“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仪礼•丧服传》）；“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吕氏春秋•精通》）由身体这一具体经验出发，看到男女差异、长幼有别，又由身的扩大化，把性别与不同年龄、不同世代，连接为既有差异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妻乃“亲之主”，子乃“亲之后”（《礼记•哀公问》），因而伤亲即为伤体。中国传统哲学也正是由身体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以“孝”为中心的文化。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孝无终始”（《孝经•庶人章》）。孝既是生命的内情感，又是对人生的位置和人生的节奏的存在论上的体验。己身不只是生物的生命链上的一环，而是家庭、家族生命在此的显现。由此便有“身家性命”之说，亦有身家天下的一体化的宇宙：“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伤家就意味着伤身，也等于毁灭我们立身的宇宙。从上述分析可见，“重家主义”是“重身”的必然选择，“重身”并把身的功能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无限放大。强调中国传统的“重身”，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传统就“轻身”。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无视自己活生生的当下的身体，但其看待身体的方式，会顺从其逻辑推演出某种必然的结论性的东西。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执迷于“灵-肉”二分的语境，追求灵魂的永恒，而否定感性经验的意义。灵魂因缺少身体的形质而变得虚无缥缈，身体因缺乏灵动性而变得毫无生气。身体像是灵魂指导下的被动装置，其气息、行为、力量来源于内在灵魂的控制。亚里士多德的“观相学”，以及后来兴起的“解剖学”确立了西方看待身体的基本方式：一个完整的独立身体和与之相应的控制它的自主意识。身体是一个特殊的物。这种特殊的物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封闭的、自主的功能体[11]。不同的身体之间以皮肤为界限，一个身体与另一个身体间如何交往便成为最大的难题。而解决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诉诸理性语言打破界限。基于此，身体便沦为生产性的工具：一方面生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生产生命本身。这即意味着，作为相互独立个体的两个不同性别的男女，因为性和生育而组合成家庭，于是家庭成为“生产单位”。如果从解剖学、生殖学的角度看待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亲是一个新生命的的提供者，而母亲则为这个新生命的孕育提供了一个场所———子宫。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无异于生殖性的工具，家庭仅是生物繁衍的单位。在这样的语境下，如果不借助于现代遗传学，就很难想象父母与子女，这些不同的个体之间如何是灵肉相连的生命整体。随着资本与霸权话语在世界范围的扩张，灵肉二分的身体观本身的缺陷及其导致的消极后果，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由于人们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弱点缺乏清醒判断，导致家庭观念的弱化，家学传统失语，家庭危机也在危及我们现实生活的基础。
四、结语
语言学家 篇四
[关键词]语言；思维；幼儿；家庭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3-0181-01
人的成长离不开遗传、环境、教育三方面的影响。语言的发展亦如此。
心理学家认为，语言是人类高级心理机能的中介，人的思维主要是借助语言进行的，可见语言对思维发展的重要性。语言能力的发展是婴幼儿智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通过对语言的开发训练可以促进人脑的发育。学龄前期是儿童奠定一生语言基础的关键期，错过这个时期将是终生不可补救的。
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工程的基础和起点。而语言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就尤为重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主要的语言模仿对象。幼儿家庭语言教育具有领先性、长久性、个体性、随意性的特点。目前看，我国的很多幼儿家庭由于抚养者素质的高下不同，语言教育处在一种自然盲目、非科学化状态，在此我们针对幼儿语言的发展特征提出一些方法和建议。
一、为幼儿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
在家庭生活中家长应尽量做到：一是和孩子说话时语速适中、口齿清楚、声调温和亲切，话语文明，不说粗口；二是与孩子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用规范化的语言来影响孩子，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国家统一通用的语言是普通话，学校的教学语言也是普通话，因此家长应多用普通话与孩子交流，以此促进孩子对学校教育的适应性和汉语普通话思维方式的培养。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广播和电视中的儿童节目，让孩子多模仿规范、优美的语言，使孩子增加词汇、丰富语调，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二、将语言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
心理学里诸如“狼孩”这样的例子，其实就证明了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才是语言学习的源泉。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学习和交流过程中，对于幼儿性格气质的培养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一、语言学习源于生活。
1、陪伴收看电视
很多人称现代的孩子为“电视宝贝”，“电脑宝贝”，过早过多地与电视网络交流遭到很多家长的反对。其实我们只要能做到合理的引导，也能把这些资源利用好。比如：在收看动画片时候，看到鸟语花香家长可以适时地提问：你猜这是什么季节？春天的概念就会慢慢灌输到孩子的脑海中了。看到《熊出没》的时候，可以问问孩子，你认为是熊大聪明还是熊二？孩子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当他们说出来后再问他为什么？他肯定要把故事情节中能证明自己观点的地方回忆并复述出来。所以看电视，不仅只是打开给孩子自己看，应该在有时间的情况下，陪伴孩子，有指导性地看。
2、睡前故事的复述、问答
很多孩子都有听故事的爱好，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这点，在每晚睡前给孩子讲一个小故事，对于2―4岁的孩子，可以故事完了，任务就结束，但是对于4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带上一点故事任务，比如听完后《木偶奇遇记》后让孩子复述一下皮诺曹在离开爸爸之后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或者听完《美女与野兽》之后，针对“王子在遭到诅咒前后有什么变化”这样一个故事关键让孩子回答问题。
3、电话指令与儿童操作实践
现代的小孩很早就会使用家人的手机，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手机来做一些对孩子语言理解能力的训练。比如，今天中午我们一家三口要到外婆家吃饭，你可以拨通之后电话，让他转述。其次，我们还可以把一些常见的东西，比如妈妈的包放在衣柜里，让后假装关上门出去，再打电话给家里的孩子，让他帮忙在衣柜找妈妈的包，在收到指令后，孩子与家长的互动就开始了，在这种活动中对孩子语言理解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4、同一词汇的多种表述
在孩子的表达中，词汇量往往比较有限，当我们听到孩子说，“这朵花很美”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他除了美以外，还能用其他什么词来形容这朵花？孩子如果不知道，你可以告诉他还能用：漂亮、鲜艳、绚丽、夺目等等，这对儿童词汇量的丰富很有帮助的。
5、成语的出现
在现代的很多动画片、故事书里也会大量地出现一些常用的成语，有些孩子对这些成语是比较敏感的，他会问“落花流水”是什么意思？那你就可以给他解释：就是把敌人打得很惨。如果下次再有同样的场景出现，可能孩子就会用上它了。但是有的孩子对成语不是太敏感，家长可以反过来问孩子，引起他的关注。
二、有目的地引导儿童表达
1、儿歌、绝句的背诵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找一些简短的儿歌、古诗给孩子背诵，在背诵的过程中进行一点简单的阐释，这可以积累词汇，另外还能培养孩子的语感。
2、看景说话
在生活中我们和经常带着孩子外出游玩，或者看到一些美丽的图片，我们可以让孩子在看完后进行表达，比如：秋游一天结束，可以让他说说这一天干了什么，是否开心，在他的表达结束后，家长再来一遍，注意完善孩子在表达中遗漏掉的那些重要信息。在家长与孩子的相互听与说当中促进孩子思维、语言的发展。
三、注重激发幼儿的说话意愿
幼儿刚学会使用语言，语汇掌握不多，也不能领会到语言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激发幼儿说话的意愿非常重要。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恰当的鼓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说话的积极性。在成人的世界里或许他们说得并不精彩，但是当他们得到嘉奖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有自信努力去表达，这样才会尽善尽美。
四、耐心倾听幼儿说话
家长与孩子交流应该耐心，同时力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与他们说话时地位是平等的，朋友式的。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孩子的语言才能充分的发展，也有利于孩子养成这样的说话习惯和人格气质。
参考文献
[1] 祝士媛。《学前儿童语言教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
[2] 梁志焱。《学前教育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
[3] 陈帼眉。《学前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6.
语言学家 篇五
作者：刘晓梅
哲学上的“直觉”范畴已在乔姆斯基语法学上有所表现。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赖对素材的描述，更需要语言学家依据自己的直觉，本语族人的直觉来进行研究。对语法规则上是否可用，他并非以技术验证而是强调本语族人的直觉，并且认为直觉是语言素材的一部分。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乔姆斯基TG理论中短语结构与转换结构是如何运用“直觉”范畴的。1．短语结构与直觉。词与词之间组合成短语，在其组合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系统规则，系统规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人们自身的直觉探索再分析，最终用语言来表达形成的一种体系。例如：Theboybrokethecap．为什么不能说成“Theboyhitthecap．”或“Capthebrokeboythe．”为什么冠词只能放在名词前面，为什么动词不能用hit?这是种语言直觉，洛克认为“直觉可以直接认识一\件事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入于错误”。［4］于是，我们认识到了现实生活情境中一些动词的选择，也懂得了词与词之间的依赖关系和语句通顺即称为语感，这属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直觉”。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归纳出许多的短语结构规则。但是这时的理论研究还不够完善，在80年代初，乔姆斯基意识到在词汇性范畴和短语性范畴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状态的范畴。例如：Thisverygoodidea．根据“语言直觉”我们可以了解到中间状态的存在，而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验证，也无从说明。“语言直觉”提供前提，乔姆斯基把短语结构规则改用X价(Xbar)作为中间状态，在例子中isa就是那个中间状态。2．转换结构与直觉。转换结构规则更能够体现我们对语句的直觉。转换结构规则主要是主被动句之间的转换。转换是TG理论的特点之一，原是指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而在乔姆斯基的语法体系中却是指句子生成过程定阶段上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操作手段或规则。直觉在转换结构中并非用来解释转换规则而是在转换规则中运用直觉更具有解释力。例如：a．Theboybrokethecap．b．Thecaphasbeenbrokenbytheboy．这两句之间主被动转换的联系应如何解释呢？在乔姆斯基眼中，“简单性是一切科学理论的追求，也是他多年来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的追求，引入转换这一操作手法就是这种追求科学理论简单性的尝试”。［5］若用规则的“简单性”来解释其转换之间的联系是不够完全，也很难解释的。于是后来乔姆斯基更多强调它符合本语言人的直觉作用。
共相是现代哲学中的基本范畴。通俗点讲就是在个别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中。“共相”就是代表与个别事物对立的那个“普遍”。一开始，“共相”代表的是普遍的事物，是与代表个别事物的“殊相”相对立的。到了现代罗素则提出“所有的真理都涉及到共相，而所有有关真理的知识也都涉及到对于共相的认识”。以下我们就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层面上来分析罗素在《哲学世界》中涉及到共相的两个方面。1．各种词类共相的存在。“共相存在于精神思维上”的观点就直接引发了证明共相存在的问题即共相是存在于现实中还是精神上。在语法学层面上来说就引发了名词、动词等词类共相是否存在的讨论。我们在说明名词的共相时就会涉及到名词的用法。我们就会先列出各种含有名词的句子，尽管句子在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是只有根据句子中相似的联系，才能总结出一些普遍的语法规则。例如：a．花瓶倒了———热水器坏了。b．我喜欢跳舞———我热爱祖国。这两组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是名词就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可以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等这一语法共相的存在。在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热水器”“花瓶”是主语共相；“跳舞”与“祖国”是做宾语共相。由此，我们知道了名词的共相存在，实际上表现为名词在各句中联系的实际存在，名词在句中的用法有很多，但是在每一个殊相中却永远存在某一点相似且为彼此相似，那样就可以证明其共相是什么了，同时也证明了共相不仅存在于思维也存在于现实。因此，语法学上的“共相”世界是知识的世界。2．普遍语法中语言共相是共相的知识。从语言学层面上说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共相的知识即为“语言共相”。“语言共相”主要是各种语言都遵循的普遍原理。以下我们根据普遍语法来分析一下语言共相知识的一些方面。(1)每种语言不仅有名词、动词等词类分析，也有主谓结构之分。例如，在英语中“Theboybrokethecap”;在汉语中“那男孩打破那杯子”。首先，都有词类之分，男孩、boy为名词，打破、broken为动词；其次，都有结构上的“共相”即为主谓宾结构；最后指称代词都位于名词前面而不是“boythe”或“男孩那”。普遍语法研究的是其共相即语言中相同部分，特殊语法则反之可作为殊相看待。(2)许多命题是有关殊相的，却只有关共相。因此，在研究语言共相的时候也要关注殊相的重要性。我们研究语法上词类的用法，我们就必须列举多个殊相句子加以分析，通过经验得到“语言共相”。例如，在句式的变换中：a．Johnopenedthedoorwiththekey．b．Johnusedthekeytoopenedthedoor．c．Thedoorwasopenedbyjohnwiththekey．d．ItwasJohnthatopenedthedoorwiththekey．再如：a．我们去过天坛。b．天坛我们去过。c．我们天坛去过。在第一、二组的各个句子是作为殊相存在，但是它们都是由施事John和我们、受事thedoor和天坛、动作open和去过、工具thekey等共相组成的，都是通过词序与动词形态的变换来进行词义的同义转换。整体上看，每一句都不同，但从某个角度上看又显出它们的相同点，即表达意思相同只是结构不同。换句话说，实际上是验证了形式的特殊性与规则的普遍性哲学原理。因此，无论在英语学科还是中文学科中在进行句法词义转换时，都要涉及到列举不同句子为殊相，以上7句都为殊相，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到语言共相，即作为一种句法手段变换可以通过移动、添加、删除、替代等句法规则把语义同句式联系起来。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学科上看，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语言学的专门领域，不仅在语言哲学上有所影响，也带来了在心理哲学上前所未有的冲击。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中引发的一些哲学思辨，既继承前代一些哲学范畴问题的探讨，又开创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虽然它不能完全扭转乾坤，但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3］总之，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对以往传统语言学新的一种继承方式。
语言学家 篇六
[关键词]语言哲学；名；实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语言哲学思想自有语言时起就存在。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在《易》、《诗》等古籍中已经有了一些萌芽的形态。但直到诸子时代，在“奇辞起，名实乱”、“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背景下，语言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被哲学家们自觉地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主要是围绕“名”与“实”问题展开的。其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出于自身的理论需要，对“名”有过特别的关注，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名”这一语词初见于甲骨文，作为普通名词，其含义就是“事物的名称”。“名实之辨”从孔子与老子开始，孔子要求“正名”，走的是循名责实之路。老子主要揭示了“名”的局限性一面，认为名为实之华，最终要离名而返实。而墨家则强调“取实予名”，以实来规定名，十分重视“名与实”的耦合关系，因而走的是一条经验主义的语言哲学路线，总体上坚持的是语言可以反映实在的语言哲学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墨家的“名论”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此揭示墨家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一)“名”的界定
《墨子·经说上》指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这段话以“名实对举”的方式极其精炼地揭示了“名”的本质：“名”，就是用来标识“实”的符号。相应的，“实”就是“名”所标识的对象，而“谓”则是连接“名”与“实”的桥梁。墨家还认为“实”与“名”在逻辑上具有先后关系，因此《墨子·经说上》强调：“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勿)谓也。”“名”作为一种符号，总是滞后于“实”并且依附于“实”的；有了“实”，才能以“名”称谓之。“实”先于“名”而存在，并制约着人们对“名”的使用。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名实观。
《墨子·经说上》又说：“民若画优也。”(意即“名，就像纸上画的老虎一样。”)通过比喻的方法形象地描画了“名”的符号性特征。“虎”是“实”，是确定性的存在；“纸上之虎”是一种符号，是对真实之“虎”的反映和摹写形式。有了“虎”这个“实”，人们才能加以摹写并以“纸上之虎”的形式将其标识出来，也即“有之实也，而后谓之”。同时，“虎”总是先于“纸上之虎”而存在并且是“纸上之虎”之所以能称为“虎”的标准。作为一种符号，“纸上之虎”只有与实际之“虎”一致，它才具有标识作用，也即所谓“名实耦，合也”之后，名才有自己的价值。由此可知，墨家在“名实”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取实予名”的思想路径。
不过，从墨家对“名”的界定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名”作为一种符号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画虎)，因为“画虎”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是从名与其所要反映的对象的比较来看，名具有第二性。一旦“名”通过与“实”的对应而获得某种确定性，则“名”所代表的符号世界便能与“实”的世界建立起相对确定的对应关系，这样，人们便可以通过对“名”的划分来反映和认识“实”的世界。墨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在先“实”后“名”及“名实耦”的基础上对“名”进行了细致的逻辑分类。
(二)“名”的分类与“名”的变化
在《墨子》文本中，墨家从三个角度对“名”的分类进行了总结。如从逻辑的角度，将名分成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种；从具体与抽象角度，将名分成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从时间变化角度，将名分成“居运之名”等等。这些划分一方面反映了“实”的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墨家逻辑思维的立体性与缜密性，以及在形式逻辑里所有的辩证逻辑思维倾向，展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刻性。
所谓“达、类、私”三种名，《墨子·经说上》的解释是：“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用现代的话说，“达名”是指最普遍的名称，可以泛指一切确定的对象性存在。“物”就是“达名”，可以笼统地指称各式各样的事物；“类名”是指一类事物所共有的名称，如牛、马、四足兽等等；“私名”是专指某一确定性个体之名，是“止于是实”之名。“达名”、“类名”和“私名”的划分，事实上反映了墨家对“实”的世界的一种理解，并重在强调他们所看到的“实”的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即抽象掉属性、关系和时间之后的实在世界所显现出来的层次性。
何谓“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呢？《墨子·大取》篇指出：“以形貌命者，必智(知)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是也。”“命”即“命名”，“以形貌命者”，如“山”、“丘”、“室”、“庙”，即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使人直观地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具体概念；“不可以形貌命者”，如“爱”、“义”、“利”等等，虽不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但仍是确定的“实”，可通过其他方式使人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抽象概念。由此可见，墨家已经区分了具象概念和抽象概念，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实”的理解。
何谓“居运之名”呢？《墨子·大取》篇说：“诸以居运命者，苟人(入)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居”，留也；“运”，移也。居住在甲乡即是甲乡人，但如果举家搬迁到了乙乡，则成了乙乡人，不能再称之为甲乡人。同样的，某乡原属齐国，可称为“齐国之乡”，后来该乡改属楚国(荆)，则应改称为“楚国之乡”了。由此可以看出，墨家已经认识到：由于时间等其他因素的介入和对象关系的改变，同一对象(如某乡)可以被赋予多名(如“齐国之乡”和“楚国之乡”)。从名实关系上看，“居运之名”所标识的“实”是一个处于时间与空间变动关系中的具体对象，在形式逻辑中饱含了辩证逻辑的思想倾向。
由上分析可知，墨家能区分静态的“结构”和“属性”之名和动态的“关系”之名，显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邃性。由于“名”这一符号系统自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名”的判断和分辨也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为此，墨家进一步地思考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名”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三)“取实予名”——墨子对“名”的辩证
面对种类繁多、层次不一的“名”，人们应该遵循怎样的准则，才能避免对“名”的误用呢？墨家认为，既然“名”在本质上不过是依附于“实”的符号，而“实”虽然变动不居，但终究是确定性的存在，那么先考查确定的“实”，再选择恰当的“名”，就应该成为人们定“名”和用“名”时必须遵循的唯一法则。这一法则，墨家称之为“取实予名”。
运用“取实予名”的法则，墨家对许多名不副实的现象进行了墨家式的“正名”。本文仅以辨“好勇”、“攻伐”二例，来显示墨家的“正名”思想。在《墨子·耕柱》篇中有这样一则实例：“子墨子谓骆滑麓日，吾闻子好勇。骆滑麓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日，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与”，举也，交好也；“度”，斥也。墨子认为好恶之“实”在于“与其所好，度其所恶”，骆滑麓虽有“好勇”之名，但实际上却是“闻有勇士，必从而杀之”，“勇士”虽然不等于“勇”，但也是“勇”这一抽象概念的承载体；骆滑篷杀掉了“勇士”，同时也就毁掉了“勇士”所承载的“勇”的本质意义。对“勇”而言，骆滑麓并非“与之”，而是“度之”，是有“好勇”之名而行“恶勇”之实。因此，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骆滑麓应该是“恶勇”而非“好勇”。
在《墨子·非攻下》有另一例：“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日：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日：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在墨子看来，虽然禹、汤、武王这些“圣王”也曾发动过战争，并且在形式上与“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似乎没有多少区别，但他们是应天命、顺民意、以有道伐无道，是有利于天下的，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有义”；而“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纯粹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攻伐无罪之国”，于天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r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无义”。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墨子认为“有义”之战应命名为“诛”，“无义”之战才叫做“攻”，他所反对的并不是所有的战争，而只是“攻”这种“无义”的战争。
通过以上的两例可以看出，墨家对“名”的选择和使用是非常严格的。事实上，墨家还根据“取实与名”的原则，对大量的“名”进行了精确的定义(墨经中称为“命谓”)。《墨子》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经》、《说》上下四篇，可以说是我国使用定义最集中、最丰富的古代著作之一，其使用定义之严格和准确，在先秦时期无出其右者。
(四)“以名举实、以言出举”——墨家的语用思想
如果说“取实予名”从制名或命名的角度强调了“名必副实”的原则，那么墨家在《墨子·小取》篇中提出的“以名举实”的主张，则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从用名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名”的作用及其与“言”的关系，体现了墨家名学重视语用的学术特征。
首先，墨家认为“名”的基本作用是“举实”。“举”的本义是“双手托物以使物彰显或呈现”。《墨子·经说上》称：“举，告以文(之)名，举彼实也。”即在说明通过“告以之名”，可以使“彼实”彰显或呈现出来，也即《荀子·正名》中所谓“名闻而实喻”之意。《墨子·经上》又说：“举，拟实也。”拟，比拟，摹拟。墨家以“拟实”释“举”，重在强调通过“名”使“实”彰显或呈现的方式是“比拟”或“摹拟”，其意与《荀子·正名》中所谓“比方之疑似而通”大致相当。依照墨家的观点，“名”在本质上不过是标记“实”的符号，与“实”相应相耦是其内在要求；而“取实予名”原则又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这种相应相耦的现实性，因此“名”具有“举实”的作用或功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墨家认为“言”是实现“以名举实”的途径，而名则是构成“言”的基本单位。在《墨子》文本中，“言”有二义：一是作动词用，指“言说”，是一种行为或过程；二是作名词用，指“说的话、话语”，是“言说”的结果和记录。《墨子·经上》云：“言，口之利也”，“言，出举也”；《墨子·经说上》云：“故言也者，褚口能之出民(名)者也。”这里的“言”显然指的是“言说”。在“以名举实”的过程中，“言说”作为口的功能(“口之利”)，其作用就是把标记和摹拟“实”的“名”表达出来(“出举”、“出名”)；《墨子·经说上》又云：“言也，招言猎(由)石(名)致也。”这里的“言”则是指“话语，说的话”，由“名”(语词)连缀组合而成。因此，在墨家看来，“名”既是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又是言说行为所表达的内容，是“言说”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可知，墨家对用名的探讨主要是从“举实”和“成言”两个维度予以展开的，“举实”体现的是符号与其所标识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成言”则重在揭示符号与其使用者行为之间的联系。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角度看，这种对符号、对象和使用者之间关系的论述虽然比较朴素，但其致思路向本身无疑具有相当的深刻性。
语言学家 篇七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分析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两国的文化具有深层的底蕴与广泛的共同点。日本文化一直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及影响，从而保留了很多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印记。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文化开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日本还存在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现象，两种文化最终融合形成了日本先进的社会主流文化。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的艺术特点及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而完善我国的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来了理论体系。
一。日语语言文学的主要特点
1.1日语语言文学中具有明显的语言标记
研究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日语语言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特点及固有的印记。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西方文化开始涌入日本，进而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日本的文字虽然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但日语的发音及拼写规律与汉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日语语言文学便带有鲜明的印记[1]。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并不是简单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新旧文化不断交替融汇的过程。
1.2强烈的社会特征是日语语言文学的又一特点
不管是早期日本的作品还是日本的近现代作品，都在文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性，这是日语语言文学的一个重大特点。日本的近现代文学作品，都会集中地展示日本历史发展每个阶段的社会现状，及表达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由于受日本地域的影响，日本的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日本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城市化的倾向，一般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京都为时代背景。直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日本的武士开始成为新的贵族，进而登上历史舞台，武士中的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便带动了国内文学创作中心的转移。
1.3日语语言文学中常常饱含浓厚的家园意识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日本非常重视家庭，他们认为家庭是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2]。因此，在很多日本的早期创作作品中，都会蕴含浓厚的家园意识。特别是以表达离愁别绪及思乡为主要情感的抒情诗歌，这些作品将作者对家庭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充分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在日本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国民受到战争的袭扰及摧残，家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进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就将日本人民对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在日语语言文学中，有许多作品都以家园为题材，进而赋予了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
二。日语语言文学中家园意识分析
2.1家园具有安宁的象征意义
正像前文所说的那样，家园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无论是早期日本的文学作品，还是日本近现代的创作作品，家园始终被文学家赋予了安宁的象征。这种安宁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安宁，更是内心深处的那片宁静。日本在近代以来，它的社会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黑船来航事件，佩里叩关以来，日本的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日本的农耕文明开始被西方先进文明所侵袭，进而使得社会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了农耕文化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安全感及安宁感意识被完全打破[3]。等到了二十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给世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也给日本本国带来了严重的浩劫。因此，日本人民对家园的安宁有着前所未有的渴望，这可以从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
2.2家园在日语语言文学中有缩小的意识特点
缩小意识是日语语言文学中的一个典型特点，日本文学家善于将很多大的事件、认识及观念通过一些特殊手法来把它们缩小到家园之中，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表达作者对社会及人生的感触。在日本文学家的笔下，所写的家庭饱含着无限的亲情，是日本人民内心最美好的象征。
三。结语
家园意识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可以将日本人民对美好家园的追求与向往表现出来。所以，我国在研究日语语言文学时，要从作品创作的家园意识出发，进而不断完善我国对日语语言文学的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正鸿。论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J].时代教育，2013,17:131.
[2]蔡啸。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探究[J].金田，2014,02:317.
[3]高春荣，杨凤莲。浅析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规律[J].外国语文，2012,S1: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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