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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论文 篇一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西藏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西藏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西藏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西藏，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西藏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西藏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历史小论文 篇二
始皇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的封建国家，是我的偶像。我回到家，就打开灯，迎接始**的到来。
只听“叮咚”门铃响，我急忙打开门。只见他穿着。额，一件福尔摩斯办案时穿的米色风衣，牛仔裤，以及红蓝双色的帆布鞋。我被吓了一跳，这和我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剪了刘海，最重要的是他那陕**言完全不见了。整体来说，他比我更像一个现代人。
我们去不远的饭店吃饭，一路上，我紧紧盯着他，生怕他一不高兴喊一句“*”。到了饭店，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道山西人喜欢吃啥！没办法，我硬着头皮问：“陛下，草民斗胆，您喜欢吃点啥？”始皇缓缓道：“不用拘束，吴已知现如今是****，随便点就好。”听闻此言，我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随即转身，向服务员说道：“和*常一样，两份！”
饭菜已上桌，始皇却一口也不吃，眉头紧蹙，双手下垂。我俯身往桌下一看，手机！原来沉迷于游戏中。“陛下，先吃饭。”他头也不抬：“打完这局。”
我等了一会，终于吃饭了。谁知没吃两口，凑过来问：“你这游戏厉害吗？能带着我玩吗？”我听到这话，差点没把饭喷出来。没想到啊没想到，**国家的始皇嬴政竟会变成一位。我憋住想要狂笑的心情：“好的，陛下。”
从此，我与偶像成了知心好友，一同谈论“****”。
历史小论文 篇三
关键词：史论结合；教学实践；应用；材料论证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4-0041
一、史论结合的重要性
首先，看近6年全国卷第41题回顾：
2011年（课标卷）试题内容：欧洲崛起的方式。试题设问：“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2012年（课标卷）试题内容：中国近代化的动力。试题设问：“评析冲击――反应模式”。
2013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东汉、唐代地方行政区划方式的比较。试题设问：“在两幅图片中提取两项有关汉唐间历史变迁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太和殿与英国王宫、首相官邸建筑风格之间的比较。试题设问：“提取图片材料中的信息，从建筑和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中英比较”
2014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关于抗日战争内容的教材目录，试题设问：“对该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说明修改理由”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关于世界近代史相关内容的两幅教材目录。试题设问：“指出其中一处不同，并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
2015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科技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公式，试题设问：运用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实，对上述公式进行探讨。”
（课标Ⅱ卷） 试题内容：1950-2008年，我国部分节假日状况，指出其中我国节假日的一种变化趋势并说明形成的历史原因。
2016年（课标Ⅰ卷）试题内容：启蒙思想及实践。试题设问：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论题并阐述。
（课标Ⅱ卷）试题内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试题设问：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史实加以论述。
从近6年的全国卷的41题中，我们发现对学科素养中史论结合的能力考查更加突出了史论结合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这种突出史论结合题型的小论文的能力呢？成为高中教学实践中的难题？
二、从高考真题实践演练探寻方法指导
例：（2011年湖南卷，12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民主与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w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1. 了解试题类型，明确观点，有的放矢
选择一种观点或两种观点表态。如赞成第一种观点或赞成第二种观点。或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既有对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2011年41题：我认为，西方的崛起首先归功于自身的创造，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其他文明的成果。故此，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原因的表述不完全正确，论据及说明如下：
2. 联系知识，罗列论据，安排结构。一般来讲，高考试题中的小论文题的材料不会是生僻冷门的，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原因，我们最好从内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我们熟悉的丰富的史实出发去论证观点，这样降低我们论述的难度。如近代西方通过自身的全方位社会革命而加速了崛起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全球霸权的建立。通过大航海和一系列殖民扩张，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实现了政治文明的现代化。通过两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质的飞跃。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3. 下笔成文，讲究格式，史论结合
一定要讲究格式。在高考评分中对论文的结构是要计分的，这就要求考生应该在论文中分段，突出结构。如2011年的“西方崛起”，就至少三段，第一段是观点，第二段是外因，第三段是内因，最好还有个总结。如果单列政治、经济、思想原因的话，最好也将它分开写，这样显得有层次结构。
4. 了解评价体系，分层论证，逻辑严密
5. 史论结合的历史小论文的三要素检测
（1）论点（观点）：观点应明确、清楚
（2）论据（证明观点的证据）：证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实。
（3）论证（用证据证明观点的过程）：
A. 论证过程逻辑要清楚、严密，经得住推敲，做到证据与观点之间的无缝连接。
B. 论证过程应有“历史味”，用学科语言，做到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切忌大白话和空发议论，或简单的罗列史实。
参考文献：
历史文化论文 篇四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历史小论文 篇五
对于该题型诸多专家学者的解题论述多见于报刊，但从教学实践来说，总有些高屋建瓴，不好把握。如何从学生的视角，让该题型更好操作，笔者做如下尝试，不当之处，共同商榷。
一、试题类型：
历史小论文题按命题形式分为两类：提供观点型开放题；提炼观点型开放题。
提供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提供现成观点，学生可针对任一观点加以评价，也可以根据自己认知水平，提出其他观点进行论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照样可以得分。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你同意哪种观点，并阐明理由”。此题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可提出另外的观点，如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均半，没有主次之分。
提炼观点型开放题即材料中未提供现成观点，需要学生在理解材料的基础上，先加以提炼再作答，难度加大一步。如2012年石家庄二模文综41题：
宋朝租佃制的普遍实行、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宋朝经济的繁荣；虽与辽、西夏、金发生战争但内部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农民暴动，且更多的是和平友好局面；“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新兴的市民阶层诞生，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
宋朝立国初期，发生了多次农民包括手工业者、兵士等起义，到真宗时，宋祁曾上书提出
“三冗”，-----宋朝向辽、金割地、纳贡，还向西夏输银、帛------宋朝削弱相权、兵权、行政权以及大搞另类思想专制等举措，强化了专制集权；宋最发达的学科是理学，但理学家研究的都是远离现实的“性理”，对抵御外敌丝毫无补……宋虽发明了火药，但军事上怎么都处劣势；经济实力强，养的多为“冗兵”，科举取士越多，越无才可用，甚至奸臣辈出，火药越多，宋的可偏安领地越少；指南针越多，越找不到可供流亡的生路——陆秀夫只好抱着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海。
——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评材料中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观点。（12分）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几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该题可提炼出如下观点：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观点二：宋代是积贫积弱的朝代。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二、评分方式及解题技巧：
历史小论文题没有固定答案，只给评分标准。如：
一等（12～10分）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②引用史实正确；概括准确；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二等（9～5分）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②引用史实较正确，概括较准确；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
三等（4～0分）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②引用史实不正确；概括不准确；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
针对历史小论文开放性的评分标准，我认为应从如下五方面加强解题技法指导。
1.简明扼要的亮明观点——前提。
学生尽量选择自己最擅长、有史实论证基础的观点，然后开始组织答案。亮明观点能起到画龙点睛的
效果。观点明确与否是论文质量档次高低的前提，也是能否吸引判题人第一注意的关键。学生要思考如何“明确”观点？观点是用来表明作者立场的，其评判原则是既要简练又要表明立场，缺一不可。
2.要多角度论证观点——核心。
在论证过程中，要全方位、多角度的选择史实，力求证据充分。论证原则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史无论太肤浅，平铺罗列没有深度；有论无史太空洞，无源之水力度不够。多角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⑴、依据社会史观包含的层面：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⑵、依据历史的纵向线索：不同时段。⑶、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⑷、从同类事物对比角度论述（古今、中外）。⑸材料中提供的其他角度。论据的来源：材料加所学。即先把材料提供的论据充分用好。再用所学知识弥补。
3.回扣主题或理论提升——升华
论证完成后，用凝练的语言对观点进行回扣或理论升华，使整篇论文档次有个提升。
4.表述要成文，切忌要点式作答。不能像问答题一样，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
5.语言精炼：
由于文科综合题量和时间的限制，历史小论文字数一般控制在200字左右，应抓住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充分理解材料和命题意图的基础上，先打草稿或列腹稿再动笔，以保证语言精炼，切中要害。一定要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切忌口头语。单纯的史实堆砌，或者是空洞的论述，都是不能得高分的。
三、例文赏析：
2012年石家庄二模关于宋朝历史定位的范文
观点一：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全面繁荣、全面超越的重要朝代。
经济上：经济繁荣，纸币的使用，市民阶层的出现，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相对稳定局面为宋朝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基础；实行重文轻武政策、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对欧美文官制形成有一定示范作用；思想文化上：理学出现、宋词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等，铸就了文化的繁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如：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使用与外传，对推动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宋朝在历史上是发达繁盛的朝代，起程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观点二：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朝代。
政治上：宋初的农民起义、三冗″的提出是宋统治腐败的体现；割地求和的屈辱行径以及军事上的劣势，表明宋在中国当时的割据政权中最懦弱；强化集权的举措，给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而宋的专制是宋代腐败、懦弱、卖国的总根源；经济上：遭受异族掠夺和每年缴纳“岁币”，破坏了经济正常发展，加重了人民负担；思想文化上：理学压抑、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求而文化的繁荣多为畸形发展，这些都不能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且在现实中往往呈负效应。
综上所述，宋代在历史上是积贫积弱的朝代，在多民族政权并立中，多遭欺凌。
观点三：宋代在历史上是全面繁荣的朝代，但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现负效应。
历史文化论文 篇六
“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最先出自于1933年国际雅典会议。1986年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200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以“历史文化街区”取代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提出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
二、系统论
系统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是部分合成整体的意思。现在认为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Bertalanffy是第一个将系统论做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Bertalanffy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它不仅仅是系统各个部分的简单组合或机械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个要素在单独状态下所没有的。同时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学者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每个因素都直接参与旅游活动，他们相互依靠，又相互制约包括客源市场系统、目的地系统、支持系统和出行系统四个部分。
三、协同论
协同论是对系统论的进一步衍生。从词源上分析，“协同”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意为“协调合作”，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哈肯指出：一个系统发生相变时，会因大量子系统的协同一致而引起宏观结构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1976年，哈肯把“协同”理念加以明确并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协同论”。哈肯所建立的协同论形成了一种基于开放系统的学科，专门研究系统内部子系统协同作用所形成的新整体的结构和特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将复杂系统用普遍原理来处理的理念和方法。
四、旅游系统
旅游作为一个系统，它是旅游者通过旅游媒介到达旅游目地的旅游活动系统，它由四个要素组成：其一是旅游主体——旅游者；其二是旅游客体——旅游产品（广义）；其三是旅游媒介——旅游业，其四是贯穿主体、客体、媒体的旅游活动（指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和发展为基础，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总和）。就旅游系统而言，应是以目的地为中心，再加上客源地和旅游媒介，三个子系统共同组成空间组织单元。因此我们可以定义旅游系统的概念，它是指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各个子系统相互依托、相互制约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
五、历史文化街区系统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城市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城市旅游系统互相作用，互相关系，是城市旅游系统发展的基础，就其个体而言，其发展只有适应于大环境，适合于大环境，促进大环境发展，才会有个体更好的发展契机。而城市旅游作为一个大系统，其发展也离不开包括旅游资源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发展。各子系统协调发展，形成合力，才更有利于城市旅游的整体发展。
（一）客源市场系统历史文化街区子系统与城市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系统之间客源地相互统一，相互支持，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客源市场。客源市场是城市旅游系统的根本和基础，同时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城市旅游是一个整体，需要其内部各个子系统发挥共同的效用来吸引游客的到来，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越大，各个子系统能获得的客源市场也就越大，而同时，各子系统客源市场的扩大，也会扩大城市旅游中各子系统的客源市场，从而扩大整个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他们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二）出行系统出行系统是联系各子系统与客源地之间的桥梁，也是联系个子系统之间的纽带，是城市旅游客源流的承载体。城市旅游系统内客源地系统交叉协同决定了城市旅游出行系统在子系统中的共用协同。城市旅游通道系统是由各种各级的交通、通讯、营销及其相应的服务组成。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可以有效避免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成本浪费，节约了城市旅游发展的成本。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要求城市内部要合理构建旅游出行系统，各子系统共同维护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畅通，实现旅游出行系统的无障碍化，使各子系统之间的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流通顺畅，实现城市旅游各子系统包括历史文化街区系统的协同发展。
（三）支持系统支持系统包括组织机构、政策法规、科技、人力资源、安全等，都是城市旅游发展的保障。城市旅游各系统的良好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旅游支持系统为城市旅游发展搭建一个平台。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旅游目的地系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重要的子系统，其支持系统与城市旅游之间的旅游支持系统在有一部分是共用的。城市的软硬环境支持系统，一方面既是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水平的体现。但由于城市旅游整体与历史文化街区个体行政隶属关系、管理观念、发展水平等不同，各自的旅游支持系统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子系统往往落后于城市旅游支持系统，城市旅游支持系统相对较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个体的旅游支持系统依赖于城市旅游的发展，包含管理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咨询等方面。
（四）目的地系统目的地系统是一个城市旅游发展所依赖的基础，是吸引游客前往的重要要素，它包括自身客源系统、旅游资源系统、设施和服务系统，其内部的协同发展是系统良好运作的前提。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旅游资源系统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体现着城市发展的脉络，也担负着城市发展见证者的责任，因此历史文化街区应更多地从文化及其担负历史见证功能的角度与城市旅游系统复合协同，促进系统的整体发展同时，更是促进自身的发展。
六、结语
历史小论文 篇七
秦始皇是古代一位伟大的君王，**六国成为******。
他们说：他是“暴君”。
他迫使百姓修建长城、修建自己皇陵、**六国时发动战争……死了千千万万的人。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认为秦始皇他的功大于过。并非千古“暴君”。
在那个弱肉强食，充满杀戮的年代，战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他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经历了无数次**，呕心沥血**六国，息灭了战火。**货币、度量衡、文字，成立了我们今天的“*”他虽迫使百姓修建长城，却挡住了匈奴的侵犯，又成为了今天*的名胜古迹之一；他虽然修建自己的皇陵时，**了无数人。那也是为了不泄露皇陵的秘密，不让他人所破坏。
至今没人能闯入过皇陵。据考古学家探究，皇陵里面发现有有量的水银、机关，还有无数的宝藏。已经过了两千多年，现在的皇陵仍然完好无损。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那硕大的皇陵早已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区域！
这就是古代人的智慧和高科技的成果，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吗？
历史是过去，但也是现代的一面镜子，透过镜子，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是一个智慧、勤政……的君王！秦始皇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华夏儿女女留下了丰功伟绩的君王！
历史小论文 篇八
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唐太宗在魏征死去后，十分痛心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是唐太宗对魏征人格的评价，以“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镜子可以正衣冠。每天我们站在镜子前面，面对着镜子，发现自身的不足，加以补充、修饰，男的装饰得英俊潇洒，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让自己充满信心，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镜子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若是一面古“镜”，让我们时刻牢记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古代的帝王都知道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难道我们现代人还不能理解吗？清朝末年，由于我国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落后，****才会肆无忌惮地一直打到当时清朝的首都。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大力发展科技，加快前进的脚步，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同样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学海之中，认真学习是学生的天职，经常以考试为标准进行知识掌握的检验。通过考试，也可以知道各人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因而，我们的家长往往是以分数、以名次来衡量自己的孩子的。每次都以最优秀的成绩来看孩子们。但到最后还是少不了家长的棍棒教育。这也是人的一面镜子及这面镜子对人的作用。
镜子让人更美，让我们更加勤奋地学习，让国家更加强盛。
历史文化论文 篇九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已成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焦点和难点，在“十五”期间，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应当认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紧迫性，确立保护原则，利用市场机制，探索新的保护方法，同时对现存的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进行全面而详细的调查，以便为夸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依据，为后人留下资料
1面对“第四次浪潮”的挑战
半个世纪以来，北京的历史风貌保护工作走过曲折而艰辛的历程，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受到过四次大的冲击。虽然在50多年前北京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古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但由于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缺乏文物保护的观念，没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意识，北京的文物古迹和历史风貌一度遭到较大的破坏期间，为大炼钢铁形成冲击金属文物的浪潮，许多珍贵文物消失在冶炼炉中。初期掀起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文字的和图案的文物、街景受到巨大冲击，大量碑刻、雕刻、经卷、书画毁于一旦，许多重要的文物建筑受到极不合理的使用，形成以破坏文化标志物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浪潮”。在此期间被当作封建帝都标志的城墙被最后拆除，北京的历史风貌受到很大破坏。“”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出现了以破坏文物建筑本身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浪潮”，王府大院内见缝插针式的建设和各处对文物建筑的拆改，破坏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从9o年代初期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城市的开发方式发生变革，由对单座文物建筑的拆改破坏演变成对成片街区的剃头式改造，许多文物建筑被拆除，一些很有保留价值的街区化为乌有，“第三次浪潮”演变成为“第四次浪潮”，即破坏历史文化区域的浪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受到严重挑战。
在北京的历史风貌经历一次次破坏的同时，人们为保护文物和历史风貌的努力也在加强从1957年北京确定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作为对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许多重要的古迹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越来越多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尤其是在80年代，保护历史区域的观念开始流行，1982年北京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90年北京公布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并在2000年完成了保护区的详细控规。人们不再满足于文物的点状保护，而要实现历史文化区域的面状保护，历史风貌保护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尽管如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任务却仍然十分艰巨，“第四次浪潮”正袭面而来，严峻的挑战并未结束。
2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紧迫性
实际上“第四次浪潮”造成的挑战不仅表现在北京，在全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许多地方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都在消亡之中，它是一个时期的现象，是当前历史风貌保护问题的争论焦点，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北京是全国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街区保存最多、其历史文化价值最高的一座城市，它的重要性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北京作为首都对于全国也有着示范、引导的作用，它应当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方面成为全国的表率。北京虽然完成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并升始制定相关的法规，但像北京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仅仅保护现有的25片街区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街厩和更多的建筑得到保护，需要在那些无法保留的街区中留下必要的标志性建筑．以便尽可能保持和延续古都的历史风貌。
目前北京在历史街区保护方面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房屋的自然老化在不断侵蚀着古都的风貌，由于缺乏必要的维修与更新机制和超负荷使用，使许多百年老屋濒临危境。另一方面，在北京城市发展战略中，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仍未提到应有的位置。在90年代初开始的旧城危旧房改造中，在没有对危旧房与历史风貌作出明确界定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仓促上马，形成大面积剃光头式的旧城改造局面尽管这次大规模改造由于成本过高．在1997年以后减缓下来，但大片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已被拆除，众多文物遭到破坏，北京的古都风貌受到严重影响。
晟近北京市提出要在5年内完成“危旧房改造”的目标，同时降低了拆迁补偿标准，如果一切顺利．5年后，除“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外，其他古老的街区、院落，以及那些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都将不复存在，一些有保留价值的文物、四合院和街区可能会在我们尚未认识它的时候就被匆匆拆除，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北京历史风貌的保护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保护工作艰巨而紧迫，北京能留下多少历史风貌，关键就看今后的5年。
3确立历史街区保护和改造的基本原则
要在今后5年中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尽可能多的历史风貌得到保护，不但需要转变过去点状保护的观念，树立区域保护的意识，而且要确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历史街区整体保护的原则：像北京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坚持街区整体保护的原则，将街区整体保护与个体文物保护相结合。因为只有个体保护，没有整体保护，就留不下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有风貌。整体保护包括保留城市的基本轮廓、格局和街道、胡同系统。
第二，坚持历史风貌保护优先的原则。在北京旧城范围内，开发建设应以不破坏原有的历史风貌、文物古迹为前提。城市的发展战略、总体布局以及城市道路改造、商业中心建设等各项详细规划都要体现这一原则．应将其做为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加以确定：
第四，确立保留历史标志物的原则。对于旧城区的改造，应摈弃简单的“剃光头”式的改造办法，在不得不拆除的旧街区内，应规定老建筑的最低保留数量，保证在原地留下少量标志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不仅包括文物保护单位，还应包括保存较好的非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和其他标志性物体，如四台院、会馆、衙署、小庙、碑刻、水井等，以保持历史文化景观的地域延续性
4建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新机制
目前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争论和冲突最大的，是旧城改造中实行的剃头式改造，用舍弃历史风貌的代价换取市民住房的解困，从而陷入解困必拆房的窘境。然而，市民住房解困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之间并非是绝对排斥的关系，能否找到既解决市民住房问题又能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办法，是当前北京城市建设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从北京过去数百年来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大量的住宅建筑在数百年问维持不衰，甚至能为我们今人服务，主要不是靠官府资金的支持，而是由于有大量民问资金的投入，有一套自我更新的机制。解放后形成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房屋所有制形式和低房租政策，使得大量四台院失去了自我维持和更新的机制，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今天要想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四合院，就应该利用市场机制，利用灵活的政策，吸引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包括外省市乃至海外的资金，投向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维护中来，使历史街区走上有机更新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来，从而摆脱解困必拆房的怪圈。
目前，将四台院投人市场的条件已渐趋形成，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扑始对传统建筑产生兴趣，看作是理想的生活、工作环境，欲将其作为未来可以保值增值的财富。为此，可有步骤地进行公有四合院的改制试验，将房管部门改为房地产公司，将四台院投入市场，在不改变其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进行出售，同时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人们投资于四台院的修缮和保护。为配台四台院的改制，可设立一个政府出资为主的历史文化区整治基金，例如在”十五“期间每年可投人2亿元，5年共投入10亿元，专门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居民的外迁和历史建筑的修缮。然后将修缮好的或实现原住户迁出的房屋出售或拍卖，以收回成本。对于私房应积极帮助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帮助一些占房户搬迁，逐步提高房租，准许自由买卖，使房屋所有者有能力对房屋进行维护和修缮。政府刚应将重点放在街区内市政设施的更新改造上，为改善生活环境创造条件为保证在房屋买卖中历史风貌得到有教保护，需要制定一套详细的法规，对房屋买卖和使用过程中的文物与历史风貌保护做出严格规定。公务员之家
5对城历史街区进行全面的调查
随着北京旧城改造速度日益加快，大量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在没有来得及做全面记录的情况下已转瞬间化为平地，这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十分不利。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许多与历史风貌保护有关的争执，都与历史街区的家底不清有关何况，对于北京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也应该有一套精确的档案记录，以便于后人的研究为此应尽快展开对历史街区的全面的调查，以便摸清家底，留下资料。
历史小论文 篇十
山东省自古就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齐鲁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山东东部是齐国，西部是鲁国，故山东又称“齐鲁之邦”。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都出现在山东地区。山东省还是汉唐丝绸贸易的主要供货地，是丝绸之路的源头。山东历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在**文化乃至世界上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
曲阜三孔：
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另外，文学史上，也有“三孔”之说。“千年礼乐归东鲁，**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享誉全球，是与孔子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的**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因其在*历史和世界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大汶河东西贯穿，将其分为南北两片。大汶口文化属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种植适合黄河流域的耐旱作物——粟。
大汶口文化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距今4500~6400年。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次的挖掘发现，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的陶、石、玉、骨、牙器等不同质料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都异常精美。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一般认为，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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