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西方列强以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落后的大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动方向。本文是漂亮的小编为大伙儿整理的鸦片战争论文【精选7篇】，欢迎参考。
鸦片战争论文范文 篇一
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2017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77周年。
鸦片战争这个名字，似乎中英两帝国是为鸦片大打出手，单凭这个名字就把大英帝国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起底就是个毒贩，装什么贵族？可是，鸦片战争真的是为了鸦片吗？
禁烟之争是大背景，但并不能说鸦片是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禁不禁烟是各国的，是中国政府与在华经商的各商人的纠纷。
禁烟，不仅在中国有呼声，在英国本国也面临着巨大的道德压力，鸦片贩子虽然赚钱但在本国内形象也很臭。当然当时各国还没有普遍明文禁止鸦片，禁毒达成全球共识是很晚的事，大家知道，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在故事里还时不时抽两口鸦片提提神。但无论中英，道德上对吸食鸦片是谴责的，政策是不鼓励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打响鸦片战争第一枪的英国代表义律，本人就是一个坚决的禁烟主义者，坚定地反对鸦片贸易。当后来林则徐下令收缴鸦片时，各国商人都顽抗不交，义律未经请示伦敦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义律的这个举动为后来的战争打下伏笔，因为原来是中国政府与英国商人之间的矛盾，义律答应补偿后就征收为英国政府的财产，虎门销烟变成了销毁英国政府财产，这样就演化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当然，收缴鸦片、虎门销烟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因为英商交出违规鸦片之后，禁烟令已经落实，紧张局势缓和。这从林则徐当时的奏折和书信中都能看出来，他认为鸦片贸易问题已经解决，禁烟使命已经完成，对抗的局面已经缓和，而战争“边衅”他认为绝无可能……
这时候是什么偶然事件插入，导致两国命运开始不可测的逆转呢？是此时突发的一桩刑事案件。战争的起因是林维喜案。
因为禁烟，大量英国商人侨民从广州城涌出，迁到了澳门、香港一带。大量人口涌入，英国侨民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1839年7月7日，醉酒的英国水手在尖沙咀村与村民发生群体殴斗，村民林维喜在打斗中伤重身亡。林则徐要求按大清律将水手中一人偿命；义律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但拒绝以其中一人杀头顶罪。
鸦片战争论文 篇二
《林则徐虎门销烟》这篇课言文是小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课。利用这课的史实，加强思维训练，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对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十分重要。“虎门销烟”又是近代中国人民和仁人志士反帝斗争的序曲，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一课的教学中，讲清楚禁烟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对于树立学生正确的历史观点和学会正确的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生很容易滑入一个误区，即把禁烟和鸦片战争看成是因果关系。下列三种表面现象是导致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一是在时间顺序上，禁止鸦片在前，鸦片战争在后，很容易滑入前是“因”，后是“果”的思维误区；二是在关系物上，禁烟关系物是“鸦片”，接着发生的战争名称就是“鸦片战争”，学生容易由“禁止”与“反禁止”的矛盾中，理解为“因”与“果”的关系；三是在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国家上，走私鸦片，主要烟贩是英国人，禁止鸦片受打击最重的是英国奸商，鸦片战争的发动者，又是英帝国主义者，这也使学生容易滑到“因果关系”的思维渠道。要使学生明白爆发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中国人禁止鸦片造成的这一正确观点是教学的难点。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思维的深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即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排除干扰因素和枝蔓细节，看清事情的本质；二是具有较强的“筛选力”，即从若干现象、若干矛盾中，找准最主要的因素，找到代表事物性质的主要因素和矛盾，揭示事物的本质；三是具有较强的“剖析力”，即在分析、研究事物呈现的各种表像时能层层递迸，步步逼近，找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蜻蜒点水，浅尝辄止，更不是凭着“大概”和“可能”等模糊语言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一课教学中，如果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就向学生提问：爆发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很多小学生会这么回答：是因为中国“禁烟”。出现这个答案并不奇怪，因为只具初浅思维能力的小学生是不由自主地滑入误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为防止学生出现理解偏差，培养他们思维的深刻性，教师不应当过快过早地提问“爆发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精心设计若干问题，有步骤地引导学生思考，逐渐认识事件的本质。
第一步，让学生深刻认识鸦片的危害。鸦片是毒品，首先直接危害吸食鸦片的人。鸦片使他们“身体变得很瘦弱”，由于上了瘾，就要花钱去买鸦片，结果弄得家产耗尽，甚至做贼偷盗，败坏社会风气。经过这样的讲解，学生对鸦片的危害能有一定的认识。再讲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教师要引导学生抓装生产”、“体质”、“军队”和“白银”四个词思考鸦片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人民体质，军队战斗力削弱了，大量白银流到了英国殖民者手里，这些现象不正说明了中国的人民和国家都受到鸦片的严重危害吗？第二步，要求学生弄清楚英国在中国走私鸦片的真正目的是为掠夺白银。第三步，引导学生理解禁止鸦片的必要性。既然鸦片一害人民，二害国家，中国人民禁止鸦片，就是正义的行动，是必然的措施。学生应沿着这一思维渠道发展，形成憎恶鸦片、仇恨帝国主义的强烈激情。
第四步是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在学生明白了英国走私鸦片的罪恶目的之后。
鸦片战争论文 篇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56―04
在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内容演变史上，鸦片战争乃必选史实。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都一致认定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但是，从清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发生于道光二十年的晚清时代，它又是清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清史鸦片战争观。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强调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而淡化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举目时下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近代史鸦片战争观如观烛照，而清史鸦片战争观则晦暗不明。因此，恰当地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大有裨益。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聚焦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而易淡化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一)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由来
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时期。当时，空前的民族危亡促使一批史学家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揭示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抵抗史，以增强团结御侮的民族凝聚力。于是，鸦片战争就从一般性历史事件转变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蒋廷黼、陈恭禄、李平心等史学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都从鸦片战争写起，认为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反侵略的历史。其中，李平心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理由很简单。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转变。
与史学研究相比，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鸦片战争史教学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未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是，鸦片战争作为反抗西方侵略的历史起点的看法日益彰显。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持的理论方法虽然与前述史学家不同，但是，在鸦片战争的历史定位上却表现出趋同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申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历史地位。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接受了关于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看法，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也就从民国时期的一种史学观点上升为国家和政府的意志，相沿至今而成不易之论。
(二)近代史鸦片战争观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却淡化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流内涵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主导内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首次使用“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来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1915年，列宁又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首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明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此时，“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还是两个相互分离的不同概念。1926年，随着国民大革命运动的高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第一次将两者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即“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以此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此后，这一概念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认同和沿用。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六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后来，的“两半论”就成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两半论”的基本立足点。
对于“两半论”的提法，史学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观点是不同意用“两半论”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曾经出现过“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宗法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等种种提法；又如，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倾向于使用“半殖民地社会”来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愿意使用“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是对“两半论”提出新理解。传统观点一向是从政治上的半殖民地和经济上的半封建来分开论述“两半论”的，新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不能机械地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断为两截。
近代中国社会如何定性，学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异中求同，大家的讨论还是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近代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一些大变化、大转折。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从而形成了“变化”的时代观。例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提出，中国当时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此后，“变化”就成为学界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特征的概括。那么，这种变化始自何端呢？学界的主流观点定于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之力持续地、正面地、大强度地撞击中国的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内部持久地、剧烈地、全面地变革。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家虽然已经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这种撞击毕竟是零星的、时断时续的、局部的，它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变化。总之，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核心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质变。
任何史学观点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地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会带来历史思维的僵化，形成历史认识的误区。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僵化人为地割裂了清史本身的内在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来看，鸦片战争划分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也把完整的清史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第二，从史学研究来看，清史学者与晚清近代史学者各为畛域，清史学者很少关注晚清近代史，晚清近代史学者也很少溯及清代前中期的历史。通史性著作如此，学术论文索引的编排亦如是。第三，从历史教学来看，鸦片战争史教学往往笼统地罗列晚清社会的历史表象，很少深究其渊源性的内在制度根源，缺乏说服力。所以，在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局限性日益固化的情况下，清史鸦片战争观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
二、清史鸦片战争观重视清史的内在连续性却易淡化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质变
对于鸦片战争的发生与失败，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一般会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外在侵略本性，它虽然迎合了近代屈辱民族情感的宣泄，却遮蔽了对历史内因的理性深
究。实际上，在国内外史学界，从整体清史的角度来探究鸦片战争史的观点也一直不绝于书。其中，美国“哈佛学派”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费正清和邓嗣禹从清朝传统的纳贡制度梳理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据此分析鸦片战争发生与失败的深层文化观念原因，并指出这是清朝官僚等级制政治结构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徐中约认为，即使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也仍需要熟悉清朝前中期的制度，如果对这些制度不甚了了，就很难理解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化。蒋廷黼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大变局，需要考察其由来。李文海认为，认识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就不能把晚清史与清朝前中期的历史割裂开来。循此思路，下面对鸦片战争的内因稍加分析。
提及鸦片战争的成因，中学历史教师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化的分析框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备废弛、闭关锁国。试问，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历史本因又是什么呢？这恐怕就会涉及清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其治国策略又会衍生出一系列的制度架构，而这些制度架构又会演化出应对外来冲击的种种历史行为。所以，笔者始终认为，鸦片战争史的教学，如果不能触及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深处的统治思想，仅仅停留在泛化的历史表象，那么，这样的教学难免流于肤浅。
清朝的统治思想离不开所处的内外环境。在清朝前中期，从外部环境看，来自外部的冲击虽有，但持续性和强度都不大。从内部环境看，一是边疆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一度突出，但在恩威并施下也“四夷宾服”；二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问题，虽然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的防范意识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清朝前中期的统治思想就是“防内”为上，以求政治稳定。为此，牺牲发展也在所不惜。
“防内”统治思想在清朝制度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限于篇幅，也由于鸦片战争与清朝的军事制度直接相关，下面就重点探讨一下“防内”思想在清朝军事制度上的表现，庶几能够窥探鸦片战争失败之内因。
1.“防内”思想使“重文轻武”渐成社会风尚。在清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武将的品秩和薪水虽高，却无文官治民理财的实权，文科举成显途，以拉硬弓中试的武将沦为一介鲁莽武夫。督抚将兵，防内治民尚可，一遇强劲外敌则难免纸上谈兵。
2.“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治安警察色彩浓重，防外敌的国防军职能淡化。一是以满人为主的八旗监视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以满防汉。二是把汉人武装的绿营进行分散驻扎，以汉人防汉人。内地绿营主要是镇压叛民、弹压盗匪，沿海绿营主要是缉捕海盗。据茅海建的考证结论，清军营以下部队没有集中驻扎于一处营房的，而是数名、十数名、数十名、最多数百名分散在汛、塘、卡、台等要冲之地。三是分散驻扎的绿营兵出于给养的方便，平时都在家中生活，上班值勤，下班回家。为了供养家眷，许多兵丁都兼职赚钱，开茶室、做买卖、当帮工、修脚、搓澡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走私鸦片的，“兵匪”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3.“防内”思想使清军的武器研制长期停滞不前。在清军武器装备史上，火器技术的快速提升是在明、清争夺天下之际。当时，明朝聘请西方传教士制造火器，一度重创八旗兵。满洲人迅速仿制明朝火器，火器技术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清朝对火器的改进动力渐失，致使火器技术长期低水平徘徊。一是火器的普及率低。当时英国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例如，据茅海建估算，就全国范围而言，鸟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二是火器的使用年限长。据茅海建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有的竟达166年之多。三是火器技术还停留在明清之际的水平，以致有“土枪土炮”之谓。清军的鸟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遇到风雨天则极难点火，存在射程近、射速慢的致命伤。英军枪支的点火装置是摩擦式或撞击式，射速快、射程远。清军的火炮铁质差、炮壁厚而粗糙、难移动瞄准而易炸裂自伤。英军的火炮炮壁薄而内膛光洁、炮身轻易转动利瞄准。清军的火药凭感觉经验配方，以手工作坊生产，杂质高、颗粒粗、大小不一，致使燃烧很不充分，威力小。英军的火药按照科学实验数据配方，以工厂生产，燃烧充分，威力大。
从军事角度看，影响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将领的指挥、士兵的调集以及武器的配备。据此，清军是文官将兵、士兵分散、武器陈旧。英军远道而来，兵力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末期也不过2万人。清军以逸待劳，兵力处于优势，在鸦片战争中曾经动员过10万大军。但是，具体到某一战事，清军的兵力往往与英军持平或处于劣势。这样，战争的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由是观之，晚清鸦片战争的失败与清朝前中期的政治统治策略以及军事制度设计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近代史鸦片战争观的一统天下，致使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此未予溯及，极易使中学师生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完全归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然，清史鸦片战争观容易使人们忽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巨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人并没有感受到近代世界的大变化，而是把败因归于林则徐等个别人的“误国”。清末的主流教科书称鸦片战争为“鸦片烟之战”，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欧人东来以后的一个普通历史事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多大影响。民国初年，一些历史学家主张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历史教科书也持同论，认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主要是鸦片烟毒的泛滥，尚未认识到鸦片战争的近代转折意义，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
三、历史的延续与变化：近代史鸦片战争观与清史鸦片战争观的调适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历史是在延续与变化中以曲线形之波浪演进的。历史的延续与变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从历史学的研究来看，历史变化的研究往往是学界的强音，而历史延续的研究则成为低音。钱穆认为，没有变，不成为历史；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张荫麟认为，历史是变动的记录，通史编写要显示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历史变化之声虽然高亢，但历史延续之音也犹在耳，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都在提示历史延续的重要性。其实，历史变化只是体现了历史的动的方面，在历史变化之下，则是沉潜的历史暗流，它静静而缓慢地流淌，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其存在。但是，历史变化决不是断崖式的突变，也不是中断式的跃进，而是连续性的渐变，历史的延续就是连接各个变化之间的纽带，也是探究历史变化之故的线索。所以，辩证地处理历史变化与历史延续的关系，是搞好中学鸦片战争教学的史学理论前提。
鸦片战争论文范文 篇四
关键词：高中历史；无效提问；盲目呈现
许多人觉得高中历史的内容在初中阶段已经学过，所以从心理上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沿袭传统的背诵和说教方式，这就造成了课堂低迷不振。为此新课改以来，要求我们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方式，许多一线教师也纷纷学习其他优秀同仁的经验。然而，课堂的本质是互动、多变的，需要我们随机应变，但是许多教师只是学到了教学方法的外壳，不能结合班级实际情况进行有效整合，这就造成许多低效教法。鉴于此，下面我就结合当前常见的高中历史低效教法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一、肤浅提问及改进策略
问题是启发学生深入学习和探索的导索，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在知识的关键节点或者转折点进行设问启发，这样便于连贯知识，启发学生抓住主要矛盾深入分析，探索历史原理。但是，许多教师的提问往往不能抓住重点，或者不能有深入的启发意义。
例如，有位年轻的老师在教《鸦片战争》时，先让学生阅读文本，然后这样设置问题：“鸦片战争是哪一年发生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什么为标志？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看似步步提升，但是这是初中历史的思维，并没能深入到启发学生思考其中的历史规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具体改进：课堂伊始我们先结合学生比较熟悉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影视材料激发兴趣，然后再给出相关材料让学生进行对比阅读。这样做足铺垫后，我们再提出思考性问题：（1）是什么国际国内因素促成了鸦片战争呢？（该问题旨在让学生分析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2）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让同学们深入了解鸦片贸易的危害）（3）鸦片战争分别对中英两国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这样设置问题，促使学生放开眼界，从大的历史背景进行对比和思考，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历史思辨方法，有效提升课堂实效。
二、材料呈现混乱及改进策略
历史现象出现往往有其复杂的背景，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让学生分析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这样才能让学生通过体验掌握对历史规律的分析方法。然而，经验不足的历史老师，往往不加分辨地将相关材料堆砌一通，这样就无法突出重点，不能让学生通过分析掌握知识。
还以《鸦片战争》教学为例。有的老师为了激活课堂兴趣，可能会借助影视材料，但是如果选材不当，可能将学生引入到其他话题中。比如，有位老师想引导学生鸦片战争给中英两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时，没经筛选就通过多媒体给大家展示出了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的相关材料，这样的话学生经过分析可能得到的是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损失，这就偏离了主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选取材料一定要能抓住主题，所以，针对该问题教学我们需要呈现的材料是鸦片战争后给大清直接上造成怎样的失败，在间接上催生了怎样的改革；英国方面我们要给出鸦片战争前后对中国的贸易数据，让学生认识到鸦片战争让英国获取了怎样的长远利益。
概括地说，历史资料比较繁杂，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我们一定要事先筛选，让材料的呈现直中主题。这样才能让学生抓住主要矛盾，通过思考、对比和讨论，掌握对应的知识和分析方法。
三、纷乱的讨论及改进方法
课堂的本质就是师生多边互动探析知识生成的过程。对于历史这样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能沉浸在灌输和背诵里，我们要注意设置话题让同学们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同学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吸取他人的长处，从而完成知识深化和拓展。但是如果我们把握不好，历史讨论课可能就会纷乱不堪。
有位教师曾设想通过下面的问题让学生以讨论的方式深入理解鸦片战争：“当大清开展禁烟运动时，鸦片战争打响了，但是这次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斗争，它是要改变英国和大清之间商务关系和国际地位的斗争的开端。”问题一出，学生的热情很高涨，顿时分成了两派进行讨论，但是到课堂最终也没能讨论出实质性的结论。这其实是教师没能对讨论进行合理的管理和引导，遇到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指导学生从哪些角度去分析和讨论；点评时，不仅要给出结论，指出两组切中肯綮的论据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大家分析这种题型的思路和方法，让学生通过学习分析和解答此类问题的方法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上是我联系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对当前低效利用教学方法的分析与探索。总的来说，教学过程中我们在借鉴优秀成果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班级学生认知实情，然后再结合教学目标设置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只有抓住学生认知和教学主题目标，我们才不会在课堂上迷失，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鸦片战争论文 篇五
世之文明传播，如水之流动，无不以高就低，以多就少。黄河流域乃中华文明之核心，秦汉时期，即向外辐射，西由丝路通西域天竺，东经海上达朝鲜扶桑，受者众也。及至隋唐，与大食，大秦，波斯互通有无，商贾使节，往来参差，东西文化，融会贯通，汉风之纯已无如秦汉。近世，则欧罗巴取而代之，西学东渐，亦情理中事，然鸦片战争后，国事衰微，外受列强之辱，劣药之害，内存国体之变，群雄之争，内忧外患，雪霜交加，有识之士，扼腕叹息。当此之时，国际法传入中国，其史亦悠久，现选取闻人若干，志其平生。
一、francisco de victoria(1480?-1546) 维多利亚
西班牙所谓黄金时代活跃过的著名神学家，为当代国际法学奠定初步基础的学者。生年生地不详，入黑袍教，在巴黎大学习圣托马斯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l)，回国后，初执教于巴利亚多里德大学，1526年任萨拉曼卡大学神学教授，讲《神学大全》至逝世，是当时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神学家，该国学术和文化的中心人物，推动西班牙第二期经院哲学全盛时期形成的中流砥柱。其讲义死后出版，冠名为《神学感想录》(relectiones theologicae)，其中有两篇讲义即《关于最近发现的美国印第安人》(de indis recenter inventis)和《关于西班牙人对野蛮人的战争法》(de jure belli hispanorum in barbaros)是受到人们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视的宝贵的古典国际法。两者均提出了“印第安人问题”，即保护印第安人，使其免受西班牙殖民者的迫害问题，并根据道德神学的立场进行了论述，成为今天国际法的基本观念和出发点。
二、francisco suarez(1548-1617) 苏亚利兹
新教的先驱者，西班牙的伟大神学家。生于格拉纳达，曾在萨拉曼卡大学攻读神学、哲学、教会法，并在塞哥维亚、巴利亚多里德、阿尔卡拉等地大学教授神学和哲学，间中在罗马耶酥会学院讲学，后应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任神学教授，死后留下数量巨大的著作。他在学术界最负盛名的著作是《形而上学质疑》，阐述亚里斯多德——托马斯哲学的优秀权威著作，多年来被欧洲多个大学用做教科书。有关国际法的重要文献如下。
1.《法律及神为立法者论》第2卷第17-20章的《万民法》(ius gentium) 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性质，分析了万民法的概念，将其分成各民族之间的法和各民族内部的法，严格的讲前者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万民法，是由自然法发展起来的实在法。
2.《论神学上的三德——信仰、希望和爱》第三编《论爱》(de charitate)中的《论战争》(de bello) 根据经院式的正义战争论观点进行论述，特点在于认为正义战争是对非正义侵犯所行使的惩罚权。
三、hugo grotius(1583-1645) 格老秀斯
著名荷兰法学家，誉为“国际法之父”。生于代尔夫特的名人之家，幼称神童，8岁能以拉丁文为诗，年12入来顿大学，15岁随使赴法，法王亨利四世称其为“荷兰的奇迹”，归途获博士学位于奥尔良大学，16岁为著名律师。后从政，历任荷兰州与西弗里斯兰州历史编纂官，荷兰、泽兰、西弗里斯兰最高法务官等职。1618年因卷入政教纷争被捕，囚于卢夫斯坦城，后籍妻助越狱，于巴黎政治避难，路易13庇护10年，1634年任瑞典驻法大使，1645年至斯德哥尔摩觐见克里斯蒂娜女王，辞职，殁于归途。有关国际法的著作如下。
1.《捕获法》(de jure praedae) 遗稿，1868年出版，论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捕获竞争对手葡萄牙商船卡特里娜号案，格氏关于国际法学说的最基本文献。
2.《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 把《捕获法》第12章改动后于1609年单独出版，阐明海洋自由原则而闻名，
3.《对威廉•威尔伍德批驳海洋自由论第5章的辩解》(defensio capitis quinti maris liberi oppugnati a guilielmo welwodo) 与《海洋自由论》有密切关联，原书未出版，1872作为穆拉《闭海论》(mare clausum) 的附录发表。
4.《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 根据《捕获法》第3-10章阐述的正义战争的基本理论假如此后的研究结果而成，主张禁止和限制战争，基本上形成了今天的国际法学体系，是国际法学上最重要的文献，多次再版，广为流传。
四、albericus gentilis(1552-1608) 真提利斯
格氏的先驱，国际法学史上之重要学者。生于北意大利
的圣•几内西奥，毕业于佩鲁贾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从事律师，新教教徒，避难英国，后任牛津大学罗马法女王讲座的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civil law)。有关的国际法著作如下。
1.《外交使节论》(de legationibus) 以门多萨案件为基础，即西班牙公使煽动反叛英女王伊丽莎白事件，论述了外交使节起源、接受方法、特权和使节资格等。
2.《战争法》(de jure belli) 以《战争法注释》(de jure belli commentatio)第1-3篇为基础，共2卷，论述了战争的正当主体和原因、战争的正当方法、战争的正当结束，即胜利者的权利及媾和条约。强调在战争中依然贯穿着法的支配。特点是从纯粹法律理论角度论述，还列举了许多文件和历史事实，用归纳和实证的方法进行论证，格氏在撰写《战争与和平法》时曾主要参考此书。
3.《西班牙辩护论》(advocationis hispanicae) 。1605年任西班牙公使馆律师时，就西班牙与荷兰间于战争中发生的拿捕案件，在英国高等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诉讼的辩护笔记，死后由其弟出版，在论述国家对沿岸毗连海域的管辖权方面有重要意义。
五、samuel pufendorf(1632-1694)普芬道夫
继格氏后的国际法创始人之一，是所谓启蒙时期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生于萨克森，父为路德教牧师，先于莱比锡大学修哲学、历史和法律学，后于耶拿大学师从昂格尔习笛卡儿哲学及其论证方法，以及欧几里德方法在道德学和法律学上的运用。1658年因丹瑞战争牵连入狱，撰写了《普遍法学原理》(elementorum i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运用了独特的论证方法即欧几里德的数学论方法，是一部论述法哲学的重要著作，1660年出版后获好评，1661年应聘任海德尔贝格大学新设立的“自然法与万民法讲座”教授。1670年任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撰写了《自然法与万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详细论述了自然法的本质及其体系，其中多处章节涉及到国际法。1677年任瑞典史料编纂官、枢密院顾问，1688年任勃兰登堡史料编纂官，逝于柏林。其著作还有《自然法上的人和公民的义务》(de offocoos hominis et civis)，是将前书压缩而成的，流传甚广。其学说的最大特点是认为国际法只能是自然法。
六、emmerich de vattel(1714-1767) 瓦特尔
鸦片战争论文范文 篇六
关键词：鸦片，术语，翻译，文化语义
中图分类号：N04；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3-0034-03
1.“opium”的历史文化语义
马克思于1844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opium）。” [1]这一著名论断被简化为“宗教是精神鸦片”，长期以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由于历史上两次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以及“鸦片”作为广为人知，在近现代社会，“鸦片”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几乎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加之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这个著名论断前后文语境理解不够全面，进而存在很多误解，多数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opium”就等于说“宗教是罪恶”。这一认识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影响甚为巨大而深远。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逐渐认识到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这一论断，希求突破长期以来束缚宗教发展的。
20世纪70年代末，围绕着马克思“宗教鸦片论”爆发了一场影响深广的宗教哲学论争。因这场论争肇始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宗教学会罗竹风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继安、吕大吉等人，故被称作“南北战争”。也有人根据中国近代历史上曾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而将这场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大论战戏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 [2] 。
在这场论争之后，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学术讨论还在继续。其主流观点是在充分肯定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断基础上，认为该论断揭示了宗教最根本属性，科学阐明了宗教本质和社会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同时，也强调要遵循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宗教本质。
马克思“宗教鸦片论”成为无法避绕的一个命题。时至2011年6月，很多学者还在呼吁宗教要“脱敏”，因为“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灵性资源和精神表述，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其代表性意蕴和核心地位。宗教在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中仍处于边缘，人们对文化是否应涵括宗教内容也慎之又慎、极为敏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人们在经济上‘脱贫’、文化上‘脱愚’和精神上‘脱敏’的过程。如果宗教不能达到真正‘脱敏’，中国社会的和谐构建则很难完成”[3] 。
2.历史文化差异与opium的解读与翻译
认识马克思“宗教是opium”论的关键点在于应充分考虑到opium因不同时代背景与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不同解读。
首先，文化的时代差异导致了opium的不同解读。关于这点，最早也有学者指出：“就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来说，鸦片是药用的镇痛剂，医生对病人没有真正有效的疗法时，便以鸦片来缓解病人的痛苦。1985年5—6月间，美国科学哲学家罗伯特·S.科恩教授来华讲学时，也涉及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在马克思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鸦片是一种贵重的止痛药，穷人用不起，穷人有苦痛就转向宗教，寻求解脱。这同后来视鸦片为有一个时代的差距。”[4]
类似opium的如warfarin，汉语音译为“华法林”，适用于防治血栓栓塞性疾病或作为心肌梗死的辅助用药。但很少有人知道， warfarin早期为抗凝血型杀鼠剂，曾在全世界广泛使用，俗称“灭鼠灵”，其作用方式是进入鼠体后表现抗凝血作用，使鼠体内出血而致死。现在也没有人会认为其为“老鼠药”而加以舍弃。
其次，文化的民族差异，也导致了对opium解读的巨大差异。opium最初在明朝曾作为珍贵药物被列为藩属“贡品”，清初逐渐传至民间。因其易吸食上瘾，1729年雍正皇帝明令禁止，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19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最终导致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上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沉沦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痛苦深渊。国人对“鸦片”深恶痛绝，“鸦片”一词基本等同于“罪恶的”，反而很少关注其作为“镇痛剂”的客观语义。
《现代汉语词典》[5]也认识到这一差别：opium，作为时译为“鸦片”，作为镇痛剂时译为意义相对较为中性的“阿片”。
阿片：从尚未成熟的罂粟果里取出的乳状液体，干燥后变成淡黄色或棕色固体，味苦。医药上用作止泻药和镇痛药。用后容易成瘾，是一种。用作时，叫鸦片。
鸦片：阿片用作时叫鸦片。通称大烟。也叫雅片。
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opium”可翻译为“宗教是人民的阿片”。其正确的解读为“宗教是人民的抚慰剂或镇痛剂”。这样上下文语境也更为妥帖顺畅，也更能全面理解马克思“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阿片”这一论断。
3.正确译解“opium（阿片）”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国逐渐崛起，中国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重新认识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阿片”对于构建新的历史时期，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和宗教文化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华振兴及汉语言文化传播历史也充分证明了宗教和宗教文化的重要意义。
汉语言的国际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逐鹿，逐渐形成汉语中原文化核心区。大唐时期，国力鼎盛，汉语言文化呈现一种万国来朝的国际传播效应[6]。东方文化特有的和平传播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历史上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支那、东南亚语言文化形态。儒释道宗教和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汉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进入了巅峰时期。后随国运衰败，儒释道宗教及宗教文化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也逐渐式微[7]。
汉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充分体现了中国的软实力。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华圈”的经济繁荣，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学习汉语，汉语也正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现在每年有30万左右的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全球有将近4000万人学习汉语。国外有人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说汉语的人口将达到20亿。如何正确认识宗教及宗教文化以及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依靠宗教和宗教文化，对建立和谐社会，全面推进汉语言国际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2]段德智。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宗教哲学之争及其学术贡献[J].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9（1）：19-24.
[3] 丹珍旺姆。浙大研讨中国信仰缺失对策 呼吁对宗教“脱敏”[EB/OL].（ 2011-06-04）[2012-07-15]http：///special/zjll/news/detail_2011_06/04/6830019_0.shtml.
[4]赵复三。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J].中国社会科学，1986（3）： 4-20.
[5]现代汉语词典[M].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鸦片战争论文范文 篇七
关键词：鸦片战争；危害；现代文明
19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法、美工业革命也正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此时的清王朝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清王朝统治集团虚骄自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
清政府仍旧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依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正当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当时的英国政府已感到在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古老大国，单靠贸易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严重危害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帝任命林则徐禁烟，但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却成为英国政府使用“炮舰政策”的借口。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三年七月与十月，耆英和璞鼎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进行了补充和具体化，对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又达成了协议。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耆英与美国全权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耆英与拉萼尼在停泊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黄埔条约》)美国和法国与中国达成同英国相同的权利。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深远，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进步性
中英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尽管由于中国道光皇帝的无能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落后与封闭，造成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者的中国不能不赔偿战争的费用和损失，接受外国的一些苛刻条件，甚至有些条件直接有损于中国的完整。但是毕竟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古老中国大门被英国用“炮舰”强行打开了，尽管这个时候打开的仅仅只是一些窗口，但是，它促进了古老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国的瓦解，对于推进世界文明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其主要表现为：
(一)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广大民众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中，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到了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以及腐败性更加突出，当世界在发展，特别是欧洲经济经过近几百年的迅速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给欧洲民众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带给了欧洲民众较多的自由和民主，使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差距更大，尽管西方各国在打开中国封闭大门时，采用了“鸦片”和“大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封闭大门毕竟是需要打开的，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这种进程。
(二)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先后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为商埠。五市的开市和开埠，促进了当时五市商业的发展，旧日的商业中心广州和新起的商业中心上海最为繁盛，其他次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如广州的吴健彰，扬坊等人，这些拥资百万的商人，尽管有些商人是依附于外国人，但是毕竟是中国较早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他们促进了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
(三)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