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使大学生增加社会阅历，积累工作经验。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是职业场中的决定因素。只有参加实习，通过实习的检验，才能积累自身的阅历和经验。如下是小编为大伙儿整编的论文：对土木工程的认识优秀5篇，仅供借鉴，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土木工程认识论文 篇一
关键词：建筑学教育体系知识主体
教育是由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学思想和教学法构成的，因此关于教育和教学的讨论多半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对于大多数学科来说，学科本身的定义是清晰的，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历史学等；但建筑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上述学科一样，建筑学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建筑学的研究对象和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并不是非常明确，如建筑是艺术、建筑是建造、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以及建筑是符号象征等，因此建筑学的知识主体既包含了造型艺术的法则又包括了工程技术的知识。从历史发展来看，建筑学学科最初是在艺术院系里，后来又全球性地移至工程学院，接着又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建筑学的基础知识也由于自身概念的拓宽而不断增加。虽然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建筑学的含义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由于建筑学的学科概念的含混，对其研究对象的讨论一直是建筑理论讨论的重点之一，每一次对建筑学的大讨论都引发了对建筑教育的重新思考。
我国建筑学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并且是在西方建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发展，走出了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在当今信息交流十分频繁的年代，建筑教育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日趋频繁，作为交流和学习的基础应当对建筑教育的特点作一次深刻的探讨。
一、传统建筑概念与建筑学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的传统建筑己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在世界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然而，把建筑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和与其相应的建筑教育在中国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其中缘故值得思考。
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中国历史和中国建筑史，了解中国传统“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和发展脉络，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现在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首先，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建筑的角色是“器”，主要存在的价值是“功用”。作为器的建筑产生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内部空间，也就是说，建筑仅是建造活动的客体，内部空间才是整个建造活动的目的。因此，建筑的外形仅是一个媒介或载体，通过载体达到“功用”的目的。其次，作为“器具”的建筑有等级之分，而划定等级的原则取决于“器具”使用者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个等级是建筑形式、类型的基础，通过建筑的平面、屋顶样式、建筑用材和用色等方面体现出来。再者，中国传统建筑以木构为主，建造者主要是木匠。由于建筑形式预先由建筑类型而定，类型直接取决于主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所谓“设计”工作也就是选择类型和解决建造问题。这样的“设计”工作与西方传统概念上的设计工作是不同的。因此，在整个建造过程中，没有建筑师这个角色，起主要作用的是木匠中的大师傅。工地上的参照物是由大师傅根据建筑的类型和所备的建筑材料制作的建筑木构模型；建造过程中如遇问题，现场解决。此外，中国传统建筑的彩画画幅主要取决于结构构件的形状，表现的和西方建筑室内的绘画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的画面和结构构件合二为一，后者绘画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综上分析，从建筑学的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建筑的概念和西方建筑的概念存在本质的差异。建筑在西方是西方艺术三大门类之一，即绘画、雕塑和建筑；而中国的传统建筑本质上是“器”不是“艺”，没有获得与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同等的地位而成为艺术的一个分支。造房子所需要的“技能”没能作为“学问”，“建筑形式”的美主要源自于技术和构造，而不是源自于以形式为目的的设计，建筑物本身并没有向西方建筑那样成为美学讨论的对象。几千年来直至上个世纪初，中国没有建筑师，因而也就没有为此而专门设立的学校和建筑教育；建筑技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徒式的传授体系。中国传统建筑业没有产生出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建筑本身落后，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上对建筑的定位不足以产生建筑师。20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许多新事物和新学科也随之进来，“西学东进”是当时的潮流；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职业和建筑设计的概念。因此，尽管中国建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建筑学仍是一个新的学科。
二、回顾建筑教育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所建筑院系正式诞生于1927年，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其教员和系主任都是由回国的留学生组成[1]。上世纪初，清政府有组织地派送中国留学生出去学习，建筑学也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在出国留学生中学建筑的有55人；其中40人去了美国[2]。学成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祖国，开办了事务所，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并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建筑院系。显然，由于所受建筑启蒙教育的原因，对建筑学的理解一开始就是以西方传统建筑学的观念为基础，以理解西方古典建筑的方法去理解建筑事物，并且以此解释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建筑。因此，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以及“民族特征”的解释和西方建筑师的理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地道”与否的差异。这一观点无论从他们的作品中或对中国建筑形式的分析上都明显反映出来[3]。
这样，建筑的概念由“器”而转成“艺”，成了学问的对象。建筑是艺术的地位在建筑院系里得到普遍承认，这和西方传统建筑学是一致的。作为艺术的建筑，其形式(外观)就变得尤其重要，所以对形式的研习就成了设计训练中的中心内容，也成了建筑教育的主要内容[4]。由于对建筑概念的理解是西方的，因此学习建筑、认知建筑的手段也是西方的。例如建筑设计初步课，对建筑的理解和学习方法基本上是西方传统建筑学的方法，从研习古典建筑开始，学习的方法是渲染，目的是通过长时间的描绘领会古典建筑精髓的几何关系和形式美的原则。西方古典建筑学由于阿尔伯蒂（Arberti）和帕拉蒂奥(Pladio)的贡献，形成了一整套形式美的生成方法作为设计的原则。然而，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习也使用了相同的办法，但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产生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图纸上看到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立面是木构件搭接中空间关系的平面投形，“立面”本身并不存在。因此，所谓立面的比例、几何关系等没有实质意义，这种作为认知的学习方法导致了对中国传统建筑认知的形式化和表面化；也直接导致了建筑设计中对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化的设计方法。这种以渲染为基础的形式训练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其间虽然渲染的对象—建筑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以渲染作为训练的手段并没有变，从“古典”建筑一直渲染到“现代”建筑[5]。表面上看，渲染作为训练工具并没有影响对新建筑形式的接受，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以这样的方法去理解“现代”建筑和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知，都存在着对“形式”的误解。这种事实道出了在建筑教育中对建筑学的理解和对建筑形式的认识和理解有偏差。以渲染为基础的形式训练对中国建筑教育的影响很大，而且根深蒂固。它已不仅仅是训练方法，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对建筑形式认知和对建筑学的理解。教学体系统一化、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等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因此，在中国建筑教育的教学模式普遍大同小异。仔细分析，在建筑教育发展过程中似乎缺少了在建筑学中国化之后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的讨论，知识体系和教授方式存在问题。
三、建筑学与建筑教育
建筑教育应该建立在建筑学学科的基础之上，建筑教育模式应取决于对建筑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就西方建筑学而言，自维特鲁威(Vitruvius)开始试图回答建筑学的基本问题，阿尔帕蒂开始把建筑设计纳入学术领域，最后在巴黎美院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和体系。事实上西方建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建筑事物的本体论和建筑设计的方法论，几千年来西方建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在回答“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同时也不断讨论“怎样做”的方法。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最初延生在法国巴黎路易十四皇家学院，首先建筑是被作为艺术门类之一而被学院接受，并要求其有能阐述自身审美原则的理论，即必须有可用于直接教授的理论。巴黎美院是学术型机构，因此，对建筑学也要求要把它纳入可以接受的学术规范[6]。在巴黎美院里，建筑教育被分为两个部分：建筑设计理论和建筑设计训练。这两种不同的训练来自不同的教授群体，学院内的教授和学院外的建筑师。学生们在学院内学习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以及数学，同时要到建筑师工作室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并通过设计竞赛获得设计成绩。在学院内，建筑设计理论的美学基础是建筑艺术的普遍原则，即以阿里斯多德的美学原则为基础，形式美被提纯到美的定律，如对称、韵律、和谐和比例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优秀建筑的标准是固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范例，它建立在意义利文艺复兴文学和艺术作品之上。根据阿里斯多德形式美的普遍原则把美术从匠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把建筑师从工匠的地位提升到哲学家的地位[6]。
巴黎美院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直至1939年逐渐成为美国建筑教育的主流，正是由于它具备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7]。当中国大批建筑学留学生前往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建筑教育盛行巴黎美院模式的时期，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又是以杰出的巴黎美院模式而著称。中国在美国的建筑学留学生中，比较集中的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2]。尤其是宾大建筑系的建筑设计课，有着完整的训练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巴黎美院的设计原则。当时是帕尔·克瑞主管建筑设计教程，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学院派建筑设计师和教师。帕尔·克瑞对建筑形式构件分析的态度实际上是坚信古典的、无时间性和延续性，尽量避免认真地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要学生分析古典建筑的形式构件，并不重视形式的历史意义[7]。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教育模式对中国建筑教育模式的影响较大，严格地说，奠定中国建筑教育基础的是源自美国巴黎美院式的教育模式。
然而，巴黎美院的教学模式通过强调一般的、抽象的理论而不是特殊的、具体的实践，把建筑设计活动理论化，奠定了建筑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建筑学的知识主体。这一点作为西方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始终保留在建筑学的学科之中。建筑理论作为建筑学的知识主体，是建筑设计思想源泉，也主导了建筑设计者的思维方式。但是，作为知识主体的建筑理论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筑学的学术框架中占有相应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形式”“、风格”和“手法”。因此，也就造成了建筑形式构件的组合成了建筑设计的主要方法，对形式的敏感和反应成了主要的设计能力。形成了重视建筑设计(形式设计)，忽视建筑理论的风气，甚至认为建筑理论形同空话，或把设计想法和设计手段与建筑理论混同起来。据此，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建筑教育源自巴黎美院”的看法有其不完全性，实际上是建筑“形式”的研习手法源自巴黎美院，但巴黎美院设定的关于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和学术规范并没有真正被中国建筑教育所接受。
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建筑教育自193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着现代建筑的方向发展，原先巴黎美院古典建筑的研习手法被放弃了，但建筑学的基本概念和学术规范依然保留下来。
这种对建筑学知识主体理解的差异是中国建筑学和西方建筑学本质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一定反映在建筑物的形式上，甚至也不反映在学院中设计课教学的成果上，但却反映在建筑教育的理论框架上和学术规范上。最终，形成了所谓建筑设计的学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一点是中国建筑教育和西方建筑教育最大的不同点，也就是对建筑学认识的不同点。
四、结语
在中国，当建筑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教授之时，就已经打破了中国传统上对建筑事物的认识，建筑学不是建筑，建筑学的知识主体也不仅仅是建筑设计。也就是说，建筑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相应的学术规范和理论基础，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虽然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已放弃了古典学习方法，但并没有开始建构规范的建筑学体系；由于最初对建筑学理解的偏差，导致了思维方式和认识论上的偏差。以这样的视角看西方建筑的发展历程，就很容易理解成是一部“风格”变换的历史；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欧洲的现代建筑、后现代建筑以及美国的后现代建筑等，就只能感兴趣其形式的差异，或从形式的差异去理解名词的差异，并不能认真地去研究其根源。
因此，当务之急是健全建筑学的知识主体，建立自己的建筑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为建筑学真正的中国化打下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郑定邦．国内早期建筑教育的开创．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44
[2]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1992．2，18，19
[3]中国建筑史．南京工学院建筑系．1980年7月版．182～185
[4]最初建筑作为土木工程的一个分支，在教学大纲里还有许多数学、力学和工程技术等不少课目。张镛森．关于中大建筑系创建的回忆．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43
[5]王文卿．基础教学话从头．东南大学建筑系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196～198
[6]DonaldDrewEgbert．TheBeaux-ArtsTraditioninFrenchArchitecture．IllustratedbytheGrandsprixdeRome．99～100
土木工程认识论文 篇二
原专业：法律
塔尔蒂尼1692年4月8日生于皮拉诺的名门贵族家庭，早年学习神学，1709年考入帕多瓦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同时钻研小提琴演奏技术。1710年，塔尔蒂尼与私人学生、一位大主教的外甥女偷偷结婚，因这门婚事遭到家人的反对，他便逃离了帕多瓦，在阿西西修道院避难。在那里，他师从帕德雷・博埃默学习作曲与和声，发明了新式小提琴弓子，还举行了小提琴独奏音乐会。1713年，塔尔蒂尼在安科纳的歌剧乐队中任小提琴手。
1715年，塔尔蒂尼得到家人宽宥，返回帕多瓦。1716年至1721年，塔尔蒂尼隐居在安科纳修道院苦练小提琴，1721年至1723年任帕多瓦圣安东尼奥教堂乐队首席小提琴兼指挥，1723年至1725年任布拉格金斯基伯爵的宫廷乐队指挥。1728年，塔尔蒂尼在帕多瓦创建小提琴学校，执教四十年，培养了大批小提琴家，被誉为“各国小提琴家之师”。1770年2月26日，塔尔蒂尼卒于帕多瓦，终年七十八岁。
塔尔蒂尼是小提琴奏鸣曲和协奏曲形式的开创人之一，共创作了四十二首小提琴奏鸣曲、十二首小提琴与大提琴奏鸣曲、一百三十五首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等，代表作《魔鬼的颤音》约写于1714年，据说是作曲家梦遇魔鬼，乃以自己的灵魂换取魔鬼的小提琴曲，醒后声犹在耳，即将梦中所闻记下，遂成此曲，盛传至今。他改进了小提琴琴弓，创造了多种弓法，发展了跳弓技巧，并首次提出“合成音”概念，即两个一起振动的音所产生的音，以保证双音的音准。此外，塔尔蒂尼还著有小提琴演奏和音乐声学著作，是意大利小提琴学派的代表人物。 朱塞佩・塔尔蒂尼
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让・马里・勒克莱尔（Jean Marie Leclair）
原专业：舞蹈
勒克莱尔1697年5月10日生于里昂的一个音乐世家，初为里昂歌剧院舞蹈演员，同时学小提琴和作曲。1721年，编选出版的法国和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奏鸣曲选集手稿中收入了他的十首作品。1722年，他在都灵任舞蹈教师和编导，并师从索米斯学习小提琴。1723年，勒克莱尔定居巴黎，出版《小提琴奏鸣曲集》第一卷。1728年，《小提琴奏鸣曲集》第二卷出版。1729年起，他先后在圣歌音乐厅、歌剧院和宫廷乐队中任小提琴手。173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授予他“皇家常任音乐家”称号，他将《小提琴奏鸣曲集》第三卷题献给国王，其中第六首《C小调奏鸣曲》最为著名，后来被称为《陵墓奏鸣曲》。1746年，勒克莱尔的歌剧《西拉与格劳库斯》首演于巴黎。1748年起，他任格拉蒙公爵私人乐队首席，在此期间与意大利小提琴家洛卡泰利一起在英国和荷兰演奏，载誉而归。1764年10月22日，勒克莱尔被其侄子暗害于巴黎，终年六十七岁。
勒克莱尔的小提琴演奏技艺精湛，音色柔美，宛如天使。他善于运用双音与和弦技巧，使音乐富于表现力。他的创作除小提琴奏鸣曲外，还有室内乐、协奏曲、歌剧和芭蕾舞剧等。他的音乐与民间歌舞关系密切，曲调丰富，节奏生动，极具艺术魅力，至今仍常有人演奏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勒克莱尔的创作和演奏对法国小提琴学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法国作曲家弗朗索瓦・安德烈・达尼康・菲利多（Fran？oisAndré Danican Philidor）
原专业：象棋
菲利多1726年9月7日生于德勒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双簧管演奏家和作曲家。他自幼在凡尔赛宫皇家小教堂当侍童，师从宫廷乐长康普拉学习音乐和象棋。1743年，菲利多离开凡尔赛去巴黎。从1745年开始，菲利多每年都去伦敦弈棋，听亨德尔的歌剧。1748年，他到德国亚琛，写作《象棋分析》，1749年在伦敦出版，他遂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象棋手。1754年，菲利多定居巴黎，任凡尔赛宫廷音乐家。1759年至1765年，他创作了十一部喜歌剧。1759年，他创作的喜歌剧《鞋匠布莱斯》首演于巴黎，成为他的代表作。1761年，他的喜歌剧《铁匠》首演于巴黎。1764年，他创作喜歌剧《巫师》。次年，他的喜歌剧《汤姆・琼斯》首演于巴黎。1766年，他创作《拉莫安魂曲》，并于1780年创作了歌剧《佩尔休斯》，1785年创作了歌剧《狄米斯托克里》。1795年8月31日，菲利多卒于伦敦，终年六十九岁。
英国音乐学家乔治・格罗夫（George Grove）
原专业：土木工程
格罗夫1820年8月13日生于克拉彭。1836年，他师从戈登学土木工程，三年后毕业。1841年，他赴牙买加和百慕大等地区参加建筑工程。1850年，格罗夫任艺术学会秘书，并于次年参与第一届国际博览会展览馆――水晶宫的建造。自1855年起，格罗夫开始参加编写《圣经辞典》，为此他曾于1858年和1861年两次去巴勒斯坦。
1856年至1896年，格罗夫为水晶宫音乐会撰写节目介绍。自1860年起，他开始为报刊撰写音乐评论。1867年，他与萨利文去维也纳寻觅到舒伯特的戏剧配乐《罗莎蒙德，塞浦路斯的公主》的遗失部分。《www．》1868年至1883年，他兼任文艺综合刊物《麦克米伦杂志》主编。他自1873年开始编纂巨著《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分四卷从1879年至1889年陆续出版。1883年，格罗夫受封爵士，并任皇家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884年，他完成其著作《贝多芬及其九部交响曲》。1900年5月28日，格罗夫卒于西德纳姆，终年八十岁。 卡尔・施通普夫 埃里希・莫里茨・冯・霍恩波斯泰尔
德国音响学家、音乐学家卡尔・施通普夫（Carl Stumpf）
原专业：哲学、神学和自然科学
施通普夫1848年4月21日生于维森特海德。1865年，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在格丁根大学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870年起，施通普夫先后任维尔茨堡、布拉格、哈雷、慕尼黑等大学的哲学教授。1893年，他任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并与其学生霍恩博斯特尔和亚伯拉罕共同创建音响资料馆。1928年，施通普夫当选柏林科学院院士。1936年12月25日，他卒于柏林，终年八十八岁。
施通普夫出版的著作有：《关于空间观念起源的心理学》（1873）、《音响心理学》（两卷，1885、1890）、《暹罗的音体系及音乐》（1901）、《音乐的起源》（1901）、《认识论》（1939）。施通普夫系统地论述了“音响心理学”的概念并有所创新。他是比较音乐学的奠基人之一，试图将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和美学融为一体，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音乐学。
奥地利音乐学家、作曲家、钢琴家埃里希・莫里茨・冯・霍恩波斯泰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
原专业：哲学、自然科学和化学
霍恩波斯泰尔1877年2月25日生于维也纳的一个音乐家庭，童年时期开始学习音乐，十七岁时就已成为钢琴家和作曲家。1895年至1899年，霍恩波斯泰尔在海德堡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哲学，1900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移居柏林。1905年至1906年，霍恩波斯泰尔任德国音响学家和音乐学家施通普夫的助手，专攻实验心理学和音乐学。1906年，他去北美考察印第安人的音乐文化。1906年至1933年，他担任柏林音响档案馆馆长。1917年起，霍恩波斯泰尔兼任柏林大学教授，1933年纳粹执政后因其母亲是犹太人而被免职，先后移居瑞士和美国。1934年霍恩波斯泰尔移居伦敦，1935年11月29日卒于剑桥，终年五十八岁。
霍恩波斯泰尔是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与施通普夫、阿伯拉罕合作把音响心理学、声学、生理学和乐器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他与阿伯拉罕合作，根据音响档案馆的录音资料研究亚洲和非洲的音乐，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提出了记录原始音响资料的方法，并于1904年比较系统地制定了“比较音乐学纲目”。他参与编辑出版了《比较音乐学论文集》，将世界音乐分为三大体系：中国体系、希腊体系和波斯-阿拉伯体系。1914年，他与萨克斯合作出版了《乐器分类法》，这些研究成果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
瑞士指挥家欧内斯特・昂塞尔梅（Ernest Ansermet）
原专业：数学
昂塞尔梅1883年11月11日生于沃韦，他的父亲是一名数学教师，祖父和母亲是音乐家。他自幼随母亲学习钢琴，随父亲学习数学，被誉为“数学小神童”。1906年至1910年，他在瑞士洛桑大学学习数学，同时师从迪涅雷兹、巴伯拉姆和布洛克学习音乐，后在法国的索尔布勒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毕业后在洛桑任数学教师。1911年，昂塞尔梅在蒙特勒的疗养院礼堂任指挥。第二年，他在蒙特勒的库萨尔首次登台指挥了一场音乐会。1915年至1923年，他由斯特拉文斯基推荐，任贾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指挥。
1918年，昂塞尔梅组建瑞士法语区（罗曼德）管弦乐团，并任指挥至1967年，在洛桑时，他曾指挥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首演。1919年，昂塞尔梅在伦敦指挥法雅的芭蕾舞剧《三角帽》首演，在日内瓦指挥斯特拉文斯基的交响诗《夜莺之歌》首演。1920年，他在巴黎指挥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普尔钦奈拉》和拉威尔的《圆舞曲》（为乐队创作的“诗意的舞蹈”）首演，在巴黎指挥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夜莺之歌》首演。
1924年至1927年，昂塞尔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交响乐团指挥。两年后，他指挥首演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钢琴与乐队《随想曲》。1942年，昂塞尔梅在萨尔茨堡音乐节首演。1946年，他在格林德伯恩歌剧院指挥布里顿的歌剧《卢克莱修受辱记》首演。1956年，他在维也纳指挥马丁的歌剧《暴风雨》首演。1969年2月20日，昂塞尔梅卒于日内瓦，终年八十五岁。
中国古琴家查阜西
原专业：海军
查阜西1895年11月7日生于湖南大庸县。1910年，他开始自学古琴以及拜师学琴。1917年，查阜西考入烟台海军学校，1919年移居上海。1921年，他考入孙中山创办的广东航空学校，1923年任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教师。1925年，他的论文《中国声律之调停与琴之声律》和《律吕概论》发表于《东方杂志》。1927年，查阜西在“马日事变”后被捕，出狱后任交通部航政司科员、军政部航空署航务科科长。1930年，他在上海任欧亚航空公司秘书，后为主任秘书，从此生活安定，业余时间致力于古琴事业的研究。
1936年，他与上海、苏州两地的古琴家张子谦、吴景略等二十八人在苏州成立“今虞琴社”，并在上海成立了“今虞琴社沪社”，查阜西、彭祉卿、张子谦为负责人。1937年，查阜西参与主编《今虞琴刊》。1945年，他以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去美国考察，顺便搜集琴谱，介绍古琴音乐。1953年，他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民族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54年，他发起组织北京古琴研究会，并任会长。
1956年，查阜西率领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古琴调查组，遍访全国十个城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琴学史料，录制了两百六十二首琴曲。1958年，查阜西编纂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59年至1961年，他编写的《历代琴人传》陆续油印出版。1961年，他与沈草农、张子谦合著的《古琴初阶》由音乐出版社出版。1963年，他编辑的《琴曲集成》（第一辑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1976年8月10日，查阜西卒于北京，终年八十岁。
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利克（Eduard Hanslick）
原专业：法律和哲学
汉斯利克1925年9月11日生于布拉格，早年在布拉格和维也纳学习法律和哲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布拉格师从托马谢克学习音乐。1845年，他在德累斯顿观看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演出，发表了长篇评论。1848年，汉斯利克成为政府文职人员，兼任《维也纳报》的音乐编辑。1854年，他的著作《音乐的美》出版。
1855年至1864年，汉斯利克在《新闻报》任音乐评论员，1856年至1895年任维也纳大学历史和音乐美学讲师和教授，1864年至1895年任《新自由新闻报》音乐评论员，1867年和1878年任巴黎博览会音乐部评审员。1869年至1870年，汉斯利克的著作《维也纳的音乐会史》（两卷）出版。1875年至1900年，他的著作《现代歌剧》（九卷）出版。1894年，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出版。1904年8月6日，汉斯利克卒于维也纳附近的巴登，终年七十九岁。
意大利作曲家、指挥家朱塞佩・西诺波利（Giuseppe Sinopoli）
原专业：神经脑外科
西诺波利1946年11月2日生于威尼斯，1950年随全家迁居西西里岛上的墨西那。1954年，西诺波利开始随墨西那教堂的管风琴师和唱诗班的歌手学习音乐。1963年，他考入威尼斯马切诺音乐学院和帕多瓦大学医学系。1968年，他获神经脑外科博士学位和音乐学士学位，并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夏季现代音乐讲习班学习。
1972年起，西诺波利任威尼斯马切诺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和电子音乐教授，并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师从斯瓦洛夫斯基学习指挥。1975年，他在威尼斯创建了布鲁诺・马德纳乐团，演奏当代音乐。1979年，他首次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了多部当代音乐作品。1980年，他指挥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演出歌剧《麦克白》，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歌剧《阿蒂拉》。1983年，他在伦敦科文特花园剧院首演歌剧《玛侬・莱斯科》。
1983年至1987年，西诺波利任罗马圣切奇莉音乐学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1984年至1994年任英国新爱乐乐团首席指挥。1985年，西诺波利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拜罗伊特音乐节首演。1990年，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首演，并任柏林德意志歌剧院音乐指导。1994年，他指挥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演出理查・施特劳斯的《埃莱克特拉》。2000年，西诺波利任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艺术指导。
土木工程认识论文 篇三
工程离不开环境与社会，是实用主义与价值理性的兼容，也体现了艺术与伦理特性。有学者认为工程科学与自然科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皆是人才素养的有机组成；也有学者认为艺术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低一个学科逻辑层次，便将艺术列为子项，不管怎么说，工程是真善美的统一体。土木工程不可能只是建房，还要考虑环境。譬如，某公司要设计石材数控机床，项目经可行性报告分析分配任务：机构设计、控制设计、外协分担、外观造型、装配调试、质量监控等，最终要达到经济性、艺术性和机床复杂功能完备性的统一。可见，工程以技术为支持、也依赖艺术装饰。如果产品得到用户的认可，便形成产业，成为物质财富。从现代知识意义上看，在“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知识链中，工程处于最核心地位。
二、工程教育回归工程实践的改革探索
（一）现状与问题
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工程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障了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进行。本科院校绝大多数开设工科专业。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工科在校生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值都排名首位，然而，准工程师和工程人才的质量却落在后面。据2009年瑞士洛桑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在我国现有的160万年轻工程师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一达到跨国公司的用人标准，相比之下，印度为25，美国为80%。残酷的现实折射出现行工科教育的弊端。中国工程院于2007年启动了《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重大咨询项目。经过两年研究，在12个课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形成了项目综合研究报告。报告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培养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紧迫性：工程人才培养模式雷同单调；工程教育中“科学主义”挤兑了工程本色；工科专业课程体系条块分割等。工程教育中非工程化、过分科学化、实践性缺失、培养模式单一化的痼疾正在被剖析、会诊、治疗。
（二）探索崭新的工程教育体系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质量工程”“、工程研究生”“、CDIO模式”“、卓越计划”、“工程技术认证”、“应用技术大学”等界石作用的关键词勾画出其改革创新的轮廓。如同工程是知识链之核心，我们认为“卓越计划”是工程教育改革的中轴。在“十五”期间，教育部以提高高等学校教育质量为目的，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2007年开展的第二期“质量工程”六个方面的建设中，首次出现了关于工程教育的专项：要积极推进“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工程类专业实施认证制度。
1.卓越计划。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始于2010年6月23日，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召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启动会，联合中国工程院和行业协（学）会，共同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计划”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大改革项目，也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卓越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卓越计划”是工程教育“改革开放”的标志。据统计，截至2012年，共有194所高校参与“卓越计划”，占目前全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普通本科院校总数的19.1%。其中首批2010年加入61所，第二批2011年加入133所。在所有“卓越计划”参与高校中，教育部直属高校42所，中央其他部门所属高校14所，地方院校138所。2013年10月，教育部批准了第三批153所高校加入卓越计划，其中有部分高校是新成员，如石河子大学，有些是增设了专业，如北京交通大学。参与高校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很显然，“卓越计划”不是造“盆景”，而是要造林。
2.工程教育认证。
《华盛顿协议》于1989由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6个国家的民间工程专业团体发起和签署。该协议主要针对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一般为四年）资格互认，确认由签约成员认证的工程学历基本相同，并建议毕业于任一签约成员认证课程的人员均应被其他签约国（地区）视为已获得从事初级工程工作的学术资格。《华盛顿协议》是国际工程师互认体系的六个协议中最具权威性、国际化程度较高、体系较为完整的“协议”，是加入其他相关协议的门槛和基础。2013年6月，中国成为该协议组织的第21个成员，两年后将参与该协议的全会，通过考核才能成为正式成员。参照《华盛顿协议》，我国制作了《工程教育认证标准》，按照“学生结果导向”原则，明确规定了招生、学习、实践、考核的检查、评估要求。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使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拘一格，因材施教，以培养目标来衡量和推进教育工作。我国从2005年开始开展工程教育认证，现有14000多个工程教育专业布点数，占高等学校专业总布点数的1/3。
3.应用技术大学。
2014年4月，178所高等学校聚集驻马店，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以产教融合发展为主题，共同探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应用技术型高校因时代而生，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证明，不断深化的工业化进程和国家注重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催生了应用技术大学。应用技术大学的快速发展，使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为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青年就业得到了更好保障，社会更加稳定和公平，国家竞争力不断提升。长期以来，社会上把高校划分类别，如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本科、高职高专等。差异化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当我们想成为爱因斯坦时，忘记了自己。工程院院士余寿文提出工程人才的“广谱化”概念，意指人人皆可成才，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自己。大学何尝不是如此！世界要和而不同，人才岂可千人一面？德国80%的应用技术大学，保障了世界最强制造国的地位，我国也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锋指出，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80％都应当是应用型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增量主要来自于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并随着技术进步使职业教育的层次不断提高。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现代农业、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才需求越来越体现复合化的特征，在本科及以上的职业化专业人才培养中，80%应当是复合型。这两个80％，前者是推动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后者是推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
（三）百花齐放，追求卓越
在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工程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美国工程教育界开发了一个国家工程教育研究框架和议程。工程教育被分配成五大研究领域：工程认识论（EngineeringEpistemologies）、工程学习机制（EngineeringLearningMechanisms）、工程学习系统（EngineeringLearningSystems）、工程的多样性和集成性（EngineeringDiver-sityandInclusiveness）、工程评估（EngineeringAssess-ment）。相比而言，我国发挥了“后发优势”，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例如，浙江大学首创的工程教育课程框架，涵盖了十门课程，增加了“工程史”、工程管理、工程经济等研究分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工程教育的完善和工程人才的培养。此外，相关的研究机构、专业协会、学术刊物、研究项目纷纷涌现，例如，全国工程教育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教育部人文社科“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专项、《中国高等工科教育》核心期刊、各省市、高校成立的高等工程研究所等。实践和理论探索成果层出不穷，据文献分析，2008—2012年，此类学术论文共发表560篇，并呈逐年上升之势。论文中关键词词频统计的高低依次为：高等工程教育（270次）、工程教育（38次）、卓越工程师（37次）、人才培养和专业认证（32次）。其他出现10次以上的关键词均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密切相关，例如：大工程观、教学改革、培养模式、工程实践、工程人才、实践教学、校企合作等。这种对工程教育的研究态势近两年仍然处于上升期间。纵观目前国内外工程教育研究成果，主要从宏观与中观的角度，集中在工程本体论、工程本质和特征、工程思维、工程人才观等方面，为工程及工程教育开辟疆土，争取“合法”地位，较少在微观上对工程教育教学观进行探究。综合上述国家的大政方针，教育部的政策、学术机构的响应、高等院校的举措，我们从目不暇接的场景演化中，看出存在着二个中心轴：从理论层面，工程是从科学到文明社会的核心；从运作层面“，卓越计划”是实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枢纽。
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面对工程教育百舸争流的形势，各个高校都在加紧投入、积极探索；向外拓展、向内挖掘；争取更多的相关政策和执行的“话语权”。许多研究型大学，抓住这次全面改革的良机，提高认识，充实自我，保持领先。一是做大做强工程硕士、工程博士培养；二是争取“卓越计划”中三个层面（本科、硕士、博士）的政策支持，探索工程教育的新思路。2000年左右升本的教学型地方本科院校正好借助工程教育改革的浪潮，重新审视自我，找到角色定位，争取资源扶持。九江学院作为赣北最大的地方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为办学定位，非常重视工程教育改革，积极参加“卓越计划”。全国工科教育的改革形势，为地方工科高等学校顺应潮流、超越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从战略上重视学校办学定位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如火如荼，卓越计划、高校分流紧锣密鼓，依法治教、教授治校有了破冰之举（教育部已经审批了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9所大学章程，在批的包括全部“985”大学，“深圳大学条例”成为第一部高校法，依法治校有了法律保障）。在此背景下，领会中央精神，贯彻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迫在眉睫。建议尽快成立由校领导领衔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或类似专门职能部门，重新审视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指导学校的工科教育，领导和监督“卓越计划”的申报、实施、总结等工作。我们认为，当前地方高校面临的出路问题，不是在不同层次“进”（申报硕士点）和“退”（重新回到高职）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已经进不去、退不出），而是要么在同级竞争中优胜、要么劣汰的生存问题。
（二）全面修订工科培养计划
对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修改相关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此认证标准给高校带来的变化就是要从以学生为本、目标导向、持续改进为工程教育改革着手。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李志义认为需要实现四个转变才能完成目标：从灌输课堂向对话课堂转变、从封闭课堂向开放课堂转变、从知识课堂向能力课堂转变、从句号课堂向问号课堂转变。参加《华盛顿协议》正是培养国际化卓越工程师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途经。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
封闭办学已经行不通，我们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借助政府力量，主动联系企业，加大与当地企业合作力度，在企业成立“工程实践中心”，争取国家政策与经费的支持。九江在计划经济年代曾经是机械、纺织、造船、轻工等行业的重要基地，改革开放后，在此工业基础上，改制而新生一大批民营企业，它们技术力量相对薄弱，却不愿与高校打交道。一位九江地区的企业高管抱怨与高校打交道麻烦，如果进行产学研合作，得注意学生和教师的安全问题、保密问题等。而且，高校的衙门作风严重、办事效率低，与市场快速反应的要求不合拍，宁可花点钱舍近求远。德国的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是制订计划、企业学习、工程认证，而中国的企业却对培养人才的高校望而却步、敬而远之。高校本来是给企业提供“产品”，企业却从不愿意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跟踪、监控、调整、完善。这种现象真是令人扼腕长叹，值得政府、企业和教育界深思。
（四）抓住“卓越计划“的机遇
“卓越计划”是工程教育的中心环节，承上启下，提纲挈领。9月10日教育部高教司发函称：为进一步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深入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家工作组经多次研讨和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了《加强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的若干建议》、《推进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的建议》、《卓越计划实施工作评价方案》等三个文件。其中《推进省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的建议》明确指出：要通过国家“卓越计划”的实施，带动省级、校级“卓越计划”工作的广泛开展，逐层推进，分类实施，逐步扩大计划的辐射范围。通过建立国家、地方、高校“卓越计划”三级体系，创新工程人才培养机制，推动工程教育的整体改革。如此强力的推行措施，地方高校应当加速工程教育的进度了。例如，要尽快地策划并实施全校工科专业的校级“卓越计划”，择其优者积极申报部级和省级的“卓越”项目。只有全员参与，才会搅动思想、形成共识、排除障碍、走上通途；只有参加了部级的项目，才能有更多的知情渠道。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就是力量”，认清了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才能凭风借力、超越发展。
土木工程认识论文 篇四
【关键词】风险；风险分析；决策理论；不确定性；风险厌恶
一、引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环境保护、福利和个人的安全，同时可利用自然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因此，土木工程中的风险和可靠性分析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得到主要发展，并且作为土木工程应用中的一种决策支持工具其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尽管在一些专业领域，对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行业的兴趣正迅速增加，然而，在土木工程领域，减少风险和风险缓解措施的相关计划并不被完全看好。风险和可靠性分析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工程领域，除了需要在一个或几个经典的土木工程学科有坚实的基础以外，还需要透彻的理解概率论、风险分析和决策分析。没有迹象表明，对风险评估的关注度将在未来减少。未来的发展和社会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和保养将可能更多的需要加强对风险评估的关注。工程应用领域的风险决策分析的巨大需求和对各独立学科中的风险分析辨识的明显不足，其直接结果就是，经过多年发展风险分析的实践范围已扩大到相当广阔的范围。实践经验以及几个基准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根据各专业人士的执行情况和客户要求的不同，风险分析可能实际上代表不同的事情。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的，风险工程专业应该努力定义风险分析，为风险分析确定一个最好的工程实践，并建立一个分类和风险分析的标准化框架。本文尝试提供一个关键的概述和关于风险分析的一般性讨论，目的在于解决土木工程设施所产生的一些特殊问题。本文强调为风险分析建立一个正式的基础的必要性，并考虑了决策理论的风险分析，讨论和分析了这个视角下的各种缺陷。
二、风险的定义
Risk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概念，可以和Chance、Likelihood以及Probability这样的词互换使用，用来表明我们对某一讨论的事物的状态的不确定性。然而，既使我们可以从讨论的背景中理解不同的单词的具体含义，在工程决策中，我们依然有必要更加准确的认识风险一词。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技术风险的典型定义是对一个特定的行为的预期后果。这种定义与保险业中关于风险，以及欧元、美元，人类的死亡人数，有毒物质的暴露极限等风险可能的解释是一致的。然而，尽管背后的理论和哲学的框架极其相似的，关于风险的定义、分析、处理和风险的监管要求，以及相关的术语，已经演变为不同的土木工程学科。
三、风险分析的具体实现
（一）概况
风险分析可以用一个通用的格式来表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应用无关，风险分析是否执行与活动的风险是否可接受相关，或者是否为一个管理决策的基础服务。一种基于澳大利亚/新西兰风险管理的代码流程显示出风险分析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由于系统需求的变化，操作经验的增加，以及其它与系统性能相关的新信息，决定了风险分析是一个需要定期监测和审查的过程。
（二）危险识别
土木工程设施中的风险分析的一个任务便是找出潜在的风险，即风险的来源。这个过程在风险分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只有主观或客观上确定了危险的存在，才可能考虑风险的评估。如果所有相关的危害都是不确定的，则风险分析将导致有偏见的决策，这将导致不必要的付出，并且最终可能导致不可接受的对人和环境的高风险。不同的危险识别技术已在各种工程应用领域，如化学、核能和航空中蓬勃发展。其中主要有：初始危害分析（PHA）；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FMECA）；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HAZOP）；风险筛查（HAZID SESSIONS）。土木工程设施中的风险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的。然而，在设计、施工、使用和维护等方面，人为因素造成的危险很多时候都被忽略了。这就不能不引起了一些怀疑，风险分析是否是确保系统安全的唯一方法。
（三）逻辑树分析
如果已经确定了系统工程中风险的不同来源并且分析了风险的成因，那么逻辑树可以用于全局风险的进一步分析，并对各个组成部分的风险贡献做出评估。在后面将要描述到的风险分析的理论公式中，逻辑树分析为评估各分支概率决策树以及相应的后果提供了工具。在目前的风险分析中主要使用以下的逻辑树的类型：故障树、事件树、原因/结果图。由于故障树不能直接适用于依赖性基本事件，他们不是很适合于对所谓的普通失效事件概率做出评估。对于土木工程的应用，这种局限是很严重的，依赖性是一个普遍的特点，而不是风险事件中的例外。原则上，事件树可以处理这种依赖关系，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般风险分析工具。
（四）不确定性建模
风险分析通常基于已有信息的基础上，而信息通常为不确定或不完全的。事实上，在影响决策和风险分析的变量可能会受到几个来源的不确定性影响，这些大致可归类为：（1）固有的或现象本身的自然变异性（偶然性或1型不确定性）。（2）模型的不确定性：（i）不确定性，是否所有影响模型的因素都包括在内；或（ii）不确定性，模型如何描述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论或2型不确定性）。（3）统计不确定性（认识论的或2型不确定性）。对变量的了解程度越多，建模和统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就会减少，例如通过收集和分析额外的数据和开发改进的预测模型。然而，未来的事件并不总是同历史数据直接相关的，在试图对超出数据范围的事件进行预测的时候，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不确定性的来源，即使是相同的设备，也总是依赖于风险分析的目的。例如，为设计新的设施，其不确定性可能基于现有设施的历史数据的分析（即过去的经验）。然而，这些预测的不确定性可能无法捕捉到真实的这一新的建筑设施的不确定性（如混凝土质量或操作环境可能不同于预测）。因此，后验风险分析将会提供更为精确的结果。在对随机或非平稳过程建模时，风险决策分析中的参考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一个事件往往建模为遍历性随机过程，然而，长时影响或其他影响（如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也是需要考虑的。进一步的，短期参考周期的不确定性似乎显得更为合理，但当预测模型外推为长参考周期时，不确定性就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并增加不切实际水平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例如，关于退化过程随机建模的长期预测的准确性是有限度的。最后，在许多情况下，风险分析中不太可能包括所有用于风险分析的概率模型的不确定性源。系统研究小组的专家表示，对于所有的失败事件，包括人为的错误，无法预料的失效模式等等，这些不确定性的来源本质上是非定量的。尽管如此，“最佳实践”要求执行质量保证措施和进行同行评审，通过改善不确定源来增加可靠性和分析的精确度性。
（五）风险评估
图1 先验分析和后给决策分析中的决策树
风险分析最简单的形式是所谓的先验分析法。在先验分析中，任何决策和活动之前，都会在统计信息和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在实践中，这通常出现在设计新设施的过程中。图1利用一个简单的决策树说明了先验分析的原理。在先验分析中，每一个可能的活动或选项的风险（预期效用）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评估：R=E[U]=■P■C■，其中R是风险，U是事件，P■是第i个分支概率，C■是第i个分支事件的结果。
图2 预后决策分析中的决策树
后验分析原则上是和先验分析具有相同的形式，然而，在分支概率和（或）决策树后果方面的变化反映了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转化为风险降低措施、风险缓解措施和额外信息收集的影响。后验分析可以用来评估活动的效用，这实际上已经由亚曼迪蒂斯完成了。例如，为了评估现有设施，设施的测试和检查将被寄希望于揭示更多设计、施工中的失误，从而获取更准确的可靠性分析。
预-后验分析可以用图2所示的决策树的说明。关于活动中使用的预-后验分析最优决策法可能在未来得到执行。预-后验分析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需要对未来的行动制订一个明确的决策规则，并将在计划动作的结果基础上产生效力。预-后验分析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决策支撑工具，并被广泛应用于基于风险的检验计划之中。然而，到目前为止的预-后验决策分析在风险评估中已被严重忽视。
需要注意的是，先验或后验决策分析中不同事件的概率可由逻辑树分析、经典可靠性分析、结构可靠性分析和其它联合方法来评断。因此，风险分析除了为决策制订提供构架以外，还在系统的各个方面包括因素模型中发挥效用。下面部分将讨论的风险评估需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结果分析和概率分析。
1.结果分析。失败事件的后果通常是由直接影响人民和他们的环境，如生命伤害和经济损失来衡量。大多数竞争的后果是造成低概率高损失的灾难性后果。例如，据迈耶估计，核电站事故的后果是可能造成大约14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和30年的期间内（早期的和潜在的死亡）超过48000人的死亡。
估计后果的最主要困难是如何是比较直接经济损失（建筑物的损坏，生产损失），间接损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失业率）和非货币损失，例如生命的损伤、对环境的破坏、社会分裂等。事实上，一些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可以为不同活动造成的不同后果提供必要的比较手段。已经有各种尝试量化一个人的生命经济价值的方法出现，这些包括：（I）由于过早死亡而放弃的收入值为450000美元；（II）生命的统计价值相当于1600000美元至8500000美元；（III）政府补偿意外死亡金。然而，也许更有意义的计算方法是使用一个社会指标来反映个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人均预期寿命等时间。
考虑到基于政治愿望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如海上石油生产设施的退役，清理被污染的地下水和太阳能的开发，构建一个与政治价值无关的环境质量保护一致性框架是非常重要的。最终，这与环境质量和人类的生活质量是息息相关的。
传统上，结果模型的分析一直是基于安全损失的基础上，即生命损失或损伤。然而，最近的工作已经开始注目于现有服务设施，主要关注的是大检查，延长使用寿命，保持老化的设施运转的维修费用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用户的延迟或停机时间造成的间接成本是可观的；例如，成本数据的分析表明，用户延迟和额外的车辆运营成本，比如交通改道或者桥梁关闭大约为初始建设成本的25%。
2.概率分析。经典可靠性理论用于分析不同载荷条件下的相同类型的，满足统计独立的大量因素构成的系统。这个发现在航空、核能、化学、建筑和工业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可靠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学科，以及运筹学，系统工程与质量控制。这些因素的失败概率可以通过从操作经验观察得来的相对失败频率来解释。（1）经典的可靠性分析。如前所述，经典可靠性分析主要用于估计那些能够预测在设计和操作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技术元件寿命的统计特性。这些特征包括预期的失败率，风险函数，预期寿命和平均失败间隔时间。模型所考虑的系统通过逻辑树，其各个因素由决策节点来代表，从而可以评估各种定量措施的效能，例如系统在指定周期内失败的概率，在系统中引入冗余的积极影响，检查和维修活动的成本等。大多数的技术系统的失败率形如浴盆曲线。对于许多技术组件而言浴盆曲线是很典型的，比如出生缺陷，生产失误率等。当部件存活了一定的时间，这意味着出生缺陷是不存在的，可靠性随之增加。此后一段时间随着年龄的老化稳态性能发生变化。具有恒定失效率的功能检查部件很少使用，然而，对于具有缓慢增加的失败率的功能性检查部件可能是有用的，可以计划使用只要这样的失败率不超过一定的临界水平。如果失败率函数在开始是准恒定，然后突然有一个急剧的下降也没有太大的用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替换策略更为合适。各种组件类型的浴盆曲线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不可能被认为是一直有效的。显然，图3显示的失败率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是恒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随时间变化的失败率被称为风险函数。这是一个条件失败率，定义为组件或者系统在时间t时刻的失败概率。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观察的基础上对失败率的评价。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失败率数据可以从不同的应用领域的失败数据库中获取。当然在评估失败率的时候必须小心，如果组件在观察期的初期并不是新的，其失败率可能会超过估计（值），如果观察到的时间间隔太短，可能观察不到失败的发生。对于这样的情况，各种文献提供了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失败率也可能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来处理，在这里选择的概率分布函数的参数可以在观察到的失败次数的基础上来估计。
图3 失败率函数的浴盆曲线
（2）结构可靠性分析与需求能力可靠性分析。关于结构组件或其它需求能力系统，如水坝，管道，机械零部件等的可靠性与电气元件相比较是不同的；即，在大多数情况甚至个别组件失效的机理下，既使许多年的时间间隔其发生失败的情况亦是非常罕见的。结构组件失效主要是由于极端事件，如极端风、雪崩、大雪、地震，或联合作用，而不是由于老化或系统退化。然而，当前土木工程设施的老化或者退化等其他形式的“故障”已越来越多的成为问题的源头。
对于可靠性分析，有必要建立基于参数的统计特性等可用信息的概率模型。这些信息可能包括有关年度极端风速资料，混凝土抗压强度等实验结果。事实上，荷载和抗压能力的概率模型的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失败概率的相关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估必须对失败概率有充分的理解，即不再考虑结构的真实失败概率而考虑结构性能的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结构组件，其不确定的抗力R和负荷S被建模为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fR（r）和fS（s），失败概率可以定义为：
P■=P（R≤S）=P（R-S≤0）=■F■（x）f■（x）dx
假设负载S和抗力R在统计上是独立的。抗力R的累积分布函数也可以被称为一个脆弱性曲线。脆弱性曲线是不依赖于负荷建模的，并有助于分离和确定抗力和负荷的不确定性对结构可靠度计算的影响。该系统性能和具有高负载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密切相关，如地震、飓风、洪水等。
在一般情况下，抗力和负荷不能仅由两个随机变量来描述，而是通过随机变量的函数来描述。因此，失败概率的一般公式可以通过以下的n维积分来确定：
P■=■f■（x）dx
其中f■（x）为基本随机变量向量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积分范围为失败区域。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和大多数实际应用中的数值近似方法以外，要解决式中的积分问题是不容易的。结构可靠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描述也可在JCSS概率模型代码找到。
（六）最优性和风险接受准则
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通常和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一些风险评估问题试图解决包括：谁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水平？谁是风险承担的受益者和付出者？什么样的信息是“合理”的风险管理所必须的，以及应该怎样分析？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不同风险的结果，谁来评估风险管理的成功或失败？谁来决定不同风险之间的平衡？
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不能脱离风险接受准则来单独解决风险评估问题，即，什么样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风险接受准则的实施和发展涉及：第一，感知风险：确保系统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或允许的；第二，正式的决策分析：比较和平衡风险与收益的风险分析技术；第三，监管安全目标：发展和增强风险接受准则的立法和法律框架。
风险接受准则一般采用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和其他权威监管部门的规则，总体原则是：应尽可能合理压低（ALARP）或尽可能达到最低（ALARA）。例如定义为像 “低”，“合理”，“可能”，“达到”等等，这样的术语是非常主观的，容易被以保守的方式解释。
1.个人和社会风险。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重新认识到风险接受是一个与人类权利相关的、基本的、哲学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撰文对人类权利做了专门的规范，这里给出相关以便参考：
（1）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平等的，有尊严和权利的平等与自由。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彼此间应有兄弟般关系。
（2）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是自由和安全的个体。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不受任何歧视，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宣言强调要考虑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且强调个人人身安全的权利，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因此无论可接受风险的标准如何制定，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上述人权基本原则是不可违背的。
众所周知，安全是需要成本的，下面我们将做更多的讨论，因此社会个体成员的安全保证与社会所能承受的负担密切相关。然而，对于社会代表都应该有一个总体的道德义务去考虑投资与开销等“所有的资源能否很好的安排”，以尝试达到宣言中的目标。
当讨论“可接受的风险”问题时，有些人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可能跟社会观点相比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风险体验，或在决策方面有自己的偏好。土木工程或任何其他活动中的可接受准则主要受到来自社会个体成员的偏好的影响，而不是社会的偏好的影响，个人的偏好可能实际上同社会的偏好在总量上是矛盾，因此有必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可接受性，并同时确保个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保障。
2.社会风险及风险规避。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之间是有区别的，个人风险主要表现为每年死亡数，或者死亡曝光数等，而社会风险通常表示一个F–N曲线，是一个死亡数（N）的累积频率（F）。风险的表示方式可能影响对风险的认知，例如，在统计意义上，个人的死亡风险10-5与1000人被杀的社会风险10-8是等价的。然而，社会似乎更关心造成很多人伤害的惨重事件，而不是一系列较小的危害同样数量个体的系列事件。这种偏好表现为典型的F–N曲线，例如，图4表明一个人每年的死亡风险概率10-4和一个每年以10-6的概率造成10人相同结果的事件的偏好，这表明随着后果的增加，风险规避行为也在增加。然而，从纯理性的观点来看，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增加生命安全的合理途径。尽管使用F-N曲线作为风险分析有悠久的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F-N曲线并不能为比较不同活动之间的风险提供一致的方法。
图4 荷兰社会风险的安全目标
3.多属性和多目标风险决策分析。决策往往会导致不同后果，需要同时考虑如成本，生命损失，社区干扰和环境损害等等因素。此外，不同的利益群体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和偏好，从而影响不同属性的组合效应。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多属性、多目标决策或者代表风险分析中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讲，在多属性、多目标决策理论的框架下，这些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处理。然而，必须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些技术本身不对如何给不同的属性和不同的目标加权提供任何答案。无论拥有一个合理的方法的机会大与否，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如果有关各方之间的偏好是不可调和的，那么在一个基本的必要的决策分析调试之前，决策者必须明确并对各方偏好进行评估。然而，最后的加权决策和建立一个普通的共识面临着已有的决策理论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决策理论不仅仅是 “一次性”的数值分析，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和透明的过程。
4.其他的考虑。可以理解的是，本文的重点是对风险的定量分析和如何用此作为决策的工具。在定性的意义上，系统知识以及在风险分析过程中增加的性能也揭示了关于如何改进系统性能方面的新的见解。可能是因为风险分析一般包括系统建模中的逻辑性、系统性和严格的方法，从而导致必须在任何定量的结果之前对系统性能增加一些理解。只要风险分析的目的是了解系统的性能，而不是一个“数字游戏”，例如用于满足定量风险接受准则，那么风险分析就是一个对于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性能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四、结论与讨论
风险分析是通用的，因而其基本准则和理念是相同的，例如发电厂设备的最优化设计问题同1000座桥梁拥有者的资产管理非常相似。本论对这些原则提供了一个简短的概述，并重点讨论了的现行做法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相信风险分析师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这是值得安慰的。也许更重要的是，把这类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客户—即最终的决策者。经验表明，并非总是这种情况。因此，从广义上讲，有必要增加对风险分析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专门针对以下的个人或团体的。第一，风险分析师：提供更好的具有一致性的方法、模型和数据，从而提高风险分析的可信度。第二，土木工程师：能够给风险分析师提供相关信息，对风险分析的结果进行严格审查。第三，决策者（业主，政府，社区）：被告知他们的决定和他们的利害关系的合理性。
以下结论与建议（在没有特定的顺序）是互补的，可能适用于一个或多个的个人或团体：
1.有相当比例的工程师对风险分析持怀疑态度。原因可能包括“太难”，“太数学”，“不能想象如此低的频率”，“有一点物理意义”等，这些评论只是孤陋寡闻，只可能暴露出他们在正式的工程教育中接触概率理论和风险分析的不足。传统上，工程课程重点强调统计理论（如混凝土质量，水文）并不太在意概率论，但后者在预测失败概率的时候是比较有用的。而更多的重点需要放在风险分析和评估，规范发展，代码开发和资产管理的关系等方面。
2.对标准化的风险分析技术和概率模型的需求是明显
的，通过这个可以降低不同分析师分析结果的差异。不同分析师的结果如果差异巨大，可能被决策者、工程师以及公众所察觉，从而显示出其不精确的和不成熟的“科学”性，不能够为公共风险提供准确的预测。
3.应该承认，风险分析中的信息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
4.人为错误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源。风险分析可以限制那些可以量化的人为错误，但它本质上很难把包括诊断错误、高层决策水平或机构管理方面的失误包含进去。遗漏的人为错误来源于风险分析的假设、设计、建设和设施的运作。这些错误是否可以接受取决于如何使用风险评估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风险分析师为土木工程设施建议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在于考虑是否有助于提高人为错误的改善率，那么这是可以接受的。
5.对风险厌恶的处理很难达到一致性。如果F–N曲线，或其他不利的风险标准是风险评估的一个特征，那么在描述风险接受准则的时候这些特点应明确规定。这将导致一个更透明的决策过程。然而，更应该通过考虑结果模型去合理规避不良行为的风险。
6.现在有一个总的趋势，那就是有选择性的利用计算工具对风险的类型和用途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在风险管理中标准化已经取代了传统工具。原则上，标准化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应该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工具的使用是否适当上。
7.在这些年来，社会的可用资源的很大一部分将继续或越来越多的花费在各种旨在维护环境效益的活动上。例如：过时的结构和设施的退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无污染的能源和一些其他开发。这些大量的重要的问题，目前被一些相当武断的、激进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以任意的方式处理。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应该被注意到，即该类问题的决策依据还不存在，因为我们提升环境质量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其次，这种决策往往是在不知情的偏好的基础上进行。重要和更困难的工作仍然留待解决。
8.风险分析涉及的人员或公众安全或公共资源都应该受到强制性的质量保证和同行评议。质量保证程序可以专注于内部的程序和实践。同行评审应包括一个独立和严格的审查，由公认的专家进行风险分析和评估。
参 考 文 献
[1]M.H.Faber，M.G.Stewart.Risk assessment for civil engineering facili
土木工程认识论文 篇五
【关键词】会计学科；会计学术研究；会计教育；会计
一级学科；学术评价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属于会计学科的本科专业至少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三个专业，归属于工商管理专业类。其中，会计学专业设置最早，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部分高校就设置了会计学本科专业，其后不久，少数高校还一度招收了会计学专业的研究生；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专业可以说是从原会计学专业中衍生、独立出来的新专业。财务管理专业于1998年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审计学专业则于1998年作为试点专业进入该目录，到2012年才正式进入该目录。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会计学是“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尽管财务管理学和审计学在该目录中尚不是独立的二级学科（专业），但许多高校已经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自行设置了财务管理学（有的高校命名为“财务学”）二级学科（专业），并招收普通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审计学也可以独立设置为二级学科，但目前尚不多见）。此外，在该目录中，会计和审计研究生均被设置为专业硕士学位。会计学术研究、会计学科和会计教育三者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会计学术研究和会计学科的设置直接服务于会计教育；会计学术研究的成果、水平、质量、风气、活跃程度，以及会计学科设置的合理性，也会直接影响到会计教育的水平。反过来说，由于会计教育中的教师和学生是会计学术研究的主体，所以提高会计教育的质量理应成为会计学术研究最主要的动力；会计学科设置也会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制约因素。会计教育的规模、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会计学术研究的水准，都是会计学科设置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文重点从我国当前会计学术研究的导向以及会计学科设置的角度，论述了会计学科面临的发展瓶颈，以及对会计教育造成的不良影响。
一、会计学术研究的不良导向及其危害
（一）会计学术研究的不良导向
近年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所从事的会计学术研究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将会计研究划分为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类型，而且基本上将实证研究等同于会计学术研究，同时对会计实证研究的理解和实际操作往往又非常狭隘。当前会计实证研究的基本做法是：利用一些公开的文献数据，参考一些英美国家的外文期刊，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工具，通过相关分析或回归分析来检验事先提出的假设。但是这些假设的理论依据及演绎推理过程常常十分薄弱，而且工具运用得并不娴熟。也就是说，时下流行的会计实证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模式，从形式上看具有数理化、数量化、模型化、科学化、多学科交叉性等明显特征，比较符合目前高等学校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推进高校国际化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具有前述特征的会计实证研究几乎变成了会计学术研究的代名词。而除这类会计实证研究以外的会计研究类型往往被笼统地称为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一度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兴起经济解释思潮，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实证科学，其研究类型当然首先是采用研究“是什么”及“为什么”的实证研究；“应该是什么”及“如何做”的研究被称为规范研究，并因其不符合经济学所追求的实证科学目标要求而受到排斥。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会计学界追随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将这一分类应用于会计学，并将实证研究作为正宗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规范研究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斥和抑制。事实上，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并不符合会计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的学科特征，因为作为一门工程性质的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必然是其最重要的研究类型。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会计学界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中受到了美英会计实证研究模式的深刻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将会计实证研究搞得更加模式化、更加极端了。目前，我国普通高校的会计学博士生及学术型研究生所做的研究几乎都是实证研究，这些论文往往局限于资本市场等比较狭窄的领域，对于政府会计、管理会计、会计信息化等不太适合实证研究的专题则很少涉及。高校为了使得博士生和学术型研究生尽快掌握会计实证研究的技巧和方法，不但成倍增加“计量”课程、削减会计类课程，而且举办的校内外会计学术讲座也几乎都是“实证”风格的。学术型研究生对于大量来自于会计理论及实践的会计问题视而不见，因为其难以写成实证研究样式的论文而不再感兴趣，或者由于知识结构所限只能去写实证研究类论文。在这种氛围之下，会计实证研究的课题设计也更容易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师对于写非实证研究类的会计论文没有积极性，因为写了也难以在被认可的杂志上发表。
（二）会计学术研究不良导向的危害
不可否认，开展一定程度的严谨的实证研究对于会计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它有利于会计学与经济学等解释性学科的交叉联系，从而开拓会计研究的新视野。但是，盲目推崇会计实证研究，不理性地任意拔高实证研究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甚至将其视为会计学术研究的“正宗”或全部，则是很有害的。首先，尽管会计实证研究也进行一定程度的经验研究，但由于受其总体研究目的所限，更由于其形成的模式化状态，此类研究往往缺乏通过运用调查研究、案例研究、试验研究等多种手段对会计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无法满足解决会计实践问题、健全会计（包括管理会计和审计）制度及发展会计理论的需要。其次，由于受到研究目的及定量研究方法的限制，会计实证研究热衷聚焦于资本市场等比较狭窄的领域，对会计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史及会计思想史、法务会计、国民经济核算等）缺乏应有的关注。再次，会计理论通常表现为用于指导、评价会计实践及其结果的建设性理论，在会计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会计准则、制度、方案、对策，通常表现为定性假设而非定量假设，而这种理论和假设往往难以纳入以定量研究为特征的实证研究模式。因此，该类研究通常表现为与会计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相脱节。最后，由于社会科学概念操作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更由于会计研究工作者自身统计技术以及严谨性的欠缺，大量会计实证研究的研究假设缺乏比较成功的操作化过程（如对有关概念未经严格的定义、武断地以某一单一指标代表内涵丰富的抽象概念、相同概念或指标采用不可比的计量方法等）。因此，会计实证研究往往在经验层面上就缺乏可比性，也难以取得共识，而且相当多的此类研究中的研究假设缺乏明确的理论检验对象，其理论意义也就变得含糊不清。
二、会计学科未能实现有效整合且学科设置层次有待提升
（一）会计学科未能实现有效整合
会计学术研究之所以走上与自身的学科性质并不相匹配、进行会计理论与实践比较脱节的会计实证研究的道路，与会计学科未能实现有效整合且受到强势学科的挤压有密切的关系。自卢卡∙帕乔利于1494年发表《簿记论》起，会计学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20世纪50年代，会计学正式分化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两大分支。众多的会计分支学科（如成本会计学、税务会计学、国际会计学、环境会计学、人力资源会计学、银行会计学等）也在此后陆续形成，但这些分支学科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纳入财务会计学或管理会计学两个分支。更令人遗憾的是，会计学分化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两大分支后，放弃了会计学长期以来的形成的原则和理论框架，从而使会计学失去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基础。财务会计学主要采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概念框架，放弃了传统会计学的原则和理论架构，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然而其概念框架却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之中；而管理会计学虽然是一个多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却与理论框架独立的财务会计学并列为会计学的两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基础，将其他已经有所发展的会计分支学科硬性纳入财务会计学或管理会计学框架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另外，从会计学中分化、衍生出来的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法务会计学、国民经济核算等会计边缘学科，长期以来也未能在理论上实现与狭义会计学的有效整合（曹伟，2015）。因此可以说，整个会计学科体系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界兴起经济解释和实证研究的思潮，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经验科学。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可以认为这是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努力的一种肯定。在这种背景之下，经济学无疑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性强势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前，会计学尚未受到经济学实证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会计研究者从会计实务和会计实践出发，探索会计自身的发展规律，归纳总结出会计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并将会计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开拓会计学发展的新局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美国会计学术界，追随经济学的新的发展趋势，将会计研究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逐步将实证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此外的研究方式一般被认为属于规范研究，进而受到排斥和抑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会计实证研究在美国迎来全盛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学术界开始对实证研究进行反思。但是，实证研究范式目前仍然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会计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在美国的普通高校中，会计学这种实用性学科，受到经济学这种强势的基础性学科的强烈挑战。高校会计学的研究人员为了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主动将会计学纳入经济学的羽翼之下，使会计研究更多地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附属品。但是美国是一个价值多元的国家，其高校也是高度自治和价值多元的，因此，实证研究以外的会计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会计学科设置层次有待提升
三、会计教育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社会和市场需求旺盛，就业门路宽广，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都是很热门的专业，办学高校多、学生多、生源好、教师多是这三个专业的重要特点。会计类专业办学层次齐全，本、硕、博都有，其中，硕士层次又分为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两种类型，有条件的高校学术型硕士开始采取硕博连读的方式，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培养质量；专业硕士不被鼓励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直接到实务部门就业。普通高校师资主要有两个来源渠道：一是国内外博士毕业生（也有少数优秀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二是从国外高校教师中引进（会计类师资主要来自美英国家或擅长在美英国家期刊的英语系国家或地区）。近年来，会计学术界本来就存在对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片面认识，而在按照期刊大类进行分级评价论文质量的制度背景之下，经过有关利益主体的博弈，最后在会计学术圈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固的均衡状态，即会计学术研究只有做“会计实证研究”才能更好地生存。在这种学术评价制度和学术氛围之下培养的博士生和学术型硕士生，由于将大量时间用于“计量”课程，满足于依据一些现成数据及外文资料制作实证研究样式的，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及审计的专业知识缺乏系统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这些学生又成为将来国家最重要的会计学术力量和师资来源，他们作为教师又将同样的学习和研究方式传递给未来的学生。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日新月异，由此产生的会计、财务管理及审计方面的问题异常复杂、难解，不管是在政府监管层面，还是在社会和组织的管理层面，都对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的高端财、会、审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国将由制造型大国转型为创新型和金融型大国，不管是宏观的经济管理还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难度都将成倍增加。财务管理作为金融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被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从目前我国普通高校的师资状况、教学状况和博士生的论文状况来看，会计教育不容乐观。先不说财务管理、成本管理、管理会计方面的人才能否满足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需要，就拿具有基础性、规范性、法规性的财务会计来说，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采取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政策，而后者不仅不断公布新准则、修改旧准则，而且越来越复杂化。而研究生由于热衷于实证研究，对实证研究以外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其他领域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对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如资产负债观、公允价值、资本保全、决策有用性等）存在似是而非的理解，对于会计准则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这样势必影响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的正确运用，而会计准则则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和企业财务评价的重要基础。
四、关于会计学科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对会计学科进行理论整合，充分认识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两大分支，并衍生出财务管理、审计学、法务会计、国民经济核算等众多的分支学科。可以看出，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遵循着不断分化的总体趋势。在对这些会计分支学科进行理论整合时发现，会计学科体系其实应当分为如下几个层次：基础会计学、狭义会计学（会计信息系统）、边缘会计学科、广义会计学。基础会计学反映了长期以来支撑会计学发展的最基础的理论结构，用来实现最基本的会计目标——分期核算企业投入产出的经济效果。通过基础会计学可以形成企业基本会计报表：综合收益及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狭义会计学是建立在基础会计学之上的会计信息系统，可以分为对外报告会计和对内报告会计两个子系统。有人将财务会计等同于对外报告会计，将管理会计等同于对内报告会计，这种认识其实并不科学。因为如果是这样，税务会计、政府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对外报告会计系统就无法整合进入会计信息系统，财务会计则容易被误解为不具有内部管理职能。另外，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学科缺乏共同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基础，二者各自发展其概念框架且共同称之为会计学，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而且，目前由FASB及IASB所主导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其自身也陷入了理论困境。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会计学科重新进行理论整合。理论整合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构建会计学的基础理论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基础会计学；其次，以基础会计学为基础，根据具体会计目标，建立对外报告会计和对内报告会计两个子系统（狭义会计学）。狭义会计学依然符合会计学的四大基本假设。从基础会计学（实质就是传统会计学）到狭义会计学，既是学科分化的过程，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过程。如对内报告会计可以看作是基础会计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税务会计可以看作是基础会计学与税务管理的交叉学科等。典型的会计边缘学科目前主要有国民经济核算和法务会计学，它们属于狭义会计学与有关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前者可以看作是会计学（主要是基础会计学）与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等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后者可以看作是会计学与审计学、法学、检查学等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两个学科虽然也是以提供货币信息为主，但由于它们不符合会计学的四大基本假设（主要是不符合会计主体假设），因此不将其纳入狭义会计学下。目前，国民经济核算通常设置在统计学科范畴，法务会计学则主要由法学学者在研究。会计学者可以发挥自身优势，重点从会计学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和法务会计学。广义会计学则是对（狭义）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等学科所做的又一次整合。财务管理是从会计学延伸而来，可以看作是管理学与会计学的交叉学科；会计侧重于资金信息的提供，财务管理则是对资金运动的直接管理，所以二者联系紧密。审计是对会计和财务管理活动的鉴证和监督，所以审计学依存于会计学和财务管理。由于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三者同属于会计主体价值管理（资金运动管理）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从价值管理的角度，将会计学、审计学和财务管理（包括成本管理）等学科整合为广义的会计学。从已有会计学科的基本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会计学科是在满足经济和社会管理要求的过程中，通过会计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以不断分化的形态向前发展的。显然，这种学科分化扩大了会计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提升了会计的功能和作用。学科的交叉和分化对于学科发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但是还需要经常性地对学科进行理论整合。通过学科的理论整合，可以进一步发现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而对有关学科进行调整，形成学科体系或学科群。比如，通过整合现有会计学科发现，有必要恢复和建立会计学的最基础的学科——基础会计学；将会计学分为财务会计学和管理会计学并不十分恰当；狭义会计学符合会计学的四大基本假设；一些会计学科之所以被称为边缘学科的理由；有必要按照价值管理将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价值评估等学科整合为广义会计学；可以按照价值管理将广义会计学、金融学、财政学、税务学进一步整合为一个以价值管理为特点的学科群。另外，会计学界应当有会计学属于基础学科的意识，将会计学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来进行建设，认识到会计学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畴。会计最基础的功能是会计主体的货币计量和信息提供。会计主体不仅包括工商企业，还包括其他类型的企业以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会计信息不仅服务于企业内部的各种职能管理，而且服务于资本市场管理、金融管理、税收管理、国民经济管理，以及法务管理、社会责任管理等。作为企业或组织综合性财务信息的提供者，会计已经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并成为财政、金融、资本市场运行的不可分离的基础。会计还是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和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因为市场经济建立在产权界定明晰的基础之上，会计通过复式记账法清楚地核算了法人财产权、所有者权益、债权人权益，以及所有者权益的重要来源——利润，因此如果没有会计，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都是难以想象的。从会计学中分化出来的审计学和财务管理学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商管理的范畴。只要有受托责任关系及其相应的会计活动，就需要有相应的审计活动作为保障。审计是国家财政资金运行的保障，是资本市场和金融运行的必要制度安排。这些都足以说明审计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工商管理。另外，不仅工商企业需要财务管理，任何企业及有资金运行的组织都离不开财务管理，所以工商管理也难以涵盖财务管理。
（二）提升会计学科的层次，增加学科建设和评价的话语权
在目前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管理和评价的情况下，原会计学科被分割成几个二级学科，各自为政，在政府和学校层面进行学科建设和评价的话语权很薄弱。因此，有必要在会计学科整合的基础上谋求建设会计学一级学科。在国家没有批准会计一级学科之前，会计界也应当有会计一级学科的意识，为会计学科的发展和评价出谋划策。事实上，成立会计学一级学科的条件已经具备，笔者对此也做了专门论述（曹伟，2015），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①会计学有悠久的历史和完善的基础理论结构；②会计学拥有众多的分支学科并已形成体系；③从会计分支学科中已经分化出财务管理、审计学等独立的专业；④会计学科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畴；⑤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三个专业既有分立的必要性，又有整合的必要性；⑥会计学科各专业具备很强的社会需求和较高的招生规模。最近一次政府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2011年）》，并没有将会计学列为一级学科。会计学界、教育界、实务部门，以及会计主管部门、有关团体，都应为此积极努力。尽管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如果主观上努力不足，准备不充分，可能下一次还是不能成功提升会计学科的层次。要做的准备工作至少有：①对有关会计数据进行统计，以示会计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影响之巨大；②对会计学科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以示会计学科和会计教育有着长期的渊源和共同的知识积淀；③呈现会计学独特的方法和理论，以示会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④从理论上梳理和构建会计学的学科体系，以示会计学科逻辑严谨、根深叶茂；⑤整合属于一级会计学科的二级学科，论证这些二级学科的有机联系以及共同的目标；⑥论证会计一级学科独立的必要性，以及与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等二级学科的关系。
（三）精心打造会计类学术期刊，发挥会计类期
刊及同行评议在会计学术评价中的推动作用我国会计类学术期刊其实并非很少，只是在按照学科大类进行学术评价的背景下会计期刊被边缘化了。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学目前归属在教育部学科目录“工商管理类”之下。工商管理中的二级学科很庞杂，强势二级学科是企业管理等；而且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的学术成果往往难以区分。因此，在进行学术评价时，这两个一级学科通常是捆绑在一起选择和确定核心期刊目录的，导致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期刊几乎垄断了这两个一级学科的核心期刊目录。进入CSSCI目录的会计类期刊只有《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最近公布的“工商管理”及“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通用的A类期刊目录，也只有《会计研究》属于会计类期刊。但是，设置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三个专业的高校数量、硕博研究生人数、教师数量等指标，与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工商管理类的其他专业相比，其相对数量要占绝对优势。在这种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会计研究的论文成果自然纷纷转向管理学和经济学期刊，这也是会计学术界不愿意触及会计问题、热衷于所谓会计实证研究的根源之一。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会计学术团体及会计学界的有识之士必须呼吁增加会计类期刊在学术评价核心期刊目录中的数量。提高会计类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也是这些会计类期刊提升办刊质量的必要条件之一。另外，还应当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创办会计期刊以及会计学与有关学科相交叉的期刊，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除了北大、清华等极少数高校分别创办了以实证研究风格为主的会计期刊，绝大多数高校，尤其是一些老牌会计传统高校都还没有创办或形成有影响力且风格鲜明的会计学术期刊。会计学术评价最终还是要靠内容评价，因此必须建立同行学术评议制度。
（四）反思会计研究方法论，避免学术研究模式
化和单一化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等专业，一方面表现出“很热”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目前的高校环境和评价体制之下，会计学术界人士（主要包括普通高校的教师和学术型研究生）尽管身在会计队伍中，但又有意无意地极力回避会计中的问题，“一窝蜂”式地热衷于比较模式化的会计实证研究。虽不能说这些会计实证研究与会计理论和实践无关联，实则是会计研究视野中的一个并非很大的领域；如此的“以偏概全”且追求形式化，又表现出会计学术研究“极冷”的一面。这一现象值得思考和研究。一位长期在国外任教、后来回国的著名会计学教授表示，在美国同样存在这种现象。他说：“一个头衔为‘会计教授’的学者，大概代表他是教会计的，他的学术专长很可能是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心理学。会计只是应用技术，经济学与心理学才是学术。”这段话的前一句，可能意在说明存在于美国的一个事实：教会计的会计教授研究专长不是会计，而是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充其量在其专长的学科中加入些会计的“佐料”。而后一句话，则意在说明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观原因：会计只是应用技术，无须多加研究；经济学和心理学是学术，所以教会计的老师要研究学术就要研究经济学或心理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分为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自然科学中的工程技术学科更是包含庞大的体系，难道从事临床医学的，为了做学术研究就一定要从事生理或病理研究吗？从事土木工程的，为了做学术研究就只能研究数学或物理吗？从事建筑学的，为了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多发表SCI论文，就都要研究建筑科技吗？显然，这是不可思议的。会计现在难道还只是500年前的复式记账法吗？上述观点反映出对学科的片面理解和对应用性社会科学的歧视。存在这种教学专长与研究专长相分离的现象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扭转的，而不应当是被鼓励的。会计研究走上模式化的“实证研究”之路，就是这种教学专长与研究专长相分离的表现。现在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深刻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且端正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认识，端正对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认识，无疑都是必要的。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尽管与认识论有关，但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目前按照大类期刊等级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质量的制度背景下，会计学科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在制定评价规则方面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可以想象，在科研队伍十分庞大，拥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等热门专业的会计学科，在一些高校的科研评价中只认可《会计研究》和《审计研究》两本国内期刊，会形成什么样的学术生态和结果！
（五）在会计学术研究中重视“跨行业”和“跨学科”研究，拓宽会计学的研究视野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这已经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事实。但会计学科的学术研究却不尽人意。高校会计研究的高端人才不愿意关注会计的核心问题，研究内容与会计理论和实践越来越脱节，研究成果也不太被社会所重视，表现出“空心化”和“边缘化”的趋势。这一现象形成的总体原因比较复杂，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会计学科在20世纪经过学科分化以后，缺乏有效的理论整合，自身存在理论困境，从而未能形成严谨的学科体系；二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处于世界会计学领导地位的美国会计学术界，在会计学科面临自身理论困境及强势学科的压力之下，将服务于经济学等学科的会计实证研究作为会计学术研究的正宗，从而使会计学术研究陷于狭隘的境地，并逐步偏离以解决会计问题为导向的正确道路。进入21世纪之后，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引导下，我国高校为了尽快提升国际化程度和高校世界排名，通过制定有关学术评价制度，使美国高校学术界的会计实证研究方式迅速被我国会计学术界广泛接受，而且其在国内的应用比美国更为模式化和形式化。应当说，最早在美国会计学术界开展的实证研究，是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与会计学相交叉的一种跨学科研究，不失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但遗憾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实证研究在会计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学术研究应当在夯实会计学科自身理论的基础上，继续走跨学科发展的道路，以扩大会计学科在社会和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庞大的会计学术研究队伍提供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学术空间。传统的会计实证研究应作为会计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领域来看待，而绝非会计学术研究的全部。会计学跨学科研究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首先，会计学研究应注重与不同行业的结合。我国自从实行市场经济、按照西方国家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设置会计学科体系以来，一直很注重一般工商企业会计的研究，但是由于矫枉过正，严重忽视了行业会计的研究，而一些特殊行业的会计问题却非常具有特殊性和挑战性，如金融、保险、农业、互联网经济等。其次，会计学术研究除传统的纳入解释性学科研究循环的实证研究以外，应当大力开展与税务管理、金融管理、财政管理、企业管理、国民经济管理、法务管理、网络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提升会计学科服务社会和经济管理的能力，扩大会计学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逐步淡化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分类，突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的结合；在开展经验研究时，提倡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鼓励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举。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应突出会计专业期刊，并注重研究成果的会计学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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