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和工作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该页是漂亮的编辑帮大家整理的税收毕业论文精选6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税收专业论文 篇一
[关键词]纳税筹划 误区研究 综述
“纳税筹划”，也称为“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筹划误区是指人们对于纳税筹划理念、方法、技巧等的错误认识和运用，导致纳税筹划的错误运作。它不同于纳税筹划风险。纳税筹划风险是指在纳税筹划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或原因的存在，使企业发生税收损失而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纳税筹划误区是指纳税筹划在理念、方法、技巧方面本身是错误的。而纳税筹划风险是指理念、方法、技巧方面没有错误，而是由于不确定因素或原因，导致筹划失败的可能性。风险可以防范，误区必须纠正。
我国纳税筹划误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我国纳税筹划的蕴酿期(1994年以前)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积极应对对外开放给税收制度提出的新要求，我国财税部门在思想上、理论上全面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税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包括开征国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内容的税制改革基本设想，并确定配合对外开放政策、税制改革优先解决对外征税问题。这一时期纳税人谋求减轻税负的主要手段是偷税、漏税、欠税。1993年1月1日，我国第一部统一的《税收征管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工作从此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随着对偷税、漏税、欠税行为打击的加强，避税，尤其是逆向避税逐渐成为减轻税负的一种新型手段。这一时期税收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立和完善税制以及防止税收流失等问题上，避税问题的研究开始成为热点。这一时期关于避税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王铁军，1987)，《避税论：合理避税的方法途径及其理论依据》(谷志杰、许木，1990)，《避税与逃税方式・实例・对策》(陈松林，1993)等。虽然这些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国外研究成果的移植，但这些研究无疑为纳税筹划理念的引进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对纳税筹划的研究很少，如通过CNKI文献检索，以“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筹划”为主题词的只有3条，以“节税”为主题词的有4条，而以“避税”为主题词的有113条。因此，这一时期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点是避税和反避税问题，尤其是在对避税问题性质的界定上，争议较大，多数观点认为避税是合法的，也有人认为避税是非法的，还有人认为避税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在内涵和外延上未能对避税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其明显表现就是没有将避税与偷税、逃税、节税等相关概念明确区分清楚，也没有体现避税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在研究加强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常有人把逃税、避税、节税相混同，认为避税就是逃税，节税也是避税。应当肯定，逃税、避税、节税之间的界限确有不清之处，但也绝非等同。”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不提倡“避税”，并致力于通过完善税法、堵塞漏洞等反避税措施来加以防范。鉴于此，一些学者把避税分为合理(合法)避税与不合理(不合法)避税，认为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符合税收政策法规并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目的的行为视为合理(合法)避税，不符合国家税收立法精神、钻税收法律漏洞的行为视为不合理(不合法)避税，并试图用“节税”和“税收筹划”的概念取代合理(合法)的避税。因此，这一时期通过对避税行为的研究，我国试图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纳税筹划，由于纳税筹划的研究处于蕴酿期，纳税筹划的误区尚未形成。
二、第二阶段：我国纳税筹划的形成期(1994-2001年)
这一时期，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逐步完善，企业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独立地位得到明确，其对于纳税筹划的市场需求也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税务作为一个行业逐步形成，税务中介在全国各地得以建立，我国出现了第一批注册税务师，但这一阶段由于中介行业和税务机关的业务及行政隶属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因此中介主要是业务，以具体涉税事项为主。唐腾翔、唐向(1994)所著的《税务筹划》是国内第一本提出税收筹划的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书中指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收益。“该定义在我国税收筹划研究领域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但限于当时的经济体制，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企业和个人少之又少。”与此同时，有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纳税筹划的研究和运用做了法律层面的铺垫。如199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税务试行办法》，这些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税务及其行为在法律地位上的认可，为纳税筹划的研究做了铺垫。
1999年11月，由浙江财经学院承办的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财政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第二次研讨会在舟山顺利召开。与会代表认为，《税收筹划》作为财政专业的教材是一个新的尝试，但要写得多、写得好，难度很大，其作为主干课尚不够成熟，宜先作为选修课，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定为必修课。与会代表认为，从纳税人角度研究税收筹划问题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也是培养21世纪财经人才的需要。这无疑成为纳税筹划研究的号角，税收筹划开始成为热点。
2000年《中国税务报》率先开办了“筹划周刊”，公开讨论纳税筹划问题，这是一次社会观念与思维的质的飞跃。
2001年1月，由全国各地近百家税务师事务所联办的全国首家纳税筹划方面的专业网站一“中国税收筹划网()”在大连正式开通。
关于纳税筹划的文章、专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时期虽然书籍出版了不少，但原理性的介绍居多，理论和技巧大多是引用国外的成果，没有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税法体系形成一套成型的理论，可行性较差。
通过CNKI文献检索，这一时期以“税收筹划”、“税务筹划”、“纳税筹划”为主题词的有729条，以“节税”为主题词的有195条，以“避税”为主题词的有900条。但绝大部分文章都以概念辨析、性质界定、成因分析为主。
由于这一阶段纳税筹划在我国公开研究刚刚起步，很多人对纳税筹划尚未形成系统认识，一些书籍报刊及相关文章各抒己见。这一时期关于纳税筹划误区的专门研究较少，有关纳税筹划误区的论述主要在于帮助人们走出五个误区：一是纳税筹划会不会减少国家税收，损害国家利益；二是纳税筹划与偷税、避税是否相同；三是纳税人能不能进行纳税筹划；四是纳税筹划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有无关系；五是税务人在纳税筹划中
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我国税收筹划的发展期(2001―2007年)
这个阶段的起始标志是2001年5月1日新的征管法的颁布和实施。这一阶段，随着全国税务机关法制化、规范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及税务中介改制的全面完成，纳税筹划在我国开始迅速发展，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纳税筹划基础理论框架。学者们在纳税筹划的界定、法律分析、原则和基本原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总体方面达成共识。
2、研究视野开阔，纳税筹划个案丰富。纳税筹划既围绕税种类别展开了研究，比如个人所得税筹划、公司所得税筹划、消费税筹划、增值税筹划、财产税筹划等等，也围绕企业的经营活动的不同方式展开了研究，比如跨国经营的税收筹划、公司融资管理的纳税筹划、企业功能管理的纳税筹划、证券投资的纳税筹划、财产信托的纳税筹划等等，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别的研究方式。同时还从契约理论、博弈理论、比较利益学说和系统论等角度剖析纳税筹划的理论渊源，对纳税筹划的必要性、可行性、约束性和过程从理论上进行揭示。此外，这一阶段还对纳税筹划的风险及防范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3、纳税交流平台多样化。首先，报刊平台。《中国税务报》、《税务研究》和《涉外税务》等主要税收理论报纸、刊物都分别开辟了“税收筹划”专栏。其次，网络平台。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纳税筹划理论研讨和案例交流的网站，如中国税收筹划网等。再次，电视、广播平台。电视、广播开办了专门的纳税筹划论坛。最后，直接交流平台。各种纳税筹划讲座和研修班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展开。
4、各高等院校相继开出了纳税筹划课程。近年来，许多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和相邻专业纷纷开设了税务筹划课程，税收筹划逐步进入普及阶段。
5、研究成果丰硕。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检索的涉及纳税筹划方面的专著及编著达170余种，从CNKI文献检索的论文达13000余篇。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对纳税筹划误区的研究。
(1)杨智敏等编著的《纳税大思维――走出纳税筹划的误区》(2002)，是第一本有关纳税筹划误区研究的著作，该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纳税筹划的误区问题。“尽管纳税筹划已渐渐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但很多人仍然对于纳税筹划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往往将纳税筹划与税务筹划、避税，甚至偷税等同起来，而且，现在许多纳税人所做的筹划方案很不规范，其中一部分实际是偷漏税。这些都说明我们纳税筹划已经走入误区”。正如书名一样，该书只是从思维的角度对当时纳税筹划在概念、可能性及意义、目的等方面的误区进行了有限的探讨，其精选的案例涉及企业设立、合并、分立、筹资、投资、购货、销货、经营管理、进出口、跨国经营、转让定价、房地产、电子商务、逆向避税、反避税等方面，但还是落入了大多数人研究的窠臼，并没有分析其AA_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对于使用者来说仍然有误区。
(2)阮双峰在《论税收筹划的误区及其正确运用》(2002)一文中从纳税筹划的理念方面分析了其当时存在的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税收筹划同偷税、避税混为一谈，指出偷税与税收筹划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合法，避税与税收筹划的区别在于是否有悖于国家税法的立法意图和政策意图。第二个误区是税收筹划会减少国家税收，损害国家利益，指出虽然从短期来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会减少纳税，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企业通过税收筹划可以更好地适应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推动企业经营秩序与经营机制的完善，从而增强企业长期赢利能力，因而增加实际纳税水平，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
(3)张文贤、文桂江在《关于税收筹划误区的实证分析》(2002)一文中用实证的方法揭示了这一阶段纳税筹划的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用银行贷款投资比用自有资金合算。其分析结论是：使用银行贷款虽然少交了企业所得税，但由此并未增加企业的收益――净利润，相反它却减少了企业的净收益，因此这种税收筹划思想对国家无利，对企业同样无利。第二个误区是用后进先出法可以减轻企业税负。其分析的结论是：采用后进先出法与其他方法发出材料时，在全部材料从购进到全部消耗的一个考查期之内，其所得税负是完全相同的，即后进先出法并没有减轻企业税负，也没有减少企业的所得税总额，除货币的时间价值外，它仅仅是将纳税的时间向后推迟而已。第三个误区是加速折旧法好于直线折旧法。其分析结论是：直线折旧法与加速折旧法之间，本身并无谁优谁劣之分，用不同的指标考核，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是考核经营者的业绩，则直线折旧法要好于加速折旧法；如果是考核股东财富的大小，则加速折旧法比直线折旧法要好。这种实证研究在当时凤毛麟角。
(4)姒建英在《当前纳税筹划中存在的误区及辨析》(2003)一文中分析了纳税筹划在认识、方法、目标上的误区，强调对纳税筹划积极作用的曲解，不利于纳税筹划的发展和完善。
(5)顾跃南在《税收筹划误区辨析》(2004)一文中从纳税筹划个案设计的技法、筹划目标、判别标准三个方面分析了纳税筹划的误区。他认为某些个案的筹划技法涉嫌“教唆”，多数个案的筹划目标不全面，大量个案的判别标准欠准确；某些税收筹划人士的税收筹划认知和职业道德水准亟需提高，并吁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关注、研究和解决税收筹划中已经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各类问题，以促进我国税收筹划活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6)刘慧翮在《对纳税筹划认识误区的探析》(2005)一文中对此前纳税筹划误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加工和总结，文章从纳税筹划与税务筹划、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与少纳税、纳税筹划与避税、纳税筹划与偷逃税、纳税筹划与税收方案、纳税筹划与税负的高低等八个方面探析了对纳税筹划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7)李龙梅在《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分析》(2006)一文中利用实证的方法，指出了在实务中，企业常常陷入纳税筹划的误区：一是对法律一知半解，税务筹划不完全合法；二是注重暂时小利，忽视企业整体效益；三是考虑不周全，损人且不利己；四是看重理论数字，脱离具体情况。
(8)苏强在《论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及风险防范》(2006)一文中指出目前企业税务筹划存在许多误区，诸如混淆税务筹划与偷税、避税和节税，只从税种人手强调减轻税负，忽视企业整体利益，片面夸大税务筹划作用等。同时在税务筹划实践中也面临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风险，苏强认为只有明晰税务筹划的概念，遵循操作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税务筹划风险，才能实现税务筹划目标。
(9)宋效中、高淑芳在《企业纳税筹划误区探析》(2007)一文中认为纳税筹划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虽然近年来，纳税人、税务筹划专家以及税收理论界等专家学者们对纳税筹划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务研究，但仍有许多人在纳税筹划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是将纳税筹划等同于税务筹划，二是将纳税筹划
与避税混为一谈，三是将纳税筹划等同于偷逃税，四是税负最轻的方案是纳税筹划的最佳方案，五是认为纳税筹划不需要成本，六是认为纳税筹划的方法具有通用性，七是片面夸大纳税筹划的作用，八是认为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处于对立地位，九是仅从税种上进行纳税筹划。
这一时期对纳税筹划误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试图厘清纳税筹划在认识、方法和目标等方面的误区，也有少量的实证分析和个案分析，但不系统、不深入。
四、第四阶段：我国纳税筹划的反思期(2008年至今)
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颁布以后，税收筹划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的颁布使我国在所得税的实体法上与国际更加接轨，传统的纳税筹划手段迫切需要调整，另一方面，2009年我国颁布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理论界学者、企业税务顾问和中介为代表的纳税筹划从业人员开始了理性的回归。
侯丽平在《纳税筹划误区及其指正》(2008)一文中总结了前一阶段纳税筹划误区研究的成果，并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纳税筹划产生的误区，即纳税筹划主体误区、目标误区、概念误区、内容误区、作用误区、方法误区、认定误区和风险误区，并对以上误区进行了――指正。
马建、李伟毅在《企业纳税筹划的三个认识误区》(2008)一文中将“随意夸大纳税筹划的作用”列入纳税筹划的误区。
农海沫在《企业纳税筹划的误区》(2008)一文中将“随意采用税负转嫁的筹划方案，片面认为转让定价是行之有效的筹划方法和企业的自主行为”列入纳税筹划的误区。
刘雄飞在《纳税筹划的误区分析》(2009)一文中将“顾此失彼或只注重重点税种”列入纳税筹划的误区。
庄粉荣出版了《税收筹划大败局》(2010)专著，该书可以说是其已出版的《纳税筹划实战精选百例》一书的姊妹篇，以税务稽查案例作为切入点，分析了有关企业纳税筹划失败的原因，对相关案例的实务操作提出了筹划建议，从实证的层面证明了由于纳税筹划存在的种种误区所导致的后果。
五、分析结论
近年来理论界开始系统地分析纳税筹划的误区，但研究成果偏少，与数量众多的税收筹划理论和技巧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少，研究成果缺乏说服力。“就理论研究领域看，由于税收筹划在我国出现的历史不长，尽管目前有关税收筹划的研究已不少见，但整体上系统地对税收筹划的理论和务实的探讨还不多，现有的理论体系不够完整，实践操作性不高，企业未能真正将税收筹划与实际经营战略结合。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避税的嫌疑，容易造成纳税检查风险”。
税收专业论文 篇二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纳税申报体系，而目前财务管理专业的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也需要因此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创新，本文从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
财务管理；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体系；创新
2016年5月1号起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从而也改变了原有的纳税申报体系，也充分体现了政府高层对税收的重视。作为培养的财税人才的财务管理专业而言，一方面，增强税收理论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纳税申报涉及财务人员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必须加强财务管理专业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体系的建设。
一、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目前存在的问题
纳税申报实训作为一门实训课程，一般作为财务管理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而存在，但目前该实训课程在实训教学中存在如下问题：
1.实训教材内容滞后
自2016年5月1日全国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在此日期前出版的纳税申报实训教材均已经严重滞后，无法满足教学和实际的需要，而符合政策的新教材的出版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由于我国税收政策具有不断更新的特点，因此，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就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从而导致纳税申报教材内容可能出现滞后，并且与现实的税收政策相脱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教学质量。
2.教学设施缺乏
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作为一门实训类课程，除了相应的教材外，还需要相应的软硬件环境。在目前企业的日常纳税申报中，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要求，直接在税务部门的网站登录相应的纳税申报系统中进行申报，并且每家企业必须配备税务部门认证的CA证书。而在高校的纳税申报实训中，由于无法登录税务部门的纳税申报系统，因此，只能通过下载相应的纳税申报表进行简单的填列，但是单独的纳税申报表无法体现纳税申报的系统性，因此，纳税申报系统的缺失导致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仿真性有所不足。
3.教学考核机制欠缺
当前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作为一门实操类课程，尚未形成一套合理的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如果采用类似于理论课程的考核方式，如论文或者书面考试的形式都无法真正体现学生对纳税申报的掌握程度，因此，目前纳税申报考核机制的欠缺也影响了纳税申报课程的实训效果。
二、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建设的建议
纳税申报是企业每个月日常财务处理流程中的必经程序，作为财务管理专业必须掌握的实务技能，而纳税申报本身的特殊性要求在实训课程中又必须将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针对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双师型及“双导师”教师团队
在缺乏具有时效性的纳税申报实训教材的客观条件下，笔者建议通过建立双师型和双导师的教师队伍来应对纳税申报实训教材滞后存在的问题。双师型的教师队伍，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具有相应的实务操作经验，能够在纳税申报实训过程中很好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教学，由于并未实时在纳税申报的工作一线，难免会存在信息和实训内容的滞后。因此，就需要有“双导师”型的教师参与纳税申报实训的教学，而“双导师”都来自企业或财税部门，掌握了最新的纳税申报的信息和内容，通过“双导师”队伍对纳税申报实训的教学弥补了传统纳税申报实训课程内容滞后的不足，同时积极推进双师型及“双导师”教学团队研发符合学校和学生特点的纳税申报基础教材和实时纳税申报政策读本，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2.加强实训设施建设
由于纳税申报实训课程需要在特定的软硬件环境下进行，因此高校必须投入资金从硬件和软件两个角度来解决教学设施的问题。在硬件方面建设方面，投资建立专门的纳税申报实验室，模拟企业纳税申报的实体环境。在软件方面，为纳税申报实验室安装专门的纳税申报模拟软件，并且模拟税务机关的纳税申报服务器，还原了企业纳税申报的所处的软件环境。通过纳税申报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并进行情景化教学，可以在纳税申报实训课程中让学生在实验室中了解和掌握不同纳税人及不同税种的纳税申报的处理，为学生日后就业能够迅速适应企业的纳税申报环境奠定了实践基础。
3.协调专业课程设置
纳税申报实训课程是以中级财务会计、税法、税收筹划等课程为理论基础，因此为了能够使纳税申报实训课程能够与其他的课程很好的衔接，在财务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的设计中，就必须调整相关课程的相关顺序，建议的顺序为先安排中级财务会计、税法、税收筹划等课程，最后安排纳税申报实训。
4.完善课程考核机制
由于企业的纳税申报实训既有理论性又有应用性，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对学生进行考核，并且合理分配两部分的分值，通常实践成绩的比重略高，最终成绩为理论考试成绩和实践成绩的总和。理论方面，可以按照常规理论性课程的方式进行的书面考试或者论文考核，而考核的内容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而在实践考核方面，主要在于考核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纳税申报，因为，在企业实际的纳税申报中，税务机关对纳税申报的时间和纳税申报表的信息填列都有明确的要求，所以，实践成绩将取决于学生通过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学习能否在模拟的纳税系统中按时按规完成纳税申报表的填制，并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也是纳税申报实训课程的最终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孙晓宁。关于税务会计岗位工学结合课程开发的探索[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2
[2]管永昊，姚巧燕。“税务会计”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宿州学院学报，2014
税收专业论文 篇三
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税收工作的总体思路，制定了“十五”期间征管改革的奋斗目标：“通过进一步完善新的征管模式，初步建立以信息化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这里指的税收征管体系是在信息化支持下的征收、管理、稽查的专业化分工管理体制，即征、管、查分权的管事制。它的运作原理是通过成立三个专业机构，进行权力制约，三者之间既明确分工又有机联系，形成税收管理的一个有机整体。本文就此作一粗浅探讨。
一、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税收征管体系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它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信息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受其影响，企业经营活动也日趋复杂。特别是当前企业的e化经济迅猛发展，生产经营活动大量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这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税收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迫切要求税收工作提高征管水平，适应形势的发展。而由于税收征管现状与经济形势发展的不对称性，致使税务部门不能及时、全面掌握纳税人信息，造成征管质量低下，重复劳动过多，征管成本加大。而专业化的征管查格局，则以大型数据库和广域网为依托，实现数据的高度集中处理和共享，更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征管质量，堵塞征管漏洞，提高征管质量，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二）实行专业化分类管理是依法治税的需要。
据有关资料表明，1999年我国的税务行政“官司”中，税务机关胜诉率只有15%，败诉率却高达32%，53%则是通过做工作后撤诉的，而败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执法程序不当造成的。这一数字充分说明原征管模式在执法程序的内部监督管理上存在着漏洞，再加上部分税务干部执法素质不高、专业化不强等因素，导致税收执法权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出现执法随意、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等现象，而实行专业化分类管理后，一方面可以在内部执法程序上对税收执法权力进行分解制约，加强权力监督，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税务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执法技能，从而推进依法治税的进程。
（三）建立专业化的征管格局是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
我国已经加人WTO，透明度原则是WTO的重要原则之一。税收是国际国内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WTO成员国（方）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也必须符合透明度原则的要求。税收行政的透明度首先取决于税收程序的透明度，它的关键在于对纳税人的税款核定、审计及对税收违法事实的认定和对税收违法行为处罚的程序、依据和标准都应当规范化和确定化，尽量减少和避免税收行政行为的随意性。而专业化的征管格局则正是通过对权力的分解制约和明确岗责划分，来对执法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从而减少或避免随意执法行为发生的。
（四）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为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提供了技术条件。
专业化征管的前提是岗责划分，形式是专业化分工，需求是部门协作。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则恰好为信息资源的传递和共享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所以只有将岗责划分与现代化科技有效结合起来，贯彻科技加管理的方针，才能充分发挥专业化征管体系的效能。
二、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
建立理想的税收征管模式的目的在于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使各项税收政策通过征管模式落实到位。所以建立专业化征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实行权力分解和制约，推进依法治税，提高征管质量和水平，降低税收成本。
（二）要求。
1.明确岗责划分，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专业化分工后，必面对征管查三个机构在内部分工和外部协作上明确各个机构及各个岗位的职责，并通过建立责任追究制，增强各岗位人员履行职责的主动性，减少和避免因推诿扯皮而造成的工作脱节和不连贯，进而影响征管质量和水平。
2.实现信息的集中处理和共享。专业化分工后，征管查各成体系，只有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机管理手段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数据的集中处理和共享，才能真正建立起专业化的征管格局。
3.收缩机构，精简人员。我国拥有近百万税务大军，素质参差不齐，税收成本较大和不适当性已勿庸讳言。要适应在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征管体系，就应提高人员素质，实行集中征收，收缩机构，精简人员，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4.优化纳税服务，推行多元化申报方式。按照集中征收的要求，大力推行包括电子申报在内的多种申报方式，实现税、银、库联网，减少纳税环节，简化纳税程序，方便税款的申报缴纳入库，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6.提高稽查质量。通过加大稽查力度，提高稽查质量，打击震慑偷税行为，发现、反馈、堵塞征管中的漏洞，使征、管、查协作并进，促进专业化征管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三、建立专业化税收征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基层改革目标不明确。
税务人员对改革的步骤、要求及结果不能准确把握，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只能加大工作量，影响改革进程和质量。如现行的征管软件TMSIS，由于在当初设计时不支持多元化申报功能，但为了适应改革进程，尽快推行多元化申报方式，就不得不对TMSIS进行增强补订程序，重新构造功能，这对于市地级以上的国税管理部门而言，只是进行修改程序的编写，而对于县区级以下的税务部门而言，则要面对的是几千户纳税人、多个数据库的整理修改，增加的工作量及因此而增加的税收成本是可想而知的。而即将推行的CTAIS软件本身就具备这种功能，所以能否在CTAIS运行以后再进行多元化申报改革是当前不少基层税务干部存在的疑虑。产生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缺少对改革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缺少对改革内容的了解和准备。所以建议我们在推行CTAIS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工作，真正了解什么是CTAIS，具体功能和要求是什么，充分做好CTAIS推行前的准备工作，以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岗位不明，责任不清，工作程序脱节。
成立征、管、查三个专业机构，它的运行保证就是要建立一整套内部各岗位和各专业局之间的岗责体系。我省虽然在改革的初期也制订了过渡期的业务协调方案，但由于对具体工作没有达到最细化，岗位责任划分不清，分工不合理，缺乏考核等监督制约机制，造成内部手续传递混乱，业务繁琐复杂，甚至出现推诿扯皮现象，严重影响改革的进度和效果。
1.发票发售问题。现在基层税务所发售的普通发票必须先与征收局签订代售发票协议，在形式上虽然取消了税务所直接发售发票的权利，但实际上仍然履行发票发售的功能；另外还存在管理局因管理需要，对某纳税人采取停票措施，但由于手续传递或责任不强等问题，该纳税人利用“时间差”仍能从征收局领出发票，造成工作脱节。
2.代开发票问题。目前运行的代开发票的程序是：县局审批，基层税务所缴税和办税服务厅开发票三个环节，手续更加繁琐复杂，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3.金税工程岗位设置问题。金税工程在县局设9个岗位，综合科负责登记岗、发票发售岗、税控设备管理岗；政策法规科负责一般纳税人认定岗和数据采集岗；计划征收科负责认证和报税岗；管理局负责日常稽核岗和税源管理岗。运行的主要程序是计划征收科将认证和报税信息传到政策法规科，进行一般纳税人稽核系统软件的数据采集，然后上传至市局。但政策法规科对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易把握，这样数据采集岗设在政策法规科就形同虚设，极易出现责任不清、推诿扯皮现象。而将数据采集岗划到计划征收科后，认证、报税、数据采集在同一单位，便于业务协调，增强责任心，更能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4.认证、报税与申报之间存在的问题。一是时间及地点问题。目前运行的模式是企业于例征期前先到办税服务厅进行进项发票认证，然后于例征期再到办税服务厅进行销项发票报税，最后回所在税务所进行申报纳税。这种运行方式不但给纳税人增加了负担，大大提高了纳税成本，而且容易产生纳税人利用认证、报税、申报的时间地点不一致、税务机关报税信息不共享的这一弱点，进行虚假申报，产生偷税现象。所以在远程网络申报还未开通的情况下，对于住址在城区或业务量较大的企业可以在例征期前进行认证，而对于边远农村、业务量较小的企业则可将认证、报税、申报三个环节进行合并，统一在例征期由办税服务厅负责受理。二是区间问题。由于抄报税的区间是以自然月为准的，而现在企业的会计核算区间则绝大部分不是以自然月为准的，造成了报税数据采集的时间范围与申报数据的时间范围不一致，加大了征前审核和征后稽核的工作量，特别是将来CTMIS运行后，如何能保证报税与申报数据的一致性，是我们目前应尽快解决的问题。所以建议应由政府进行协调，在全省范围内对会计区间进行修改，统一以自然月为准。
5.办税服务厅管理及权限问题。按省局要求，取消征收局后，县（市）局各业务科室前台人员进入原征收局办税服务厅办公，这一改革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问题：（1）办税服务厅的管理方式问题。办税服务厅应由谁负责管理以及如何管理，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如果是县（市）局业务局长直接进入大厅办公，会出现因业务分工不同，权力受限而无法拍板决策的问题；如果指定一名大厅主任或进驻大厅的业务科室负责人轮流管理，更容易出现扯皮现象；（2）办税服务厅的权限没有明确。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县（市）局各科室不具备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但实行新模式后，大厅要面对的直接的税务行政执法及处罚问题，如加收滞纳金等一般性税务违章行为，办税服务厅是否有权作出处理决定，它究竟享受哪一级的权限，建议上级税务机关及时予以明确。
（三）税源监控力度不够。
对税源的监控仅仅停留在表面和静态管理，征管的“死点”和“盲点”仍然较多，漏征漏管户依然存在，这已成为专业化管理的源头障碍。虽然新《征管法》作了在税源管理上与工商和银行两部门进行联控的规定，但由于个体、私营业户的大量存在和逐渐增加，经营方式更加灵活，他们可以储蓄存款或个人名义开设银行帐户来满足其经营业务的需要，规避监控，在未进行税收清算或有欠税的情况下而一走了之，造成税款流失。所以在税源的控管上已不能停留在静态管理的思路上，要采取动静结合的方法，全面实施监控。在静态管理上，要继续落实税源管理责任人制度，明确职责，增强责任心；同时在占有大量的纳税人生产经营数据资料的前提下，全面引入纳税评估制度，对纳税人实施预测性监控，对个体户按照《最低税额标准办法》进行双定征收，对小规模纳税人落实《小规模纳税人评估制度》，对一般纳税人参照涉外企业管理的评税制度进行预测，全面对税源的动态进行预测和分析。在动态管理上，通过政府协调，打破部门信息各自占有、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建立税务机关同工商、银行、民政等职能部门的信息交流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在纳税人进入或退出任何一个渠道时都能得到监控，从而达到动态管理的效果。
（四）多元化申报问题。
多元化申报是指为纳税人提供的自主采用的方便、快捷、准确、低成本的申报方式，它的目的在于降低税收成本，实现集中征收。但我们的改革应着力于适应中国现代经济的“二元”结构，不能让现代化的征管模式超越现实的征管条件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县城城区采取集中征收、管理、稽查是合理和必须的，但在经济落后的农村，特别是山区、老区，就必须因时、因势、因地制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灵活、多元化的措施进行税收征管，稳步、循序渐进地推进专业化征管改革，切不可操之过急，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摘模式化和一刀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由于旧的税收宣传观念的存在，以及受经济发展水平及纳税人素质的影响，社会大众的纳税意识普遍不高，对税法的遵从程度较差。以辉县为例，全县山区面积占2/3，1700余户农村个体纳税人散布在全县20多个乡镇农村，知识结构、文化水平较低，纳税意识不强，即使目前实行的“一元化”的税务所大厅申报，也是在催报催缴的情况下完成的。电话申报和银行网点申报方便、快捷，但其前提是纳税人已在银行存够当月的应纳税款，就目前农村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承受能力而言，很难实现。第一是不容易接受。由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较差，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不愿意接受，另外，农村纳税人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对电话申报方式来说，因数字较多，不易记忆，操作确有困难。第二，即使纳税人乐于接受，就目前农村的经济状况而言，在税务所进行申报纳税时，又可以同时办理领购发票、税法咨询等涉税事宜，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在推行多元化申报过程中、由上级要求进度，下级税务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政策变形，片面提高多元化申报比例。据了解已经出现税务所通过验证时机，大量注销那些规模小管理难度大的业户，将之转为临商户进行管理，在数字上片面地达到了多元化申报的比例要求，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大量的税源、税款的流失，这与我们推行改革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在农村进行多元化申报改革中，应切合实际，加强宣传，循序渐进地稳步推行。
（五）加强稽查管理。
稽查管理上，目前存在着由于岗责不清，分工不明，对信息资料不能实现有效的共享，造成选案准确率低，查案不透，制约机制不力，处罚不重的现象。应进一步完善计算机选案指标，提高准确率，严罚，并分析税源管理、征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堵塞征管漏洞，促进税收征管水平和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提高。
（六）关于税收成本问题。
我们作为改革的试点省份之一，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激发了改革的活力。但我们还应冷静地思考，改革是否也给我们带来了负面影响，即改革的成本问题。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消除负面影响，降低税收成本一，也是摆在改革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通过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税收论文范文 篇四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
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
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税收专业论文 篇五
【关键词】纳税策划企业
为了减轻税负，企业的管理者们可谓绞尽脑汁，有的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采取做几套账、少列收入、多列成本、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等手段。其实只要认真研究税法，进行充分、有效的纳税策划，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也可以少纳税。
一、纳税筹划
纳税策划是纳税人通过非违法的避税方法和合法的节税方法以及税负转嫁方法达到尽可能减少纳税的行为。纳税筹划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与实务体系的标志应该是1959年欧洲成立的税务联合会，其成员遍布美、法、德、意等22个国家，由从事税务咨询的专业人士和团体组成，明确提出以税务咨询为中心开展税务服务，而纳税筹划就是其服务的主要内容。
纳税筹划应包括三个内容：一是采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的节税筹划，换句话说这是将节税与纳税筹划等同的观点；二是采用非违法的手段进行的避税筹划，将纳税筹划外延延伸到各种类型的少缴税、不缴税的行为，甚至将逃税策划、欠税策划都包括在纳税筹划的概念中；三是采用经济手段，特别是价格手段进行的税收转嫁筹划。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国家现行税法及相关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和内容等，采用一切合法和不违法的手段，通过对企业筹资、投资、经营等活动涉税事项的安排，以实现纳税人财富最大化和涉税风险最小化的财务管理活动。纳税筹划的核心是规范纳税，最终目标是既不多缴税，也不少缴税。
二、税收筹划的基本条件
(一)了解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情况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了解不能够涉及私人领域，但对其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开拓精神、风险态度等方面的了解，可以知晓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市场占有等方面的情况，这对企业税收筹划很有必要。此外，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了解也有助于对其筹划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事宜。
(二)了解纳税人对税收筹划的要求
纳税人对税收筹划的要求应是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投资、经营管理、企业清算等事先筹划和安排，减轻税负，取得节税收益。在筹划节税这一点上，不同纳税人的要求可能有所不同、这也是必须了解的。
(三)收簿划人员
税收簿划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收筹划主要靠筹划人员去实现，而筹划人员必须要了解税法、会计法、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也要了解国际惯例。要有娴熟的会计处理技巧和丰富的税务经验，懂得如何用好用活税收政策。税务筹划人员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纪守法、诚信自律、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制裁。因此，税务筹划人员必须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提供完整的税收筹划服务。只有这样，税收筹划的面才会越来越大。
三、施税收筹划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纳税筹划，实现税负的减轻
目前，纳税人税费负担过于沉重，通过纳税筹划，实现税负的减轻，是企业的唯一选择。我国纳税人的税费负担较重，而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在短时间内又不可能有所改变的情况下，纳税人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1）逃税（偷税），即通过违法行为实现规避税负的目的。逃税的违法性、注定7这种行为只能是一条“死胡同”。（2）纳税人产生逆向选择行为，消极对待高税负。如压缩经济活动规模，这种做法最终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3）进行税收筹划，实现成轻税负，是企业的唯一选择。这才是企业迎接市场挑战，依法纳税的必由之路，是顺应目前国家政策法规的明智之举。纳税筹划需要有广泛的理论知识，和坚实的实务基础，在对企业纳税筹划项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的会计知识，征管知识和中介知识的深理解和把握，应用纳税筹划相关平台和技术手段，才能对企业和创立、融资、投资、采购和销售等阶段以及各具体税种进行成功的纳税筹划。实践证明，良好的纳税筹划方案不仅会为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会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和商誉。
(二)加入WTO纳税筹划变得更为意义重大
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竞争国际化的趋势，使得纳税筹划变得更为意义重大。中国人世后，中外企业将在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的环境下竞争，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降低企业的成本支出，增加盈利。国外企业的财务机制已经较为成熟稳健，可以通过各种纳税筹划方法使企业整体税负水平降低，从而相当于增加了盈利水平。在目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通过“开源”，即营销手段来扩大市场份额已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想与国外企业同台竞争，就应该把策略重点放在企业财务成本的控制上，即企业内部财务成本的控制上。作为财务成本很大一块的税收支出，过税收筹划予以控制，对企业来说就显得相当关键。
(三)实施税收筹划是企业产权明晰化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在纳税上往往想走“关系税”、“人情税”之路，逃税之风盛行。在当前国内企业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造深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一旦作为独立的个体，就必然要构造明晰的产权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参与市场竞争。企业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造深化，中国加人WTO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一旦作为独立的个体，就必然要构造明晰的产权机制与强大动力机制，参与市场竞争。由于上缴国家的税收属企业的成本支出，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深入研究税收筹划予以控制。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四)现代企业的财务机制
企业在资本运营过程中，由于受企业内外部财务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需要发挥财务调节的功能对出现的偏差进行调整和纠正，就要建立资本运营调节机制。财务调节机制主要包括财务战略调整、资本运营计划调整和经营管理调节等。企业制定的发展战略，诸如扩大经营战略、资本市场筹资战略、资本投资战略、利用外资战略等。由于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原有战略方针已不能适应新的竞争和发展要求，企业需要作出财务战略调整，以避免企业出现战略上的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要通过财务管理调节的功能，调节企业资本经营系统的运行质量，加强资本运营全过程的管理，达到最佳的运营效果。
结论
总之、税收筹划不是单纯的一个用计算方法术解决的课题、而是一个综合课题，仅有专业知识（书本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发现企业的筹划需求（或发现筹划业务空间）。关键是筹划的成果如何被税务机关认可。当前税务要从劳务性的服务向高智能服务转变，就必须向税收筹划、税务查证、税务鉴证、纳税信用评估、所得税汇算等方面发展。这就给税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税务人员应努力挖掘并解决企业需求，从而达到为企业提供最优服务的境界。
参考文献：（1）王永刚-巧转思维合理纳税策划-[期刊论文]《甘肃农业》-2006.10
税收论文 篇六
(一)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分析。
税权作为一个税法概念，应当将其置于税收法律关系中，按照法律权利的一般原理对其进行解释。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形式多么复杂，最基本的当事人是国家和纳税人，最基本的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税权不是国家单方面的权力；国家和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两极，理应享有对等的权利义务，税权也应是国家和纳税人同时享有的税收权利或税法权力。
从法律权利与义务的角度看，税权即税法权利，是指税法确认和保护的国家和纳税人基于税法事实而享有的对税收的征纳和使用的支配权利。由此可见，对于国家而言，税权体现为对税金的取得和使用的权利；对于纳税人而言，税权体现为纳税人对税收要素的参与决定权和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等。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和纳税人作为税收双主体之一的角度来认识税权，提升了纳税人的主体地位并将纳税人税权系统地划分为税收使用权、税收知情权、税收参与权、税收监督权、税收请求权等几类。
(二)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分析。
对于税收本质的认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认为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另一类是以西方社会契约思想为基础的等价交换说、税收价格说和公共需要说，认为税收是公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是公民为获取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
从公共财政角度出发分析税权，将税权不仅定位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权力与权利的追求，并将纳税人作为税收权利的主要地位，纳税人为了获得公共需要而纳税，政府则成为企业获得公共需要而必须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权力。
(三)税收权力与税收权利。
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而权利是权利主体在权力保障下的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和索取，是社会管理者、领导者所保护的必须且应该的索取和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从“权利是权力保障下的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和索取”的定义看，权力是权利的保障者和根本条件，而权利是权力所保障的对象，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税收权力就是保障税收活动正常运行必须且应该时，迫使被管理者不得不服从的强制力量，它为税收管理者——征税人所独自拥有且为被管理者所承认的强制力量。事实上税收权力是保障社会公共资源和纳税人之间利益的根本手段，征税人是全体社会成员委托管理社会公共资源的维护与增加的代表。而税收权利是税收权力保障下的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和索取，是社会管理者、领导者所保护的必须且应该的索取和必须且应该得到的利益。征税者的权利就是纳税人的义务，相反，纳税人的权利就是征税者的义务。
可见，税收权力和税收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税收权力是税收权利的根本保障，是保障税收权利主体必须且应该的索取与利益的强制力量；税收权利是税收权力保障下的权利主体必须且应该获得的利益。
二、企业的税收权利分析
市场经济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经济，是“逐利”和“趋利”经济。企业是经济的基本单元，作为市场经济的经营实体和竞争主体，它具有各种能力和各种权利，能够独立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是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其中，享有权利对企业至关重要，如果不保护并肯定这些权利，作为市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丧失了权利能力，同时也就丧失了生机与活力，就没有了在市场中存在的价值。那么，税收筹划是不是企业的权利，还应该从企业依法享有的税收权利谈起。
企业的税收权利也即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因纳税而拥有的权利，即通过税收来实现公共权力(政府)对个人产权的有效保护。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不仅指有形物品，也包括许多无形物品：一种重要的无形的公共物品就是“对产权的保护”。通常人们说国家和政府的职能是实行“法治”，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来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这些都不过是手段，所有这些手段最终生产出的东西，正是社会上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权益保障的前提则是权益的确认(合法化)，税收正是追求权益合法化的重要途径，纳税人权利正是通过纳税使得其自身权益得到合法化的确认和得到有效保障。纳税人权利在内容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纳税人权利指的是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法律对其依法可以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同时包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当获得的救济与补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由纳税义务而生的纳税人权利，例如目前体现在《税收征管法》(2002年实施)中纳税人的19项权利(知法权、知情权、保密权、申请减免退税权、陈述权、申辩权、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权、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控告、检举权、申请获取检举奖励权、受尊重权、要求回避权、延期申报权、延期缴纳税款权、基本生活用品无税所有、使用权、委托权、受赔偿权、退回多缴税款并受补偿等)。广义的纳税人权利指的是公民作为纳税人应该享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的权利。①
三、税收筹划权分析
(一)税收筹划权的法理基础。
税收筹划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税收法定和私法自治，税收法定是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私法自治则表现为公民个人参与市民生活、处分其私有财产权利的自主性。税收法定和私法自治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共同保证纳税人权利的实现。
1.筹划权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
税收法定原则产生于英国。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向人民征税。此后，这一原则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宪法或法律接受，成为保障人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税收法定原则正式建立在西方社会契约自由和税收价格说的基础之上，其基本含义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税收法定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税收实体法定和税收程序法定。税收实体法定是指各单行税种法律中所共同规定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它具体包括征税主体、纳税人、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由法律明确。税收程序法定是指在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及纳税主体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它具体包括税额核定、税收保全、税务检查、强制执行、追缴追征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对税法的解释原则上只能采用字面解释的方法，不得作任意扩张，也不得类推，以加重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也就是说，当出现“有利国库推定”和“有利纳税人推定”两种解释时，应采用“有利纳税人推定”，当税法有欠缺或存在法律漏洞时，不得采用补充解释的方法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纳税义务。税收立法的过失、欠缺与不足应由立法机关通过合法程序来解决，在法律未经修改之前，一切责任和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国家负责，不能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过度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正因为如此，虽然违法行为通常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2.私法自治是筹划的内在动力。
私法自治原则建立在19世纪个人自由主义之上，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按照我国台湾法学家王泽鉴在《民法总则》一书中的观点，私法自治是个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自主参与市民生活，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不受国家权力和其他组织的非法干预。私法自治原则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利界限，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私法范围内，个人能够自主地参与经济活动，自由处分其私有财产，进而促进市场交易，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根据英国著名法学家AJM米尔恩的阐释，权利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格。它可以分为两大类：行为权和接受权。享有行为权是指有资格去做某事或用某种方式做某事；享有接受权则是指有资格接受某物或以某种方式受到对待。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基于对税收利益的追求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税收筹划行为，是纳税人享有的行为权。按照经济学观点，纳税人(企业)是在社会经济状态中从事生产、消费、交换的行为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偏好，这种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必然带来对税收筹划利益的追求与向往。
(二)税收法定与私法自治共同保障税收筹划权利的实现②。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和尺度，具有判断、衡量人们行为合法与否的评价作用。法律作为评判标准具有客观性，如果不想受到法律的制裁，必须在客观上使个体的行为与法的规定相协调。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税收法定原则同样为纳税人纳税、征税机关征税建立了明确的评价标准和规定，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是税收筹划行为，还是偷税、漏税、骗税行为，这些都需要税收法定原则在相应的税收法律中予以明确。按照法学理论，法律一方面通过宣告权利，给予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义务，来要求人们做出或抑制一定的行为，使社会成员明确自己必须从事或不得从事的行为界限。在税收法定原则下，纳税人一方面享有税收筹划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必须按照税法的规定行事。
税收法定的根本目的是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并不背离私法自治原则。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各种纳税范围内，有根据自己生产、生活需要任意选择生产经营方式的自由，但自由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最终将导致自由的沦丧；权利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同样导致权利的滥用。税收法定对私法自治的限制，不会妨碍私法自治原则的适用。税收法定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对鼓励国家产业发展，引导企业经营，调整私法自治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税收筹划权在税收法定中是法律在其规定范围内所享有的权利，私法自治原则使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行使税收筹划权利，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则的相互界定，将税收筹划权的具体权利与行为范围体现在明确而具体的范畴内。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税收筹划权利必将作为一项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法律的认可。
(三)税收筹划权的法律意义③。
税法确认和保护的国家和纳税人基于税法事实而享有的对税收的征纳和使用的支配权利，即税权。相应地，税收筹划权作为税权的一部分则可以界定为在法律权利义务规范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行为。
在法治社会中，国家通过法律形式赋予纳税人各种权利，税收筹划权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原因在于权利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法的规定性，它对权利拥有者来说是客观存在的；二是权利拥有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前者以法律界定为标准，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后者则表明虽然法律对权利的规定是实施权利的前提，但还需要纳税人在守法的前提下，主动地实现其需求，即纳税人对自己主动采取的行为及其后果事先要有所了解，并能预测将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说，税收筹划就是这种具有法律意识的主动行为。市场经济条件中，经济主体有自身独立的经济权利和利益，税收筹划权也成为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税收筹划的发展史上，为大家公认的税收筹划产生的标志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的发言，他说“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如果依据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少缴税，那就不能强迫他多缴税收。”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认同，税收筹划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成为奠定税收筹划史的基础判例。另一重要判例为1947年美国法官汉德在一个税务案件中的判词更是成为美国税收筹划的法律基石，原文如下：“法院一直认为，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是不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的税收。税收是强制课征而不是无偿捐献，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纯粹是奢谈”。这两个判例，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对纳税人纳税筹划权利认可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时也在法律上承认了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种权利。而且，中国加入的WTO和OECD组织赋予国民八项权利，其中便有纳税人的筹划权。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既是纳税义务人，又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人，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在法律允许或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纳税人有从事经济活动、获取收益的权利，有选择生存与发展、兼并与破产的权利。而企业税收筹划是企业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属于企业应有的经济权利。从长远和整体看，税收筹划权不仅不会减少国家的税收收入总量，甚至可能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总量。
注释：
①张祷：《对我国税收征纳关系的认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