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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篇一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占税收比重为，占出口总额比重为，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爆收益”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结语
法律大学毕业论文 篇二
关键词：阳光学院；法学专业建设；探索；成效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阳光学院法律系法学专业，同学院其他专业一样，自2001年开始招生以来，已经招收8届17班，已毕业4届9个班516名毕业生，目前尚有在校学生8个班约500人。经过八年的改革探索，在实现自己培养目标上，努力打造高等法学专业建设新的模式，办出自己特色；在实施法学专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上，不断开拓、改革和创新，应对当前人才竞争的严峻挑战，取得较好的办学效果。4届毕业516名学生，被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等法学院录取法学硕士研究生21名，被省、市各级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90名，录用事业单位70名，通过司法考试取得司法资格47人，截止目前以上“三考”达标人数为228人，占毕业生44.2%。尤其是05届57名毕业生中，当年就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等硕研3人，录用公务员16人，经过近三年努力，现先后被录取公务员35人，占61.4%（其中录用法院9人，检察院6人，司法行政及律师5人，公安、税务、工商等其他公务员15人）；录用事业单位8人，占14%；到企业就业12人，占21%；出国、读博2人，占3.5%。国家司法考试通过11人。05届法学专业毕业生百分之百、高规格就业的佳绩为法律系法学专业建设打出了新的品牌。法律系法学专业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被学院确定为办学模式样板，得到全面肯定。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实际出发，确定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应用型法律专业人才
阳光学院是阳光（国际）集团与福州大学联合举办的民办高等学校。在性质上，阳光学院属于民办的独立学院，具有民办事业独立法人资格；在招生上，阳光学院为本科第三批招生，其生源录取分数线与一本的厦门大学、福州大学法学院相差在100分以上，与二本的师大、农林大生源也有很大差异。这一差异性决定了阳光学院法学专业无论在教学计划的设计上，还是在培养目标的定位上，既要注意传承普通高等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好的传统经验，但又不能简单的照搬照抄，应当根据国家的规定、社会的需要和阳光学院的实际情况，以勇于创新、改革的理念，正确务实地设计和确定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这就是通过四年学习，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较强的动手能力，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实用型高级法律专业人才。具体要求所有学生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最后要达到取得“两证”，参加“三考”的目标，即取得福州大学阳光学院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参加各级公务员考试、硕士研究生考试和全国司法统一考试，获取更多的专业就业机会和提高竞争综合能力。这样培养目标既具体明确，又务实可行，不仅为法律系正确设计实用性的教学计划提供了依据，而且也成为法律系师生一起做好法学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的动力。
正是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要求，系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一方面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开设14门核心法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不变，作为必修课程严格执行；另一方面，从适应“三考”需要，开设一些诸如律师实务、法律文书、法律职业道德等实务性强的课程，为配合“公务员考试”需要，还开设了行政管理学选修课程，专门训练学生适应“申论”、“行政执业能力测试”两门公务员考试的课程，以应对公务员考试的现实需要。
二、专职教师队伍培养是建设特色法学专业的基本保证
在建院初期，法律系同其他系一样，基本上采取外聘的方法，从福州大学、福州师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福建行政学院等九个院校聘请了约30余名具有“双师型”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16名，讲师、硕士研究生10名，他们的丰富教学经验，不仅支持了法学专业教学工作顺利完成，而且可以使学生从多院校优秀教师多风格教学模式中获得更多教益，同时也为我们加强对系里专职教师的培养提高提供了条件。但这种教师体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外聘教师早来晚归难以承担法学专业建设和改革的重担，为此有计划引进一批专职教师，采取积极有效培养措施，促进专职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是必要的。根据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计划，法律系从02年开始，先后积极稳妥地引进聘用15名专职教师。每名教师一到职，系里就根据新教师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从事讲授专业课程方向，制定培养计划，并采取“赶着鸭子上架”、“推着卒子过河”，“比着擂台打拼”等方法以及集体备课，编写教材，听课、交流、进行案例教学法研讨等措施，促使教师尽快成长，比较顺利地经过了教学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教师教学能力不断提高。经过一年锻炼，04-05学年学生对教师的测评教学质量人均为76.4分，05-06学年以及06-07学年第一期学生和院督导组的综合测评人均为81.3分。学生和专家对法律系教师的整体教学质量持肯定的评价。二是教师完成教学工作量逐年增加。在03-04学年第二学期，我系专职教师全部都上公共课；04-05学年开始，专职教师逐步开始上专业课；05-06学年，两学期我系教师共开27门专业课，共完成3461课时，人均168课时，占全系专业课的53.8％；06-07学年第一学期共开专业课10门，合计1134课时，人均103课时，占全系专业课69.06%。教师已经走上专业课教学的主战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教师教学方法得到不断进步。法律系所聘用的教师，过去基本上都未站过讲台，普遍缺乏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在他们受聘后，系里首先安排他们在公共课讲台上锻炼，为了使他们更快熟悉教学环境和工作，系里组织他们集体备课，编写教材，听课取经，定期交流教学方法。在公共课教学上普通受到锻炼的基础上，逐步安排他们开设专业课，一来有一定讲课的实践经验，二来有老教师榜样和对比，三来有较为充分的备课过程，所以他们走上专业课教学就旗开得胜，普遍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为了巩固成绩，提高教学水平，系里又通过教学法研讨会，教学观摩活动，开展互相学习和交流，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等活动，促进大家更用心地探索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四是教师科研工作得到不断加强。几年来，在学院科研管理政策的鼓舞和推进下，法律系教师在积极完成教学工作任务同时，也努力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以肖义方、翁连金、王浩云等人申报、承担了阳光学院第一项省教育厅“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课题项目，并已完成结项。全系教师共同编写出版具有实用特色的第一部教材《新编大学法律基础》和四辑《法学教学案例汇编》，系主任陈训敬教授认真总结、撰写并发表教学改革系列论文6篇，其他教师也撰写发表学术论文9篇，开启并初步形成了全系法学学术研究、法学教学改革研究风气，这对提高教师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有着积极作用，对教师今后职称晋升也打下坚实基础。系专职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所有成效，年轻教师尽快成长，直接为建设特色的法学专业提供了可靠的人力资源的保证。
三、课堂教学中注重案例教学法与开展法制视听课第二课堂建设
（一）加强教师教学法的研究，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
系里采取集体备课，组织教师编写教材、选编案例，召开案例教学法研讨会，组织观摩教学活动等形式，加强对教师教学法的研究，互相交流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全系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系积极推行“讲法理、看法条、析案例”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培养实用型专业人才目标的实现。首先，他们在选择教材上十分注意兼顾教材的权威性和适用性。其次，也重视配套相应的法律汇编和重点学科的案例分析资料，使学生在四年学习期间，有可能在教师具体指导下，深刻分析一百例较为复杂的疑难案例和结合各个课程学习亲自分析一千例各种类型的典型案例，这样做，不仅使学生能够比较扎实地学习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而且学会运用理论知识和法律规定去分析处理各种类型的案件和社会上各种法律问题，使自己在法律素养和能力上都得到更大的提高和培养。三是加大实践教学环节分量，不仅在教学计划上增加实践教学环节课程的门类和学分，而且落实到课任教师身上，结合理论教学，进行案例分析、案例讨论、模拟法庭等案例教学，使案例教学法得到全面推行和落实。
（二）充分发挥法制视听课作用，加强对学生进行“三种教育”，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学院的支持下，系建立起法制影视资料库和视听实验室，购置了一整套包括古今中外法制影视资料和庭审资料，共有五类百部千碟，为加强对学生进行生动、形象化的专业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配合专业理论教学提供了良好条件，并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三看”的具体做法：一是“必须看”，即在第一学年，针对新生的专业思想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观看《红色康乃馨》、《大法官》、《主诉检察官》、《被告》等电视连续剧，并结合写心得体会、召开专题班会，使学生在影视情结中增强对法制专业的认知和责任感，培养对法律职业的热爱，从而激发他们学习法律专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二是“结合看”，即在第二、三学年各专业课教学中，结合实体法、程序法专业教学，由课任教师组织学生观看民、刑、行政等法庭庭审实录案例，使学生更多地了解各类案件诉讼程序，增加对司法实践的感性认识，起到旁听庭审等实践教学环节的作用。三是“自由看”，即在第二学年以后，由年级、班级两委组织同学，利用课余、周末、节假日时间，自由选择观看其他各类法制影视资料片，这不仅丰富了学生第二课堂内容，活跃了课余文化生活氛围，而且寓教育于娱乐，潜移默化，不断地深化对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广大学生牢固地树立“做合格的法律职业人”的理念和宏愿。
四、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与实习基地的建设
（一）注重抓好各类实践教学环节活动，环环衔接，努力把学用结合贯穿教学计划始终
法律系不仅重视在教学计划中集中安排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内容和时间要求，而且充分利用假期安排一些有益的实践环节活动，使学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自始至终贯穿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如在第一学年暑假，学生初步学了一些法律课程，系就结合学院安排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专业感性认知实习，要求学生注意观察和调查发生在自己身边有关法治的人和事，并写出心得体会，在新学期伊始组织班会交流，培养学生从法治视角去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从而加强专业思想，提高法治责任感；在第二学年的暑假，学生学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后，专门安排学生到司法部门见习一个月，进行初步的专业实习，通过见习，让学生熟悉司法环境，初步学习司法实践知识，由于做到去前有动员布置，返校有检查总结，评定学分，使见习起到加深学生对法治实践的认识，起到提高学习积极性的作用；结合第二、三学年的专业课程教学，通过案例分析、案例讨论、案例作业，模拟法庭，庭审旁听等实践教学环节的开展，努力培养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三动”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从第三学年暑假开始安排学生毕业实习、模拟法庭毕业设计工作，努力把这两类综合性的实践教学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学生带着毕业设计的课题到法院的实习基地有目的向司法实践学习，使毕业实习更好地为毕业设计创造条件，打好基础，通过系统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两个实践教学环节工作，最后通过模拟法庭庭审毕业设计演示、考核，对学生的四年法学理论知识和运用理论的实践能力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检验和锻炼，为学生毕业工作和“三考”做了充分的准备。
（二）建立规范的实习基地，实行以集中实习为主的毕业实习模式
在传承高等法学教育毕业实习模式基础上，根据现实的情况，系里调整了毕业实习模式，使毕业实习工作更加符合当前实际情况，并得以顺利进行。其一，建立稳定的毕业实习基地。经过几年努力，通过和法院充分协商，系里已和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龙岩市、宁德市等五市九个法院协议建立起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其中与三个法院签订了书面共建协议，并正式挂牌，其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通过总结经验，制定了毕业实习管理规范意见，提高了毕业实习成效和水平，使毕业实习工作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证；其二，实行以集中实习为主，结合分散实习的模式，有利于妥善解决毕业实习在时间上、精力上与考研，就业矛盾的问题；其三，在毕业实习时间安排上，由第七学期提前到暑假进行，腾出更多时间，有利于毕业生参加研究生，公务员考备和就业应聘工作，达到学生参加毕业实习精力集中成效好，法院更加欢迎并积极接纳实习和院系毕业生工作得到妥善安排的“三满意”效果。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 篇三
浅析依宪执政的价值观讨论
前言
xxx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在于“依宪执政”、“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xxx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在这里，共同性与合理性实际上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本质。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包容性，成为国家的整体框架；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正当性，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操作性，成为全民的行动纲领。
而要夯实宪法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规范的实质内容，就不得不进一步开展价值观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形成新的法律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顶层设计背景下，“问题”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主义”的探讨也无从回避。因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化操作无法形成价值体系上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做，宪法实施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为此，有必要提倡一种“共和主义”精神。它可以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和而不同”的原则相对接，可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设计和可继承的共同性相对接，可以与历史唯物论相对接，同时也能凸显程序本位的现代法治原理。这种共和主义必须包括市场法理、指令法理、共同法理这样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元素。
实际上，在全球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正当化根据，本来就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零开始的理性设计，也就是社会契约型的国家观；另一是尊崇事实、利益以及传统的继承原理，也就是历史传承型的国家观。因此，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并非通常理解得那样单纯，而是内部存在张力。以此来反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价值体系也并非像苏维埃诠释者所断言的那样一元绝对化。
一、历史唯物论新诠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实现法律意识形态向这种三元共和主义的解释性转换，首先要认真解读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劳动、土地、货币)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主要指由谁、怎样支配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1]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方式。[2]当今的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体制和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必须进行重构，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要通过反腐举措遏制官僚机构的畸形膨胀，进而让权利哲学和公共哲学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把这种理念和举措制度化、程序化，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认为，历史唯物论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具有单维进化史观和决定论的特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似乎缺乏生存空间。但是，仔细研读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例如xxx的以下这段著名论述，就可以从中找到若干个推陈出新的切入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服从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许多特殊的个人意志，并且这些个人意志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这些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语境，通过博弈形成合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然而，每一个人的意志却不能单独决定事态的演变，结果总是取决于许多个人意志的博弈和综合作用。因此，社会发展很难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和意外性，但又会按照自然的机制不断地有序化演进。
由无数个合力作用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这种动态场域，与自我调整的市场其实是相通的、相洽的，也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关于合理选择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而是很容易采纳实践理性的逻辑来考虑个人意志的计算、利害关系的计算、交涉成本的计算，等等。
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例如霍布斯提出的如何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秩序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关于资源和利润如何分配才能减少或者防止纠纷的问题；在法学层面上看，就是如何对权益进行制度化分配的权利论问题。对于欧美现代的合理选择理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交换与共识，因而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原理是假定个人是均质的，并且通过法治使得每个人互相尊重权利，这样就可以平等地获得效用。但是，这样的模式过于单纯化了，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结果并非如此。
二、作为权利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对于历史唯物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和支配，于是必然引起非合作型的博弈乃至阶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xxx宣言》中宣示的社会革命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会对历史唯物论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并且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关于统治理性的根本问题：要么让那种非合作型的博弈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要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权利论，或者说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当然，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合法的、和平的，也有非法、反法的甚至暴力的；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通过这样的思考线路，历史唯物论其实也可以通往自由而平等的法治秩序，以及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新的制度观：制度不仅仅是博弈的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博弈的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多样性的均衡状态。
对于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历史唯物论有两个命题很值得重视。一个命题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民事的立法，都不过是宣布和登记经济关系的需要而已”[6].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7].马克思的观点与维辛斯基提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那样简单化、政治化的公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强调客观化的共同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人安东尼·拉布里奥拉诠释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有效能的机构，它保障社会制度和它的基础亦即物质生产的稳定性。
历史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法学命题是xxx提出来的，涉及良法与恶法的区别，涉及国家制度的反思理性，以及不同政策和意见之间的自由比赛。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比较的、可以选择的、可以改进的，从而为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合理性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也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支点和杠杆。xxx晚年非常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以及财富分配的反作用[10],为自由主义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贫富悬殊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思考线索。把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思想家所关注的平等和公正纳入法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同时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加强规范秩序正统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的洗礼和正当性根据的检验，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三、法治中国的价值三分法与沟通程序
我们还须特别留意，与第二个命题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里，法律始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介物，应该保持中立性，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这与xxx时代的“阶级司法观”也大相径庭。马克思早就主张法律体系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整体机制中，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是社会各种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中介物，无论何种社会关系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取决于其抽象性，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法对于它所包含的被媒介的关系保持“中立”,不改变这类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法治中国”的图景：个人被抽象地勾画为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主体，并具有关于背景的基本共识。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以提出要求，但这些都需要与其他个人的意志和要求进行相互协调。为此，有必要像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法的实践哲学所描述的那样，设定一种在公正程序之中进行对话和商谈的理想状况，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2)排除强制、确保自由和平等、提供充分的参加机会；(3)在信息充分公开和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确定议论的主题。与此相应，国家和法律体系则被理解为某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机制，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都必须也有可能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总之，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得到实现，自由度、解放感以及回应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机制的反思理性。这正是推动历史唯物论的法学进行重构的关键所在。
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来分析和解释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包含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可以与指令法理相联系[12],而且还可以与市场法理、共同法理相结合。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事态的公共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通过更具有包容力的共和主义来凝聚关于体制转型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共识这样的政治需求拓展了话语空间。
新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国家、市场以及社群这三种不同维度。以这种三元结构为特征的共和主义内部既然包括了不同价值的并存、交错、互动、组合，因而势必容许复数的记述体系和正确解答之间的竞合，这就意味着人们交往和商谈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沟通程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只有按照程序公正原则构建的对话环境，才能真正使人们保持共和主义精神，不断自由地探讨使原理以及道德判断正当化的适当理由；才能在多层多样的语境中丰富对话内容，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推陈出新，并就公平正义达成共同的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6.
[2]圣地亚哥·卡里略，钟琦译。“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13.
[3]马克思xxx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法律毕业论文 篇四
一、案情简介
2012年6月25日，被害人黄某在某工商银行柜员机插入自己的银行卡、输入密码后取款，取款后离开柜员机时，忘记取回信用卡，犯罪嫌疑人林某某在被害人黄某取款时，在后面排队等候，等待黄某离开后，犯罪嫌疑人林某某走到柜员机前准备插入自己的信用卡取款时，发现无法插入银行卡，且柜员机屏幕显示取款界面，嫌疑人林某某意识到可能是前一名取款人在取款后忘记将银行卡取走，于是继续利用被害人黄某的信用卡在柜员机上操作，将卡内的8000元人民币取出，随后将信用卡取出，离开柜员机，并将被害人黄某的信用卡丢弃。
二、观点与反驳
(一)嫌疑人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被害人遗忘在柜员机内的信用卡属于遗忘物，嫌疑人先侵占了被害人的信用卡，而后才有使用信用卡的行为，适用行为是侵占信用卡的后续行为，应当以主行为的性质认定犯罪的性质。
该观点值得商榷，第一，信用卡虽为有体物，但没有达到侵占罪的定罪标准，不能评价为侵占罪中的财物，占有信用卡也不等于占有信用卡所记载的现金，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侵犯财产的行为不是嫌疑人占有信用卡的行为，而是使用信用卡的行为。第二，被害人遗忘在柜员机内的信用卡不属于遗忘物，柜员机对于被遗忘在机内的银行卡具有自动吞卡功能，这说明对于被害人遗忘在柜员机内的信用卡银行柜员机具有保管功能，该卡并非出于完全失控状态，即使被害人将卡遗忘在柜员机内，该卡也属于银行保管之下的物品，而非遗忘物。第三，侵占罪的客观方面是对于合法占有的财物拒不返还，本案中嫌疑人利用他人遗忘在柜员机内的信用卡进行操作取款以获得现金的行为本身不具备合法性。
(二)嫌疑人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法律毕业论文 篇五
关键词：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实践与思考
一、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环节的意义
法律事务专业和其他文科专业一样，毕业论文环节的设置是检验学生几年学习成果的一种方式，是指导教师悉心指导的成果体现，是学校发现和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参考要素之一。于高职法律专业而言，除了给学生讲授法学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法律职业技能，完善他们的实践能力和操作技能。学生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体现的是其写作能力和对某一法律现象或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认知能力。在高职法律专业设置毕业论文这个环节是有必要的，在具体的设置上，应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同高职教育的培养理念和方案紧密结合，
以期能最大程度的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操技能。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既是对学校、学生学风的检验，同时还会对学生将来的职业道德的养成产生深远影响。
二、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现状
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设置的现状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时间是在三年级第一个学期。之所以选择第一个学期让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是基于第二个学期学生会有顶岗实习的任务。其次，在具体毕业论文设置上，教研室往往会给出学生一个写作论文的大致题目范围，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并拟定自己的具体写作目标。第三，在论文题目范围的设定上，我们往往偏重于对具体的或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拟题。
经过近几年毕业论文的指导，我们发现，对学生而言，毕业论文写作是一个对既有知识“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学生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既能复习到了以往所学到的知识，还能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同时，学生的专业写作水平和文书写作水平在这个过程也得以反馈。
三、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调查问卷
为更好地完成课题，我们在法律事务专业三个年级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一年级发放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7份；二年级发放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份；三年级发放4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份。问卷调查主要涉及12个问题。其中涵盖了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被调查者对于毕业论文写作的了解程度、如何选题、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是否了解写作规范、是否有必要开展论文写作专题讲座、论文写作是否能创新、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的创新形式、是否可以与技能大赛结合、对论文答辩环节的知晓度及建议等问题。
针对有效问卷，我们做了相应的归纳总结：
四、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存在的问题
历经十余年毕业论文的指导，我发现学生在毕业论文环节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既有写作态度、写作能力问题，也有选题陈旧和答辩中不熟悉论文内容等一系列问题。具体如下：
（一）选题方面，学生缺少创新性和挑战性，选题趋于陈旧和集中
部分学生在选择论文题目和题材时，考虑的不是热点社会法律问题或热点案件，而是过于保守的选择了成熟甚至有些陈旧的话题。他们认为，成熟的题材在资料的收集上比较容易，风险小，容易进行答辩。这样导致的是在一届甚至连续几届的毕业论文中如“夫妻财产制”、“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等论文的“上镜率”很高。
（二）论文格式和内容存在不规范的问题
论文写作不同于我们日常习作，它有着统一的规范和格式要求。毕业论文环节开始前，老师都会将标准格式和注意事项告知学生，但仍有部分学生在论文格式不规范的现象，甚至连字体、行间距等都不符合要求。部分学生喜欢在论文中引入案例说明法律问题，但往往引例不具有代表性或者引例的概括和表述上存在一定问题。部分学生论文的内容在逻辑结构上不成体系，自己对毕业论文缺乏一个系统化和整体化的认知。部分同学参考文献不规范。只有少数学生能在第一稿完成时格式标准，内容明确，错误率低。
（三）学生对待毕业论文的写作态度不端正
部分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时，存在大篇幅抄袭他人作品的现象，还有部分学生引用他人作品或表述缺失注释或说明。态度不端的问题不仅仅使得毕业论文环节意义缺失，更重要的是学生诚信缺失问题。这样低水平的复制式论文写作完全与论文答辩的设置背道而驰。
（四）缺乏系统化的毕业论文写作培训
目前，没有针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环节设置专门的培训或讲座，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完成认知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良莠不济。
（五）缺少对缺失学术规范或写作水平不高的毕业论文的惩处措施
基于毕业、就业率等问题的考虑，对于论文完成水平不高的学生往往提出批评教育，必要惩处措施的缺失也使得学生对毕业论文的重视度不够。
（六）毕业设计环节形式传统且过于单一
十余年来，毕业论文设计缺乏更多渠道、多方式的探索和创新，传统的论文写作与各项比赛或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未能很好的借鉴、融合。
五、呼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论文环节的改革探析
针对呼职法律事务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综合调查问卷中学生的各项需求和建议，我们可以对毕业论文环节做如下改革探索：
（一）深化解析毕业论文环节存在意义，确立符合实践需要的目标构建
职业院校的法律专业的特点决定了实践技能的侧重培养。因此，在毕业论文中的映射就是我们在对毕业论文的形式进行设计的时候也应该偏重于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察。在论文题目设置上，尽量突出新颖性和实用性。如果对社会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或各项技能大赛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允许他们以调研报告或法律建议书等方式完成毕业设计的考察。换言之，调查研究学生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或典型案例并形成书面材料或法律建议的这个过程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能提升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学生更愿意去写他们感兴趣或有感触的事情，这样可以避免说空话、说大话，更加符合毕业论文环节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二）强化学生学术道德建设，规范论文格式和内容
端正的学术态度不仅有利于学生高水平高质量的完成毕业论文的创作，也会对其诚信观的养成起到很好的作用。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的相关法律工作的要求是严谨的态度和踏实的行动，因此，学术道德建设的强化十分重要。
（三）开展系统化的毕业论文专题知识讲座
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学生对毕业论文选题、论文规范、论文写作、论文答辩等问题不是十分了解，因此，有必要在毕业论文写作前请有经验的老师进行专题知识讲座，为学生创作毕业论文扫除障碍，更好的发挥学生的积极创造性，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完成论文写作
（四）建立失信论文惩治机制
对于毕业论文写作上存在严重有失规范并拒不改正的学生，给予延迟毕业或重新组织答辩等形式的惩治是有必要的。我们给社会培养和输送的应该是更为优秀的人才，针对有瑕疵的环节要及时修正。换言之，优秀的学生不仅体现在技能上，还要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而职业道德又会受到在校期间的道德体系的影响。
（五）强化毕业论文答辩环节，丰富毕業设计形式
毕业论文答辩环节是学生将其论文写作的精华展现的舞台，传统的一问一答形式可以朝着趣味性、多样化的方向改革，在调查中，这样的环节改革也是学生需要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在毕业设计的形式上，我们可以把眼界打开，不必拘泥于论文的写作，形式上可以做大胆的创新和丰富。调查报告、职业技能大赛的作品、法律意见、热门典型案例的分析等形式都可以添加进来，甚至可以跨专业合作。只要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去尝试。
法律毕业论文 篇六
学 院 (系)
主修专业年级
副 修 专 业
学 生 姓 名 学号
指 导 教 师 职称
日 期
学生毕业论文题目(采用小2号宋体加粗，居中)
一， (宋体小3号加粗)
1, (宋体4号加粗)
2,(宋体4号加粗)
二，(宋体小3号加粗，居中)
拟参考文献(宋体4号加粗，居中)
(仿宋体小4号)[1] (期刊文献的著录)第一作者名(逗号)第二作者名(圆点)文献篇名(圆点)刊物名称(逗号)年号(逗号)(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