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返乡书写范文 第一篇
如果说，对“返乡书写”的误读和“返乡书写”所包蕴的问题，构成了理解“返乡书写”的两个维度，在理解两者的关系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返乡书写”的主体力量？这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心灵密码？
那么如何重建自身与现实和时代的深刻关联呢？在焦灼与不接地气的虚空感推动下，他们共同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精神回返之路，重新把精神投注到生命的来处，回归“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以及那些依然留守的乡亲。于是，梁鸿开始在书斋里“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些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并产生了“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村庄”的冲动，（12）而熊培云也是如此。重返乡村也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一种归根结蒂的过程”。（13）他们也在这种回归中获得了生命的踏实之感，从而接通了与中国农村、农民的情感和精神联系。他们不再拘泥于书本上的概念、理论，而朝向更为鲜活宽阔的生活，那个浩大而沉默的人群，以及自我原初的生命体验，并从精神深处接纳自己出身底层的人生履历。
一旦回到曾经熟悉而今陌生的故乡，回到亲人、乡邻中间，业已经历了巨变的乡村、纷繁的人事、物是人非般的恍惚立即让他们陷入了惶惑，现实和过去记忆的隔膜及距离，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梁鸿回到梁庄后，心头就有重重疑问：“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14）疑问的堆积、回归故乡所见的一幕幕让他们不安，催逼和压迫着他们，因此写作自然成为一个清理和表达的最好渠道，“不是为写而写，而是契机成熟，非写不可，不吐不快”。（15）可以说，重返、回望、书写，成了学院派“返乡书写”者对学院体制思考后的自然选择，也成为他们在能力范围以内，通过写作实践来表达自己思考的一种基本方式，他们以此在自我与广阔的时代生活、更广大的人群之间建立起深刻联系，并打通了获得生命真实感的最好通道。沉默的乡村、沉默的村民需要他们，但他们更需要乡村，因为只有“精神还乡”，才能真正完成对自身的清理，才能排解自身的困惑，也才能实现自我的精神救赎，这正是学院派“返乡书写”者写作的动力和动机。
当然，学院生涯赋予“返乡书写”者的，除了与本真生命相剥离的不真实感，对他们的写作而言，良好的学术训练，也给了他们诸多积极的滋养。多年的学院修养，培植了他们较深厚的知识和思想根基，养成他们更开阔的思想视野和训练有素的思考能力，他们比其他“返乡书写”者有更高的思想起点。黄灯说：“一个人只有外出了，才会站在高处，俯览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的位置，才会在乎家乡河流的来路和去向。”（16）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在学院中的知识积累，造就了学院派“返乡书写”者“站在高处俯览”的眼光，他们对乡村的打量也就有了一种在全局中审视的维度。熊培云也有类似的认识：“当我从农村走出来，进城，出国，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就会有一个非常完好的剖面。也是这个原因，基于我对于各个阶层的人的了解，我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把握，在理解各阶层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中国共识。”（17）所以，他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就把自己的村庄，放在中国百年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去打量，以此建构中国村庄和农民的形象。梁鸿对梁庄的讲述也同样如此，也是建立在“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18）的基础上。这种整体性叙事，意味着对村庄的观照，不只拘泥于村庄内部，而是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置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整体版图中，并在各种因果关系中分辨其来路、现状和去向。
注释：
（1）潘家恩：《城乡困境的症候与反思——以近年来的“返乡书写”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_年第1期。
（2）（3）《〈梁庄〉讨论会纪要》，《南方文坛》20_年第1期。
（4）张莉：《非虚构写作与想象乡土中国的方法——以〈妇女闲聊录〉、〈中国在梁庄〉为例》，《文艺研究》20_年第6期。
（5）（6）孔德继：《春节返乡题材文章的叙事和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_年第2期。
（7）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2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_。
（8）梁鸿：《中国在梁庄》，第7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_。
（9）（11）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25、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_。
（10）黄灯：《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天涯》20_年第1期。
（12）（14）（18）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1、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_。
（13）王磊光：《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第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_。
（15）黄灯：《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文艺理论与批评》20_年第1期。
（16）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第125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_。
（17）见王莹：《熊培云谈新作：蕴含个人情感与经历 不写无法安宁》，引自。
（19）（20）见黄灯：《大地上的亲人》，第338、4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_。
（21）见董子琪：《熊培云：我写乡村的时候 不仅看到沉沦也看到光明》，引自。
知识分子返乡书写范文 第二篇
城市成为了农民的方向，只有在城市当中无法生存之后才会回到农村。而城市却不能成为它们的归属，他们暂且丢掉自己的尊严于城市当中谋生，而城市却无形的将它们的尊严践踏。更甚者，即使他们解决了经济压力，也很难在城市当中找到归属感。而他们出走的农村，它既不是淳朴、宁静、远避俗世的乌托邦，也不是落后、鄙俗、闭塞、顽固、愚昧、不开化。农村的面目全非使得很多人展开了“寻根”之旅。最后的话
“知识考古”在周三栏目组已被酝酿许久，基于秦北的共识，我们在新的一年推出与以往不同的“秦北之荐”。在这里，我们和“读时”栏目相互动，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社会话题联系在一起，引入“学术”的观点，让理论不止居于“高屋建瓴”，用知识开拓生活的空间，用文字激发新的活力，为我们创造一个可以承载“公共话题”的“公共空间”。
关注我们
公众号：秦北书社
秦北之荐栏目组
文字：
阿吉 小郭 蔓蔓
海容 顽笑 咪莎 乔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知识分子返乡书写范文 第三篇
三十年前，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传唱大*南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婉转优美的旋律与具有乡土气息的歌词唱出了一代人对家乡的向往和对土地的赞美。
二十年来，高速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带给我们生计上的富足与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渐渐感觉到故乡的疏离和远去。如今，曾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乡正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渐渐消隐，留下的只是一些哀怨的乡愁。
十年以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以大学生支农调研为开端，描绘青年回乡的蓝图，在这些努力和探索中，处处跃动着青年人在农村的身影，时时映照出青年人对土地的关怀。在返乡与回归土地的路上，我们和越来越多的同路人并肩携手同行，现在，蓝图的轮廓已渐渐清晰。
故乡曾是我们生活的家园和精神的庇佑，如今她却不堪重负，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愿与社会各届有志之士及伙伴机构一道，呼吁全社会都能重视故乡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灵魂的意义，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人行动起来关心和关注家乡的发展，为共同创造美丽而永续的家乡一起努力!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返乡是一次自省，让我们重新发现故乡的美丽与厚重。
返乡是一种态度，让我们再次踏入乡村、土地并审视她与我们的关系。
返乡是一份期许，让我们期待乡村能与城市享有同等的地位和价值。
知识分子返乡书写范文 第四篇
首先，“返乡书写”集中呈现了当下部分农村物质上相对贫困的状态。从现状看，尽管一部分农民住进了楼房，用上了手机，甚至买了汽车，过上了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但城乡间的深层差距依然存在。从阎海军的陇中农村，到梁鸿的梁庄、熊培云的小堡村，再到黄灯笔下的丰三村，都能看到这种现象。当然，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现在的贫困已不能等同于过去“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的绝境。
“返乡书写”对贫穷代际传递的指证，也让人印象深刻。梁鸿在《出梁庄记》中，记录了一批通过上大学摆脱农业户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经营工作的“新生代”进城务工者的生活境况。这批“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一般在城市从事非体制内的工作，因为户口身份的模糊，他们在城市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而他们原生的贫困家庭，也无力给他们更多的支援。“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正是他们人生困境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农村和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的贫困，更多与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的过密化和长期以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模式有关，那么，当下大量进城务工者的贫困及其在“新生代”进城务工者那里的延续，就更多与“城乡分制”的体制性、事实性阻隔和排斥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一点上，“返乡书写”写出了农村、农民的贫困及其代际传递在自身之外的结构性原因，指出农民走向城市面临的问题在现有城乡结构和发展模式下并不能得到有效处理的真相。
“返乡书写”着力最多的地方是对农村“空心化”境况及其后果的呈现。因为劳动力大量进城，在“返乡书写”者的笔下，农村新建成的楼房十室九空，村里人气稀薄，除了老人和小孩，难得见到年轻人的身影，鸡鸣狗吠也难以听到。乡村的“空心化”现象，不能不让返乡者产生悚然一惊的“乡村崩塌”之感。不过，“返乡书写”并不仅仅停留在描绘农村人口外流而带来的生机丧失上，例如《崖边报告》就用大量篇幅状写崖边村淳朴民风和良好社会风气的退化。梁鸿对乡村“精神空心化”的书写，同样触目惊心。可以说，正是“返乡书写”让长期被忽视的农村“精神空心化”现象浮出地表，得以集中出场，并在有力量的文字中让人警觉。“返乡书写”者虽然看到了农村在物质上的显著进步，但显然更着力表现乡村内在精神的衰颓，以致让人觉得他们有意“唱衰农村”，这显然是对“返乡书写”的误解。
与农村“空心化”紧密相连的是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留守群体，这几乎成为所有“返乡书写”者着力关注的焦点。《崖边报告》一开篇就聚焦留守农村的老人们，那个60多岁仍手拿铁锹，背一捆柴，迟缓地走在荒芜村道上的厉军红的母亲，是众多留守农村老人日常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国在梁庄》中的五奶奶，因为无法照看好淘气的孙子，孙子淹死河中后，老人始终无法释怀，总是沉浸在无尽的自我折磨中，她辛苦、凄凉而又忍辱负重的晚景让人叹惋。在描述农村留守儿童、妇女生活状况时，“返乡书写”并非粗略观照，它们在呈现基本事实的同时，更多把叙述引向事实的深层原因，以引发人们对这一群体特有精神状态的关注。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对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而形成的心理扭曲特别关注，芝婶的孙子因为被爹妈留下，被迫与双亲分离，伤了心，死活不接爹妈电话，坚决拒绝去外地和爹妈团聚，并以“跳坑”相威胁。她在讲述梁庄那个奸杀同村82岁老妇的王家少年时，更多注意的细节是“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了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相比当下更多人因农民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村和其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认为乡村获得了很大发展不同，“返乡书写”者因为感同身受的痛楚，往往能直接越过物质改善的表象，注意到留守儿童因为长期的家庭分离，对个体精神成长留下的巨大伤害，“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8）
除了儿童，青壮年外出务工，给农村留守女性同样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影响。这些女性在丈夫离家之后，需要从事更多的劳动，需要照顾长辈和抚养孩子。正值壮年的她们，身心难以得到正常的满足和慰藉，更多时候，她们只能选择无声地忍耐，但日复一日的忍耐和压抑，却有可能扭曲她们的性情，甚至磨蚀掉她们内心的道德阈限，致使她们行为失常，做出自伤、伤人或挑战公序良俗的事情。梁庄那个因无法忍耐与丈夫长期分离而陷入“臆想症”，最终自杀的春梅；崖边村那个因丈夫常年在外，而与外村人偷情导致家庭破裂的张纪纲妻子；崖边村那个被怀疑与人有婚外情，不堪压力上吊自杀的厉小虎老婆。这些农村留守女性的遭遇，无不凸显她们为这个时代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她们的丈夫进城务工，给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动力，但她们留守乡村，却因为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得不承受无尽的身心伤痛。
相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多从经济角度看待农村的变化不同，“返乡书写”从人的角度出发，植根于人的逻辑，从文学层面将农村现代化转型背后亿万留守群体的现实精神隐痛暴露出来，毫不掩饰地将留守群体的痛苦呻吟、生命的灰度凸显出来，让我们透过时代的繁荣，看到社会深层次的压力是如何隐蔽地转移到这些人身上的。
概而言之，通过对农村问题的表达，“返乡书写”在凸显农村的贫穷和精神抽空的困境时，超出了只重视农村物质生活提升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观照视域，在更宽广、更深远的现实和历史视野里，对当下中国“去农”的城市化发展逻辑和模式，通过文学的叙事，做了一次深刻反省，并以进城务工者，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清晰面影，提醒人们中国几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并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凸显农村对中国文明和国人情感的重大意义。
知识分子返乡书写范文 第五篇
作家、批评家是文学写作的实践者，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指向着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情感立场。而“返乡书写”之所以受到社会关注，表面看是大众敏感农村话题，但其深层原因在于写作主体敢于直面内心真实，剖析自我的个人经验；敢于用文学直面现实并进行回应与表达，敢于抛去“精英阶层”的荣耀姿态与身份标签。如此一来，作家不是继续图唱“文学边缘化”的挽歌，而是面对现实真诚发言，肩负社会责任与激活文字的活力，对“知识分子”与“文学”进行重建。
Part 2
二、“返乡书写”的写作反思与探讨
1.杨胜刚《“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
知识分子返乡书写范文 第六篇
《中国在梁庄》书影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书影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清泰的批评文章《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则显得更加情绪化。这类文字毫不掩饰对“返乡体”的厌恶，作为人类情感一部分的乡愁和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情怀，在刘教授的批驳中成了被耻笑的对象。这类文字对“返乡体”施以大棒的批判，无不充满明显的敌意。另外一些批评“返乡体”的文章则认为，“返乡书写”弥漫着“比惨情绪”，充满“负能量”，因而对“返乡书写”充满义愤和不满。他们要求“返乡体”能展现农村日渐富裕或正步入发展康庄大道这一“基本盘”。不能否认，这类批评者愿望良好，但混淆了“问题揭示”和“负能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返乡书写”对问题的揭示，并不能简单视为宣扬“负能量”，就如“返乡书写”如果只进行皆大欢喜的正面叙事，也不能被简单视为“正能量”一样，这里面隐含诸多需要辨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