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编辑帮家人们整编的5篇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欢迎参考阅读。
对科学发展的认识范文 篇一
关键词：管理学；学科属性；范式纷争
一、管理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管理思想的出现是管理实践的产物。管理作为一种职能是奴隶制兴起的直接产物( 肯尼迪·克洛克， 2002) 。较高一级的管理产生于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 小詹姆斯·h·唐纳利， 1982) 。古罗马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利用等级原理和委任、授权办法， 把罗马城扩展为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效率很高的罗马帝国( 罗珉， 2003) 。人类管理思想的演进标志着人类从最初的求得生存而产生的自觉意识经过历史的锤炼—— 成功和失败考验的螺旋式上升， 最终成为人类社会前行的灯塔。人类管理思想的提炼大致经历六个过程： 管理者的需要、思想价值、时间性、提高和展现(addreja .huczynski, 1996) 。
把管理思想升华为一门科学， 以此构建管理学学科大厦， 是由发端于19 世纪末现代工厂制度下的“泰罗科学主义”完成的。不同于经济学， 管理学从一诞生就陷入到“管理理论的丛林”( 哈罗德·孔茨， 1961) : 人们对管理的职能、原理、方法甚至管理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解释。管理学尽管较经济学年轻， 在其发展的一百多年里，管理学的发展与创新速度远远超出了其他社会学科。从科学管理的确立到人际关系学派发展， 从“管理理论的丛林”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再探”, 从新人际关系学派的兴盛到新泰罗主义的回归， 管理理论丝毫没有走向统一的迹象。早期哈罗德·孔茨把管理学理论概括为管理过程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人际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及数量学派等六大学派。海因茨·韦里克( 1993) 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 随着“丛林”生态结构的变化， 形成了11 个有代表性的学派。huczynski( 1996) 按照市场接受度、争论性、独特性、作者声望把管理学派分为马克思·韦伯为代表官位主义学派，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 以法约尔、巴纳德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学派， 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 以本尼斯、沙因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 以德鲁克、彼特斯为代表的大师理论学派。
二、管理学的学科属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 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 范畴) 体系。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 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 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 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 并借助词语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积累起来， 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 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而管理理论的分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管理”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理解。管理科学主义认为管理就是组织在即定资源约束下如何通过优化配置以实现的目标。人际关系学派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 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管理过程学派的视角， 认为管理就是从计划到控制的循环过程， 即管理人员在管理活动中执行着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若干活动。系统学派认为， 管理是将多变的客观环境( 宏观、中观、微观) 视为一个复杂系统， 为有效地实现系统目标( 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或提高效率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而激活人的智力， 优化配置系统中各种资源，并改变资源产出的一系列决策、措施、办法。概括起来， 上述认识最根本的分歧点在于管理学的人本主义主张和科学主义主张。也有人认为二者各有侧重分别形成管理学学科和管理科学学科。事实上二者有明显的“鸿沟”, 但也不是截然分离的， 二者的关系就像并行的两个车轮， 在管理学科的发展中， 二者永远无法交融， 但也永远无法分离。弥合二者的鸿沟的努力一直在进行。这里以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为代表。和谐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现实基础在于“理”, 形式在“管”,“管”必须从“理”来实现。席酉民提出， 管理必须遵循两个原则， 用优化思路解决客观科学的一面， 用不确定的思路解决主观情感的一面， 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互动作用， 实现整体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 人们对管理的对象或内容也还存在不同意见。管理学很多概念无论内涵外延均不相同， 分类方式合标准也不相同。从营运职能看， 尽管营运职能的决策过程都包含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过程， 但是它们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学者芮明杰批评的那样， 把管理限定为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是错误的， 管理的核心在于对现实资源的有效整合， 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活动是有效资源整合的手段和方法， 他们本身并不是管理。为了调和矛盾， 学者们把上述对象称为广义的管理学研究对象， 把管理科学的内容也囊括进去了。狭义的研究对象则限定为管理的过程或职能： 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活动。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r·波普尔指出， 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 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克莱默( 1975) 认为， 管理思想来自于归纳和演绎推理， 它是一个应用于相当广泛的情境的系统化的知识。不少管理实践都是建立在传统方法和理论基础上的， 而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泰罗的思想上。
三、管理学的范式纷争
范式( paradigm) 理论最初是由库恩( 1968) 提出的， 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 共同的信念； 某种自然观( 包括形而上学假定) 。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当一门学科的知识处在一个范式的指导下时，这门学科就处在“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 时期。在范式的指导下， 科学家们不断研究、解决问题， 积累知识。但随着研究的进步， 必然会出现常态科学的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异例”(anomaly) 。当异例多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导致知识危机(crisis) 。后者将迫使科学家们去寻求另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 新的定律、概念、假设、价值、技术和解决问题的范例出现， 科学就发生了一场革命(revelution) , 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形成了。
把管理学理论范式分为追求使管理更有效率的科学主义范式和追求使管理更加人性的人本主义范式， 这种分类方法的突出意义是强调管理学理论范式追求的目标。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者泰罗信奉的哲学， 就是“科学理性主义”或“工具理性主义”。他第一个把科学方法运用于管理当中。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把人看成“经济人”,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是人的理性的主要表现。它强调通过劳资协调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最小的付出使劳资双方得到最大的利益。行为主义学派通过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 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向“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人的因素上。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human relations theory) 通过对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 的揭示， 对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维度作了四个方向的拓展( 罗珉， 2001) : 单个行为主体的社会性； 人是社会人， 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in－terpersonalrelations) 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首要因素； 组织是人们希望实现自导、自治、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场所； 群体(group) 总是通过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其蕴涵的理论假设是， 组织善待员工， 员工会改进工作态度， 并不断增加满意度和承诺感， 这种态度会影响行为， 反过来促进组织绩效的改善。如果按照库恩的范式革命学说， 在两个范式之间， 存在四个阶段：范式ⅰ常态科学异例危机革命范式ⅱ。这里的常态科学是指在范式i 指引下积累的知识； 异例是指范式i 不能解释的新现象； 危机是指范式i 从根本上受到怀疑； 革命是指范式i 全面崩溃。人本主义取代科学主义如果是一场革命的化， 那么将是一个新的范式的诞生。在无法调和劳资纠纷时， 泰罗主义学说出现了异例， 但是说泰罗主义出现了危机， 是不符合管理思想史实。huczynski 指出， 人际关系学派从未偏离过泰罗主义的思想范畴。正如梅奥( 1924,1925) 在对霍桑研究报告的解释中看出： 工厂内友好宽松的管理氛围将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可能逆转( 生产的高效率会使管理气氛宽松) , 管理者仍然能够看到他期待的东西。人际学派的动机思想强调管理刺激和控制、非正式群体的社会作用力、社会满意度和产量定额等因素的重要性。梅奥给管理者提供了一个通过咨询和领导技术重建人与社会平衡的新模式。事实上， 人际关系学派倡导加强了管理者的中心地位。而管理者的中心主义恰恰是肯尼迪·克洛克认为导致管理终结(managementending) 的元凶。因此， 割裂不同学派的历史联系性是错误的。正如罗珉( 2005) 所指出的那样：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从管理学诞生开始， 一直主导着管理学的发展。它们都是管理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都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 总结
总而言之，管理思想家们所选择的众多路径、取向或“范式”, 是可以兼容、互济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相互间应当宽容、共处。对因理论和方法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不必急于达成“一律”。管理学研究不断涌现新的“范式”和多种“范式”并存， 管理学界出现不同的流派或“学派”, 是管理学走出“丛林”的征兆， 也是有利于管理理论研究繁盛的好事。
参考文献：
1．肯尼迪·克洛克，琼·戈德史密斯著．王宏伟译．管理的终结．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对科学发展的认识范文 篇二
面对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人类认识到必须改变传统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武器。作为发展之路的艰难探索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有着鲜明的“新”、“维”、“度”。
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之“新”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实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论述都是真理。然而，有些地方或部门片面追求GDP 增长，把物质利益或财富、金钱的获得看作是发展的标志、政绩的标准，而无视在资源和环保上的代价，忘却了GDP 的增长是为了“人”。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经济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失业和不公平现象，相反，却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当前，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加速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但这个“总体”实际是一个平均的概念，在这个平均的背后，还掩盖着许多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也就是说，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不是建成了“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会。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广大人民既应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也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和享有者。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发展指向：“以人为本”。也就是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当然，“以人为本”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断言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因此对非人类实体的关怀仅限于那些对人类有价值的实体。相反，“人本”意味着不“以神为本”，或“以自然神为本”；不“以官为本”，或“以上为本”、“以权为本”、“以管理为本”；不“以钱为本”，或“以生产为本”、“以GDP 为本”；也不“以大自然为本”，或“以生态为本”。可见，“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也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认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协调，人虽居于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决不意味着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地驱使自然，安排自然，而要求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走信息化、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文明之路。因此，我们必须警惕人类中心主义滑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显然，“以人为本”体现了二者的平衡，体现着人们对发展问题的真理性把握的智慧。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之“维”
首先，“全面、协调”体现了“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事实表明，如果片面追求经济价值而不顾及其他，那么就必然会引起生态、社会等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这是因为事物间存在普遍的物质（包括质量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相互作用。就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参与相互作用之事物的物质和信息结构的改变这一情景来看，凡是相互作用过程都必然会伴有价值关系发生，因为价值关系存在的范围、相互作用存在的范围与事物(包括物质的和信息)存在的范围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和广泛性，而世界更是作为普遍联系着的统一体存在的，也就是说，价值现象绝不仅仅存在于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中，它乃是一切事物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价值范畴重新界定，也就是价值是事物(物质、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观形态———精神)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实践已经表明，把价值存在的范围限定在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的主客体关系的领域是一种片面的理论，仅仅在人的世界里无法找寻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的答案，更不用说生态环境问题的答案。但不可否认，自然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和社会的价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价值作用决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多向的，并且有正价值、负价值、中性价值之分。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地把握各种价值关系，全面考虑各种发展中的价值因素，进而真正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发展的价值诉求。同时，我们还要协调各种价值关系，统筹各个方面的发展，力求实现正价值，避免产生负价值，以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总之，“全面、协调”发展的含义是强调在社会整体发展上，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价值的前提下，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荣，维护生态平衡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和目标之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各项重大政策和规划时，要始终注意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始终注意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各种要素的协调发展，一切以促进“人—自然—社会”的统一和谐、全面发展为依归。
“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人类对发展的真理把握的巨大进步。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过程，可以说是对时代所传递的人类发展安全的价值真理的认识过程。
真理是人们对事物的存在、变化、发展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把握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这又是一个信息活动过程，它是对认识对象的“度”与规律等本质规定的信息度的把握。真理信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体，是实现了的信息的质与量之度的统一，是事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在实践中实现了的辩证统
一。时展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表明，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是对生存的完善和促进，但超过这一限度，发展就反过来构成了对生存的威胁。这个“度”既包括发展规模也包括发展速度，映射在自然界，就是地球生态系统吐故纳新、自我修复的能力范围，也就是生态阈值。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
实践证明，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与仅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既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发展的真理表明发展必须保持地球的负荷能力，保护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非可再生资源的衰竭。总之，“可持续发展”表明了发展观对人类整体与长远生存安全的关切。
因此，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发展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施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生产，开展无害环境管理、发展循环经济等工作，这些都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真理对我们的实践要求。
三、“生态规律”：科学发展观之“度”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积极的、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它更加强调发展要“好”字当头，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发展的科学之度其实就是在发展进程中强调发展的生态伦理，遵循发展的生态规律。
质、量与度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1〕（P313）“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1〕（P314）这是因为变化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度是和规律范畴一样的范畴，认识了一事物的度也就是一定程度上认识、把握了规律。所以，对科学发展的生态规律之度的把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人们掌握真理的关键是一个在实践中把握事物存在发展变化的“度”的问题。马克思深刻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P47）因此，人也要按照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时候，能够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维护自然，在充当生产者的同时又具有维护者的主体地位。
正如彼得·弗莱布所说，科学家现在知道人与动物分离的断层并不像从前那样，任何对人的独特性的定义显然只是基于程度上的差别。这样，生态伦理要求我们自觉认识人的“度”在什么地方。所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重点，体现在对“生态伦理”的科学认识。
人之“度”要求我们敬畏自然。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已极其发达，人类已经具有了毁灭人类自身的能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许多人自然地产生了无须敬畏自然的思想，甚至有人蔑视自然。然而，我们应当尊重自然规律，倡导敬畏自然。这是因为，在大自然面前未被我们人类探察和认知的领域太多了，违背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不可否认，对于无限的宇宙、自然，人及人类历史是有限、有“度”的，或者说人类掌握的真理永远是相对真理，在绝对真理面前，不能不有敬畏的前提。
然而，“敬畏自然”的“人之度”要求我们不能“回避”矛盾，更不是“无为”和“消极怠工”，而是一种“从义出发，利以义取”、“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态度，要节制和规范人类对自然开发利用的不当和失范行为。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本质上重新审视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复杂关系，树立新的价值观，以全新的生态思维方式，重新调整人类的行为模式和实践活动，促使人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根源于、服从于生态环境系统，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有序、协调、健康、持续的发展。同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保护、尊重和发展生态，合理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
当前，信息化、工业化、生态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经过改革开放30 年的发展，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我国的“三化”融合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面对信息化的发展历史机遇，我们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三者的融合，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加快实现和谐社会的历史选择。
总之，发展观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理性认识，一个国家和地区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只有正确的意识被付诸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变为创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为此，我们应该真正领会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从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新”、“维”、“度”。
〔参考文献〕
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篇三
顺应历史，站立潮头，在不断地战胜各种挑战中发展壮大是一个国家永恒的主题。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国家、政府和领导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从苏联的高积累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经济，虽然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业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前者造成了一个强盛大国的解体，后者带来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那么，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实现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好途径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应用，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发展的难题。
科学发展观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和国家战胜困难、图谋发展，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思想基础。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科学发展观正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即用科学的思想，掌握科学的规律，按照科学的方法办事。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一定的时代特殊性，过去我们用计划推动经济，现在用市场推动经济；过去用总产值衡量经济进步，现在用GDP衡量国家实力。以后还会用反映生活质量、非物质文化如CPI来考核社会进步。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存在永恒的固化、标准和模式，而应科学地与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面对新的发展形势，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落脚点是围绕科学图发展、做文章。一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通俗地说，就是不能把经典理论当教条，更不能把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设置为军事，任何人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是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一切按照科学的思想、规律和方法办事。二是借鉴任何国外的先进经验时，不能死搬硬套，必须要有“扬弃”的科学态度；“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全丢”,实践中证明了的好的做法不能忘。因地制宜，中西结合，才是科学的学习、借鉴方法。三是要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像我们几十年前冲破层层阻力办特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一样，不怕“枪打出头鸟”,勇于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要大胆进行改革发展的尝试，在实践中探索，在理论中总结，对待新情况、新事物还需新事特办。这样才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顺应历史潮流的科学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一种实践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条我国实行了30年的国策，它不仅成功地把我国送入了世界经济国家总量的前三名，也使我国初步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坦率地说，这项国策对国家经济的成长和进步是功不可没的。但从新形势下的国民经济运行来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如果不讲科学地发展，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是按下一个葫芦浮起几个瓢。如GDP上去了，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全都摆到了办公桌上。显然，这不是最理想的发展目标和方式。科学发展观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进行了实践创新，创新点是：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要义提升到了一种科学的高度，依靠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把发展进行到底。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是：①不能只讲速度，不讲科学地发展。速度一直以来成为我们宣传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引以为豪的优势，以至于到了今天有不少人仍沉浸于这种优势之中。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就是仅有高速度，而没有科学的发展速度，就会有翻车出轨的危险。1958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可“欲速则不达”,造成国民经济好几年没有恢复元气；苏联的高积累使其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却造成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过于低下，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同步，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失去了民心，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②不能只讲GDP,不讲科学发展。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确让我国的GDP成为一种经济上看得见、生活中摸得着的进步，但与之对应的则是让大家触目惊心的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其实，速度和GDP的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其实质是长期以来困扰我们发展的“左”和“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要注意“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警惕“右”,更要防止“左”。再也不要搞“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笑话了。科学发展观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高度明确地指出，既要做“短跑冠军”,还要当“长跑健将”。必须用科学的方式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国家经济的发展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资源型向节约型转变、一次消费型向多次循环型转变、短期型向可持续型转变，最终使中华民族走上一条经久不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是对“以人为本”的认识创新。从新中国成立初始到改革成功前，我们按苏联的模式走高积累、低消费的路子，对人民群众的关心，更多的是停留在增加一点肉蛋供应、提高一点粮食标准、调整一点工资待遇等物资方面。现在，我们的产品丰富了、文明发达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并将这种新的认识作为政策依据，对实践进行指导。例如用缩短劳动时间、提高休闲质量、鼓励人类的个性发展推动人文关怀，使人民群众在劳动之余能够得到更多休闲、娱乐；先后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建立养老保险、完善医疗保险、开发公益岗位等惠民政策，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作者单位：侯光宝，河南油田南阳社区服务中心；马瑞玲，河南油田五一社区服务中心)
编校：赵 亮
对科学发展的认识范文 篇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是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来自思想认识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愈深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愈自觉愈坚定。
首先，要进一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得出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第一要义是发展，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升华，从统筹协调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党坚持发展的信念一以贯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
再次，要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原理。它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只有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才能把握贯穿在科学发展观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其精神实质，从根本上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对科学发展的认识范文 篇五
一、以“两个善于”为核心的科学建设和发展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概括
西柏坡时期党面临着由革命到建设的巨大历史性转变，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毫无建设经验的政党，党所面临的考验是巨大而严峻的。党提出不仅要善于破坏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新世界的思想，表明了党对于建设好新中国的坚定信心，这也是党面对建设问题对几十年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生动表现。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看到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条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曲折道路。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辛亥革命的流产，其先驱人物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真正出路。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理论准备不够，经验不足，还不怎么“善于”领导革命，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致使革命屡受挫折。面对挫折，促使中国共产党更深刻地去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以为代表的一批领袖人物开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求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最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的领导革命胜利的道路，并在思想上形成“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科学论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探索的重要思想指针。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向全党进一步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所谓“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问题，把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同争取人民民主、建设革命根据地有机地结合起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同时正确地解决了广大群众尤其农民迫切的民主民生问题，使人民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抗战争胜利和未来命运的中流砥柱和主导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不断变化的革命战争形势，制定和调整党的战略策略，最终经过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打倒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为开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了根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充分说明，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靠西方的模式不行，靠马列主义的本本同样不行，惟一的出路只有一条：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按照国情、规律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一句话，就是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中国革命是如此，对待即将开始的国家建设问题，同样如此。无论革命或建设，积数十年经验，关键在“善于”二字上。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善于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只能把革命引向歧途，将革命的成果葬送。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也是给予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历史启示。
二、“两个善于”是党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科学指针
“两个善于”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严重经济建设任务，在总结中国革命长期经验的基础上，对全党应有的坚定信念和科学精神提出的一个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要求，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崇高理想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更紧密地结合和统一起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两个善于”所体现的，是不论革命和建设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惟书，不惟上，按客观规律办事，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样一种科学态度，一个根本法则。
“两个善于”，比较起来，“善于建设新世界”是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道路更曲折的系统工程。这是因为：第一，全国性建设事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第二，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极端薄弱，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历年战争创伤，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满目疮痍。在这样烂摊子之上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加之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帝国主义的干预和封锁，使得新中国经济事业犹如雪上加霜。如何能够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经济事业，使之兴旺发达，繁荣昌盛，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第三，由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时空的限制，尤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门新课题，有众多未知的领域，前进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误。如何逾越一道道屏障，在经受失败和挫折后继续前进，无疑是检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本领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建国前夕提出的“两个善于”的要求，正是建立在对新中国建设事业客观冷静的分析之上，对于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新中国每一个建设者，可谓震聋发聩，意味深远。
其一，“两个善于”要求全党，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对待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灵魂，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遵循的思想路线和行为准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就是说，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消灭剥削制度，建设未来的新社会。这一思想同在西柏坡所提出的“两个善于”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中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设新民主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与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同，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更要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善于”二字上作文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科学规划，科学决策，有的放矢，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完全地恰当地结合和统一”，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而造成失误。
其二，要善于学经济、学技术、学管理，学习国内外一切先进经验，推进建设新中国的步伐。面临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犹如一张白纸等待我们去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要将其画的完美，就要懂得绘画的知识，掌握它的技能，善于运用各种手法和技巧，要将无产阶级战士手中的钢枪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工具，就要学习新的经济建设知识、管理知识和一切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知识和技术。这是“建设新世界”所必须和必备的。对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又强调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还借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不会办经济到学会办经济的经验，说明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而且能够建设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三，善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各种矛盾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前进。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各种矛盾和关系将不断涌现，只有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才能把事业稳步推向深入，否则将会使“建设新世界”的工程受到不应有的挫折，甚至严重损失。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经济建设任务，充分表现了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新中国经济建设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包括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业和农业、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重工业和轻工业、军事工业，国营经济同个体私营、合作社经济，对内节制资本与对外统治贸易等等，这些理论阐述和正确客观的分析，成为新中国初期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指针，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顺利进行。随着建设新世界步伐的加快，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将更多也更复杂，只有继承和发扬这种正确驾驭矛盾的能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不断在协调稳定的环境下稳步、快速向前发展。
三、“两个善于”的科学思想是新科学发展理论的探索源头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按照“两个善于”的精神，党带领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事业，经济建设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起飞，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找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毕竟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循，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偏差，以至发生了“”那样严重的失误，背离了“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实践证明，背离两个“善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究建设的艺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倒退，使建设“新世界”的目标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只有始终坚持“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才会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道路：“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理论。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