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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 篇一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理论；艺术研究；学科体系；范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全社会对于艺术生活和文化消费的广泛和强劲的需求，这既从经济社会层面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新问题，又从文化艺术层面提出了艺术行业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艺术行业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艺术行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艺术行业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新命题。这种强劲的社会需求作为一个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不仅仅体现为对文化建设实践的推动，而且体现为对艺术研究、文化理论创新的要求。特别是近30年来，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艺术领域出现了实践创新先于艺术学界理论创新的现象，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学术“需求缺口”。因此，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决定，将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设置为第13个学科门类，成为与自然科学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互补共进的学科门类。这对于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学理建构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的发展业已从单纯学术层面进入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艺术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成为连通学界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枢纽。
一、艺术学学科的体系建构和传统学科体系的现代转型是当前两大命题，完善学科结构是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并拟定了音乐、美术、戏剧等学科目录。1997年，原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办进行学科目录调整，在文学门类下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括了艺术学（即艺术史论）、音乐学、美术学、电影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设计艺术学8个二级学科。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艺术学升格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经过14年的“独立论争”，艺术学作为大学科门类的合法性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艺术学学科的独立设置，是艺术学界期盼多年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与艺术学界多年的努力特别是众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是分不开的。传统史论研究一直是我国艺术学领域的学术优势和学科优势，正是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界坚实的“史论”研究成绩成为了支撑艺术学学科实现独立建构的基础。近十年来，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的史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出现大批重量级史论类成果，如《中华艺术通史》《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戏曲通鉴》《中国近代戏曲编年》《中国电影图史》《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等。这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论类著述相继问世，特别是文化部主持的、举全国艺术学界之力、持续三十年接力完成的“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在“十一五”时期全部面世，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文化长城”，由此构建了中国艺术学作为大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条件。
2011年艺术学科门类的确立，也标志着艺术学界关于艺术学科建构的论争告一段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总体上被归入“一门类五学科”的学科框架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学学科建设任务的完成，除艺术史论之外的数字艺术、艺术经济、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等，仍然处于快速成长过程中，并表现出鲜活的实践性。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学学科而言，如果艺术学界仍然按照惯常的传统研究思维，遵从逻辑演绎和实践归纳的方法论路径，艺术学的理论研究就难以突破仅仅依靠史论成果支持学科建设的故道，也就难以实现与当代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线实践紧密协同，也就难以实现当代艺术学科建设的现代转型。
2011年中国艺术学科的“独立化”，既是艺术学科本身建设进程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大背景催生的产物。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从依附或混杂于哲学、美学和文学等人文学科门类，到逐渐走上本体自觉的道路，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其背后的原因是，艺术能否成为学科性的研究对象，取决于艺术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和艺术消费主体对艺术产品的需求程度。艺术学科独立化的过程既是艺术被社会“发现”的过程，也是艺术本质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的过程。艺术学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和独立，不同于西方艺术学从美学中自然进化、逐步成熟的独立性进程，而是由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协同性进程所决定。近代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来，中国艺术的现实样态、艺术理论、艺术教育和艺术经济等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民族艺术自身的发展，而是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文化消费需求，成为艺术学学科独立化的宏大背景。如果将中国艺术学的快速发展置于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与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现实场域中来观照，人们就不难看出：艺术学科的发展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艺术学科建设的紧迫要求，又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规模交融交锋交流的必然结果。当然，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兴起具有其他学科不具备的本土性特点，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遭遇现代生活方式结合而生的“文明之花”。
2014年，作为艺术学科升格过程亲历者的于平先生在其《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一书中，对艺术学学科的独立化进行了评述。他认为，艺术学学科“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例如我国学界对于艺术学的学科结构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大多是参照文艺学的学科架构，提出了艺术学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维架构理论。如池瑜《现代艺术学导论》认为，艺术学主要研究艺术的理论、艺术的历史和艺术的批评。黄宗贤《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一书中也认为，艺术学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三大部分组成，艺术原理是理论性的艺术学，艺术史是历史性的艺术学，艺术批评是应用性的艺术学。于平先生认为，目前我国的“艺术学理论”还无法建立起一个能有效统摄各艺术样式学理建设的框架。他提出以“史、论、术”三层次来架构我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结构。
2011年10月14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文化部艺术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提出，要抓住艺术学升格的机遇，把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总体安排分解为切实有效的各项具体工作抓手；务必努力做到高层次专门人才与职业艺术人才培养的双向发展，艺术理论成果与艺术实践成果相得益彰；务必要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艺术理论建设与解决现实问题的高度统一。其中的意蕴很明确，艺术学升格既为艺术教育、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遇，但也对艺术学界提出了多层次人才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落实工作抓手等更高的要求。
作为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回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基于“大文化艺术”范围调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的分类，设置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戏剧（含曲艺、木偶、皮影、杂技、魔术）研究，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研究，音乐研究，舞蹈研究，美术研究，设计艺术研究和艺术文化综合研究共类研究领域，并据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艺术项目研究指南。2013年，又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重大招标课题。这些重大招标项目均以应用对策研究为导向，这一举措吸引了优质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向艺术学领域汇集，既进一步明确了艺术学学科各个主要领域的研究方向，形成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目标指引；同时又推动了艺术学科研究由基础研究领域向社会实践领域、由理论研究领域向创新应用研究领域的转轨。
二、艺术范式与文化范式是当代艺术学科建构的两种基本方法论，文化范式的建构体现了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发展要求
艺术学研究中，众多学者对于艺术范式的运用熟稔于胸。他们从传统艺术学科分类和艺术本体性这两个维度出发，探讨艺术学科的独特性，讨论艺术学何以成为艺术学科背后的原因，并在艺术学的二级学科层面形成了众多的理论研究成果。王一川教授概要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多年间中国艺术学科发展状况，重点描述艺术学目前通行的艺术学（艺术史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戏曲学、舞蹈学、数字艺术学、书法学、建筑艺术学共11个二级学科的发展状况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艺术学界在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美术与设计艺术、戏曲、曲艺、音乐、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舞蹈、杂技与魔术等学科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各个学科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成果日益丰硕，学术水平逐步提高。
艺术学界运用艺术范式，首要的目标是要厘清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科学、艺术与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建构艺术学作为学科体系的独特性。当然，这一命题也是世界范围内艺术学界论争不休的议题。长期以来，尽管学术界质疑艺术学科独立性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但20世纪以来的百年间，支持艺术学独立发展的观点仍然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主流。我国著名学者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撰文支持艺术学独立，其主要观点为：“美学之范围，不足以包括一切艺术，故艺术学之名遂脱离美学而独立”。除了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外，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也一直争议不息。尽管有众多学者认为，艺术与科学本身是孪生兄弟（如李远哲等人），但范曾先生却认为，艺术和哲学本是两片水域，哲学不是艺术之母②。艺术本身不是科学，艺术只遵循美学，而与科学无缘。
就艺术学的研究理路来说，作为学科建设的当代艺术学研究面临两大方法论路径的选择。王文章教授指出，我们缺乏对自己艺术具有严密逻辑论证和系统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和把握。建构中国的艺术学，要在对中国艺术本体及其呈现形态（不同样式、种类、体裁及风格）内部规律的揭示中，表达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同时，要注意概括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这里，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的把握是艺术范式要解决的问题，而要总结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则要建构艺术学的文化范式③。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最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中国社会文化系统的大改革、大转型和大发展。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框架下确立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软实力建设、现代文化市场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新课题大量涌现在艺术学者的面前，迫使艺术学界要用超越传统艺术范式、用新的研究方法论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以对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及时回应。这即是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范式所承载的工具性价值。建构文化范式的背后，是中国艺术学关注焦点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体现了艺术研究与文化研究“汇流”的新趋势。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体现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艺术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艺术学理论研究要面对现代、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众多艺术新现象、新现实和新实践的挑战，要快速超越艺术学领域的“世纪性困惑”，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诠释以克服传统艺术范式的解释局限，要对数字信息化时代的艺术发展前景作出科学的前瞻和理论预测，这些都必须超越传统艺术范式的层面。事实上，如果单纯以艺术范式来总揽我国近年来的文化艺术行业实践，已经难以完全解释动漫产业、数字媒体艺术等新兴行业的崛起。在边缘领域和交叉领域，历史学、经济学、软件工程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已经渗透到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中，正在迅速拓展传统艺术学的范围。就动漫产业而论，近年来即出版了系列专著，如《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动漫产业》《世界动漫产业发展概论》《世界动画史》等；随着数字化媒体技术的迅速扩张，新媒体艺术也快速进入到艺术学研究领域，形成了系列成果，如《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史纲》《数字媒体与艺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史》《新媒体艺术透视》《新媒体艺术论》等。
基于这种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艺术学的文化范式业已被一些敏锐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集中体现在艺术社会学（或文艺社会学）、艺术经济学和文化艺术管理学等多个领域。这几个学科领域因其与经济社会实践紧密相通的特性，得到了艺术学界更多的注意力，从而将艺术研究领域推到了大文化经济社会研究领域，并由此推动了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第一，一些学者集中讨论艺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面对现代高新科技的巨大冲击和社会文化消费方式的快速变化，无论是基于国家意识形态还是本土文化传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不得不令人关注。在多元对话语境中，重建文艺社会学具有广阔的理论需求和实践空间。在“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口号下，艺术学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宋建林《艺术社会学导论》（2003年），周平远《文艺社会学史纲》（2005年），姚文放《现代文艺社会学》（2007年），司马云杰《文艺社会学》（2007年），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2008年），王列生《文艺人类学》（2008年），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2013年）等。李普文的《超越实验》（2008年）、刘金龙《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多维度审视》（2009年）等人提出，所谓重建，就是要重新梳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社会学建立在新的哲学社会学的理论之上，从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探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维度。张晓刚《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2009年）认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和以艺术社会机制为研究重点的经验的、应用的艺术社会学，对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宋建林《当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新世纪以来艺术社会学研究状况》（2013）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艺术社会学出现了与文化研究合流的新动向。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2013）认为，新兴的文化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模式，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它建构了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
第二，一些学者集中讨论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形成了艺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艺术经济学是研究艺术生产和消费活动整个过程的经济规律的学科，是艺术与经济两种研究范式融合的结果。从2006年开始，赵力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包括《艺术财富》（2006）、《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自2009年起，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而以艺术经济学专著面世的，先后有顾兆贵《艺术经济学导论》（2003）和《艺术经济原理》（2005），林日葵《艺术经济学》（2006），庞彦强《艺术经济通论》（2008）。王家新、傅才武《艺术经济学》（2013）则汇集众家之长，力图提出有关艺术经济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在此基础上讨论建立富有特色的艺术经济学的基础解释框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三，一些学者集中探讨艺术和文化的关系，形成了艺术文化学的研究范式。
就学术范式而言，艺术文化学主要研究人与文化、艺术与公众、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性别等关系，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艺术学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艺术文化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20世纪90年代，徐岱和杨春时分别出版了《艺术文化论――对人类艺术活动的多维审视》（1990）和《艺术文化学――超越的文化》（1990）。随后又相继有潘泽宏《艺术文化学》（1992），丁亚平《艺术文化学》（1996），席扬《艺术文化学：理论与实践》（2001），李豫闽《艺术文化学》（2005），操奇、朱《艺术文化学》（2011），黄永健《艺术文化学导论》（2013）等。丁亚平认为，艺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重点要关注艺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主题形式、美学取向等审美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文化学是一种艺术哲学，更是一种文化哲学，是一种文化诗学。操奇认为，艺术文化学的研究有利于导致人、文化、艺术整体观念的变革，促使文化、艺术研究更加具有反思精神、实践意识，更加注重与现实的联系，更多地关注艺术文化主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实践形态，这必将突破传统上艺术研究的孤立性和个别性的“自闭”方式，从而可以使学术边缘化的“艺术学”研究走向一个科学的研究轨道。
第四，一些学者集中讨论文化艺术行业与国家战略管理、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关系，形成了文化艺术管理学的研究范式。
这一研究范式，旨在通过考察和借鉴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国内外文化艺术发展经验和路径，对文化艺术发展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宏观构想。这一研究领域内容宽泛，包括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如《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王佐书，2007）、《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邓显超，2009）、《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李昆明、王缅，2009）、《国家文化治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胡惠林，2012）。2010年，由叶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构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方面，文化部社图司、中国文化报社主编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丛》（2005），是关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初的理论探索成果；由深圳学者集体撰写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06）、《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11），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合著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2009）等，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框架的建立及政策设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2013）、《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2014），系统地回顾并客观描述了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的历程，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全面总结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归纳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各阶段的特点。傅才武等《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路径与理论模型》（2009）、《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性质变迁与政策意义》（2012）、祁述裕等《中国文化政策研究报告》（2011）和于平、傅才武主编《中国文化创新年度报告》（2009-2014系列）等总结分析了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政策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宏观愿景。
此外，一批艺术学者、文化学者和技术官员集中讨论文化与产业的关系，形成了文化产业的研究范式。其间，文化产业中的大部内容与艺术行业相关，也涉及到艺术学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如张晓明等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胡惠林《文化产业学》《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新文化变革》，花建《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祁述裕《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顾江《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遗产经济学》，李怀亮《国际文化贸易概论》，张玉国《文化产业与政策导论》，欧阳友权《文化产业概论》，蔡尚伟《文化产业导论》，皇甫晓涛《文化产业新论》，傅才武、宋丹娜《中国文化市场的演进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孟航《中国文化产业的西部模式》，刘吉发等《中西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宋奇慧《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研究》，王广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策略系统研究》等。还有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产业论丛”、陆地主编的“世界文化产业丛书”等。近十年来，我国出版的文化产业相关著作不少于50部。这些学术成果的面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艺术学研究的文化范式转向。
艺术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胡智锋教授（2011）认为，当前无论是政府和社会，还是高校自身，都越来越关注艺术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艺术学本身的研究涉及国家创新的方方面面。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经济需求，推动了艺术学研究从艺术范式向文化范式的转向。部分艺术学者、文化学者和经济学者及时跟进，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在不放弃其原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快速进入到紧贴时代需求、针对文化实践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领域，形成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
艺术学研究的文化范式转向，也与十七大以来确立的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有关。国家文化发展繁荣战略的实施，将艺术行业纳入到国家战略框架之内，要求从学术和理论层面重建艺术行业与国家文化战略之间的关系，明晰艺术行业在国家战略之下的改革发展目标与路径。这一社会大背景对于艺术行业的要求，学者于平等人有着深刻的体会。2014年，于平教授推出的《艺术学的文化视野》，即包括了对文化自觉、文化软实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强国建设、国家形象的文化担当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阐述。并且，力图在艺术学研究的艺术范式与文化范式之间，建立一种转换的路径通道。如学界关于演艺文化的“本体”的讨论，本是艺术范式的核心内容，但于平教授却别用文化范式来解释“本体”的内在本质，从而建立起两种范式的转承联结。他认为，“本体”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自在物”，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是这一过程中无数个“具体”面对自己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担当去开拓和建构的过程。这就为艺术行业人员深入理解演艺产业的本质、推动演艺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总之，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升格及其研究范式的转向，既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要求，又体现了艺术学界的理论自觉。
王一川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立，成功地把现代中国人的普遍性艺术探究热情和古代中国人对多种艺术现象的总体把握传统加以体制化，为我们与西方艺术学界对话提供了一个合法性身份话语，并开辟出广阔的理论建设空间④。一方面，这种巨大的建设空间为艺术学包含众多的新兴学派和新兴学科、拓展艺术学学科的疆域，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以中西对话的标准来度量我国艺术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用这一标准来定位我们每一位艺术研究者对于艺术学科这一庞大学术体系的学术贡献，则当代中国艺术学界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时期，相对于18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学界日益成熟的学科体系建构，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似乎仍然处于“小儿时节”。当然，尽管目前幼嫩，却具有极大的成长潜力。特别是由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和艺术学科升格开辟出来的巨大理论研究空间，需要我们每一位文化艺术学者以一种更加闳阔的学术视野进行创造性劳动，在艺术学的各个专业领域推进学术创新，以形成支撑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论基础。（下转第10页）（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王一川主编《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毋忘众芳之所在――论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的复归》，范曾《范曾谈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王文章《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
④ 王一川《艺术学理论：在体制空间与中西差异中探路》，《艺术评论》，2014年第1期。
Transformation from Art Paradigm to Culture Paradigm： New Trend of Art Studies in Early 21st Century
FU Cai-wu
（Research Centre of National Cultural Innov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社会学论文 篇二
政治社会学理论引介
政治社会学正式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源于二战之后，其研究方式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政治的”现象，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权力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政治社会学又分为经典政治社会学和新政治社会学，经典政治社会学倾向于在“民族与国家”的层次上来把握政治权力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国家权力运作的阶级基础问题。新政治社会学受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受福柯对权力分析的影响，尤为关注充斥于整个社会中的权力现象，在高于及低于“民族与国家”的更大领域来考虑权力问题。新政治社会学认为，经典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前提正在消失，随着工业化及全球化的影响，民族和国家的权力逐渐削弱，阶级结构不断瓦解，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一些非阶级身份的认同也具有了政治性，进入“政治的”范畴，需要重新思考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范式。新政治社会学的倡导者为纳什认为，如果以福柯的权力概念审视目前所处的社会，就会发现，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新的观念里被置于边缘地位，“新政治社会学的焦点不应当还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化转向的结果，所有社会生活都必须被看作具有潜在的政治性，在那里，政治学就是权力关系的争辩。”［2］事实上，经典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社会学虽然各具特色，侧重点不同，但却不完全是理论范式转型，而是成为了一个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统一体。这是因为，经典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我国社会中仍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新政治社会学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认识更为复杂生动权力运作关系的视角，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和完善。将这两种理论范式结合起来，并用于解释农村教育，会有一个更为广泛的潜在发现。
经典政治社会学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经典政治社会学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关系，用此理论范式分析农村教育，则应关注国家政治权力与农村教育之间的关系，着重于分析国家政治权力如何制约农村教育的发展。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教育是统治阶级维护本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高度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却不重视。作为培养贵族子弟的官学在历朝历代都得到极大发展，并在入学条件和等级方面有着严格的界限。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乡村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据史料记载，中国乡村教育最早起源于元朝，元代大臣张文谦建议把全国各地农民普遍组织起来，建立村舍，忽必烈于1286年开始批准实行，这是最早乡村学校的雏形。中国的乡村办学开始于明代，朱元璋采用宋儒的教化政治策略，使教育机构与县以下行政机构的初设同步，提倡在乡村开办“社学”，企图把庶民改造成为有教养的民众，但仅设在今乡镇一级，没有扩张到村落一级，并且“社学并不具有传播一般技术性和客观性知识的功能，它是为地方‘无过犯子弟’设立的传播政治—伦理经典和‘教劝农桑’的场所，其目的在于通过‘导民善俗’来配合朝廷重建中华帝国的政治—伦理秩序”。中国的乡村办学真正实现于清朝末期，“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通过改良私塾、利用庙产等创办新学的形式，新式学堂开始涌向中国农村”［3］114－115。由此可见，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教育，直到元代才开始了乡村学校的雏形，明朝虽有所发展，但学校之设不达县级，真正实现乡村办学始于清朝末期。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国私塾传统源远流长，但却不能等同于乡村学校，这是因为私塾往往具有较强的私人性而没有公共性。总之，由于国家权力的实施，农民或者底层子弟一直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子弟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即便是乡村教育出现后，也被极少数的农村乡绅贵族所垄断。
90年代实行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又直接酿成了“上学难、上学贵”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高额的大学收费间接影响了农民对教育投入的热情。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日益高度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国务院于2001年6月公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了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中央又于2002年4月强调，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责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拉开了免费义务教育改革的序幕，确定了建立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省级政府统筹教育经费的财政体制。2006年国家又颁布实施了新《义务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统一性和义务性，并对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管理机制、均衡发展、素质教育、教师地位和待遇、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作了专门的规定。201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促进教育公平，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众，着力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积极推动建设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等等。同时正式公布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实现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表明了党和政府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坚定决心。总之，建国以来农村教育发展的历程表明，无论是21世纪之前的曲折经历，还是21世纪之后的快速发展，国家政治权力都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是农村教育能否得到发展的基础保障条件。#p#分页标题#e#
新政治社会学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新政治社会学是在高于或低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更广泛关系上考察权力的运作。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农村教育场域中存在着一种国家政治权力的反作用力，这种力的实施主体是农民，是一种来自底层的抵抗力，导致了农村教育场域中并非存在着单一的权力统治系统，而是存在着相互联系且相互协调的权力网络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政治权力—农村教育—农民”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力纠葛。农民持续的抵抗力不在于改变宏大的、既定的教育秩序，而是使自己的不利降至最低。在中国古代的乡村教育中，农民抵抗形式虽然在纷繁复杂的历史长卷中鲜有记载，但也可以通过寻求丁点的记录来尽量找寻事实的本真。在中国古代乡村学校没有出现之前，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参加科举的。譬如以北宋时期为例，绅士集团对于科举考试或科举制并不热衷，甚至拒绝参加。之所以以绅士集团为例，一方面，因为绅士集团按照艾森斯塔德的界定，可以认为绅士集团的成员由较为富裕的农民或小地主构成；另一方面，可以从历史叙事中找寻到的相关文献记载。唐末以来，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瓦解，使随后建立起来的政权都属于武装集团，而并非地主阶级政权。宋朝初期就处于这样的情形之中。士族集团消失了，统治者由于不能通过地主阶层控制农民和地方社会，而新型的农业经济主导力量的富民、土豪阶层又不能获得政权并上升为政治力量，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脱节。此时科举制的大举扩张，因为没有“功名身份的终身制”，导致了不仅没有提升土豪阶层的政治地位，反而加剧了二者之间的隔阂，扩大了国家与社会的脱节。特别是在赶赴科举及科举成功之后，科举士人的仕宦生涯需要离开家乡，导致无法经营家乡产业和照顾亲人。司马光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科举既频，天下之士诚奔走之不易，而岭外尤其遐僻。每随计动经五七千里，往来不啻百余程。”不仅如此，科举考试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并且成功率非常低，因科举而导致破产的情形也不计其数，“很多落地的士人立即面临困境……有人功名不成而破家……还有一种怪现象，有些子弟借科举之名而挥霍。”［4］
这些原因导致了很多绅士集团对科举持冷淡态度，《鸡肋集•黄君墓志铭》中的“贵农桑本业，而贱游学迁徙”就说明这点。乡村社会不仅不积极参加科举，甚至还嘲笑那些参加的士人，秦观的《淮海集笺注•谢王学士书》中的“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乡人悯其愚而笑之”；司马光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苏骐骥墓碣铭》就记载苏骐骥的族人笑其曰：“汝世农家，勤治耕桑以丰衣食，汝忽弃业为书生，穷馁无日矣。”由此可见，即便较为富裕的农民或小地主也面临科举之迁徙、机会之渺茫和大量精力、财力投入问题，并由此而放弃科举，何况处在更底层的农民呢？在乡村学校出现后，特别是清末的新式学堂出现在乡村之后，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以清末兴学为例，1904年学部为解决教育经费短缺，要求各地方包括乡村自己筹款建立新式小学堂，这道训令加重了乡村社会的经济负担，加之有些官吏借此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使农民感到沉重的苛捐杂税压力，导致毁学事件层出不穷；加之清末政府“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之规定，使民间毁庙兴学之风盛行，破坏了乡村民间信仰。另外，“新式学堂引发抵触和冲突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所倡导的教育形式与内容不合乡村社会的精神与实际，从根本上讲，新式学堂以班级授课的形式讲授抽象科学知识的内容与先前扎根乡村几千年的私塾教育风格迥异”，使新式教育在农村发展十分困难。据统计，“直到抗战前，我国农村教育属于旧式的仍占65．1％，属于新式的仅占29．7％，属于新旧式学校，即改良私塾的占5．2％”［3］110－140。也就是说，即使在政治权力允许的条件下，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农民在此时仍然选择了抵制。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快速进程中，虽然政治权力仍是农村教育场域中最主要的支配力量，但农民维护自身教育权益的实践，即农民持续的抵抗反映了更复杂生动的权力关系，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加以体现：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也从农村教育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仍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农民面对日益改善的农村教育，一方面，他们对此表示了赞扬；另一方面，仍表达了一定的不满和抱怨。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质量的相对低下、教育费用的高涨以及就业难等问题都是他们抱怨的对象。这种遵从当前既定教育秩序但却抱怨是农民的一种弱武器。他们凭着不为所动的认知保留着一个相对自由的教育认知空间，不追求逻辑的一致和观点的统一，但却有自己准确的度量方式和标准，可以通过鄙夷、抱怨等手段加以对应。虽然他们没有发出高昂的声音，但却是一种无言的生产，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因为，一旦这种抱怨越积越多，就会导致农村教育的文本无法继续正常的书写，从而影响农村教育的发展。目前，农村学生转入县城或其他乡镇学校读书，不仅是一个公开的事实，而且呈现一种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在此，进城读书已成为农民的一种“战术”，一种运用自身权力抵制由上而下既定的当地农村教育的一种“战术”，是一种用“空间换取未来”的一种操作方式。他们巧妙地运用所掌握的权力，选择适当的时机，将其转为机会。虽然这一“战术”的最终结果或许并没有改变其社会位置，但为自己开辟了抵制农村教育情境的领地，以此来标榜自己的存在，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既定的教育秩序之上，有效避免了被这种既定的秩序彻底压制。农村学校中往往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对学习彻底丧失了兴趣，没有了理想和希望，放弃了学习和奋斗，在学校里“混”日子《·》，处于一种“放弃但不逃离”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方式，更是一种权力运用。他们并不引人注意，相反却四处分散，几乎察觉不到；他们与那些认真学习的学生没有异样，仍在学校里“学习”。
这种“放弃但不逃离”的权力运用是农村部分学生创造力得以施展的空间，是对当前以考试为中心、以成绩定前途和命运的无声抵制，是一种令人伤心遗憾且充满“诗意”的抵制艺术。他们以自己的在场权力创造了自己的日常教育空间，并形成了一个反规训的网络。农村学生的辍学现象并没有完全被消除。在国家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免除学杂费的今天，农村教育对辍学者失去吸引力已经替代了经济因素成为辍学的主要原因［5］。在此，辍学成为辍学者运用权力对抗当前农村教育情境的一种方式，并由此创造了一个没有教育秩序和权力规训的空间，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把农村教育场域中原本包含的符号的、制度化的空间改造为另一种形态，一种无论对自身还是对教育及社会来说，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形态。辍学也因此被赋予新的社会性的内涵，即辍学不再是简单的一种教育现象，而是体现着农民对教育不满而引发的日常抵抗的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由此可见，从新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观察农村教育就会发现，无论是古代乡村教育，还是现代的农村教育，都不仅存在国家政治权力，还同时存在着农民持续的抵抗力，体现了多方面权力的博弈。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使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6］#p#分页标题#e#
社会学论文 篇三
1．注重医德教育。
英国的医德教育发展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医德教育体系，英国的医德教育是必须建立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注重多学科相互交流，在专业学科中融入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另一特色就是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去慢慢感悟。同时，它的网络共享资源非常丰富，医德教育的老师都是具有丰富专业经验和人文素养的教师。1978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把医学伦理学列为医学院必修课程，使之成为一门包含哲学和伦理学的新兴学科。虽然说美国的医德教育深受英国的影响，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医德教育快速发展，医德教育模式不断成熟，形成了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医德教育模式。美国的医德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就比较注重人文教育，并注意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以问题为中心编写教材，把医德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并设立医学道德奖对有突出表现的学生进行奖励。美国的医德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另外，更多的医德教育是在校外实践中完成的，例如：医院实习、社会志愿服务、义工等形式。
2．校内学习和校外实践相互渗透。
英、美两国的医德教育模式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校内学习教育，二是校外实践教育。校内学习教育主要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一些讲座、会议、报告会等，校外实践教育主要是在附属医院或社区医院见习、实习、义工等。英、美两国都将医德教育融入医学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同时，更加注重校外实践活动进行医德教育。第一，校内学习模式。英国的医德教育注重学生的法律和伦理知识的培养，法律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是英国医学院校的必修课，医德教育课程的编写由一个包括教师、医生、律师、哲学家在内的19人小组完成的，学校、家庭、社会广泛参与。同时，注重跨学科交流，在学习医学专业知识中都要进行伦理教育。在妇产科、儿科、全科医学与社区医疗等课程中穿插医学伦理教学。师资队伍强大，有专门的医德教育研究室，教师都是有医学背景并接受过医学人文培训的综合型人才。美国采取的是一种通识教育，在医学院学习后进入医院仍要进行医德教育，人文课程不仅在临床早期开设，而且贯穿临床实践的全过程。美国的人文课程主要包括：哲学、文学、历史、艺术、宗教、法律和伦理学，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医学伦理学。每一所医学院校都拥有一支专业化过硬的德育工作队伍，是开展医德教育的专门机构，由负责德育工作的一名副校长牵头，下辖24人的工作小组，部门院校还开设了专门的医德教育奖学金。除了课程学习之外，学校也会聘请一些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专家开展道德教育讲座。第二，校外实践教育。英国医德教育的校外实践主要是通过在医院见习或者实习来完成的，成立有专门的医德教辅机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对见习、实习的医学生进行医学伦理教育，并对在临床实践中出现的案例进行剖析，以增强医学生与患者的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另外，在校医学生或者医院的工作人员都可以通过网络创办的“道德教育社区”对各类医疗道德事件进行讨论，通过相互交流增强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美国的校外实践模式除了在医院实习、见习外，社会上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也会提供一些医德教育课程，并且有稳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再加上一些讲座和研讨会使得医德教育形式多样化，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机会。
二、我国医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德教育不单单是医学院校的任务，家庭和社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就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对我国医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阐述。
1．学校教育方面。
第一，对医德教育不够重视，重专业轻医德。“医乃仁术”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拥有高超的专业技术更要拥有良好的医德。然而，较多的医学院校对于医德的重视程度不够，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追求专业技术上面，对医德教育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完全处于松散状态。尤其是在实习阶段的医德教育，完全处于真空状态，实习阶段可以说是医德教育的关键阶段，实践中的一些小小的社会现象就有可能改变医学生原有的正确的价值观，但是，医院和医学院校相互推诿，实习阶段的医德教育处于瘫痪状态。第二，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陈旧。医学生的人文教育课程主要集中在大一、大二阶段，学习内容主要以“两课”为主，95%的课程为医学专业课程，医德教育占有学时过少，这样的课程设置根本不能引起学生对医德教育的重视。在实习和毕业阶段，医德教育几乎没有，医学生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提高专业技术上面。选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比较传统的教材，根本没有根据医学的专业特点进行教材的编写，没有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有的都是泛泛之词，内容空洞、乏味。进入医学院校的学生大多属于理科生，再加上课程设置的不均衡，导致医学生的人文素养能力就停留在感性认识的浅表层面上。第三，师资队伍匮乏，教育方法陈旧。我国的医德教育课程一般是由思政教师或者辅导员担任，没有专门的医德教育研究机构。思政教师或者辅导员的医学专业背景不是很充分，他们大多是根据自己对医德教育的了解进行一些有限的研究。而专业课教师只是负责医学专业的教育，没有把医德教育渗透其中，实习阶段的带教老师更是对医德教育不管不问。在教育方法上，主要是以班级授课制的形式，以简单的说教为主，根本没有联系实际，没有考虑当代学生的特点，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思维能力，按照传统的“灌输”方式会使学生产生反抗情绪，教育效果适得其反。
2．社会教育方面。
第一，医患矛盾频发，对医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目前，社会上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频发，专门的医闹群体相应而生，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等现象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作为未来的医生，大多数医学生表示不敢从事医生行业，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甚至社会上的一些媒体，为了博得大家的眼球，故意扭曲事实、捏造真相，再加上一些患者对医疗行业了解甚少，就会跟着煽风点火，以讹传讹。社会民众对医疗卫生事业的信任危机在客观上也使得医学生对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存在不安全感。第二，医疗行业的歪风邪气颠覆医学生的价值观。现实中，部分医生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确实存在着收取病人红包、吃回扣、过度医疗等现象。一些医生缺少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理念，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对患者缺少关心，言语冷漠，对于患者提出的问题不能耐心的解答。医学生在现实中所见到的与自己在书本上所学的大相径庭，由此产生对书本知识的怀疑，在学校建立的价值观可能被医疗行业的歪风邪气所颠覆。
3.家庭教育方面。
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家庭教育的终身性决定了在医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家长的错误观念一直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家长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参加各种培训班、奥数班等，为了孩子将来能考个好的大学，毕业以后能找个好的工作，家长们形成了只有学习成绩、考试分数才是评价一个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却忽视了做人准则的培养，功利主义和竞争意识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三、构建“三位一体”医德教育模式的建议
科学的教育应该是立体的，单单依靠学校撑起教育的大厦是完全不可能的，医学生的医德教育更需要社会、家庭的广泛参与，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发动社会力量，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配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才能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
1.营造良好的学校、家庭、社会大环境。
良好的文化环境会对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全社会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温馨的大环境。首先，学校要营造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的各个部门都要积极参与，立足长远，通过开展人文讲座、演讲比赛、各类体育文化活动等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其次，要净化社会环境，对医疗行业内部的不良风气进行严厉打击，对社会上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奢靡之风”等腐朽思想进行批判，对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优良风尚进行表扬，通过参观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最后，家庭教育是基础，要改变以分数论人才的错误思想，把子女的道德培养作为第一要义，不能过分的溺爱，要培养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与人沟通能力，培养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形成良好的家规家风。
2.转变教育观念，重视医德教育。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因此，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摆正医德教育的重要位置。要让学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所学专业的特征和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认识到医德信念和医德素养在自身的专业技能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医学院校领导和广大师生要改变过去只注重知识、训练技能的传统模式，把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成立专门的医德教育机构，建立一支技术过硬、道德高尚的师资队伍，定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交流。转变教育观念不仅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都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错误思想，把道德作为评价一个人的第一准则。
3.完善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法。
借鉴英美的医德教育课程，建议我国的医德教育课程内容应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以学科构建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除“两课”外，还应包括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二是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课程，主要有：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卫生法学等；三是由学科综合后形成的综合课程，主要有：生态与环境、人与自然、社区卫生保健、卫生事业管理、人口学等。以上三个层面的课程要相互依托、联系紧密。另外，要改变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要充分考虑现代学生的特点，创新教育方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人文课程与医学专业课相融合，利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案例进行医德教育，充分利用学生喜欢的网络进行医德教育，建立网络教育新高地。我们要善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4．注重社会实践，保持医德教育的持续性。
对于实习阶段的医德教育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对于医德教育的重要性。部分医学院校和一些医院对于实习阶段的医德教育相互推诿，甚至有些学生为了复习考研放弃了实习，使学校教育在向社会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出现断层。我国的医德教育应该对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充分抓住见习和实习的机会，对在现实中遇到的医疗纠纷问题进行探讨，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实习带教老师也要深入医院，定期听取大家的汇报，展开讨论。医院的医生更要在巡视患者时对实习学生进行现场指导，树立榜样，把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于实践，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医德教育的效果，确保医德教育的持续性。
5．深化医疗体制改革。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社会大众对医疗行业存在的愤恨，导致社会大众对医生丧失了社会信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的体制问题，公立医院形成垄断，以营利为目的。按照现有的体制，医生的劳动和收入不成正比，就造成医生通过药品提成和灰色收入来提升经济收入，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致使医疗纠纷不断涌现。因此，必须要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重新确定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公立医院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性目标而出资举办的……公立医院确立的目标应当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能允许公立医院根据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确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收入中，政府补贴达到70%，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是40%，而在我国大部分省市不足10%。因此，我国政府要加大财政补贴，这样才不至于公立医院过度的注重经济效益，医生也不至于通过开大处方、药品回扣等增加收入，医生满足了自己的应有价值，自然就会回归到医疗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上面，医患关系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改善。
6．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监督管理。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 篇四
1．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教授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鸦片及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社会学论文 篇五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患冲突；增能；场域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决定，此次会议首次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认为建立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更快更好地实行现代化，而且可以将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更广大人民。而提高全民卫生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1]。党的执政能力加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水平。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医患冲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将产生重大影响。要建设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医患之间的关系发展。医患之间和谐相处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要重视医患之间关系。通过了解如今医患关系的情况，并进行描述性分析，对医患关系之间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解释性探讨，为有效解决医患纠纷提供建议和措施，为立法及其他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这将对减少社会冲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发展。
一、淮北市H医院调查结果分析
（一）对医患关系的总体评价
笔者运用访谈法和问卷法调查医患双方对目前医患关系的总体认识，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医患关系现状和造成医患冲突的原因。具体调查结果如下。1.H医院医患关系现状如表1所示，本次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200份，医务人员94份，患者106份。在调查中发现认为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和比较紧张的有162人，占总体比重的81%。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如今医患关系不紧张的只占总调查人数的5%。从表1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目前的医患关系总体上是趋于紧张的。2.医患冲突的责任从表2中可以看出，71.7%的患者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医方，24.5%的患者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于患方，只有3.8%的患者不清楚是谁的责任；而51%的医务人员认为医患冲突的责任由谁承担是说不清的，27.6%的医务人员认为责任在于医方。3.医患冲突的原因如表3和表4所示，48.9%的医务人员认为与患者沟通困难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当然有22.3%的医务人员认为目前患者自身维权意识增强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43.4%的患者表示医患冲突的责任在于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4.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如表5所示，大部分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认为服务态度差和工作责任感差是目前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人权被提到重要位置，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10.6%的医务人员和15.1%的患者认为不对患者告知病情也是医务人员道德素质建设的关键点。5.医患沟通情况的满意度如表6所示，48.1%的患者对医患沟通不满意，占比最高，然而，51.1%的医务人员对目前的医患沟通情况满意。可能在患者眼里不满意的沟通在医护人员那都是正常的，比较满意的沟通。可见，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患沟通满意度方面尚存在较大分歧。6.医患沟通困难的原因如表7所示，55.7%的患者认为医患地位的不同导致沟通困难，而51.0%的医务人员则认为是受教育程度不同使得医患沟通困难。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淮北市H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来说H医院的医患关系是紧张的，患者认为主要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态度差导致医患沟通出现困难，患者不理解自己的病情以及医生的治疗方案。这样会对医务人员产生误解，导致彼此关系差。第二，对于医患冲突的责任方面，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由于医务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高，对医学知识也很熟悉，因此看待医患冲突的责任时就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不确定最后是哪一方的责任。大部分患者的教育水平相对于医生要低，看问题不够全面，所以倾向于认为是医方的责任。第三，在医务人员道德素质问题的突出表现调查中，笔者发现医方认为主要表现在工作责任感差和不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比如让患者送礼、充话费等。患者认为主要体现在服务态度差，对待患者态度“冷”“硬”“没耐心”。这些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第四，在医患沟通情况满意度的调查中，淮北市H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调查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医护人员比较满意的沟通状态，在患者看来是不满意的。医护人员的沟通意识不强，更关注于治疗患者的疾病，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欠缺。绝大多数患者认为医患双方扮演的角色地位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可以支配患者的时间、精力、金钱，患者自身不愿意被支配，导致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出现问题。第五，医患沟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笔者发现H医院的医生反映很多患者都是当地的农民、工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跟他们解释很久也不能懂。而且医务人员需要面对很多患者，时间有限，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做解释，导致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不够了解，为后来进一步有关治疗方案的沟通加大了困难。因此医务人员认为教育程度的差距是导致双方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患者认为是医患之间不平等地位，医务人员处于主导地位使得双方沟通困难。患者普遍认为现在看病的费用高、看病难，导致患者倾向于将医护人员当作自己的“出气筒”，造成医患关系紧张。而医务人员则认为是医疗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医务人员和患者都普遍反映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将有利于医患关系健康发展。
二、医患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与国家层面
1.医疗法规政策制度不健全
在对淮北市H医院医务人员的访谈及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少医务人员认为目前的法规政策更倾向于保护患者的权益，比如颁布的《执业医师法》《民事诉讼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国家在制定法规政策的时候，没有将医患两者放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看待，导致医务人员觉得当自身的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并没有机构部门愿意帮助他们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时候，医务人员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常会对一些患者的一般性疾病进行全面的检查，担心出现误诊。这就加大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使得患者对医务人员不满。“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之前颁布的法规都是在保护患者的利益。我们也算是打工的，也怕出事情啊。想让检查能够更加准确，就会要患者进行全面的检查，开一些大的药方，怕出现误诊，到时候患者找碴儿。”（A医生，2018年3月28日）
2.公共卫生领域资金投入不足
笔者调查的淮北市H医院是一所公立的三级甲等医院，被定义为非营利医院，自己承担盈利和亏损风险。在现行体制之下，医院被政府推向了市场，政府投入资金不足，出现只有政策支持而不提供资金的情况。医院发展速度慢，医疗资源多流向大城市、大医院。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讲述了稀有资源总是处于争夺状态之中，优质的医疗设备、技术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患者看病倾向于选择大医院，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存在排队挂号等候时间长、床位紧张等现象。患者常会出现对就医环境、医务人员服务质量不满意的情绪，导致医患之间的冲突。
3.医疗管理不健全
不健全的管理主要包括医疗风险管理和保险分担制度不完善。医院是一个对专业性要求高并且充满风险的地方，疾病的复杂性和目前医疗技术的有限，没有哪一个治疗方案是零失误、零风险。通过调查笔者发现H医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医疗风险管理机构，患者不满意治疗效果时，会直接找医护人员处理，这就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压力和包袱。保险分担制度不健全即医疗赔偿制度不健全，出现医疗纠纷都会让医院来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小。“医院的管理也有好多问题，一出现事情，不管大小，患者就来找我们医生闹事，看病的人要来找医生，处理事情的也来找医生。我们精力有限，也处理不过来，有时候还会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到最后也都不会出现什么好的结果。”（B医生，2018年3月28日）
（二）医院层面
1.人文关怀缺乏
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看作是由低到高的五个阶梯：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诺认为人们各层次之间的需要是层层递进的，当人们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会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上升，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方面的需求，患者看病的时候不仅要解决身体方面的疾病获得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注重得到医生的尊重。医务人员对待患者“冷”“硬”等，患者不能从医务人员那里满足尊重等发展性需要。医患之间相处时，纠纷、矛盾会增加。
2.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情绪严重
医务人员的教育投资比其他很多职业都要大，本科要读五年，在校实习阶段也没有工资，还要自己交钱给医院。毕业后去医院工作时，工资也不高。笔者调查的H医院主治医生一月只有三千多，法定的收入与之前高额的付出不成正比。而且在医院工作量也很大，每天要面对很多患者，晚上还经常会加班。此时医务人员极易产生职业倦怠，没有耐心对患者及家属做有关病情方面的更多解释。“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多，基本上只够自己用，更别说买房买车了。刚毕业那会有的是激情，但是现在发现没点关系想升职很难，自己现在很想跳槽了。”（C医生，2018年8月28日）
3.部分医务人员人文素质低
在调查过程中，据患者反映虽然现在中央反腐倡廉，但是还是有些医务人员素质比较低，比如收红包、让患者送购物卡、充话费、请吃饭等。将患者看成是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为了弥补法定工资被金钱蒙蔽了心智，这种“补偿心理”是医务人员素质低的一个重要体现，应加强医务人员道德素质建设。“有的医院医生人很好，有的就不管了。前几天我做手术后，就让家里人给麻醉师和主刀医生都送了红包。没送的时候，医生早上查房都不怎么来我这床位。因为手术后，不能吃东西，要用药水来提供营养，没送红包的时候，药水用完了，医生也不给加。人不能吃饭，也没药水，一点力气都没有，后来送了礼，查房早上也来问问怎么样了，药水也给加了。现在的有些医生就是素质太低了，还没人管。我们老百姓也没法子。”（A患者，2018年3月28日）
4.医院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
笔者在访谈的时候发现患者抱怨当自己不满意治疗效果的时候，没有人管理，投诉电话打了之后也没有下文，并没有得到处理。在患者看来，医院里医务人员处于主导性角色，自身为了治愈疾病，让医务人员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潜意识当中患者并不愿意被医务人员支配，对医务人员心理就有一定的抵触。医务人员每天很忙，通常将患者看作是疾病的载体，关注点在于患者身上的疾病，对患者的服务也是“冷”“硬”“不耐烦”，没有运用合理的病情告知方式，使得患者对自身的病情严重程度不了解。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到位进一步加剧了医患之间的冲突。“我还没有多问几句，那医生就不耐烦，皱着眉毛讲，说了你也不懂，问那么多干什么，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我看到那医生就头都痛，都有点怕他了。”（B患者，2018年3月28日）
5.医疗技术水平低
医患冲突最主要的原因是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治疗没有达到患者的预期，或者出现了误诊导致患者没有恢复健康，病情反而更加严重。医生这个职业对专业性要求很高。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低、医疗资源差都会加剧医患之间的冲突。“我一般看一些小病来H医院，要是严重的病我都会去坐汽车到徐州大医院看的。徐州经济比淮北好些，医院里面设备也齐全，一些好的进口医疗设备都有。H医院就不行了，看病人多，政府也不给钱给医院买新设备回来。花了钱看病还看不好，老百姓就会闹事。”（C患者，2018年3月28日）
（三）患者层面
1.对医疗效果不切实际的期望
患者自身对医疗知识的缺乏，忽视医学的不确定性、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对医务人员提出较高的期望，更有甚者会提出手术等治疗零风险这样的要求。通过问卷和结构式访谈，笔者发现患者常会认为自己花钱了，还治不好病那就是医务人员的原因。这些无理要求的提出，也会导致医务人员“不敢行医”，影响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感。“花那么多钱来看病，医生就要把我治好，不然钱就白花了。”（D患者，2018年3月28日）
2.法律意识淡薄
患者法律意识淡薄，出现医疗问题、不满治疗效果时就将责任推到医务人员身上，而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渠道解决问题。据调查发现大部分患者遇到医疗问题时常会在医院门口“摆花圈”“放鞭炮”“砸医院设备”。一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维权，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注意。但是这种破坏性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医患之间的冲突。“投诉电话那些打了都没有用、办事慢，拖很久都不处理，在医院闹事，放个鞭炮，很快医院就会有人来管了。”（D患者，2018年3月28日）
3.医疗费用压力大
笔者在H医院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患者都不是工薪阶层。科技的发展、新型药物和治疗手段都需要高额的费用。一般患者并不能承受这些医药费和检查费。医疗费用是患者及其家属的敏感话题，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社会信任缺乏
社会信任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对医务人员开的处方、检查单和治疗的措施不信任，还对医疗管理部门的不信任。对医务人员开的处方持怀疑的态度，不利于医患之间的沟通。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不愿意找医疗管理部门处理，总是觉得处理的程序复杂并且会偏向医务人员，因此职业性的“医闹”事件层出不穷。
5.对疾病治疗失去信心
笔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些慢性传染疾病的患者心理承受很大的压力。由于是传染病，他们不得不和别人隔离，社会交往活动相比生病之前减少了很多，内心孤独。还要长期服用药物，导致患者内心压抑，对治疗失去信心，产生消极悲愤的情绪，也不愿意接受治疗。“我这病是慢性病，治不断根，钱花掉了，还没什么用，我都不想治了，再也不想来医院，也不想看见医生了。”（E患者，2018年3月28日）
（四）社会媒体层面
如今，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各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一些媒体为了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不顾职业操守和道德，不切实际地报道一些与民众有关的医疗事件，夸大事情的经过。故意将患者描述成弱者，把矛盾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比较正常的医疗问题经过炒作也会颠倒是非黑白。加上医疗知识的专业性，普通大众在这方面都比较欠缺，所以大众辨别是非能力不强，很容易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社会媒体的报道、舆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前的医患关系。“我平时玩手机都会看见微博上面不少关于医疗事故的报道，大都是医院的责任，所以我打心底就不喜欢医生，我觉得他们就是来赚钱的。”
三、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
（一）政府与国家
1.落实好宣传工作，正确加以引导社会媒体进行报道
社会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根据人在情景中理论，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成长改变的。社会媒体的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制定一系列规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2.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有效控制医疗费用
政府要切实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普及更多的人，将药费、检查费各种费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减少因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的压力。
3.改善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
金斯利•戴维斯和威尔伯特•莫尔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一个职位比另一个职位更重要，要想最有能力的人为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做出牺牲，必须给占据社会重要职位的人实质性刺激，比如权力、声望、财富来保证这一点。因此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务人员的败德行为，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4.健全医疗风险分担制度
现在的医患冲突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医疗风险的分担制度不健全。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患者和医务人员都参保，如果出现了意外，可以由保险公司支付赔款，这样医务人员大可放心地去尝试新的治疗方法，也可减轻患者的经济压力。
5.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事业
积极发展社区诊所，培养一些全科医生，有效为大医院分流一部分患者。同时可以利用社区医院开展一些疾病的预防、安全知识讲座，提高人们对疾病的预防意识和认识到医疗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鼓励社会对社区医院进行资助，将社区医院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二）医院
1.建立完善的患者投诉管理系统
据调查发现医院的评价系统里面很多信息都是内部医务人员自己填的，并不是对患者真实想法的反馈，其实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的作用。因此医院要改变这种状况，有效收集患者的意见，可以将矛盾冲突在萌芽阶段就消除，为接下来的有效治疗奠定基础。
2.加强医德宣传，提高医务人员道德素质
医风医德建设是解决医患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良好的医风医德表现在医务人员不将患者看作是自己弥补合法收入低的工具。对待患者要耐心地解释倾听，将患者的目前身体状况详细地用通俗的语言传达给患者，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3.鼓励医务人员加强沟通，争取医患信息对等
沟通可以增进患者对疾病状况的了解，提高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的信任。医务人员要处处为患者考虑，将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这是建设和谐医患关系必不可少的。
4.提供科学的就医指南，为患者开设急诊绿色通道
现代医学知识具有高度专业性，因此很多患者不了解医学知识。一些患者甚至面对五花八门的科室都不知道自己要挂哪个科室的号，这个时候就需要导医为患者耐心指导，让患者就医有一定的方向性，以免花钱还没治好病。因此医院应为患者开设绿色通道，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让患者深切体会到医院的人性化服务。
（三）患者
1.转变就医理念
一直以来传统的就医理论是年龄越老的医生医术越高明，大医院的治病效果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很多慢性疾病和常见病都可以在社区医院治好，现在的社区医院已经有这个水平了。患者自身要纠正对基层医院的偏见，在社区医院不用出远门就可以治疗一些常见病，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有效推动分级诊疗的实施。
2.提高自身的医疗法律知识
患者自身对医学要有正确的认识。积极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提供详细的资料给医务人员。尊重理解和信任医务人员，不将医务人员当作自己发泄不良情绪的工具，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积极主动提高自身的素质，学习掌握一些法律常识。
参考文献：
社会学论文 篇六
为了更好地掌握“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现状，探讨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实现的方法与途径，我们对河北省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当代大学生经济价值观”的抽样调查。此次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笔谈和访谈为辅。运用典型抽样方法，在河北省内抽取了河北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六所本科院校进行问卷调查，所做问卷调查的对象覆盖文科、理科和工科专业的各个年级，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注意性别比例、政治面貌比例等情况。问卷调查采用不记名填写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数量3000份。回收问卷2850份，回收率95%，问卷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问卷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反应被调查者的性别、专业类别、政治面貌、年级等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涉及经济价值观取向、诚信观、竞争观、金钱观、消费观五个方面内容，每方面三个问题，每个问题分为赞同、基本赞同、不赞同三个答案，如表2所示。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现状
受社会转型的影响，当代“90后”大学生的经济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90后”大学生今后的生活、学习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影响，根据整理的调查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1.经济价值观取向功利化，理想模糊化在对待金钱和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地位的问题上，分别有51.56%、69.41%、58.81%的大学生反对“一切向钱看，理想是次要的”“改善经济状况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经济条件的优劣是社会地位的体现”这些观点，这说明大部分“90后”大学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追求，他们希望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分别有48.44%、30.59%、41.19%的大学生赞同或基本赞同这些观点。说明当代“90后”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必须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2.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对“诚信是一切价值的根基”“言必信，行必果”“宁可失钱，不可失信”问题的回答中，有89.36%、93.78%、88.29%的大学生给予了赞同或者基本赞同的回答，有10.64%、6.22%、11.71%的大学生给予了否定回答。说明大部分大学生都能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认识到诚信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3.竞争观念不断增强在对“在竞争中求生存”“实现经济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竞争”问题的回答中，有98.33%、77.75%的大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充分说明大多数学生有较强的竞争意识。但仍有1.67%、22.25%的学生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在回答“公平是竞争的必要条件”这一问题时，99.03%学生持赞同或基本赞同的态度，0.97%的学生持否定态度。说明“90后”大学生认识到公平是竞争得以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挖掘自身的潜力，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4.金钱观趋于理性对“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的回答上，有96.07%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只有3.93%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90后”大学生已经认识到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这对于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对“努力寻找各种赚钱的方法”这一问题的回答，77.87%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看法，22.13%的学生持不赞同观点，说明在如何采用合理和合法的途径和方法获取经济利益，很多学生认识不清。在“收入水平体现个人能力”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4.23%的学生给出了赞同和基本赞同的观点，15.77%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把收入看成了衡量自身能力的重要标准，这可能导致大学生能力培养的不平衡。5.消费观念多元化在“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追求时尚和名牌消费”问题的回答中，72.34%和84.76%的学生持有赞同或基本赞同的观点，27.66%和15.24%的学生持不赞同的观点。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勤俭节约意识淡薄，攀比、享乐思想严重。在对“毕业后考虑贷款买车、买房”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4.76%的学生给出了赞同或基本赞同的答案，15.24%的学生给出了不赞同的答案。说明绝大多数“90后”大学生已经充分的认识了社会现实，并做好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准备。
（二）“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效率经济、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自发性和逐利性的特点。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对“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产生了双重影响。（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从微观角度看，市场经济强调每一个经济主体的价值和独立性，这就为大学生追求自我价值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重视自我、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完成社会所赋予的责任。从宏观角度讲，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这种竞争已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调查结果来看，“90后”已经明白“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积极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求得更深、更广的发展。“90后”大学生的公平意识在不断增强。市场经济是公平经济，它为每一个经济主体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每一个经济主体根据自身经济利益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能够使经济主体的效率尽可能发挥到最大。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本质要求为“90后”大学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平等的享有抓住机遇的权利。（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存在很多限制自由竞争的因素，比如原有的国有企业垄断带来的行业间的资源占有、员工收入差距等问题，在社会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现象使“90后”大学生的竞争观念发生了扭曲。导致很多学生在入党、评奖过程中寻找各种捷径。2.高校教育方式、方法的影响学校教育是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高校教学中，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如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失信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反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等等。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公平、竞争等相关内容，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教学方法上，仍然以传统的灌输方式为主，缺乏增加师生的互动，实践教学模式陈旧，学生仅限于课堂学习，不能真正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学生不能够独立的运用相关知识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觉的意识。考核方法上，大多数学生都可以通过突击的方式过关，影响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3.“90后”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人的成长角度来看，“90后”大学生价值观体系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思维较为活跃，敢于创新，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所以成长环境的不同和个性化差异都会导致其产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如不同的消费观念、不同的金钱观等等。从青少年思想形成过程来看，“90后”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比较强烈，他们注重学习生活的独立性、追求自我、要求公平竞争，这是他们思想逐渐成熟的表现，但是崇尚独立、追求自我容易形成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背道而驰，只有不断加以正确引导，才能真正形成适应社会需要的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中学阶段的学习模式，让他们在经济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很多弱点。进入大学校园，各种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的不协调。这也是很多大学生已有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90后”大学生树立正确经济价值观的对策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90后”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是比较健康成熟的，但也存在着官本位至上、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因此，应加强对大学生的经济价值教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金钱观，正确处理好金钱、权力与理想的关系。帮助大学生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树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评价标准。帮助他们培养经济自控能力，强调获得财富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形成正确的经济价值手段。
（一）加强信仰教育
针对“90后”大学生理想模糊的现状，高校应加强信仰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他们将个人理想和社会需要相统一，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服务社会。对“90后”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使他们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同时，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充分利用高校各种校园文化形式、网络等手段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准，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主体的需要。
（二）转变经济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经济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变化通过课堂传达给学生，并转化为学生的思想意识。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根据实际变化不断调整，使学生能够理解什么是适度消费，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如何正确处理公平和竞争的关系等等，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经济价值观体系。从教学方法上来看，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加强师生的互动，探索创新实践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河北大学开展的微电影实践教学模式。考核是对教学效果的检验，可以将考核和实践教学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并掌握知识。
（三）拓宽高校进行经济价值观教育的渠道
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借助于宿舍文化建设、学校网络平台等多种途径开展经济价值观教育，加强经济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积极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提升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引进来”即采用报告和讲座的形式，将学者、知名企业家请入校园，以亲身经历讲述市场经济为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帮助学生加强市场经济意识。“走出去”即走出校园，深入企事业单位，亲身体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决策过程，感受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四）引导自我教育，挖掘受教育者的内在潜力
社会学学术论文范文 篇七
一 元代社会史研究
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
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
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
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頫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頫与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中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文做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实际上是明人所作，时间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为明人所作再考》）。马娟（南开大学）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资料对当时的伊斯兰教信仰、经典翻译、文化认同做了分析（《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清真寺碑刻资料为例》）。刘迎胜（南京大学）从元代回回人的称谓、分类、语言文字、谋生手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在道教方面，樱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学）用石刻资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设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问题（《〈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联合大学）研究了元代景教的传播与消亡（《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术：刘秋果（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通过对元代历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对元代科学的贡献（《浅谈王徇对元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元人邹铉的著作为主，论述了汉族养生保健科学的发展（《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陈广恩（暨南大学）以泾渠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设和相关社会问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尚刚（清华大学）的《蒙元织锦》分别研究了汉地蜀锦和自西域传来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及匠作机构。杨玲（南开大学）运用大量实物资料研究了元代一种特殊的服装“辫线袄”（《元代的辫线袄》）。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陈学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进行了分析，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唐太宗、金世宗进行了对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评价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志英分别研究了忽必烈中统至元初期的统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与中统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转运司沿革及其职能衰落原因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卢明辉和北京联合大学朱耀廷分别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视角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取向（《浅谈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政府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胡考尚、谢剑荣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从郭守敬的伟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杨德华、石坚军（云南师范大学）以云南行省为例，分析了忽必烈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忽必烈与云南行省》）。
郭万平（南京大学）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忽必烈时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的“蒙古袭来”研究》）。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军战船遗物分析进攻日本的元军构成及装备情况（《元朝新附军与海外经略》）。向正树（日本大阪大学）的《忽必烈时代的朝贡与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台湾台北）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究竟是死后的庙号还是生前的尊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舩田善之（日本东京大学）利用石刻资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译和传递过程（《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之价值》）。李治安（南开大学）的《元代的官吏贪赃》从蒙汉二元的官僚体制和蒙古旧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贪赃现象、惩贪政策和有关政策失败的社会原因。屈文军（暨南大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关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广播电视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频繁出现的大赦和有关原因（《浅谈元代的赦》）。党宝海（北京大学）的《论元朝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通过对站户制度各层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时期汗权的强大与主奴关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学）利用明朝和高丽文献，研究了高丽与北元、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高丽在北元明朝之间》）。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张金铣（安徽大学）考证了泰定帝的生年与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献军（海南师范学院）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南海考》考订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时间、年龄、原因、侍从人员、历史影响等。王晓欣（南开大学）考证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问题，并对海都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说明（《合失身份问题再考》）。内蒙古大学的瞿大风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会影响（《有元一带山西地区的蒙古诸王》）。内蒙古师范大学贺咏梅对以木华黎家族为代表的札剌亦儿部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径对蒙古人的影响（《札剌亦儿部勋臣世胄的仕进情况及其与蒙元政治的关系》）。赵文坦（山东大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研究了张柔家族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张国旺（南开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对真定史氏的姻亲家族崔氏进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与史氏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行政区划的研究方面，薛磊（南开大学）、杜立典（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分别就东北地区和福建台湾地区的政区建置进行了探讨（《元代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再论澎湖巡检司与台湾岛的关系》）。赵琦（南京大学）对《元史》中的“朵怜赤”、“大千户部”、“野马川”等名词进行了考证（《释〈元史〉中的几个与蒙古相关的名词》）。内蒙古大学薄音湖对包头市明隆庆四年美岱召泰和门汉文石刻中的人名、称号、国名做了详细的考释（《关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
社会学论文 篇八
1.社会实践开展现状。
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次数过少。调查结果显示，有33.54%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33.10%的大学生参加过一次，18.67%的大学生参加过两次，参加过两次以上的大学生相对较少。高校对于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经费支持不足。仅有32.30%的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学校的经费支持。大部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高。调查显示，26.80%的大学生是自觉参与社会实践，25.33%的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初衷是因为学校组织，15.11%的大学生是因为完成大学的课外学分。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方式大多为实习和兼职。针对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3.85%的企业接收过前往企业进行实习的学生，38.46%的企业接收过前往企业进行兼职的学生。
2.对社会实践的认识。
第一，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分别有45.74%、45.13%、36.61%的大学生认为当前大学生开展的社会实践广泛性不够、持续时间短、操作不规范。导老师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力度不够。56.42%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过程中指导老师的指导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指导老师的实际指导次数有限，指导效果不明显。大学生社会实践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支持。63.14%的大学生认为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第二，用人单位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不高。46.15%的用人单位认为制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学生参与率不高。社会实践普遍存在持续时间短、广泛性不够、操作不规范、功利心过强的问题。65.38%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持续时间过短，未能达到实效，19.23%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广泛性不够，且操作不规范，23.08%的用人单位则认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功利心过强。社会实践内容缺乏创新、规划不够科学。42.3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今大学生所开展的社会实践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实践内容形式缺乏创新，34.62%的用人单位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实践缺乏科学规划且社会实践制度落实不到位。社会实践后期宣传工作呈现良好态势。数据显示，仅有11.54%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后期宣传不力，说明用人单位高度认可当前社会实践的宣传效果。
3.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调查显示，51.16%的学生对“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这一社会实践的核心思想的体现表示较为赞同，60.03%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个人走向社会，另外，分别有32.56%、36.61%、33.33%、6.37%和21.53%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能够了解民生、促进专业知识的学习、投身志愿服务活动、了解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这直观的说明了社会实践有助于大学生开拓视野。社会实践对大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58.31%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50.04%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角色的转变，39.88%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社会实践能够使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数据显示，73.43%的同学认为社会实践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之间关系较大。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有助于其就业。数据显示，42.31%的用人单位均认为企业更愿意招收社会化技能高的大学生，他们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对社会也更加了解，进入企业以后会更加务实肯干，这对企业来说能够减少初期培训成本。在大学生应聘时，26.92%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的学习成绩，7.69%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的参与竞赛情况，而65.38%的用人单位最看中大学生参与的各种实践活动，这些数据表明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一味的关注学习，还要积极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化技能，这样才能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有助于其综合能力的提升。与大学生的看法不同的是，76.92%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对其自身的成长非常有帮助，96.15%的企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表示支持。表明绝大多数的企业对得到过社会实践锻炼的学生表示高度认可，并赞同高校引导学生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4.社会实践与社会化技能之间的相关性。
大学生的团体意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良好体现。46.82%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团队在整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作用较为明显，这也充分说明大学生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自身的组织、协调、合作能力得到了提升，即社会化行为技能得到了提升。社会实践能够使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得到提升。数据显示，68.13%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交流能力，即社会化语言技能，53.92%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合作能力，即社会化行为技能，51.77%的大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锻炼大学生的适变能力，即社会化思维技能，这足以说明，社会实践能够不同程度地使大学生的表达、交流、沟通、组织、协调、合作、观察、适变、创新等综合能力得到锻炼，即社会化技能得到提升。社会实践能够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数据显示，76.92%用人单位表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与其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联系很大，76.92%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交流和沟通能力，61.54%的用人单位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适变能力，综合起来即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同时也有少部分认为社会实践有助于锻炼大学生的表达、组织、协调、合作、观察和创新能力等。这表明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有助于提高其社会化技能。
二、对策与建议
1.规范管理，引导大学生自觉有序参与社会实践。
高校作为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主要管理和指导部门，可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洞悉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现状和学生的相关需求，加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和引导，使社会实践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大学生的社会化技能。同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大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注重社会实践指导老师的重要地位，尽可能地为学生解决实践基地、资金等实际问题，并需要通过规范管理，从而引导大学生自觉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2.加强选题指导，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会实践选题对于社会化行为技能的培养至关重要。不同的选题，其重点难点不同，对象不同，实践方式不同，实践效果不同，对于社会化行为技能的培养自然不同。因此，高校应制定政策，鼓励大学生以团队形式开展实践，加强组织、协调、合作能力的培养；在实践选题上，引导学生注重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会民生相结合，增强实践的科学性和培养能力的针对性。同时，指导教师对于社会实践的实效性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导老师应注重指导大学生观察与思考社会现象，带领学生认真分析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思考所学专业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思考自身职业规划，从而指导大学生主动调整自身的学习重点，实现自主创新发展；在社会实践后，应注重指导学生总结提炼实践成果，以研究报告或论文的形式将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层面，并积极将理论成果向相关单位反馈，从而对社会发展和工作推动发挥更大的作用。
3.加强学生能力培养，积聚实现大学生梦想的强大力量。
社会学论文 篇九
进入当代社会，教育社会学经历了较快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在英国取得了空前的知识地位和政治影响，英国的社会学家在“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处于“领跑”地位，并于70年代晚期建立了教育社会学的专业课程。教育社会学成为现代西方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主要流派，产生的原因也由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而具有国际性。当今世界学术传播、交流的国际化的现实也决定了其必定与“传统”教育社会学有很大区别。首先，对传统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挑战。功能主义建立在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的乐观主义背景中，主张通过特定道德价值的社会化，使学校教育制度成为促成个体适应社会并整合到社会系统中的最合适工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他在对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认为，学校是典型的社会化的现代环境，他将班级视为社会体系的子系统，认为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而学校和家庭是承担传递价值和规范责任的机构，塑造个体人格和符合工业社会要求的特定发展。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教育社会学研究以“冲突理论”为武器，矛头直指功能主义。主张以社会冲突来考察教育现象，批驳功能主义的技术功能理论，认为无法把学校教育的发展直接归因于经济与技术变化的结果，也无法把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归结为对学生进行从事未来职业所需技能的训练；学校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授社会支配集团的身份文化（statusculture），学校教育发展的动力来自不同身份集团之间的冲突。其次，对传统教育社会学“教育平等”观的超越。传统教育社会学承认教育不平等的合法性，认为教育竟争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机制，不平等本身是教育系统外在的因素，人们职业上的差别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的结果，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是从外界带入的偶然的无能为力的东西，学校本身是公正的、中立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钥匙，人们可以通过工作和教育保持或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新”教育社会学则认为学校从表面上看是公正的、中立的，其实它却是处于统治阶级控制下，“不仅学校制度、教育价值观为统治阶级所控制，而且连学校教什么、教谁、如何教也是如此；教育竞争也不是公正的，首先，具有不同阶级等级背景的学生在受教育的条件方面有优劣之分；其次，学生的成就动机也不是中立的因素，它受着阶级结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再次，学校里传授的知识以及掌握知识成败的标准对中、上层阶级的学生有利，对下层阶级学生不利；另外，从总体而言，教师的操作性价值判断也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学校并不能产生教育平等。
二、“新”教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及其批判
（一）“新”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融合
吴康宁教授认为，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教育社会学逐渐繁衍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出现了形形的学派，从而使教育社会学进入一个学派争鸣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以后，教育社会学虽然存在多元化发展，但各学派之间的论争渐渐少了，出现了多元共存共融和形成教育社会学共同体的发展态势。米歇尔·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将教育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作为传授知识主要渠道的学校课程纳入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学者也参加了“新”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如阿普尔作为课程论领域中的政治———社会派激进主义的“重构概念论者”运动的领袖出现的，他是从课程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在70年代末，他在《新教育社会学：分析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一文中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的教育社会分析概括在“新”教育社会学之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二）学科继续发展的批判取向
社会学论文 篇十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社会学论文 篇十一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理性思考
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社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大学生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之一。首先，通过与专业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充实课堂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氛围，拓宽师生社会视野，也能帮助学生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动手的有机结合。其次，通过与专业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了学生对专业前景、行业发展的了解，能够激发、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提升学生自觉学习意识，有利于大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能力的塑造。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部分高校在进行社会实践教育的过程中忽视专业特点，未能为学生搭建专业基本知识、基本素质同社会实践教育有机结合的实践平台。目前，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主题主要有“三下乡”、社会调研、参观考察、生产劳动和志愿服务等，内容宽泛但大多与专业结合不够紧密。据统计，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中，社会认知类实践比重高达68.1%，专业认知类实践只占19．7%，专业研究类实践仅占4．0%，2/3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对认识了解社会有帮助，但仅有23．7%的学生认为通过社会实践加深了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归结起来，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脱节，地位被“虚化”
目前，多数高校都非常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与开展。但从实际效果看，社会实践仅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是学生工作、团学组织的教育内容，与专业教学关系不大。部分高校并未把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管理体系中，没有明确实践环节的时间比例、计划安排及考核方式，还停留在活动组织开展的低层次上。受应试教育影响，大学生重理论轻实践，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还停留在被动接受的层面上；而由于脱离了专业背景，多数学生在实践中无法发挥专业特长，缺乏服务社会的能力，因而实践单位对接受社会实践学生热情度不高，普遍存在应付敷衍的现象。
(二)实践课题与专业对口少，内容过于空泛
近年来，各高校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形式、内容方面加大了改革创新，但从全局来看，组织形式单一，仍然以学校集体组织为主，分散开展为辅，利用寒暑期开展社会实践，内容也以参观、社会调研和科技文化服务为主，与自身专业结合度不高，且时间较短，大学生收获体会不明显，群众受益覆盖面窄。其原因在于高校没有充分发挥教育系统专业集中，优势互补，智力资源充足的特点，缺乏纵向发展的改革创新，专业特点与群众实际需求结合不紧密，导致学生不能学以致用，群众难以得到实惠。(三)实践过程缺乏专业指导，效果差强人意目前，大学生社会实践主要是高校学工系统、团学组织负责落实，其人力有限，且大多数政工干部缺乏专业背景，无法对社会实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成效评估，更无法从专业角度指导活动规划设计。加之，缺少相应激励与考核评价制度，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积极性不高。因此，大学生社会实践选题华而不实，内容专业度低，实践过程“走过场”，实践效果差强人意，群众满意度不高，学生收获体会少，起不到提高学生专业意识、培养创新思维的作用。
三、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路径选择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课堂教育的拓展和延伸，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补充，是培养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出发，依据学生专业、年级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实践教育，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而且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
(一)构建社会实践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通体系
首先，高校应改变以往社会实践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而从学生专业特点出发，构建起适应不同专业学生需求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实践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其次，将社会实践作为必修环节列入人才培养方案，从人才培养的高度制定社会实践课程和大纲，突出学生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从制度上确定社会实践地位，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常态工作。其次，对社团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创办者、管理者和参与者，设立创新学分加以鼓励。第三，高校要统一制订社会实践计划，如实践基地建设、专业师资打造、科研基金及配套措施等，切实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二)创新社会实践形式，引领学生职业能力成长
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旨在通过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持续发展，逐步成长为地区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领域的高技术人才。因此，社会实践要从学生专业、年级特点出发，努力与课堂教学、与所学专业、与学生科研活动相结合，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方向的渗透，引导学生由参观调查访问为主转向结合专业、发挥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开展科学咨询、技术服务、市场调研等形式，逐步使社会实践活动走向专业化，不断提高社会实践层次与水平，才能实现学生成长成才与服务经济社会的“双赢”。
1．实践教育“专业化”，充分发挥专业实践主阵地作用
高校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旨在通过专业化的人才教育培养，向社会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输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因此，培养专业化、具备较高职业素质和职业感的大学生始终是高校重要的社会责任。然而，这仅依靠校内的理论和实践教学是远远不够的，专业化的社会实践不仅是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动手有机结合的重要平台，也是增强学生专业认同感和职业认识的重要途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融入到企业中，不仅可以习得更多的可操作性的技能知识，熟练其职业技能，还可以学以致用，尝试解决工作实际中遇到的问题，逐步提高其职业素质。在实际开展过程中，要结合学生专业、年级特点，将实践活动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对低年级学生加强专业思想教育，利用寒暑假和双休日，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社区和学校，开展专业性社会调研、科技下乡、生产服务等学习性实践活动。对三、四年级学生加强职业素质养成教育，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结合个人特点和工作兴趣，深入市场、行业、企业一线开展实验、实习、实训，加深大学生对行业、企业发展前景的认识，增强专业认同感和职业素质养成，为大学生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2．社会实践“项目化”，增强社会实践育人实效性
根据学生专业特点、个人兴趣和社会热点，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认真开展实践项目选题、实践方案草拟、团队组建等，然后开展项目调研，形成调研报告、研究论文等实践成果，从而避免以往社会实践选题一刀切、行动盲目的弊病，加深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思考。整个过程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专业指导作用，鼓励学生带着专业问题去实践，并在实践中分析回答这些问题，提高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兴趣，增强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度和实效性。如营销类专业学生既可以在校内开展大学生消费心理与行为的实证调查，也可以就某一地区、人群的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食品类专业学生既可以就校内学生群体食品安全常识、权益保护等开展专题调研，也可以就食品安全监管现状、问题与对策的某一方面进行项目调研。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结合，进而培养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提升学生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调研、访谈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们的交往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赢得必要的社会和职业体验，有助于大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与塑造。
(三)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专业教师的学科素养和理论前瞻性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指导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专业教师的专业优势能使实践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利于活动过程的专业性和实效；另一方面，可以激励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激发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首先，要完善教师考核体系，如将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评选优质课程和优秀教师的依据，核定工作量并采取各类奖励措施，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指导积极性。其次，要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意识，将专业教育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更好服务于高校办学宗旨。第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聘任行业、企业专业人士作为兼职教师，将专业教学与行业需求有机结合，更好地指导学生专业学习与职业道路发展。因此，依托专业背景开展社会实践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有效途径，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组织，建立长效的社会实践机制，调动广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不断实践与总结，使自己成为一个实践能力强、专业知识过硬、综合素质高的有用之才；另一方面学生通过提前的专业实践，对自身所学专业的各方面能够提前了解，有助于学生根据自身专业情况，提前进行职业生涯设计，作好自我谋职、自主创业与开创性工作的准备。
作者：王文峰 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第二篇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主体及其动力构成的环境分析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连接纽带和利益诉求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依靠市场经济建立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连接纽带并没有完善，社会各主体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较为松散的状态。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这种松散状态表现为社会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社会主体自身的利益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相关度并不完全一致。如大学生社会实践直接与大学生群体、高等院校和政府教育部门的利益诉求相关，他们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最积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他们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利益诉求具有选择性，即选择对自身有利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选择行为本身就具有较强的自我利益考量。这就使得诸如企业这样的主体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动力不尽相同，部分社会主体全面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动力不足，而只是选择性地参与其中。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社会主体、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由利益诉求带来的资源配置共同构成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环境。创造有助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环境需要明确动力结构以及客观理性地对待社会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合理进行制度设计来实现主体间利益的相互满足和动力的传导，激发社会各主体的动力，推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持久健康地运行。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动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各主体参与社会活动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利益诉求的载体不尽一致。正是由于这种利益诉求的不一致，社会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才能相互交叉进而形成需求和资源交换网，才使得大学生社会实践在市场经济下得以运行。认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各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而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动力结构。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相关主体的动力分析
绝大多数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都有明确的目的，或为体验生活，或为检验知识，或为服务社会，或为提高竞争能力［2］，这是他们的社会需求，是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动力源。高等院校作为培养大学生的组织机构，推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服务社会、提升育人效果、获得政府认可和社会认可的需求是他们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动力源。企业、社会团体寄希望于通过支持大学生社会实践来挖掘优秀的人力资源，实现企业和社会团体的良好发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实现其职能的载体，实现组织职能是政府教育部门自我认可和社会认可的体现，也是他们的动力源。这些由社会主体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出发产生的动力称为原生性动力。除此之外，由主体之间的互动来发生动力传导，可进一步形成次生性动力。社会转型期间，政府依旧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包括行政权力、资金、项目审批、社会考评等。社会主体有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愿望，希望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更好的资源配置机会。比如大学生群体进一步希望通过社会实践扩大职场人脉；高等院校希望通过较高质量的组织活动获得主管部门更高的认可和更好的发展机会；企业和社会团体也寄希望于通过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来支持政府的行动。原生性动力和次生性动力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体的动力，一起作用于社会主体的行动。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相关主体的动力方向分析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目标是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整个活动的方向性目标，参与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都应为这个目标开展行动。大学生群体参与社会实践可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检验知识、丰富经历，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高等院校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既是培养学生的手段，也是提高办学水平的载体。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社会实践可以择优选拔人才服务于企业发展。但由于各社会主体的动力源并不完全一致，次生性动力的功利属性决定了社会各主体的动力方向并不完全一致。单个社会主体的利益与整体社会的利益取向之间存在差异，甚至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这就需要整合不同社会主体的动力方向，将各个社会主体的动力源汇于一致的方向，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地共同服务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目标。
（三）大学生社会实践相关主体的动力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分析
社会行动是社会动力的直接表达。社会主体在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将自身的各种动力转化为社会行动，根据自身的资源或职能范围，创造物质或精神产品，满足其他社会主体的需要。大学生需要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将动力转化为输出知识和技能，满足企业、社会团体对知识和技能的需要。高等院校需要将自身的动力转化为输出组织资源，满足大学生群体获得优质的社会实践机会和高质量的社会实践效果。政府教育部门将实现部门职能的动力转化为输出权力，整合、配置和优化社会资源，满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需求以及满足企业获得优秀人力资源的需求。企业、社会团体将动力转化为输出职业岗位，满足大学生社会实践岗位的需要以及满足政府教育部门调动资源的需要。
三、C市通过制度设计激发社会主体参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动力
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动力机制正常运行，需要处理好动力结构内部的关系，即激发社会各主体的动力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处理好各主体需求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的互补，建构完整的动力链；整合各主体的动力方向，保持社会各主体的动力方向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总体需求的一致性；落实对社会各主体的需求，激励不同社会主体由需求向行动的转变。C市近年来组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强化了制度性安排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优化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更好地达到了预期效果。总结C市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制度安排上完成了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动力机制的支持构架。
（一）完成动力源的开发
动力源的开发也就是对人们内在需求的开发，人们的需要越强烈，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所涉的社会主体多，社会需求也多，客观上要求不同社会主体在需求上有差异且互为补充，只有形成完整的需求链，才能完整地开发社会各主体的动力。C市出台了做好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文件，要求涉及的社会参与主体包括优秀大学生、市级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公益性组织等。一方面能满足大学生对优质社会实践岗位的需求，也能满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组织对优秀人才的需求，从制度设计上能激发大学生群体和事业单位等参与其中的动力；另一方面，双方的需求互补，再加上高等院校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作为组织职能部门的参与，从大学生到高等院校，从高等院校到教育主管部门，再到企事业单位，整个需求链构建完整，动力源得到高质有效的开发。
（二）实现动力合力最大化
文件明确提出：“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市情民情，增强与工农大众的感情，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制度设计上明确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方向，也明确了各个社会主体参与其中的行动方向。比如，大学生到农村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生活和农村现状，切身感受民生疾苦，增进同农民群众的感情”，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既可以运用知识技能服务“三农”，也能增进与不同社会群体的感情，实现社会主义和谐发展。企业和农村接受大学生实习和锻炼，也很好地支持了大学生的社会学习过程，实现了社会对大学生群体的再教育和再培养。在整个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制度性的顶层设计很好地整合了参与其中的社会主体的动力方向，目标具有一致性，实现了动力合力的最大化。
（三）完成动力转化和动力分配
动力转化主要是将人的处于潜在形态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行动，这需要人们对需求实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动力分配环节不仅可以将动力分配给其他社会运行环节，还可以将动力分配到各个社会主体中去。动力分配能为动力转化提供评估的信息和条件，二者相互关联。C市在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极调动各项资源，给予了政策措施和财力保障。如在植树造林活动中，区县党委、政府负责选派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提供树苗和工具，组织当地群众与大学生一起种树。这在资源调动上支持了大学生参与植树造林活动，便利了大学生服务社会，促进了大学生将服务社会的动力转化为行动。同时，C市还充分考虑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接受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困难，在资金和考评方面采取了良好措施，调动了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将他们的动力转化为了现实的行动。在C市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制度设计和实施中，社会各主体的利益和需求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社会动力在各个社会主体身上都得到激发，实现了动力的优化分配。
（四）实现动力的积累、培育和再生产
反馈环节指整个动力机制输出的结果对动力机制运作产生影响的过程。将整个动力机制的过程，如动力源开发是否适度？动力转化环节和分配环节是否到位？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反馈环节作用于动力机制的优化，通过反馈环节，还可以将输出结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辐射更多人群，将动力贮存到更多社会主体中，实现动力的积累、培育和再生产。文件要求大学生将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通过社会实践报告进行总结和升华，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条件将优秀研究报告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反馈的目的在于发现活动中动力机制的不足、总结经验，及时优化机制，同时完成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成果的奖励，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动力的积累、培育和再生产。
作者：颜其松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第三篇
1、新农村建设，展现当代农村风貌
在农机合作社进行参观活动时，合作社配备了大型先进拖拉机、收获机、植保机械、深松整地机械、气吸式播种机、秸秆打捆机，灭茬机等；马铃薯合作社配备了大中型拖拉机、耕整地机械、马铃薯播种机、中耕机、喷药机、打秧机、挖掘机、收获机和运输车等；保护性耕作合作社配备了适合保护性耕作技术要求的农机具。建立农机合作社有许多益处，一是可以解放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多渠道致富增收。二是通过大型农业机械的耕种收割，可以避免耕地土壤板结、保水保墒能力差、作物产量不高、抗灾能力弱的问题。为农民解决了以前少量土地产量低的问题。保护了生态，促进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2、社区普法，法律走进人家
近年来，有极少数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因此造成一些农民认为：法律条文讲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法讲的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套，学法无用，由于这种有法难依、执法不公的现象，挫伤了农民学法的积极性。并且当前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由于其范围广、人员多，文化层次差异大、组织程度低，始终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因此志愿者们对农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普及关于土地法及婚姻法的宣传，关于土地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对于婚姻法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解释包括婚前财产，结婚年龄，婚后财产。并对适婚年龄的青年进行了广大的普及和具体事例的展示，有了很好的效果。
3、特色活动：环境质量检测
在检测活动之前我们知道：空气质量是依据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高低来判断的。空气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空气污染物浓度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固定和流动污染源的人为污染物排放大小是影响空气质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其中包括车辆、小企业生产排放、居民生活和取暖、垃圾焚烧，秸秆焚烧等。农村的发展、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等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有害物质被排放到空气中，改变了空气的正常组成，使空气质量变坏。当我们生活在受到污染的空气之中健康就会受到影响。迁移到在新农村建设中，乡下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周围环境最大化不受其影响是我国发展中应重视的问题。所以在此次三下乡的活动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与之相关的特色活动，及对农村环境相关项目的检测。这样的活动，既可以帮助本专业的大学生了解环境监测工作的流程，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认识，提高全面能力素质，还能弥补在农村环境检测方面的不足，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环境质量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农村的环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环境规划方面提供科学依据。具体检测项目如下：
1）在河道，田地等地进行对重金属的检测。收集土地样本，准确检测所含有的各种化学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