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是编辑sky给大伙儿整理的14篇范文论文，欢迎阅读。
完整的论文 篇一
为增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了解，加强班级与班级的团结互助、提升凝聚力，__级__专业与__专业于_月_日在一教草坪举行了联谊活动。活动当天下午同一时间，在两个班长的带领下，同学们开展了羽毛球(单打、混双)、篮球、排球、乒乓球(单打、混双);联谊晚会也在当日晚上举行。
本次的球类比赛和本场晚会的目的以下几点：
1、丰富了同学们课余生活，给同学们展示自我的机会。
2、加强了班与班直接的交流，增进了同学直觉的感情。
3、锻炼我们的体魄，提升我们的胆量。
4、给大学的我们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增进男女的友谊。通过两个班班委的合作，再加之各班级成员的积极参与。在联谊前半个月，舞蹈成员在__的带领下抽出宝贵的时间开始积极排练；与此同时我们班也排练了舞蹈。虽不是专业的舞蹈者，不过这些同学的表现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有表演长拳的同学，相信私下也花了不少功夫。本场晚会有几大亮点值得一提。首先是主持人，落落大方，在整场晚会的衔接及完整性上期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次，本场晚会的重头戏：游戏环节。游戏让同学们彻底放松，如真心话大冒险，让同学们表达了内心真实的想法。游戏把本场晚会推入高潮。因此，总的来说整场晚会贯穿了轻松与活跃的气氛。
当然，作为两个班级间自发组织的活动，其间有一些不完整性，甚至一些小小的疏漏都是难免的。列出以下有几点，以供以后班集体组织活动的借鉴：
1、比赛活动组织性不强。下午比赛前有些同学迟迟没能到场，因此导致有些比赛拖延了时间。
2、晚会的收尾缺乏完整性。晚会最后一个节目还没等结束，一些同学就散场了。这点晚会组织者及同学都得注意。
总之，本次联谊活动与本场晚会总体比较流畅，使同学们既轻松又愉悦，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既然指出了缺点就应当改正，使以后举办集体活动更成熟。
完整的论文 篇二
相传，李白死后葬在采石江畔，来往的文人墨客总爱在他的墓前提诗。一日，一位名曰梅之涣的文人经过，见此情景，便愤然在墓前提曰：“采石江畔一坏土，李白诗名传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其是在讽刺那些自不量力的人，这便是班门弄斧的典故。我对梅之涣的认识不敢恭维。
我认为敢于在名家前面显示才能、提出异议的人往往自我意思强，能大胆的表现自己。老子说过“自胜者强”，现代革命家xxx也说：“人就是应该有顽强表现自己的精神。”伯乐当年发现千里马，不也就是千里马不凡的一声长嘶吗？《史记》写毛遂自荐时，面对平原君的不信任，毛遂的一番论述颇为精彩：“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你看到这锥子，要是你早点把它放在袋里，难道光露个尖儿吗？”毛遂自比冒尖的锥子，而他正是具有了这种自我意识才赢得了展示才能、留名青史的机会。反之，若不敢在鲁班门前耍耍“大斧”，就没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岂不碌碌一生？
同时，“班门弄斧”贵在于有认真的科学态度，向权威提出质疑，不人云亦云。xxx就敢于向权威挑战，以风筝试验推翻了巴黎皇家学院罗勤院长的观点，证实打雷是一种放电现象。我国女科学家修瑞娟也是如此，敢于提出不同观点，最终她的微循环机制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被称为“修氏理论”。其实，“大斧”到底“耍”得是否完美并不重要，至多在高手面前露个破绽，贻笑大方，总比那些怯懦保守而又自高自狭的“老朽”强上千倍万倍。试想，倘若那位木匠祖师鲁班没有一点“师门弄斧”的精神，他岂能胜于他的师父？这样代代相传，代代而逊，岂不大谬而特谬？
总之，我认为在新时代，年轻人应该敢于创新，敢于冲破前人的樊笼，应具有“班门弄斧”的精神。梁启超说过：“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年轻人犹如“红日初生，其道大光。而少年强则国强，难道今天的当代少年就不应该担起时代的重任，冲破“樊笼”，在“鲁班门前”耍耍“大斧”，拥有一点“班门弄斧”的精神吗？
优秀的论文 篇三
【摘要】目的探究在县级医院的继续教育下，基层全科医生对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管理水平的影响。方法通过随机对照的方法，将178例心衰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并对县域内66名全科医生进行最新版心衰指南的继续教育，考核通过后再对干预组进行随访管理及教育；而对照组接受常规的二级预防1年后，观察此教育模式对心衰患者管理水平的影响。结果教育后全科医生对心衰的知晓率、标准化药物使用率均较教育前增高（P＜）。干预组心衰患者的疾病知晓率、标准化药物使用率、心衰自我管理率、6min步行距离（6MWD）均高于对照组（P＜）；而心衰再入院率，平均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结论在县级医院继续教育下，全科医生对心衰的管理水平提高，进而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心力衰竭；全科医生；继续教育
随着我国步入老年社会，心衰成为了公共卫生的一个巨大负担。近年来，对心衰的治疗已有很大的进步：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_（ACEI）、β受体阻滞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以及心脏移植等方法均可降低心衰病死率，但我国心衰患者的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1]，可能与我国心衰患者管理水平低下有关。本研究探究了继续医学教育对基层全科医生管理心衰患者水平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湖北省沙洋县域内基层工作的66名全科医生。排除标准：
（1）参与了任何其他的医学研究；
（2）不愿意加入本研究者。20xx年3月—20xx年3月在湖北省沙洋县人民医院（简称我院）出院的178例心衰患者，诊断标准符合20xx年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其中男性92例，女性86例。年龄45～83岁，平均年龄（±）岁。应用随机分组功能将其分为干预组及对照组（每组89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NYHA分级、LVEF、伴随疾病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纳入标准
（需2项均满足）：
（1）愿意参加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NYHA心衰分级Ⅱ～Ⅳ级者。
（2）超声心动图显示心腔增大和（或）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45％。
排除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1）继发性心肌病：围产期心肌病、甲亢性心脏病和贫血性心脏病等；
（2）肺源性心脏病；
（3）单纯舒张期心衰；
（4）心包积液、缩窄性心包炎；
（5）外埠患者或流动人口。
研究方法
我院心内科高年资主治及以上医师对全科医生就心衰诊疗最新进展进行继续教育，包括心衰定义、病因、诱因、诊断、治疗相关知识，教育前后均进行问卷考核，考核合格的全科医生再进行干预组患者的随访管理与教育；全科医师可随时与我院心内科医师进行交流咨询，并请求指导会诊转诊。后者每3个月对全科医生的随访情况督导检查。
干预措施
由全科医生向干预组患者讲解心衰的防治知识，并对导致心衰的病因进行正规的诊治。注意戒烟限酒；通过洗手，通风，避免病原接触防治呼吸道感染；通过发放限盐小勺推行低盐饮食（＜6g/d）；限制水摄入，监测24小时尿量；建议采用袖带式电子血压计监测血压及脉搏；测体质量时注意每天早晨起床在解大小便之后进食之前自测体质量，称裸重或每天穿相同衣物。制作自我管理表格并记录。对照组采取常规的二级预防：包括人群健康教育、出院后定期回到医院复查和开药。
观察指标
（1）1年后心衰疾病知晓率、标准化药物使用率、心衰自我管理率、6MWD；
（2）1年内发生心衰再入院率、平均住院时间。
统计学分析
采用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2检验，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全科医生继续教育前后心衰知晓率、标准化药物使用率的比较
继续教育教育后，全科医生心衰知晓率和标准化药物使用率均高于教育前（P＜）。
两组试验前后心衰知晓率、标准化药物使用率、心衰自我管理率，6MWD的比较
干预组有效病例87例；对照组有效病例84例。教育前，两组患者的心衰知晓率、标准化药物使用率、心衰自我管理率、6MWD无统计学意义。随访时间为1年，干预组教育后的上述指标均高于教育前（P＜）。教育后，干预组的上述指标均高于对照组（P＜）。
两组患者心衰再住院及时间的比较
干预组患者心衰再住院率，少于对照组的。平均住院时间（±）天，少于对照组的（±）天，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20xx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3]指出我国心血管病患者数量巨大，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的40%以上，为我国居民的首位死因。心衰治疗是各种心血管病治疗的最后机会，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过程，包括在院的标准化治疗及出院后的二级预防。由于心衰的住院治疗花费巨大，且医院无法解决患者所有的问题，大部分心衰患者的绝大多数时间必然在基层实施二级预防与管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生活在基层，全科医生主导下的患者自我管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4]。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心衰管理的研究已开展了数十年，通过研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由全科医生实施的心衰患者在基层的管理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对全科医生以及患者自身对疾病的认知及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尝试较少，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旨在建立分级医疗服务体系，实现防治并重的医疗模式，落实患者自我管理健康和慢病的知识和技能[5]。值此契机，我院对县域内全科医生心衰的诊疗知识技能进行继续教育[6]。提高了其心衰指南的知晓率及执行水平，并由其实施基层心衰患者的疾病管理，及督促患者进行自我管理[7]。本研究显示，全科医生在没有经过继续教育前，对心衰防治的相关知识知晓率不佳，标准化治疗率较低，而经过继续教育后情况有很大改善，能够独立对大多数心衰患者进行管理和指导。并且经过全科医生干预后，患者对心衰的知晓率、标准化药物使用率、心衰患者自我管理率、生活质量、6MWD显著提高。作为县级医院，主要给以继续教育，培训指导及解决疑难情况，简化了县级医院的工作流程，节约医疗成本，减轻了患者的负担，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8]。因本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不能排除偏倚的存在。要在此基础上，延长随访时间，总结经验教训，并期望能联合其他县级医院进一步研究，更好的为心衰患者服务。
参考文献
[1]黄峻。中国心力衰竭流行病学特点和防治策略[J].中华心脏与心律电子杂志，20xx，3（2）：2-3.
[2]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xx[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xx，42（2）：3-10.
[3]陈伟伟，高润霖，刘力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xx》概要[J].中国循环杂志，20xx，31（6）：521-528.
[4]杜兆辉。全科医生家庭责任制服务在社区健康管理中决策原则的思考[J].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xx，12（5）：346-347.
[5]胡大一。中国心脏康复的现状与发展思路[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xx，37（7）：581-582.
[6]杨鹏会，赵金梅，汪文月。家庭管控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影响[J].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xx，8（6）：697-699.
[7]顾蓉，王涟，徐标。慢性心力衰竭的院外管理模式探讨[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xx，9（16）：2988-2990.
[8]袁素维，马进。依法推进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J].中国卫生资源，20xx，18（2）：78-79.
完整的论文 篇四
小兔乖乖小学四年级作文
我家养着一只十分可爱的小白兔，它叫“乖乖”。它身穿一件松软、雪白的大皮袄。缩成一团，像一个大大的白绒球。小小的脑袋上竖立着两只长长的耳朵，一双红宝石似的眼睛炯炯有神。灵敏的鼻子下，有一张可爱的三瓣嘴，让人看起来总是在笑。三瓣嘴的旁边长着几根银针般的胡子。肥肥的身体下，有四只有力的腿，再加上短短的小尾巴，就更加可爱了。
乖乖除了吃各种蔬菜之外，还吃除橘子、柑子之外的水果和野菜、树叶。它吃东西的样子格外逗人，斜着头东咬咬西咬咬，眼睛睁得老大了！
在乖乖看来，任何东西都是有趣的。。它见什么玩什么。比如它天天咬着擦地的帕子，甩出去又叼回来，叼回来又甩出去。
为什么给它取名为“乖乖”呢？告诉你吧，它会自觉去厕所大小便。在它跳出挡板后，只要拿起晾衣棍吓吓它，它就会灰溜溜的逃回窝里了。你说，“乖乖”这个称号该不该赐它？
有一天晚上，它从挡板里跳了出来，直奔我已经做完的《黄冈小状元》，胡乱撕咬起来。这还不够，还把我茶几上的东西“玩”了个遍。这回我可遭殃喽！我找同学的复印，又舍不得打乖乖。
乖乖带给我无尽的快乐，我喜欢乖乖！
论文论文 篇五
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主渠道、主阵地是课堂教学；教师的生命光采、成败得失主要反映在课堂上，学生的品德、知识、才能和创造力主要也在课堂里获得。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中枢，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教学效益，便是这个中枢的核心。建构科学的、规范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语文的教学效益。教学模式（Modelofteaching）作为一种教学程序或策略，有一定的法则和原理，但操作时可以因时、因地、因对象而异，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教师可以普遍接受。
为了研究教学模式，一年多来，研修班课题组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先后在杭州市学军中学、桐乡市第一中学举行了十余次观摩教学，吸引全省各地数百名教师前来听课、评课。对各种课型进行分析，大家发现成功范例是各式各样的，有许多无法预先确定的变量，但在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合理的教学结构框架，是建构新模式的基础。在对各个成功范例作比较、分析之后，发现其中共同的、稳定的教学程序或策略。那就是在教师策导下，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使学生没有压力感，始终保持安全、自由、舒畅的心态，让他们独立地去学习发现、创造。课题组经过抽象、概括，推出“独立自主，促成创新”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这个新模式吸纳了前人教学研究的智慧成果，是在诸多已有模式的交叉点上形成的，同时又是适应知识经济这一时代的产物。世上没有完全独立的教学模式，新模式是已有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前人的模式及其理论成果作一必要的历史回顾。
二、模式研究的历史回顾
翻开中外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教学模式的研究有两种走向，一是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讲究知识的系统性，重视接受现成的原理；一是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习所需要的知识，重视实际的运用，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
五十年代，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所主张的教学以教师、教科书和课堂为中心，对我国教育界影响很深。六十年代我国开始解构凯洛夫教育思想，同时清理把语文课误成政治课、文学课或工具课的做法。上海育才中学推出了“八字”教学模式（读读、议议、讲讲、练练），其中四个要素不是独立的质体，它们相互交叉、相容。“议议”与“讲讲”就难有严格的区分；“讲讲”与“练练”常被颠倒。校长段力佩称之为“有领导的‘茶馆’式的教学”，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宽松、自由的教学，意在拆解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教师是这个模式的“领导者”。
八十年代受改革开放思潮的裹挟，语文教学模式研究呈现多元化的倾向，诸如“情境教学”、“问题教学”、“探究教学”以及“八步读书法”、“作文三级训练”等，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提出多种教学模式。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几乎都提出过自己的教学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和训练为主线，自读、教读、作业和复读四式课型）和辽宁魏书生的“自学六步法”（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和自结）。钱氏模式欲把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结合起来，意在融通两端，消解矛盾，同时强化训练，以提高学生的解题与阅读能力，所以为方方面面所共同接受，但模式本身所使用的三个关键词及其关系的表述，尚存歧义。先说“主导”，指起决定作用者，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与之相对的是“被导”或“受导”；以教师为主导，学生的主体性就难以体现出来。再说“主体”，指有认识与实践能力者，与之相对的是“客体”；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又成了受制约的“客体”。“主导”与“主体”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也是不相对等、不相并列的概念，不能混同使用。教师必须是“主体”，然后才有“主导”可言。在课堂活动中，教与学本是一个复合主体，教师是实施的主体，学生是学习与价值的主体，双方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相互转化，又都是相对的客体。此外，“训练为主线”的说法也欠妥，教学是师生双方碰撞的交流活动，让学生从头至尾“训练”，容易滑入以教师为中心的题海战，这显然不是钱氏模式的本意。
魏氏教学模式实施以学生为中心。“定向”、“讨论”、“答疑”可以在教师指导下活动，也可学生自己组织活动；“自学”、“自测”完全是学生自主的学习活动。有时教师外出开会或讲课，长至一两个月，学生也能自己组织教学。魏氏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教学管理系统，规定学生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学期定时必做的事；又建立了反馈检测的监督系统，师生共同管理学习活动。这一模式对学生要求很高，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已经取代了教师作用。课堂教学本是师生双方同地、同时对同一话题展开的交流活动，你来我往，对话问答，缺一不可。魏氏模式纯属个体教学经验的结晶，确切说是一种自学模式。
回顾语文教学模式的发展与演变，它虽然只是课堂教学所采用的一种结构或程序，但上下左右联系起来看，则是社会巨网中的一个网眼。我国知识经济已经初露端倪，要在21世纪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的主动地位，就必须转变传统教育观念，由书本教育、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创造教育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知识经济对教育的呼唤。
三、新模式的结构与内涵
新模式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用四个关键词作出简要的结构表述，其内涵如下。
“独立”。传统教育视学生为“受教育者”、“听话者”、“被动者”，创造教育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承认每个学生都是唯一的“这一个”。尽管他们的资质、禀赋以及成绩有差异，但都有成才的条件，教学不能用同一的标准和口径要求他们，应有所区别。实施分层教学，让超常者冒尖，带动普通者，使后进者也有所得。课堂上要留出自由活动的时间，激发学习的内驱力，保证人人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能，获得满足，增强信心。
“自主”。传统教育把教师视为绝对权威、主宰者、训诫者，创造教育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教师的任务是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提供经过选择的充足材料，处处、时时为学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表现欲，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潜能，在学习中感受自己的智慧，体验成功的快乐，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促成”。传统教育把学生头脑当成仓库，一味往里堵塞知识，创造教育唤醒、激励、鼓动学生自己去开掘知识的宝藏。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由投之以鱼，转向授之以渔，不是代替学习，而是教以学习的方法论。教师要由主导者变为策导者，时时唤醒自己，停止讲授知识，赶快打开学生灵智的头脑，促成自我教育、自我学习和自我实现。
“创新”。传统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活字典”、“两脚书橱”，创造教育要使学生成为“发现者”、“创造者”。教育是社会文明、人类进步的阶梯，能帮助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取人类千百年实践聚积起来的知识，一下子站到了巨人的肩上。但接受前人知识只是一个跳板，要破除对知识、书本和权威的迷信，未来的英雄是创新者。要在接受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造能力，也许这些发现和创造是十分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它们是未来的、伟大创造的萌芽。
“独立自主，促成创新”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有两个层次。“独立自主”是对学生的期望，“促成创新”是对教师的要求，需要师生双向共同努力来完成。教师是课堂教学的“设计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教学模式的动作最初是由教师来发动的，讲授、指导、促进都是由教师完成的，但这仅仅是一种外部刺激。学生是学习活动的“探索者”、“实施者”和“完成者”。外在的刺激只是一种促进，学生要接受新知，必须调集自身的所有力量，经过同化，顺应，才能内化纳入头脑，充实自己的认知结构。这个模式不以教师为中心，也不以学生为中心，而是双方协调合作，共同实施，并产生效益。
四、新模式的要求与操作
新模式向教师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重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同步发展，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和思维力的培养，必须与触发学习兴趣，培育丰富的感情和坚定的意志、性格相结合。情商作为智力感情，是发展智商的保证，两者相辅相成。二要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师生互尊互爱；师生情具有动力、感染和诱导的功能，能促使双方加倍努力，教与学的主观能动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三要采用问答交流的教学方式。对话是沟通交流，传递知识、信息的最佳方式。发问、思考、论辩，被哲学家誉为无止休的歌唱。教学本身包含着问答结构，师生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切磋研究，建立以创新为乐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推动教师的学习，开发学生的智能，促使教学上新台阶。
新模式的实施操作要注意三个环节。一是起始导读。这一段教师是主体，需要对教学定向，确定目标和要求；定度，确定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定序，确定教学的程序与方法，最后还要确定快慢节奏和一堂课的高潮所在。教师在完成导读指引之后，应迅速把学习主动权交还给学生，让他们独立阅读、提问或思考；对课文内容及其相关知识，进行归类、整理，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二是中段激疑。这一段师生双方都是主体。经过教师指导，学生在认读、理解课文的字、词、句、篇之后，会产生良好感觉，自以为懂了。这时教师要提出质疑，创设问题情境，构置认知冲突，把阅读引向深入；或者拓展思路，设计新的、异类练习，把阅读铺展开去，一纵深一横扩，增强阅读的深广度。三是终端延伸。这一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协助学生完成知识向能力迁移，并通过语言文字加以落实。让学生自己先把课堂上获得的知识加以系统化，然后进行重组，寻求知识的内在规律，再加以简化；最后通过练习，达到知识的活化。语文教学特殊性在语言文字上，动脑、动口，更需动手。语言能力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功，需要长期积累、存储，需要融会贯通，这是学生终身学习和未来发展的基础。
五、新模式的效益评估
效益是课堂教学模式的生命，是评价模式得失的唯一标准。效益包括效率和效果，前者按经济原则评估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后者按质量原则评估，计算学生达标的数量与程度。概而言之，效益评估指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以及社会、个人对语文期望值的达成度。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检测学生参与教学的程度。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是以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质量来测定的。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活动情况，看表情神态、发言次数、课堂笔记和查课后作业。设计一份《课堂师生交流、教学共振记录量表》，统计教学活动的时间，包括教师导读、讲解、答疑、板书和布置作业的时间，学生自读、思考、提问、抄写和作业时间；测定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包括发言问答的覆盖面，有多少人达到教学要求；搜集反馈信息，有多少学生课后要求持续学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程度如何，等等。
二是检测教师投入的程度。要做到：第一，教学目标明确，难点、重点突出，讲解简明扼要、切中肯綮；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达成度接近100％。第二，教学可利用时间和实际利用时间无误差，接近100％，教师没有讲废话。第三，课堂教学自然流畅，快慢适度，气氛热烈，有意外的惊喜，能一波一浪，把教学推向高潮，有回味。
三是观察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理解课文中的难点，能自行归纳主题、说明写法，并引发有一定创见的议论，进而引申发挥，解决相关的异类问题，直至纠谬，对教学内容或课文提出新的见解。学生不只是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学生的解题能力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超越了教学内容和教师的要求，其中少数尖子学生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教师理解得更好。这便是创造能力培养的极致。
四是要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埋下伏笔。讲好一党观摩课，按照一种教学模式授课并不难。难在这堂课要具有前瞻性，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保持继续学习的势头。做到“曲终人不散”，在课堂教学结束之后，学生始终保持着学习的兴奋点，主动去寻找学习的新材料，以求深入一步；让学生感受到学习是无止境的，一山更比一山高。语文教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为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伏笔，就不是成功的教学。
论文论文 篇六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民族语言失去了神圣性，审美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艺术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写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心理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文化只有回归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传统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公共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文学现象，文论写作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审美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语言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逻辑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美学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3小结
完整的论文 篇七
电子商务安全信息化建设研究
关键词：系统安全；电子商务；数据安全；安全信息化
一、绪论
二、电子商务
三、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
电子商务的安全可靠性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人类环境的安全、基础设施的安全、系统的安全、逻辑实体的可靠性、安全性评估、安全服务、电子商务应用程序的安全性、用户安全等。很明显，这些问题与环境有关，所以安全可靠性问题可分为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非技术安全问题能够加强安全意识培训，建立和完善安全意识系统；技术安全问题能够经过适当的方法解决，贴合安全系统的等级制度和电子商务协议。在电子商务中，商业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一旦被盗，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信息的安全性将是十分宝贵的。它是电子商务能否顺利进行的保障。它影响着人们对电子商务的依靠，影响着电子商务将来的发展速度。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能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泄露在电子商务中，信息泄露主要是商业秘密的泄露。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双方谈判的资料被第三方窃取；交易一方向另一方供给的信息，由第三方非法使用。小偷主要经过拦截和偷窃来泄露信息。
四、电子商务的安全要求
（二）鉴别性在电子商务中，交易双方都可能是未知的人。所以保障交易双方身份真实性变得十分重要，需要寻找一种方法来对对方的身份进行鉴别。
（三）完整性与传统贸易相比，电子商务减少了许多人工干预，简化了贸易过程，并提出了如何确保贸易伙伴的商业信息完整性的问题。双方的诚信直接影响双方的交易和经营方式，维护双方信息的完整性是电子商务应用的基础。
（五）身份认证身份认证指的是交易双方需要确认对方的身份，确认对方是本次交易的所称的真正交易方。
五、结语
【参考文献】
[1]金胜男。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研究[J].硅谷，2013(12):36-37.
[3]常珍珠。电子商务中信息安全现状调查分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17):52-53.
[4]何培育。电子商务环境下个人安全危机与法律保护对策探析[J].河北法学，2014(8):34-41.
[5]李彦。电子商务环境下用户数据的安全管理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2.
优秀的论文 篇八
一、《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建设的意义和基础
在上海海洋大学开设《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综合教育选修课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该课程在众多综合教育选修课程中被遴选为重点建设进一步表明了本课程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在各方面已经为建设本课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课程建设的意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可谓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精华。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人生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人生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社会的矛盾，生命的短暂与永恒的矛盾，灵与肉的矛盾，生存与死亡的矛盾，人生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等等。中国哲学是中国思想家探索、处理和解决上述种种矛盾的方式和答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古代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通过本课程的修习，使学生对中国哲学内涵线索、思维特征等有较系统的了解和把握，对中国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等诸领域有更加深入合理的认识，训练学生运用中国哲学的智慧分析知识、人生和社会现象，从而培养学生自由探索的心灵习惯和独立优异的道德人格，启迪人生智慧，升华心灵境界。
2.课程建设的基础。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对中国哲学有了深入的了解，智慧得到了开启，人生境界得到了提升，本门深受学生的喜爱。与本门课程相近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程，这一课程已经具备一支高素质的主讲教师队伍，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和丰富的教学经验，针对新形势下教学观念改革、教学内容深化、教法和手段改进、科学评估等方面的新要求，教师队伍积极进行探索和改革，本门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已列为上海海洋大学重点建设课程。上海海洋大学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要加强我校的内涵建设，离不开文科的支持，对学生的培养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人生智慧的开启。本课程可以让大学生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学习而获取人生智慧，提高心灵境界，提升人文素养。本门课程负责人攻读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是中国哲学专业，主攻的方向是人生哲学。对中国哲学中的人生哲学深有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课堂教学方面，课程负责人讲课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节奏紧凑，能很好地吸引学生；教态自然，声音明亮有感染力，善于用典，生动具体，讲课认真投入；对所教授的内容有自己的理解，观点深刻独到，知识含量大，能引导学生进行对应的学术思考；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除课堂教学外还能推荐相关书目给学生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目前，《中国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已经积累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学经验，教学计划、课件制作、课程大纲、阅读文献都趋于成熟。课程组成员在年龄结构上趋于合理，在知识结构、师资配备方面有相当优势，总体学术水平较高，是一个具有相当发展潜力的群体。
二、《中国哲学与人生》课程建设的途径
课程组在学校教务处的指导下，围绕“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建设方针和要求，开展了积极的建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1.建立结构合理、人员组成相对固定的课程师资队伍。教师是课程教学的组织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质决定课程教学的质量和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课程建设的核心。以教学改革为切入点，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全面提高团队整体素质为目标，全面带动师资队伍建设。我们课程组一直狠抓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广泛开展各项政治学习，深切领会党和国家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武装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围绕《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深入讨论教育教学改革的认识和实践问题，统一了师资队伍的思想认识，从而保证了各项教学改革措施的实施和贯彻。课程组确定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的教师作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年轻教师须具有博士学位，初步建成了一支知识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较为合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较高的课程教师梯队。目前课程组主要有6名教师组成。职称结构副教授3人，讲师3人；学历结构为博士5人；年龄结构为35岁以上两人，35岁以下4人。课程主讲教师以副教授为主体，以老带新，相互促进，具备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课程负责人硕博攻读学位的专业都是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在此领域已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主持了五项课题，并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课程组成员通过到重点大学进修、与重点大学开展教学与科研合作、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或教学研讨会等措施进行中青年教师的培养，这一年参加重点大学进修班有6人次、国际学术会议3次、国内学术会议8次。通过“青年教师导师制”，形成“传、帮、带、促、导”等，促使青年教师尽快成长起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必须常抓不懈的任务。我们必须深化教育改革，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以重点课程建设为龙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为本，才能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培养出基础扎实、知识面广、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
3.形成一套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本课程教学主要采用课堂授课形式进行，辅以课堂讨论、布置思考题、指导课外阅读等。一般内容可由学生自学，重点内容在课堂上讲授，并配以多媒体教学演示方法教学。对每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总体的介绍，提示其中的学派特征、各派思想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及同异比较等方面，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础概念以提示参考材料等方式加以解决。这样能够较充分地利用授课的有效时间，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量，从而获得对这门知识的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智慧去解决现实中人生困惑。为了优化课程设计，本课程进一步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和改革考试方式，反对死记硬背，加大了读书报告、读书笔记、论文写作等开放性作业和考试在课程考察中的比重，促进学生独立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因材施教，鼓励创新思维。考核方法：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成绩评定：总评成绩=平时考核（40％）+期末考核（60％）。其中，平时成绩40分=平时考勤20分+小组发言10分+平时作业10分。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我们采取学生小组报告和教师点评相结合的形式来开展教学。比如把一个班级的60人分成10个兴趣小组，每组6人，选举一个同学做小组长。每个小组关注一个流派，选取一个视角自拟题目，撰写一篇20xx字左右的论文。然后小组选举一个代表在课堂上汇报小组撰写的论文，汇报完毕后，其他同学可以进行评价和提问，使学生之间充分的互动，最后是教师点评，并作补充。
三、建立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
优秀的论文 篇九
自新课程施行并纵深推进以来，丰富多元的开放性教学活动已逐步形成一种流行色模式和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它既是对传统封闭型教学观念的否定和挑战，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式的有效补充和发展。开放性课程活动模式的显著意义，在于强调“以生为本、回归生态”的教学理念，同时重视并关注学生群体的发展目标和个性化特征，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激发活力、焕发后劲。本文结合初中化学教学的实践与思考，就如何实现开放性教学与学生能力培养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试简要阐述一些抛砖引玉之论。
众所周知，“以生为本、能力为重”不仅是新课程教学理念中的核心元素，而且是素质教育中予以强调的关键词。学校教育是人生之旅的奠基性工程。在全面深化基础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已成为教育领域当前的焦点与最热门话题，业已成为一项孜孜以求的发展性教学课题。那么，如何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呢？理论和实践表明：开放性教学活动从形式到内涵上，从智力效果到情感效果来说，都不失为是目前先进独特的一种良好课程活动模式。本文试简要阐述之。
一、在开放性教学中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良好开端是走向成功的一半。”对于初中生来说，才真正地开始介入化学课程学习之旅，然而许多生活化学现象早已成为他们“欲求通、而未果”的悬念。在初中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若能注重多链接社会生活现象，或者提出一些新颖而具有丰富答案的开放性问题，则势必能有效激发课程学习情趣，逐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发挥“先行导趣、引人入胜”的良好作用。比如在绪言课上，许多教师常把教学重点定在“激发学趣、树立信念”上。有教师设计如下实验：任意学生手端一杯澄清后的石灰水(故意说是“清水“)，让另一学生用导管向杯中吹气，“清水”变成乳白色的“牛奶”了！继之向杯中滴加两滴无色溶液(酚酞)，又变成“红色”了！稍后再次向杯中滴加数滴另一种无色溶液(盐酸)，红色竟然消失了！“神奇有趣”的化学现象让学生们既眼花缭乱又惊叹不已。“化学第一课”给他们留下了持久深刻的印象。
二、在开放性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性
“教无定法，学无成法。”解决开放性问题没有现成模式，其方法也是丰富多元的，有的凭实际经验即可解决，而有的则需要经过多向思考和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新教材编排设计充分体现出较大的弹性和开放性特征，即使在课后问题和作业设计方面，也减少了暗示性和提示性，而更多地呈现出答案的非唯一性甚至是不确定性。所有这些，为开放性教学活动作出了良好导向，为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高了良好支撑。比如：“(1)以cu为原料，设计实验室制取cuso4的化学反应式。(2)从环境保护和节约生产原料角度考虑，选择哪种反应为好？”对于第一个问题，既可通过直接反应也可通过间接反应来制取，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提出了几乎不同性质的倾向性意见，形成了相互争论和探究的良好氛围，同时也为问题(2)的成功解决打下了铺垫。开放性活动能逐步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志趣和朴素精神。
三、在开放性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性
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点——既充满竞争，又需要加强合作。种种现象表明：大合作就有大成就，小合作就有小成就，不合作很难有什么成就。在初中化学开放性教学过程中，激励和引导学生之间的合作探究，既可从中赢得寓教于乐、事半功倍的效果，又能促使学生在增强自信中切实体会到集体智慧的力量。以复习课实验习题为例。笔者让学生设计如下实验方案：如何以氧化铜为原料来制取氢氧化铜。这种作业往往需要合作探究来完成，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质效。全班学生经过激烈的辩讨，最终形成一种合理化的反应流程是“氧化铜—硫化铜—氢氧化铜”。接着根据学生设计来实验，其结果出现了3种不同结论——蓝色沉淀、黑色沉淀、无沉淀。也就是说，有的同学试验成功，而有的却失败了。那么“失败原因是什么呢？提取时应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通过进一步的合作探究，最终取得全面性成功。由此可见“合作就是力量”。
四、在开放性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手脑联动性
化学是一门建立在各类实验和实践基础上的应用性学科，尤其是初中化学，无论理论知识的学习讨论还是课内外的课程性质实践，都注重强调以动手实验来激发学习情趣，有效培养学生以手脑联动为集中表现形式的综合实践能力。课改教材中多以“动手做实验”“探究与讨论”等栏目来取代以往的许多演示实验，其根本目的就是促进学生从手脑联动实践中切实体验化学实践的过程并获得“学用结合、知行统一”的良好体验。如在教学“应用水的处理”之前，笔者要求学生认真观察生活水污染情况，通过各类途径和方法，了解家乡水在近几年来的演变、成因和后果，在做好调研记录的同时，深入地思考并提出一些治理水污染的对策和建议。课堂教学中，再以“我国水资源总量世界排名第四，却是一个水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为切入口，组织学生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开展讨论，成功有效地实现了“既教书又育人”的素质化教育目标。
总之，在新课程教学改革大潮中形成的“开放=能力”学用之论，意在强调“开放理念性”“学生主体性”“实践有效性”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应当成为广大教师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策略应用。
完整的论文 篇十
在电子合同上使用电子签章。
电子签章是电子签名的一种表现形式，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将电子签名操作转化为与纸质文件盖章操作相同的可视效果，同时利用电子签名技术保障电子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签名人的不可否认性。
电子签章，与我们所使用的数字证书一样，是用来做为身份验证的一种手段，泛指所有以电子形式存在，依附在电子文件并与其逻辑关联，可用以辨识电子文件签署者身份，保证文件的完整性，并表示签署者同意电子文件所陈述事实的内容。
一般来说，对电子签章的认定，都是从技术角度而言的。主要是指通过特定的技术方案来鉴别当事人的身份及确保交易资料内容不被篡改的安全保障措施。
优秀的论文 篇十一
浅谈青年应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我们都要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恒心，并且要敢于解剖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努力在做人与做事上真正做到真诚、简单，并用无悔的经历书写我们精彩人生。
关键词：青年 坚定 理想 信念
人是万物之灵，生命都是宝贵的，然而，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要得到幸福、美好的人生是非常不易的，需经历重重磨难。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因此，身为青年一代的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就离不开坚定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作引路了，我们一旦有了理想，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也才会在日常工作中奋勇当先，并且在逆境中学会生存，顺境中学会生活，做到有志者事竟成。
那么，作为普通、平凡的我们，该如何树立坚定理想的信念呢？
首先，树立理想，坚定生活的信念。
理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指路明灯，也是我们工作、学习、生活、思想上的根本动力，是我们人生事业和生活的精神支柱；理想是我们对自己知识的进一步融合与贯通，它能给我们明确地指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它能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幸福的夙愿充满期待。
作为青年一代的我们，为确定美好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要甘愿为实现理想尽最大努力而奋斗；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理想，人生就会失去方向，做起事来就会一塌糊涂，不得心应手，因为我们的人生就好比无边无际的海，水手就是我们自己，而理想就是舵，舵稳了，急流、浪潮、漩涡与暗礁在我们的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挡不住我们坚定的信念；
舵如果不稳，我们就会失去方向，随波逐流，随时都有被风浪打沉的危险。
设计论文 篇十二
装帧设计因图书的存在而存在，是一种外延形式，是图书本体的包装。装帧设计即刻意地精致和完整一本图书的全部，是在完成图书的整体美。在直观的美感中，感动读者，感动他人。没有主题就没有创意，书装艺术离不开书的主题。
坚持装帧设计的创作主动性，也要始终以主题为本，以完善图书的整体形态为要旨，自觉把装帧作为从属性的客体来定位、来做文章；倘若在创作中能不时提醒自己：他人会怎么认识这个主题，认识这件作品，假如美术编辑换一个角度、退一步思考问题呢，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才能为创作主动性的坚持提供更大的空间，从而在创作中做到游刃有余。
听一位做书的朋友说起，现在卖书，50%卖书皮。这话虽不十分贴切，但现在书商做书，对书装要求的苛刻是很难想象的。“虽说不是货卖一张皮，但是如果图书没有好品相，就一定不会畅销。”一些图书策划工作室，美术编辑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很多图书策划人不约而同地把美术编辑的作用放大到了几乎和文字作者“等量齐观”的重要程度，在接待图书作者、探讨稿件、策划出版时让美术编辑全程参与。装帧设计者要把手中的活做精做细，做得富有生命和个性，就必须在有限的空间里，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唯有主动，想象的空间才能自由、活跃、不拘一格。设计艺术是主观、能动、积极、活跃的行为，是从无到有的一种艺术体验，装帧设计若失去了装帧艺术家的创作主动性，作品将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及观赏的价值。吕敬人先生的装帧作品《朱熹榜书千字文》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他对装帧艺术独特的感悟能力和审美情趣外，与外界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因某些相左意见而对该作品进行“修正”，那这件作品能如此完美吗？
优秀的装帧设计就是一个路标，引导读者如何尽快找到图书的主题；就是一座桥梁，搭建了作者与读者的通途；它也是一种诱惑，引诱读者购买的欲望。有缜密思维的装帧设计的视觉引导，从一开始就能先声夺人，与读者展开一场读书定位的谈话。
2006年是国内市场大众健康类图书风行天下的一年，然则这些图书的命运却不尽相同。除了选题策划、营销策划、出版品牌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外，装帧设计，甚至是封面设计，就已经在健康类图书销售的阵地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要坚持装帧设计的创作主动性，坚持装帧设计的审美引导功能。现在不少出版社撤销了美术编辑室，请一些设计工作室、广告公司来设计。其视觉效果是不容置疑的，但细品味，大部分作品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也许是书文化的底蕴，也许是对书的感觉，似乎明确的告白多一些，给人于启迪、于联想、于精神情感尚欠缺了些。
二、从“设计”到“做书”
做书，是选题的后策划，是在作者的原稿确立以后，文字编辑的加工和美术编辑的包装、制作行为。
目前，普遍的加工模式是文字编辑先对文稿进行编辑加工，后交美术编辑设计，如养路工的各分一段，责任分明。也因此，美术编辑常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也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设计作品。
美术编辑应改变被动的状态，甚至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文字编辑的领域。而不只是停留在书籍装帧的表皮打扮或简单的内文装饰这一层面。在选题策划时就应与文字编辑一起熟悉文稿的内容，探讨书的开本，策划书的形态和装帧方式，从抽象思维逐渐转变到生动具体的形象思维上来，尽可能多地采取合适的编排手段(如增加图表、插图，变动字号等)，尽量将书稿做新、做活、做通俗。
美术编辑要完整一本书的策划意念，不应是单一的封面或版式的片面行为，在遵循该书策划者的初衷时，逐渐逐级发散自己的创作思维，成熟创作思路，时刻反省自己的加工行为，弥补文字加工的单一和欠缺，深入浅出，亦可相得益彰。《朱熹榜书千字文》是吕敬人先生的力作，无论从书的开本、形态，还是装帧材料的使用和三维与二维空间的连贯处理，都不难看出做书者为强化做书意识所尽的心力。其木板、羊皮、纸等传统书装材料，其激光嵌刻的汉字和古朴、实用的锁扣，经现代设计观念的结构和组合，令人叹为观止，而内文的散页装订，可挂贴、可描摹、可复印、可制版，对喜书者言，从收藏、从观赏、从教学均为佳选。我国出版的各类书法艺术书籍颇多，类中不乏精品出众之作，但《朱熹手书千字文》的出版，无疑从气魄上、外观上都力压群芳，为精品中之精品。
同样内容的一本书，同样的发行渠道，仅仅因为换了一张皮儿，把“面子”(封面)乃至“里子”(版式)做了一下改换，就有可能变滞销为畅销——这就是图书装帧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让装帧设计更好地“拉动”销售力呢？这就需要美术编辑一定要“多管闲事”，不断地向文字编辑追问：“读者群体如何定位？大约什么定价？销售渠道都有哪些？……”这其实也就是美术编辑角色转变，从单纯的设计到有意识地做书。
笔者最近参与了社里一套孕产保健类图书的策划过程。孕产保健类图书在市场上可谓琳琅满目，同样选题的图书不计其数。很多的同题材畅销书也已深入人心。那我们的图书如何取胜？笔者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形式高于内容。
是“内容高于形式”，还是“形式高于内容”，永远是装帧设计人员苦苦寻求的问题。笔者个人认为，“形式高于内容”也是图书设计的突破之处。而且这种新的设计理念，在对很多图书的装帧设计上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孕产保健类图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将为人父母的年轻读者，为了孩子舍得投资，同时他们也需要丰富实用的信息指导育儿过程。在装帧设计上，首先选用轻松活泼的暖色调，增加和读者之间的亲和力。开本选用大24开本，这样内文可以穿插大量的图片，使阅读更加轻松。设计上更贴心地增加了照片粘贴处、“每周感言”等。阅读结束后，此书也可以成为一本孩子成长的纪念珍藏书。选用厚度较厚、手感舒适的轻型纸，100多页的内容可以达到普通纸张200多页的厚度，从直观上给人一种视觉丰富的信息。该书现正在开发和制作阶段，这也是笔者有意识地参与做书，有意识地以装帧设计来引导文字加工的一种尝试。
美术编辑在图书的大出版空间中，不是不可为，而是大有可为。美术编辑需要转变观念，变被动的等、靠为主动的参与。
作为美术编辑要坚信：读者通过外在形式的启迪，诱发了阅读内文的欲望，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又能体验到外在形式所给予的视觉的轻松和审美的愉悦。美术编辑的做书意识和方式在做书过程中举足轻重，作为内容的延续，装帧设计能够完成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内容。
论文论文 篇十三
古文论研究的目的：用与不用之用
古文论的研究目的，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学科创立之初，研究目的似较单一，那就是作为史的研究的一部分，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文学史。后来逐渐地转向了为建立新的文学理论而研究⑧。这种转变有它的大的文化背景。50年代提倡“古为今用”以来，一切涉及“古”的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今用”。因为研究的前提是为了今用，凡能说明今之合理的、于今有益的，就是‘精华”颀之，就是糟粕。干是哲学史的研究以唯心、唯物分界，以唯心、唯物定是非。对于一些思想家究竟属于唯心还是唯物争论不休，而不问其思想的原有特色如何。文学史的研究以阶级性、人民性、真实性分界，于是有诸如山水诗有元阶级性之类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讨论。这些在当时是很“有用”的，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又有多少用处呢？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有所领悟了吧。急功近利，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来说，孰得孰失，值得思考。
古文论的研究为今所用，非始于今天。1957年就有研究者在《新建设》上提出这个问题；1961年《文艺报》在五、七两期里开展专题讨论，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张、王朝闻、王瑶等著名学者都就此发表意见。1982年《文史哲》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1983年贺敬之、徐中玉诸位先生又发表文章，就此提出建议⑨。这些讨论，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都是为了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四十余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现在又提了出来。这次是从“失语症”说起，并且提出了达到重建的途径：“话语转换”。这一次会有什么结果，目前还不清楚。四十年来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指导思想其实都一样，都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在对待古文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于如何理解“古为今用”，是急用先学，还是把对于古文论的研究看作整个文化遗产研究继承的一部分，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让其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融人当前的文化建设中，似乎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以一颗平常心，意在求真，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正常现象，在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需要反反复复讨论如何“古为今用”！这实在是一种很特异的现象。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我在1989、1991年先后两次提到古文论的研究不一定要急于为今所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多元的，它可以有助于当前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也可以在无形中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可以有助于其他学科如文学史、思潮史、艺术史、社会史、士人心态史的研究。它可以有益于今天，也可以有益于将来。从文化承传的角度说，弄清古文论的本来* *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我们不能把古文论的研究目的理解得过于狭窄，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虽不能直接为生产所用而对于未来生产的发展却至关重要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往往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⑩。后来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我却至今坚持这一认识。文化建设是多层次的，每个层次之问都存在着无形的微妙的关系。对于传统的深入认识本身，也就帮助我们提高文化素养，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许多事物，帮助我们对传统中优秀部分的选择与吸收。求真的研究，看似于当前未有直接的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非有不可的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书法、绘画创作，无不与文化素养的深厚与否有关。近年来都在讨论国画要不要革新的问题，意见分歧颇大。其实革新是必然的，时展了，审美趣味变了，我们总不能固守原来的审美标准，千年同一模式。当代有成就的国画家，元不是革新者。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吴冠中都是例子。李可染那样表现光和影，吴冠中那样运用线和点，无疑都是对传统国画的革新，但我们仍然在他们的画中看到非常中国式的东西。在李可染的画中是静褴的诗情，有古代诗歌境界的影子；在吴冠中的画中我们感受到旋律和节奏的美。他们的画中都有着浓烈的情思氛围，有生命的律动。我想除了他们的高度的艺术素养之外，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深厚的文化素养，正是他们绘画的根基。而我们看另外一些画家的作品，他们也着意革新，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新变，只有图形而找不到情思韵味的美，找不到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显得单薄、乏味。我曾见过一位有点小名气的中年画家画的一幅人物画。他画的是嵇康，满身鬼气。原来他对嵇康并无些微的研究，只据《语林》所记稚康弹琴遇鬼的故事加以生发。小说家言本不足为凭，却据以把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任个性而轻利禄、风神潇洒的人物，丑化得不像样子。由于缺乏必要的传统文化的素养，纵有笔墨又如何！近年的书法也有类似的情形，行笔与结体是刻意求变了，也挺好看，但就是没有韵味。我非常同意杨守敬关于书法七分天资三分苦功的说法，不过天资之外应该还有文化素养。气质和素养是艺术的生命。我们看王秦之的《哀祸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那一种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完全在不经意中表现出来，那就是气质与素养。当代的林散之亦如此。现在的一些书画家，缺乏的不是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而是缺乏深厚的文化素养。从这里我想到文学理论的对话问题，关键恐怕也不是有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学术层次问题。钱钟书先生不存在“失语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点其实用不着忌讳，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我们的文艺理论界五十年来经过多次的波折，先是闭目塞听，唯尊苏联一家；近二十年来又饥不择食，有的研究者慌慌张张、似懂非懂地塞进许多西方的各式各样的理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先，缺乏消化能力在后，来不及充实自己，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社会文化积累也还不够，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与国际文学理论界对话，又谈何容易！
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于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传统文化的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
范畴转换可能遇到的困难
退一步说，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今天确实感到在国际交流中无话可说，需要“急用先学”，需要从古文论中获得自己的话语。那么，面前遇到的还有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这个可能性的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范畴自身的性质是否为我们提供转换的可能性；一是我们现在对范畴研究的水平是否已经达到了应用的层次。
先说第一点。许多的论者都提到古文论的最为主要的特色是它的范畴。因此提到范畴的“话语转换”问题。范畴能否转换，我同意陈洪先生的意见，转换是非常困难的。这困难陈先生认为在于：文论家使用某一概念时内涵并不统一；同一概念，古今含义不同；概念的象喻性特点使得它的义界无法界定11。我这里想就古文论的范畴和命题能否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的问题，再作一点发挥。古文论中的每一个范畴和命题，都有其产生的文学创作思潮的背景。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学，常常运用古文论中的一些术语和范畴，这是因为，那些术语和范畴适合于说明古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即使如此，要作更深入、更科学的研究，仅仅运用那些术语和范畴也还不够，需要有新的观念、新的用语。如果把古文沦的术语和范畴转换为今日之话语，把它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用以说明今日远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恐怕难度就会更大。文学是一种历史现象，文论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今时异、事异，要用同一个标准即使是经过改造的标准）来要求，是很难的，也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有人已指出的那样，语境的丧失使得古文论无法用以评论今日之文学，其实在古代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文学思潮上产生的理论范畴，用以评论另一个文学思潮的文学，也常常存在不贴切的现象。用风骨来论定公安派的是非，用神韵来批评龚自珍的诗，不仅说不清，也不合理。其他许多范畴也有类似的情形。相当多的一部分范畴，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美学要求，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即使一些属于艺术方法的范畴，也并非全都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妨从最早的诗论范畴说起。赋、比、兴是在诗、乐、舞合一的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含义是什么，至今也还在争论。不过最初的意思，似与乐教有关12。汉人加以改造，给出新的解说，才被用于脱离乐舞之后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但是这改造过的赋、比、兴，也还只是适用于诗歌发展的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当意境创造成了诗歌创作的主要追求时，赋、比作为写作方法，就不大适用了。同样，用来评论发展了的诗歌现象，也不易做到贴切。比如，王维、孟浩然的一些诗，兴象玲珑，无迹可寻，很难分出哪是赋、哪是比、哪是兴。若用赋、比、兴去解读，就会解得大煞风景。李商隐的一些诗，你就很难从中看到赋。比、兴的影子。一些固守古训的陋儒不知这种新变，还用赋、比、兴去解读，结果就闹出许多笑话。这是可举出不少例子来的。例如，《昨夜》伤时光之流逝，叹生命之日渐衰老。有的学者认为，若与《夜冷》、《西亭》并读，有“伊人云逝”的伤逝之情13。这是对的。而清人冯浩解此，则谓：“‘流尘’比流言，玩下二句，必慨谗人间之于座主西川者。”14一篇个人的伤怀之作，就这样成了政治遭遇的比附。义山的一些著名的元题诗，抒写恋情，而清代的一些学者，爱用比、兴的评诗模式去作僵化的解读，香草美人，处处附会义山与令狐绚的关系，爱情诗也就成了政治诗。诗歌的表现方法丰富了、发展了，评诗的人却仍然停留在老观念上。义山大量使用象征、暗示、意象的非逻辑组合的方法15，这是他之前的诗歇中少有的（阮籍《咏怀》与之有某些相似处，但阮以恩，李以情，意象组合的方式也不同），仍用传统的批评术语、范畴去范围他的诗，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总给人以怪异之感。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古代文论长期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古文论研究者至今对此仍未给予必要的注意。一个范畴，反复使用，说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吧，又不尽然。相对稳定，必须是范畴具有普遍适应的功能，与不同的被批评对象之间相契合。而在许多情况下不是这样，文学创作实际变化了，而文评家的评论观念却是陈旧的。就说这个“比”吧，原是诗歌发展早期的一种非常简单的表现手法（以彼物比此物，喻类之言），应该是原于民歌的一种创造，并无万能之蕴含。由六诗而六义，文评家们都把它当作圣人之遗教16，遂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违抗，从而用于一切诗评，虽不契合也不自知。当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的范畴加以申说还是可以用的，如兴。叶嘉莹先生把它作为‘头发感动”来理解，用以分析古诗，不知是否也可用于分析一切现代诗。至于后来出现的一些诗歌批评、诗歌理论范畴，特定的适应性就更强些。往往一个文学思潮过去之后，相应的术语和范畴也就渐归于冷落。其中的一些可能后来还被应用，但含义已发生变化。大致说来，属于某一思潮代表的美学范畴，更具特指的性质；属于艺术表现方法的范畴，较具普遍性。但即使如此，它也往往只适用于文学发展的一定阶段。
一定的范畴与产生它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并不适于文学发展的一切阶段。那么能否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呢？从目前所见，通过“话语转换”为今所用不外是这样几种方法：一、改变语境，把古文论的范畴直接拿来，纳入新的理论框架里，与从西方学来的话语并存，所谓“杂语共生”。已经提到的范畴如言、象、意、道、虚、实、气、神、韵等（这些能否都称为范畴，似尚可研究）。二、用现代话语对古文论范畴加以阐释而后运用。三、改造原有范畴的内涵，而后运用。四、误读、别解，也就是“六经注我”的方法。把固有的范畴作新的解释，变成一个既有原含义，又有新含义的范畴。细细思之，这几种转换方法似都存在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种方法，如果把原有的一些范畴纳人新的文学理论阐述过程中，它必须是与所要言说的理论一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范畴是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是理论展开的必备部件。如果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它必定与所使用的范畴契合无间，这就要求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具有一定的明晰性。可是我们古文论的一些范畴，并不是这样。即以上面提到的那些“范畴”为例，道，是什么“道”呢？有原道的道，有明道的道。如纪昀所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17我们是用原道的道呢，还是用载道、明道的道呢？即使用明道、载道的道，那么道的内涵也还有所区别，是哪一家的道。是唐宋人说的儒家之道，还是把那个内涵抽掉，先把它变成完全抽象的东西（就是韩愈所说的“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的那个虚位的“道”18），然后加进我们今天的思想（或如二十年前说的为政治服务）。如果是按我们今天的要求，载的、明的道是今天政治、思想内容，那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文学的特质、功能、社会角色，不同文体的不同要求等等。道是这样，言和意，虚和实呢？当言与意、虚与实独立言说的时候，似乎并不能构成古文论的独立的范畴，只有当言和意构成言意关系时，它才成为古文论的一个命题。虚实问题也一样。在这些范畴的意蕴尚未弄清之前，即使选择一部分，杂语共生，不要求清一式的民族化，恐怕也不好办。第二种办法较为简单，如果风骨不叫风骨，神韵不叫神韵，而改以现代话语表述，那么原有范畴即已消失，不存在利用的问题。用第三种方法，范畴经过改造。我现在还想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如何改造，是完全赋予现代含义，还是给进一点新的东西？因此不好妄下断语。不过，我想，如果完全赋予新的含义，那范畴性质己改变，那就近似于第二种；如果赋予部分新的含义，那就与第四种方法相同。第四种方法“六经注我”，这是我国思想家惯用的方法。就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来说，先例多多。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考虑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性质。也就是说，范畴含义的基本方面与文学创作的实际应大致相对应。如前所述，我国的古文论范畴有的在文学创作发展之后评论古代文学也存在不尽适用的现象，用来评论今天的文学，要它适用当更为困难。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建构，虽也要用于研究和评论古代文学，但主要的还是用于批评或者引导今天的文学创作，这应该是着眼点。今天的文学创作形态已大异于古代文学，给古文论范畴以新解恐怕就会遇到许多限制，可选择的对象，数量不会太多。又由于我国古文论大量的是诗文理论，这些诗文理论范畴许多并不适于用来评论或要求其他文体。最具普遍适应性的一些范畴和命题，如意象、意境、形神关系等，数量有限。这些有限的数量，能否构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不好说了。
再退一步说，假若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改造古文论的原有范畴，为今所用，我们目前也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需要假之以时日。关于需要假之以时日，还有更为重要的另外的原因，我们后面将要谈到，这里只就古文论研究本身说。我们目前古文论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和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我国古文论的了解程度，限制了我们对古文论的利用。急用先学不是一个有效的可以采用的办法，必须全面的深人的理解才能自如地应用它。所谓自如地应用它，是说能用现代的观念正确解读它，透彻了解其含义，了解其精华之所在；有所会意，有所选择，给以新解而洞悉本源，虽六经注我而在精神上不离六经。前辈许多大师给古文论以新解，大都如此。蔡钟翔先生提到的王夫之、黄宗羲对兴、观、群、怨的解释，王国维对意境的解释莫不如是19。我们近二十年来在古文论研究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进展，也只是我们把古文论研究的一些重要命题展开了，在一些点上深入了。至于这些命题是否已经都得到满意的解决，回答恐怕否定的居多。即以曹顺庆先生提到的问题为例，也可说明这一点。曹先生说，古文论研究界一直对于“气”的解释莫衷一是，原因是不从根本上即从中国文化的特点上去理解。他说：
其实，“气”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本源及其根本活力的一种认识。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但却可以具体地表现为一定的精神或物质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认为，是气构成和推动了世界的运行和形成了人和自然生命发育生长。由于气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和具体形态，可以表现为自然、杜会的各种人、物、事，所以中国文化也有相应的气的地理学、气的政治学、气的军事学、气的医学、气的文学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气的文化”，因为气是中国人世界观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代表了中国传统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在这个“气的文化”中，我们再来看“文气说”的有关概念，就比较好理解了。人是气的精华，即所谓气之精所产生的，如果人体内的精气充溢，那么人的思维、智慧必然就旺盛、活跃。所以，其表现干一定的文学艺术形式也就必然有力。个人所秉赋的天地精气越充盈，他在言语中把气表现得越充分，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越有其艺术的感染力。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才气、文气、气格和作品的气韵的确是本为一体，同出一源，一点也不神秘，而且只有在“气文化”的背景上，而不是在西方逻各斯私心主义的背景上，传统的“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才能显示它丰富的理论内容。20
我引了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这段文字涉及古文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曹先生的论述中又让人感到这个问题他已经给解决了。而且这种解决还连带涉及到古文论范畴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有必要加以讨论。曹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学艺术中的气是艺术的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的有无，取决于作者体内是否精气充溢。而这样解读，是只有在“气文化”的背景上才能做到的。曹先生把对于文气的解读与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是否有气的地理学、气的政治学、气的军事学，我不了解，无法肯否，留待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军事学家去回答。气在我国古代的思想中，的确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能否把我国的文化称为“气文化”，我觉得似乎还需要研究。记得十年前，是什么都叫做“文化”的，有龙文化、麒麟文化、牡丹文化、竹文化、茶文化等等，不下几十种，而且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地闹了好一阵的。文化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用张岱年先生的说法，“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21从广义说，它其实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制度和物质形态（如文物）。即使从狭义说，“气”也只是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并非我国哲学思想的全部。即使只就“气”这一范畴而言，也有不同的理解，儒、道、释各家对气的解释也不同。这不同的哲学基础影响到文学观念上来，对于文论中的气的理解当然也就不同。曹先生对“气”的解释，显然是从道家说的，因为他讲的是个人所秉赋的天地精气。那么文论中儒家一派的气说呢？梁肃、柳冕、韩愈的气论，包含有道德修养、道德力量的影响在内，与曹丕等人的气论就有明显的差别。我们要不要承认这种差别呢？这就说明我们在对古文论范畴的清理过程中，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对范畴迸行“话语转换”，就比如说气吧，选取哪一个含义，不弄清楚是不行的。因为选取对象的不同，有可能牵连到我们对于文学的特质、文学的杜会功能的理解角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只有对古文论范畴含义的了解达到相当的清晰之后，才有可能比较正确地利用它。而这一点，又实在很不容易。曹顺庆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长期的文化失语症，导致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论解读能力的低下，……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恩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的不同听致。”22把解读的困难全归之于失语症，有些不公，影响解读的因素似更为复杂。即以曹先生所举《文心雕龙•议对》和同书《夸饰》篇中“风格”一词为例，曹先生批评祖、舒直两先生错把此两处‘讽格’当作西方文论的“风格”，他认为还是杨明照先生说得对，《夸饰》的“风格训世”，“格”应作“俗”，“风俗训世”，就是“讽俗训世”。这问题说来话长！祖、舒直先生的解读当然是错的。但杨先生考定“格”为“俗”，就对了吗？1941年徐复先生在《文心雕龙正字》中就从顾千里校本提出“格”应作“俗”的看法23，杨先生同意了这一看法。其实，这一看法未必对。《夸饰》篇论写法，非论内容，前后文义，皆依此立论。‘“虽《诗风书》雅言，风格训世”，意谓《诗》《书》雅正之言，其风范可为世之法式，亦《定势》所说“模经为式”之意。训“格”为“俗”，义不可通24。目前存世《文心雕龙》有《夸饰》篇的最早本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刊本正作“凤格训世”而非“风俗训世”（前于此的敦煌遗书唐写本《文心雕龙》元《夸饰》篇）。杨先生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权威，穷毕生之精力，用于《文心》研究，尚且如此，何况我辈！由此可见，罪过不在“失语”、解读能力的低下，当另有原因。古文论本身的特点造成解读的困难，为原因之一，已如前论。是否具备理论思维能力，恐怕也是一个原因。1991年我在《中国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中说：“古代文学理论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对它的研究当然不能停留在史料的清理上，对它作理论的阐释与评估，应该是这一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当时是有感而发的，不过并未言明。训估家注释理论著作，往往会遇到麻烦。大师如俞樾，亦在所难免25。要对古文论的范畴作确切的解读，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训练起来的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不仅仅是运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观念。观念的更新不等于说用现代文学理论观念去解读古文论，因为现代文学理论观念与古文论范畴不一定都能对应。而是说用严密的理论思维能力，去辨析、判断，用现代的明晰的逻辑和语言，去说明古文论的含义和实质所在。事实上有的学者在这些方面已有出色的收获，如钱钟书、王元化诸位先生。蔡钟翔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中，就有好几本相当精彩，如蔡先生的论自然，涂光社先生的论势等等；近来又有詹福瑞先生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其中对一些范畴和命题的阐释也是相当用力的。但就古文论涉及面的宽广和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许多的范畴和命题还有待进一步去研究、阐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部分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是说，古文论的范畴、命题为今所用的问题，是不是还可以等一等。在这个过程中，古文论研究者加深理论的修养和对于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进展的了解；文学理论学者加深对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了解。二者融通的同时，加强对当代文学创作实际与理论需要的考察，不汲汲于求用，或者会有大的收获。关于古文论的体系及其利用问题
我国的古文论有无体系，在什么意义上谈体系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一问题与“话语转换”。为今所用又有着重要的关系，无法回避。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许多的疑问，现在把这些疑问提出来。
我们说理论体系，一般说来，指的是某一位理论家的理论体系；或者指一个学派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国的古代文论领域，确实存在着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是一位。最近还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建立的是一个表面体系化而内里充满经验实证的“体系”，意谓其无体系。这里有一个问题：用实证的方法建立的理论体系能不能算体系？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其理论核心，围绕这核心展开他的作家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批评观和文学史观。在这些命题下面，又展开子命题，如文学创作论中的物色、神思、凤骨、体、势、味、术等命题。从理论核心到子命题，都有着内在的严密逻辑。怎么能说它没有体系呢？我以为，像严羽、叶燮他们的诗歌理论，也应该认为是有体系的，不过规模较小，也没有刘勰的理论那样严密而已。
从另一个范围说，我国的古代文论，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个问题就不大好回答。有人说有，有人说无。而且说有的人还占多数，好像说无就有点很对不起自己的祖宗。我目前还想不清楚，只是有许多疑问。比如说，我们似乎未曾听说过哪一个国家在其历史上有一个统一的文学理论体系；只听说过某个国家在其历史上有若干个文学理论家有其文学理论体系。可能有例外，如前苏联。但那并不是说在他们的历史上只产生过一个文学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被规定为只能接受“这一个”。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传统的特殊性，终于形成我们的古文论传统里只有一个体系呢？如果我们面对历史事实，那么回答是否定的。刘勰的理论与严羽的理论，如何把它们捏到一个体系里呢！或者我们可以说，只有刘勰的理论代表我国古文论的精华，而严羽的不算，可以排除掉。如果那样，那公平吗？这是疑问之一。如果从我们认为的角度，把古文论的各色各样的论点，按我们的需要，加以分析综合，构拟出一个体系来（已有研究者这样做了），“六经注我”，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常有。不过，那是“我”的体系呢，还是古文论家的体系？也就很难说了，这是疑问之二。疑问之三，是古代文论的范畴有没有内在的统一体系？这问题也说来话长，似乎是从哲学界谈起来的。有的研究哲学的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哲学范畴有一个内在的体系。我不懂哲学，本元发言权。但常常有疑问，中国哲学有许多范畴，如道、气、理、心、性等等。学者们认为这些个范畴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完整体系。在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哲学家大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范畴，这是事实。可以说，这些范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共同涉及的命题。同样的范畴，各道其所道。老子的道与孔子的道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天差地别！其他范畴也一样。如果我们抽掉范畴的具体内容（就像韩愈所说的“虚位”），把道、理、气、心、性等等，构成一个哲学体系，那么这个由没有具体内容的范畴构成的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呢？恐怕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空壳，是个‘透明的塔”！如果我们把每个有着不同内涵的范畴构拟成一个体系，虽各道其所道，各得其所得，而杂揉之，牵合之，那么这个体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会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体系吗？哲学范畴如此，古文论范畴更是如此。我想，各家各派的文论家、文评家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范畴，我们恐怕也只能说这些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框架，这框架里各人装进各人的东西，各道其所道，各自成其体系。而这框架，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特色，因为他们感兴趣于这些共同的领域，力求通过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探讨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此而已！
二十几年前，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这话是常常说的，现在不说了，只说一种。以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也只有一个！我想，要找到这样一个体系，把它“转换”成现代文论体系，怕是很难的吧！
最终我们恐怕还是要面对史实，即面对有着不同理论、不同体系的古代文论来选择我们之所要。那么我们选择什么呢？是儒家的系统，还是道家的系统，还是儒、道互补的系统？还是每样都选取一点，只要它有用就行。那么什么是有用的呢？这就联系到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立足于什么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
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
提出“话语转换”的学者的着眼点，是在国际对话中没有自己的话语。因此需要建立自己的文论话语，便于对话。让国际文论界能听到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这样一个目的，不能说它不对。但我以为，这着眼点似乎有点错位。理论建设的目的，应该首先想到我们今天的现实需要什么。文学理论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有待理论的探讨；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探讨都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这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依据。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很多的，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批评上，我们正处于百花齐放的最好的时期。多元的发展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一些还是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文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还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从它的形态看，从创作的动因看，从它的社会角色看，它的特质是什么？文学的社会角色，与它的功能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是自在的，还是受外界诸因素决定的？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它的功能与存在价值有没有受到影响？应该如何给它定位？它的社会的角色，从不同的层面看，有没有不同，如从政权的层面看，从社区的层面看，从接受者的层面看有没有区别？左右文学的构成因素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标准等等，还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现实的多元化的批评与理论探讨中常常被隐蔽起来了。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各人所掌握的文学理论体系不同而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什么样的答案更切合我们的文学发展的现实，通过讨论，会明朗起来。即使讨论的结果得出多元的答案，那也会加深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我们才会明白我们缺乏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从古文论中获得什么样的理论遗产。
我们不能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仅仅理解为对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它涉及到的是如何对待整个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仅存在于文化遗产里，而巨也遗存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只靠古文论话语的“转换”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加强对整个文化传统的了解，分辨出哪些有用，哪些对今天并无用处。而这些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前些年关于新儒家能够救中国的说法热闹了好一阵子，近来相对沉寂了，但问题也并没有解决。我们究竟要什么，是文化传统里的人文精神，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说得有些极端，不过在现实生活里也并非空穴来风）？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是中庸之道？是要魏晋人的个性张扬，还是要儒家的礼的约束？等等，等等。或者我们什么都要，各人要各人的！文化传统中应继承什么，不继承什么的问题不解决，古文论如何继承的问题便无法完全地得到解决。因此我以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尚须积之以时日！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还有一个主观条件的问题。要担负建立此种理论的人，至少必须对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有深入的了解；对国内外文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对当前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需要有所研究。而我们现在从事这三个领域研究的人，大多独立于本领域之内，兼通者较为罕见。一种新的理论的建立，不是单靠技术操作所能办到的，它是对创造者学术水准的全面要求。
考虑到这些，我想，我们可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个问题。可能还会有一个六神无主的过渡期，那也不要紧。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只要我们以一种严谨的学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就有可能更快地前进，更快地接近新理论创造的境界。我以为，妨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大敌，是我们自己。我看过一位博士生的论文，他写的是中外文论诗学语言的比较，综论中国、印、欧三大文化系统诗学语言学理论范式的差别。这样一个涉及三个文化系统的大问题，做起来谈何容易！因此就只能凭印象、凭感觉，那结果可想而知，不确切、似是而非的观点便在所难免，如说语言是万物之母，可以化成天下；说我国中古的文学观念是尚质、重道轻文，中古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等等。这样飘浮的研究是无益于学术的前进的。我不是说这位学生水平低，而是说不要急于求成。我有一种感觉，在我们的文学研究领域，有一大批青年学者，他们无论在才华上、知识面的宽广度上，都远远地超过我们这一代（我指的是像我这样把一生最好的年华都浪费在行尸走肉的岁月里，根底既不足，知识面也狭窄的这一代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必当能达到中西兼通、有扎实的国学根底、有高度的理论素养、有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学术境界。他们中必定有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人，而且会是不止一人，不止创造一种体系。
当然，也必定会有一个先从具体问题解决起的过渡期。
－1999年1月于南开大学之未定居
（作者简介：罗宗强，1931年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22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丈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1991年王一川先生在《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中对《爸爸爸》里的人物丙崽的“失语症”迸行了精彩的分析，他说：“丙崽的失语症意味着话语能力的历史性丧失。在两座同样神圣而富于权威的话语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自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不可超越的历史性话语‘空白’之中。”（《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1993年，张新颖先生在《存在的难题：我们如何表达自己》中虽未用“失语症”一词，但实际上涉及“失语症”问题。（见其专着《栖居于游牧之地•代后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但他们都不是直接谈论文学理论国际对话中的失语问题，所以我从曹顺庆先生正式谈论此一问题算起。
②20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③张少康：《走历史必由之路一一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④19蔡钟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⑤蒋述卓：《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文学评沦》l1997年第5期。
⑥蒋寅：《文学医院：“失语症”诊断》，《粤海风》1998年9－10期。
⑦11陈洪、沈立言：他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王志耕：《“话语重建”与传统选择》，《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⑧参见张海明：《徊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lop年版。
⑨参见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杜199l年版，第5—7页。
⑩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罗宗强主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第7—8页。
12王昆吾先生最近提出，六诗中的赋，是用言语传达诗的方式，比与兴，是用欣唱传达诗的方式。亦一说，可参考。见其《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义原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3刘学错、余恕成：《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80页。
14同上书引冯浩《玉骆生诗集笺注》。
15王蒙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参见他的《一篇〈锦瑟〉解人难》，《读书》1990年第9期；《再谈〈锦瑟〉》，《读书》1990年第10期；《通境与通情——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中外文学》1990年第4朔；《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锦瑟的野狐禅》，《随笔》！1996年第6期；《浑沌的心灵场——论孪商隐无题诗的结构》，《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李商隐的挑战》，《文学遗产》1997年2期。
16六诗之说，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六义说见于《毛诗序》。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8韩愈：《原道》，《韩昌黎全集》卷11，四部备要本。
21《张岱年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23《斯文》第2卷第1期，四ill，1941年10月。
24参见王礼卿：《文心雕龙通解》，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张立斋：《文心雕龙考异》，正中书局1974年版。冯春田：《文心雕龙释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冯著对此有详细论证。
论文论文 篇十四
关键词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比较与分析
1增值税的三种类型及世界各国的选择
国际上常用增值税有三种类型，它们主要的区别是抵扣范围的不同：
（1）生产型增值税——征税时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这种税的课税依据既包括消费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就全社会来说它相当于生产的固定资产与各种消费品的生产总值，即国民生产总值，所以称之为生产型增值税。
（2）收入型增值税——征税时只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折旧部分的已纳税金。这种税的课税依据，就整个社会来说，相当于国民收入，所以称之为收入型增值税。
（3）消费型增值税——征税时允许扣除固定资产已纳全部税金。这种税将纳税人用于生产的全部外购生产资料已纳税金全部扣除，课税对象仅限于消费资料，所以称之为消费型增值税。
比较三种类型的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税基广泛，不用提高税率就能达到既定的财政目的，这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较为实际的选择。由于它的扣除范围不包括固定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阶梯式流转税的各种弊端。收入型增值税可以说最符合按增值额征税的原理，但是要准确计算当期折旧或当期折旧所含税款却非易事。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哪个国家采用。而消费型增值税则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对税前扣除充分，最能体现按增值额课税的初衷，彻底消除了重复课税因素。它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支持高科技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增值税，也是最为理想的增值税类型。
2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基本制度及其评价
我国增值税最早于1979年在襄樊等地的机械工业进行试点，1984年对钢材、机械、汽车等产品正式开征，后逐渐扩大征收范围。自1994年至今，凡在境内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与修理修配劳务的，均属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对其它劳务不征收增值税。纳税人收购废旧物资、免税农产品及所负担的购销运输费用，按一定比例特准扣除。对于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用品实行13%的低税率，一般性货物和劳务的税率为17%。对小企业实行简易征收办法，直接按销售收入乘以征收率计算增值税。另外，国家在不同时期还对不同地区、产业和产品出台了系列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
2.1生产型增值税的优点
（1）为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打下了良好的制度性基础。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已纳增值税，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在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有利于消除投资恶性膨胀，抑制固定资产非理性投资。
（2）1994年前后，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下岗”造成的失业人口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而生产型增值税对扩大就业是大有作为的，它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从而限制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发展，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迅速扩张，从而扩大就业。可见，生产型增值税为降低失业率，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再就业提供了制度性保证，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可见，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选择少数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模式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和经济运行模式的。
2.2生产型增值税的缺点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新的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的负面影响愈加严重，生产型增值税的优点不再成为优点，甚至表现为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税收的公平原则。在不考虑建筑物抵扣问题的前提下，生产性设备所占比重大的企业，支付的增值税多，生产性设备所占比重小的企业，支付的增值税少，每件产品承担的增值税税负因此不同。显然含税越高，竞争力越差，导致企业不得不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同时起跑。这违背了税负的公平原则。
（2）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现阶段财税政策。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固定资产中包含的增值税不能抵扣，纳税人只得把这一部分税金摊入产品成本或生产费用中，造成产品价格部分含税，抬高了产品价格。如果下一环节购货企业购进该产品主要是作为固定资产使用的话，增值税进项税款也不能抵扣，产品价格再次提高，如此传递下去，就产生重复征税的问题。从我国近几年财政政策的运行来看，主要是中央政府大量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达到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样生产型增值税就抑制了除国家以外经营者投资的积极性，宏观上阻碍了社会需求和投资的扩大，微观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3）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经济结构优化步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对企业原有设备的更新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设备更新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金投入量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生产性设备投资越大，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就越多。投资成本的增加，导致经营风险加大，势必延长投资回收期，由此看出，生产型增值税延缓了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限制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违背了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初衷。
（4）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区域经济的战略。为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党中央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口号，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采掘业发达、原材料供应基地众多；东北地区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资本有机构成高、设备购置费用数额大，在产品成本中占了很大比例；沿海省份以轻工业、加工工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设备购置费用数额较小，在产品成本中比例较小。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沿海地区增值税税负不平衡。另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中型企业曾是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由于曾经的利润上缴、折旧上缴政策，使得这些企业多年来资金投入不足，生产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更新缓慢，而生产型增值税带来的重复征税、高征低扣更使老企业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缓慢雪上加霜，从而造成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远低于东部的局面。
（5）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扩大出口的方针。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出口退税。我国尽管对出口产品适用退税政策，但生产型增值税即使按照增值税法定税率计算退税，也很难核实该出口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缴纳的全部增值税款，很难彻底地把其在国内负担的增值税款退干净，使得名义退税率高，实际退税率低；同时因固定资产价值所含已征税款得不到退税，等于出口产品背负着不予退还的“生产资料税”与外国厂商竞争，无形中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扩大产品出口，不利于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