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本文是敬业的小编飞白给大伙儿整编的8篇社会科学论文的相关文章，欢迎借鉴，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篇一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范文 篇二
社会科非凡强调人在熟悉、处理和适应自身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体性自我熟悉的价值。因此，它在学习形态上，要求尽可能地运用开放的、自主的、可以体验的学习方式，去展开符合人类的社会发展心愿的学习活动。
一、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形态
社会科教学活动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熟悉社会、理解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目标。它从知识能力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社会的新知识和新熟悉。作为“学习活动”，它不能满足于知识的量的获得，而是强调通过知识体验（或实践）提高相关的技能和熟悉。例如有关地图的教学，不能只说“知识领域”中的地图概念，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地图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然后指导他们去利用、去制作。换句话说，社会课上理解地图，不仅仅是获得“会看”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制作中心得、熟悉地图的实在功能。这里既反映出一种教育思想或态度，也透过不同的学习形态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和教师的能力。
我们把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形式称作学习形态。一般地说，学习形态着眼两个方面摘要：班级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前者主要指课堂教学中的集体学习、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后者主要指现场学习（调查、参观），构成学习（手工制作、编制图表和绘画），视听觉学习（看电影、电视），讲义学习（听报告和看讲义），报告学习（写报告书和论书），戏化学习（角色扮演），对话学习（讨论）等等。在社会科学习过程中，前者和后者经常根据学习内容采取不同的组合，如集体学习＋视听觉学习，小组学习＋构成学习。选择怎样的学习形态，既要考虑客观的学习条件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学习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时间。
集体学习为使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学习目标，在同一时间、地点接受同一教材和学习新问题的教学方式，称为集体学习。这一传统的学习形态的突出特征是，一位教师面对所有学生做内容划一的讲解。优点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也轻易把握和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摘要：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分地强调教师意志和教科书的权威性。今天，日本的小学社会科虽说还是以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但在课程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引入了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而且非凡强调活动性课程的功能。即便还是一位教师面对三四十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成了真正的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扮演“权威”的角色，他们成了学生的学习向导。
小组学习其特征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活动性质是主体的、积极的和协作的。一般多以课题、喜好或学习目标编组，讲究自愿组合的原则。这种学习形态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要求组内成员积极、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在讨论和探究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态度；以及相互尊重人格、相互协作、主动分配和承担角色，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态度。
个别学习社会科在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有个性的学习形态。个别学习就是为适应学生个人的能力、喜好等个性差异而提倡的。在日本，个别学习多采用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等形式。但是，由于该学习形态还不能反映学生思索过程的多样性，也不能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它仅仅是个辅助的学习手段。
现场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观察社会现象，查访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些参观、访问、调查和谈话等学习活动，称为现场学习。因为社会科是有关社会现象及新问题思索的学习，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书本知识。现场学习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体验具体的事，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建立在自己搜集的事实、自己提出的新问题的基础上。这是社会科学习的特征。
构成学习它是将参观、考察等获得的资料、素材，制成模型或标本、图画或图表的一种表现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将参观、调查的内容，有目的地、具体地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用一定的技能形式表现出来的学习形态。它极易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小学低年级社会科以造型为中心，常采用制作全景画和漫画的形式；高年级多以文字和数字为中心，并将其制作成资料集和历史小报。
戏化学习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达到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称为戏化学习。将历史人物或社会生活戏剧化，由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学生如身临其境，心得社会生活，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合作精神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态度，也可以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
二、小学社会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谈及教学活动不能没有教师、教材和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的依据是教材，而预备好的教材和能自如地驾驭教材的能力，又是教师的重要资质。那么在社会科中，好教材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去预备好教材呢？
教师有必要解决好教材观的新问题。教科书中心主义是社会科中最要不得的东西。社会科教师必须知道，他如何制定教育目标，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知识、概念和法则等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因此，教材是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学习的前提，其功能是向学生提示具体的素材，其价值是向学生传达教育内容。
例如，三年级“我们的生活和商店街”单元，了解社区的消费生活状况和商店街的买卖情况是教育内容。怎样理解教育内容呢？首先，从“看得见的东西”入手，如买东西的人如何挑选、如何品评，卖东西的人如何促销、如何经营。其次，通过已经直接接触、直接体验的“看得见的东西”，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存在意识和观念。此时必须有教师的高明指导，因为人们的消费愿望和目的等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既不能用教材简单地固化，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学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让学生通过鲜明的表象看到“买和卖”的社会意义，更不是看看、听听就能够理解的。这就存在着一个教师将教材的意义和界限明确意识化的过程。
教材的意识化过程，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开发过程。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选择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从教学情景看，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学生差异和地域实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同一教材有着不同的教法。那么，如何选择和开发教材呢？首先，我们要着眼于好教材，其条件有4点摘要：①教材和教育内容密切关联。教材能正确地反映教育内容，并具有反映教育价值的典型内容。②符合学生和地域的实态，并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文化价值和学生发展价值。③适宜学生的情感和思索，注重到学生的学习盲点，有助于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好奇心和新问题。④学习内容富有弹性，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思索，多方面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所谓预备好的教材，就是将教材梳理成有连贯性和发展性的学习程序摘要：发现学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过程生成新的看新问题的方法和思索方式——再发现新的新问题。
三、社会科实施的基本条件
1.教育思想应该具有民主的和开放的性质。社会科教育内容必须包含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念，并尽可能地将社会意志和个人发展意愿统一起来。
2.教育目标必须是整体的和可以评价的。它应有效地承担社会科的传授功能、练习功能和养成功能的教育任务。
3.教学方式必须是弹性的和多样化的。
4.教学内容必须是规范的和科学的。它既能够符合基本标准和水平标准，也能符合发展标准和技能标准。它应该有助于增加社会现实感，达到让学生熟悉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教育目的。
社会科学论文 篇三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篇四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社会科学论文 篇五
（一）学术研究是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的某种具体化
学术研究是建立一个或多个变量与另外一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联系，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的某种具体化。这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的定义，亦是论文这一文体的核心特征。学术研究及其基础上的论文写作就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运转的。把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因果性、条件性、中介性、约束性等）弄清，文章只不过是把它们讲出来罢了。如果研究中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联系，或者否定了别人所主张的联系，那这种研究就是创新性的。尽管仅从学术研究来看，中国在许多方面还不如西方，但纵观、横观中西方所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不过如此。只不过，它们所展示的、联系的有用性与可靠性不同罢了。社会科学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地方就是，它探讨社会科学领域而非自然科学领域变量，比如社会和谐、经济增长，与其他社会科学变量甚至自然科学变量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可分为3类：（1）解析概念的研究。既然学术研究是探讨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每个变量自身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就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最基础的一种学术研究就是解析概念。解析概念自身可以成为一篇论文，也可以成为一篇探讨变量关系的论文中的一部分；（2）定性研究。许多研究由于研究者自身数学表达能力的欠缺，或者考虑阅读对象的需要，必须写成文字性的论文。这种研究可以称为定性研究。科学的定性研究一定能够写成数学的形式。所以，学术水平的高低不是用论文的数理化程度来衡量；（3）数理研究。数理研究明确地表达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它迫使那些受到过严谨化训练的人进一步严谨。所以，对于学术圈内人士来说，数理化的论文可以称为正式化的论文。它可以为学术人士的内部交流提供一种工作语言。但是，数理研究对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是不必要的。这表明，数理研究可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古今中外学术研究中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现象。尽管学术研究是把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具体化，但许多具体化并不是科学的具体化。不管是解析概念的研究，还是定性、定量研究都是如此。比如，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的解析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由此耗费的资源何止是浪费而已。又如，今天，在西方，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是在没有必然联系的变量之间建立具体化的联系。它们采用封闭系统、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方法论，进行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两个凡是”、“双重标准”、“宗教神学”、“约定主义”、“纯粹科学”、“数学至上”等伪命题之中。
（二）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学术研究
科学研究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对于客观存在的联系的发现，因而它属于学术研究。从科学的改善世界的功能看，如果不把社会科学研究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就会使其丧失改善世界的功能。学术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区别主要不是前者没有贯彻辩证法，而是它没有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但如果无法贯彻彻底唯物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用好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事物之间的包括静态和动态联系在内的一切可能的联系。在社会科学中，如果撇开了社会制度这一根本事物的可变性，就谈不上社会制度的动态变化与社会发展其他变量之间的辩证法了。而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为基础，其它任何的具体研究都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问题。把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基础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实践的必然。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使在研究水平上还有待提高，也好过非科学性的学术研究。毕竟后者对中国社会是破坏性作用，而前者只是贡献大小的差异而已。而且，后者的花样越翻新，对社会的破坏力可能就越大，因为其劳而无功，且占据大量资源，对社会发展方向、性质和手段还往往信口开河。
二、选题：社会科学论文写什么
论文是由标题、引言、文献回顾、正文、结论五大部分构成。在这五大部分中，首要的工作是要能大致确定一个标题。科学研究要研究关系，文章题目最好就明确阐明一个关系，并加限定词。当然，题目的确定往往是文章写完之后的事。但明确性是一个重要原则。一些文章的题目并行地列两三个名词，如《某某、某某与某某》，这种题目只是给读者一个方向，没有表明观点，所以信息量不足。信息量不足即使不反映文章质量不够，也反映作者写作功夫和责任感的不足。从文字功能来看，文章质量如果上去了，确定一个清晰的诱人的题目是不应该有问题的。一个定稿的文章的题目将告诉读者，文章领域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甚至观点是什么。从实际过程看，标题的最终确定可能是正文全部完成之后，但在进行正文写作前，没有一个确定的选题也是不可能的。在写作过程中，标题的确定性程度与所写的内容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选题越明确，与最终的标题越接近，文章写作就越轻松、越迅速，而文章写得越好越快，题目确定得就越快。那么，怎样快速地完成从选题到标题的飞跃呢？
（一）大量阅读是确定选题的前提
这里，大量阅读是以现实社会中问题的文献为对象。比如，你可以阅读一篇现实研究文章，如果这篇文章直接谈论俄国、中国历史，那么，你可以直接到《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文献中去寻找相关材料。这种做法事半功倍，大概是最有效的大量阅读的方式。由于历史不断重演，今天的问题许多都可以在上述文献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韩愈说的“非圣贤之书不敢观”用在今天社会科学论文的写作中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国内大量文献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可是，它们都没有很好地与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还有一些文献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可是，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作为一个文字大师，不可能在撰写集毕生心血的《资本论》时犯很简单的逻辑错误。实际上，马克思根本否定新古典供求决定价格理论已经有严谨的数理诠释，马克思的价值决定价格的理论也可以数理地表述为价格是价值的截距为0的仿射变换，假如货币供给适当，则价格在数量上可以等于价值。甚至假设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正确，通过构造一个无限序列，就可以证伪新古典生产函数理论，而且得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提供价值创造的生产性服务的结论。很明显，如果没有大量地阅读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献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上述那些收入分配研究以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责就必然是极为浅薄的。
（二）阅读的对象应逐步聚焦于研究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文献
研究者在成长过程中，一开始总是要泛泛而读。但随着知识的积累，阅读就要聚焦。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时候一个问题引起另一个问题，结果导致问题遍地都是，俯拾皆成文章。实际上，任何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现状、主要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及由重大历史事件所引起的社会演变等因素分不开，它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实践手段与方法也因此而定。首先，它离不开对社会实际现状的科学分析。其次，它必须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如果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仅不能确立理论的内涵，而且还可能因次要矛盾掩盖主要矛盾，延缓社会冲突的解决，甚至加剧社会冲突。第三，科学分析社会现状为准确抓住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奠定基础，而这两个环节又共同为具体指导社会实践以及科学制定有的放矢、切合实际的方法与手段提供了根本依据。第四，即便是科学地分析了社会现状并抓住了主要矛盾，理论在实践中的成功还不具备全部条件。如果缺乏对主要矛盾之间、主次矛盾之间内在联系的科学分析，缺乏对要求变革的势力和阻碍变革的势力双方的内外部条件的科学分析，理论仍然不能有效指导社会实践（这一理论建设和内涵确立的因素条件就犹如西方现代决策与管理科学中的SWOT分析）。第五，理论最终在实践中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影响因素外，又独立取决于理论提出者的科学决策、领导组织、资源调节、实施运作和创新开拓能力以及他们的胆识与魄力。见图1。很显然，如果不了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上述五点就做不到。上述五点做不到，具体问题的研究就没有一个合理的宏观环境和宏观框架。有了大量的阅读和对中国社会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了解这两大基础，论文选题就如有了活水之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不仅无需为题目发愁，也无需为论证时无米下锅发愁。因为这时，文章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方法论和历史、现实的（特别是定性）的数据作为支撑了。比如，马克思讲公有制取代私有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Ostrom就根据历史事实讲公共资源的集体所有制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从而支持了马克思的理论，同时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怎样进行深入研究，虽然Ostrom本人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
（三）选题越熟悉，写文章就越容易
首先，从多个选题中选一个最熟悉的来做，这样，就会事半功倍。其次，要斟酌标题结构。这是一个修辞问题。孔子说，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如果经典阅读得多，修辞功夫必定上升。因为太多东西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今天文章中要处理的修辞在前人那里肯定就有了。这里，有几个要点：（1）题目中的实词要吸引人，中央提出的核心词汇该用时一定要用，因为中央所提问题一定是大问题；（2）对文章中每个词都要有很深的理解。比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非线性关系”这一标题中有“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非线性”三词。一篇文章如果以它为题目，该文众多的地方讲的东西应该让读者对这三个词有很深的理解。如果文章的正文达不到这点，文章的标题就有问题，正文同时可能也有问题；（3）句式可长可短，但写法要符合中国习惯，而且要去掉冗字；（4）最好能够在原有的用法的基础上翻出新意。比如，“非线性”并不陌生，但把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结合起来就翻出新意了。在取得真正的研究成果后，文章标题应该能够自然而然地得到。如果为标题而绞尽脑汁，就说明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
三、结构：社会科学论文怎么写
（一）怎样做文献回顾
文献回顾反映一个作者的学术基本功和信息摄取量。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只有处理今天出现的大量的文献（信息）才可能写出较好的文章。
1.文献回顾就是阐明文章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对立面
所谓论文，必然是要立住一个观点，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各种对立面观点。看文献就是寻找研究空间的过程，而做文献回顾就是确定、填充研究空间的过程。从严谨性来看，在文献回顾里，各种已有的观点都要陈述并加以评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量阅读，有时阅读量需要达到数千篇。这样，国内外已有观点就清楚了。如果不清楚正反面各种观点，就很难清楚自己应该选择什么论证角度。而在阅读大量文献过程中，同时可以学到别人怎样论证，从而使它们构成自己文章的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文献回顾是所有初学为文者必须经历的训练。文献回顾不是罗列别人的观点，而是要进行评析。通常说研究填补空白，确实如此，只有填补空白的研究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因此，研究也就是挑战别人的智力、理论水平和方法论水平的过程。这种挑战从文献回顾就正式开始了。从逻辑上看，存在多因一果现象，这意味着，无法排除不同观点同时成立的可能性，同时，这又给一些似是而非观点的存在和流行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在文献回顾中，对正反面观点进行严谨的评析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把对立观点都驳倒了，文章的立论才能成立，只有把自己同意的研究的欠缺之处弄清楚，自己的论证角度才可能进一步确定。实际上，凡是重要理论文章，一定要分析现存的正反面各种观点，明确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否则，论文就会陷入不知所云之中。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是进行科学的文献评论的基本工具。一篇论文越涉及一个国家的主要社会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作用就越强。同时，如果一个社会发展中出现巨大实践问题，就一定是由于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导，一定是理论研究的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或存在欠缺，因此，一定有研究的空间。
2.文献回顾存在固定模式
首先，在确定选题之后，关键词也就有一些了。围绕这些关键词大量下载、阅读、浏览相关文献。对许多文献可以只阅读摘要，并看其关键词是否有启发。可以做一个表格来辅助对文献的回顾。其次，对这些文献按照观点的相似度进行分类，一般可以分成3-4类。这是因为至少有对立的两类，另外可能还有一种“第三条道路”。所以，几乎总可以分成3类。一篇新的文章就是选择支持其中某一类的文献，但又对这类文献做出重要的补充或校正。再次，怎样具体写文献回顾呢？许多人简单地罗列观点，不加分析，不加评价。这是文章大忌。文章的观点越鲜明，就越有市场打击力，文章的观点越正确，观点表达就应该越鲜明。这样，也让其他学者阅读时，能够迅速得到要领。最好的文章必然是这样的。那么，怎样分析文献呢？已有的文献的错误主要有这样几种：（1）论证正确，结论错误；（2）论证错误，结论正确；（3）论证和结论都错误；（4）论证和结论都正确，但二者没有逻辑性；（5）表述不严谨。一个作者所做的就是运用理论知识、方法论知识和逻辑知识指出已有研究错在哪里，如果没有错误，就指出研究空白在哪里。最后，文献回顾的开头要有对那三类观点的总结性的话，结尾也要有展示论文方向的小结性的话。今天，中国许多文章都是文献回顾性质的。如果会写文献回顾，就会写这一类文章了。实际上，文献回顾类文章应该是一个研究者首先要学会写的文章。因为了解别人关于某个问题都存在什么观点，都考虑了什么环境、情况、条件，都得出了什么结论，这本身就是研究。一些人说，西方人文献回顾类文章都是大家写的，而中国都是新手写的。但一方面，中西情况不同，另一方面，大家写出来的文献回顾也并不一定怎么样。中国的年轻人如果掌握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而能够删繁就简，写出漂亮的文献回顾、评论性的文章来。不要轻易因为别人说文献回顾不算文章就自己认为不算文章。这样，就丧失了一条提升自己水平的途径。
（二）怎样做社会科学论文的正文
正文是文章的主体，似乎是最难的部分，其实不是。前面的工作做扎实之后，这部分的工作就很好做了。正文一般要分为几个部分。这基本上是一个分类学问题，把想要阐述的观点涉及到的问题分为几类。每类下的观点又可以分为几点。每一个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交叉科学，足够分为几类或分为连续的几步。这样，根本不用担心无话可说。在这一过程中，方法的选择决定正文的成败。首先，定性和定量方法要均衡，即合乎某种比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偏爱西方数理模型及其基础上的计量方法。如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动态最优化、模式固定化（如回归方程固定为某种线性关系）。其实，这是那些不懂数理、不懂逻辑的人的故弄玄虚。所谓模型，通常也就是一组函数，从逻辑上看，也就是一组用数学表示出的关系。前面说过，学术的本质是建立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那不是决定性的。可以说，只有那种能够用文字清晰地表现关系的文章（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才可能具有最高的水平。而在现实中，无条件的使用数量、数理研究常常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代名词，是方法论的不可靠性、无普遍性、无指导性甚至荒谬性（如当前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短缺论、社会主义信息无效论、计划经济无效配置论）的代名词。定量方法可以用，但不能这样用。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今天应该着力加强定性分析能力，而不是强调定量方法。定量方法的科学使用对于研究者有很高的要求。只有那种逻辑严谨地使用数量方法的人，才是较高水平的研究者，那些初学者如果使用定量方法，就与大跃进中放卫星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美国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量定量的学术研究错误是由于其定性错误，而不是数学的错误；科学的定性分析可以直接转化为定量性质的研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Ostrom用结构化的编码形式“把完全定性的资料转变为一种合乎定量分析要求的、结构化的数据库”就是一例。对于政策的应用目的而言，定性分析就更为重要，今天社会问题已经如此突出，如不首先分析原因、性质、特征而去纠缠某个定量关系中的数理手段、方法复杂程度，既便再有“精确”的结果，逻辑性、严谨性都有可能丧失，更不用说解决问题的效用与意义了。定量分析能力依赖于定性分析能力，后者为因，前者为果。定性分析的任务是，对于相关变量分别进行释义，确立内涵，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条件关系还是约束性关系进行识别。没有定性的变量释义性分析、变量关系的逻辑性分析，就无法保证定量研究的严谨性、合理性、可靠性。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中许多概念（如资本）无法准确计量，因此，社会科学离不开定性分析。而有些极为重要的定性命题不一定需要用定量的方式来反映。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积累和集中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恐怕就难以用数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构成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准确的逻辑链条（比如，相对卢森堡的消费不足引起经济危机理论）。其次，演绎和归纳方法要均衡，即要各得其所。基于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最好不要主要使用演绎法来进行研究。正确地进行演绎要求条件很高，至少有以下四个：（1）对数学的把握；（2）对逻辑的掌握，比如对决定变量、约束变量和中介变量、条件变量之类的区分；（3）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切肤之感；（4）对唯物辩证法的掌握。而归纳法不要求第一个，所以，实施起来更为容易。今天，国内也有一种误解，以为唯有演绎才是高明。实际不然。没有自己亲自动手去进行归纳，就无法进行科学的抽象。结果，只能借助别人（如新古典）特有的模型结构来进行演绎，可是，却对这些模型根本不了解。在经济学中，新古典的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最科学。新古典的许多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才比较正确。比如，资本主义越萧条，凯恩斯主义可能就越正确；资本主义越繁荣，凯恩斯主义就越错误。再比如，货币数量论方程在资本主义发生超级通货膨胀的时候正确，在其他时候，都无法正确。李嘉图被认为是演绎方法的使用者。可是，他的被萨缪尔森高度评价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是什么科学的演绎理论，应该为独特竞争优势理论所取代。第三，在方法选择上，还有其他分类。在这些分类中，每一类的对立面之间也需要均衡。比如，是交叉科学性质的研究，还是单一学科封闭系统性质的研究，是建立在可比性基础上的比较研究，还是随意设定基础上的研究。但这些分类都上嵌入到上述两种分类中。做好上述两种分类，也要求在这些分类上不能犯错误。方法使用上的正误决定着文章的成败。
（三）社会科学论文引言和结论的功用
有了上面的知识，引言和结论的撰写就不困难了。这里，只需要指出它们的功用。引言和结论尽管相对正文和文献回顾都短，但依然非常重要。引言就是通常说的提出问题。问题可以是理论的、实践的、方法的。它一定要针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当前，由于中国社会矛盾激烈程度上升，所以，社会科学领域的好的文章就一定要针对中国社会的最重大现实问题、最重大理论问题、最重大方法问题。否则，文章的意义就必然不会达到最高。而一旦选择了具有最高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引言的组织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是让读者在阅读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到进入了一个艺术的殿堂。当今，在论文爆炸的中国，在引言中能否创造一个艺术殿堂的氛围，决定了文章是否有人读。因此，对引言要高度重视。结论是对正文研究结果的总结，是对引言所提出问题的回答。结论是否很好地做出，可以用来检验文章的好坏。如果结论非常清楚地、容易地做出来，文章通常都是好的。如果最后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那文章甚至可能需要推倒重来。
文章是科学探索的再现，是观点的阐述、论点的争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积累大量素材基础上，有一个字与文章整体的功能不一致、不协调，都要毫不留情地删掉它、换掉它。对词、句、段、表格、图形、公式、脚注也要如此办理。而对留下来的每一个字、词、句、段、节，都要仔细地揣摩它，互相联系地揣摩它。文章的要素之间的联系建立得越好，文章就写得越好。在阅读了这样的一些文章，在有了十余次这样写作文章的经历之后，写作水平、写作速度都将有全面的上升，写文章就成了工程化的事情了。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范文 篇六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范文 篇七
关键词：浅析；社科研究；社会责任；政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2-0226-02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有近50万人投身于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工作。然而，我国有部分人文社科研究者醉心于经院式的闭门造车的纯理论“学术”研究，其研究脱离现实，淡化对现实社会的自觉关注，弱化了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把握，不能从现实需要选取和锁定课题，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改革实践的认识、预测、决策、咨询和指导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人文社科研究者必须充分认识人文社科的地位和作用，摒弃仅为个人的兴趣或名利而研究的心态，走出象牙之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直面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立足国家目标确定研究方向，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深入社会，深入实践，深入群众，着力推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理论成果，勇敢地担负起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应尽的社会责任。
一、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政治建设
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三权分离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奠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则科学地解决了对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诸如此类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真是举不胜举，由此足见人文社科研究对于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然而由于我国经历过反，等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基础理论研究，即“两耳不闻窗外事”，尤其是对时事政治的敏感度较低。但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政府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回答。人文社科研究应逐步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结合社会需求开展实证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工作，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其亟需解决的问题及时作出有深度的回答、提出有决策咨询价值的解题方案，即便是纯粹的理论建构，也应该从思想、方法等角度对实践有所启发和帮助，努力成为政府部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思想库”与“智囊团”。
近年来，从地方政府单位到中央各部委每年都会有各种人文社科类委托课题或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或以直接指定的方式交到广大人文社科研究者手中。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显现，政府的各类委托课题也与年俱增，有不少课题还打上了“应急”字样，这就要求我们人文社科研究必须走出纯理论的研究范式，关注时事政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从社会现实问题f_J发，从矛盾的根本点出发，深入观察问题的本质，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将国外的东西“生搬硬套”，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社会调研，及时地上交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高质量的咨询报告，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我们人文社科类咨询报告的采用率才会大幅度的提高，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被弃之如敝屣。
尤其是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相关的委托课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提交的研究报告无论自身理论的建构有多么的完美，也只能是些“精雕细琢的概念、术语、逻辑编织起来”的“虚拟世界”而无多少实用价值；当然也不能套用过时的理论，使用过时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无论那理论在那个时期有多完善，有多结合实际，也无法保证能完全适用于现时期；更不能大量移植、借鉴国外的理论，忽略、漠视本土文化，制造出英式、美式、日式、德式等几个方案来，已导致一些政策从其制定之日起，就注定无法完全实现。这些无法指导当前当地实际操作的用于制定、改进、推广各类政策的参考，仅仅是纸上谈兵，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治理力度与效果不足，甚至可能起反效果，激发矛盾恶化问题。因此，人文社科研究尤其是在对待政治问题是更应该注重务实作风，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引领社会的精神导向，促进社会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二、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不仅严重损害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在某些国家甚至危及到他们的社会稳定，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密切观察、深入研究。诚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那样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通过市场，形成消费者的物化需求，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所形成的思想与智慧，却能够转化为人们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某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意志，最终有利于物化的消费产品的形成，它往往对经济建设起着比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成果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涉及和影响人们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以其所包含的“应用经济”为例，就分为“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交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25个学科，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如三农问题、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再就业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往往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城市科学等社会科学，这就要求人文社科研究从这些实际出发，以实践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命题和研究方向，运用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模型模拟、综合集成、对比分析、系统研究等研究方法来合理地规划，科学的管理，包括优势产业的认证，特色经济的挖掘，以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人文社科研究周密详尽科学的论证，经济建设缺乏清晰的思路，很可能会导致盲目开发、重复建设、该扶持的未扶持、该投入的未投入，即使是一些原本很有特色很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管理和扶持也在零敲碎打中未成规模，像这类无重点无特色的经济建设必定会最终导致无经济效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科研究成果都会转化为生产力，并非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都能推进社会的经济建设，社科研究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取决于研究成果是否对社会进步与发
展有促进作用，取决于研究课题是否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也有不少人文社科研究，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研究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不少研究者只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是否“填补了某项空白”，是否得到了国家、省部级的奖励，是否对评聘技术职务有帮助，为研究而研究，至于发表出来的成果是否被运用到实践中，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研究者就不再关心。在当今大力倡导科研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形势下，我们人文社科研究者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到经济建设实践中去，这是人文社科研究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也是人文社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三、人文社科研究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
纵观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辉煌使古希腊、古罗马走向了世界； 莎士比亚作品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近代以来的英国；我国的唐诗、宋词也是中华民族绽放在世界智慧园里的亮丽的奇葩，就连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2600多年的古巴比伦王国靠着当年刻在泥板上的那些历史、宗教、律法等等使它灿烂的文化至今都被人们传颂。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 篇八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