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车轮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下面是爱岗的小编枫给大家整编的大学生马克思论文精选8篇，欢迎阅读。
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一
大学生马克思论文精选8篇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精神
自阶级产生以来，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同时又是以和平或暴力方式争取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马克思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提出了人的自由解放的内容、道路和理想目标，代表了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以，马克思主义成了被压迫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武器，从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世界性的争取人的自由解放运动。
在人的自由解放学说中，马克思揭示了自由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是对社会丑恶现象和劳动者丧失人权、自由、尊严所发出的公正和正义的声音，是他们对社会良知的职能的严正践行。笔者认为，作为一名人民的公仆，必须坚决忠于马克思这一伟大精神，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存在都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伟大精神的背叛。
马克思“人的自由解放精神”的确立
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少年时期。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价值理想，代表作是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写道，在选择职业时，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相通一致的。
撰写“博士论文”时期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论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该文主要考察古希腊哲学史，特别是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哲学的关系，“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则是其准备，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就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直线”的论断引伸出自己的哲学立场：“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而是发挥了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表现出了一种回避因果必然的自由的精神。伊壁鸠鲁在感性立场上对“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的提倡，强调了主体自由性，从而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论证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同时引出了实践的意义、论证了人的自由。这篇论文显示了马克思还原世界即向现实回归的意图。
“莱茵报”时期。思想自由与出版自由，代表作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八篇论文。莱茵报时期，即1842年初至1843年初，马克思思想的兴奋点是思想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在普鲁士政府的高压统治下，《莱茵报》在艰难中诞生，惨淡经营，一年时间就过早地夭折了，在此一年中曾多次濒临查封。因此出版自由对马克思这样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显得尤为迫切。到了1843年底马克思撰写有关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三篇论文时，由于内外因素的交错作用，马克思开始转为关注更为现实的问题，关注经济利益和阶级对立，世界观随之发生转变。
马克思人的自由解放精神的深化和发展。《莱茵报》的查封成为马克思思想重大转变的契机，他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世界观转变。对旧的理论而言，是批判和扬弃；对新的理论而言，则是创立、形成和发展。其主要成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法年鉴》中得到了突出体现。这些成果标志着马克思思想伟大转变的开始，也标志着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世界观的形成。
马克思人的自由解放精神与时代价值阐释
人的自由解放学说，是继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两个伟大发现之外，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贡献。马克思人的自由解放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在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的自由解放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观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重要部分之一。纵观马克思人的自由解放精神思想的内涵，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是基于一种实践的思维。有人说“思维方式是无形的，它却像‘灵魂’一样贯彻并支配着哲学的整个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强调他们所指的人是现实的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自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人曾经是动物，与大自然结为一体，是大自然的一个自在部分。人之所 人不仅要战胜自然，而且要战胜自己，“不仅要战胜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而且要战胜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使命”。“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命题就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正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人民在人类解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学生马克思论文精选8篇
中国人民在追求自身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艰难险阻面前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一条特殊的人的解放与发展之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在根本上是为人的和人为的”。“人的解放和发展，人的不断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根本目的、根本标尺。离开人的解放和发展，偏离人的解放和发展，我们就不能正确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和总结改革开放，更加坚定自觉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将这场伟大变革进行到底并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策略等诸问题作出探讨，对当代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规律作出及时地概括和判断；对全球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特殊性以及两者的统一作出深刻的分析；对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概括……而这一切问题的理论解释和回答，都必须始终贯穿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紧扣时展脉搏，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对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永恒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还在于它对自身的不断批判和辩证发展。它破除了既定不变的现成概念、结论和公式，以及由此所构成的封闭僵死的体系；它与时俱进，不断地自我创新和发展。
大学生马克思论文精选8篇
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社会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整个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常抓不懈。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的运行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马克思理论论文 篇二
一、从“对象性存在物”的视角向“对象性活动”视角的转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的劳动出发，指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人又并非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物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感性、对象性是在劳动中产生、实现和得到确证的。鉴于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根本标志。“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更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
在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渐渐对其唯物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845年春，以批判费尔巴哈作为发挥自己理论的主要形式，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正式宣告了自己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彻底决裂，新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完全克服了费尔巴哈的错误，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然后又以“实践(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视角来考察人的本质，实现了从把人仅仅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到把人看作是“对象性活动”的转变。、从“静态的感性直观”视角向“动态的历史发展”视角转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批评了费尔巴哈。“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是一种抽掉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普遍性，它指的是与人的社会关系无关的把许多人结合在一起的人的“共同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费尔巴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生来就有的，默默无声地潜藏在人心深处，由许多个人以纯粹的自然方式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普遍性”并不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个人应该是彼此区别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像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是纯粹自然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
人的本质是变化发展的，这是由规定它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已不再用人的本质去解释历史，而是用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解释人的本性，用实践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强调实践的人是由物质生产及其造成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也不再是凝固的、静态的、永恒不变的，已转变成变化的、动态的、历史发展的。
三、从“既成论”视角向“发生论”视角的转变
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三
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道：“以某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 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 ”[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而必然的思维倾向。
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
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
逻辑思维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
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
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
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
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
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
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
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实践活动，有许多是无需多加思考的习俗、习惯或模仿性活动；有许多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活动（如工厂里的分工劳动）；实践思维在这类实践活动中难以体现其固有的全面性与系统性。系统性实践思维存在于整体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尤其是在新创性目标的实现谋划之中。例如，创建一个工厂，修建一条铁路，制造和发送一艘宇宙飞船，乃至打一场战争，变革国家体制等，每一项具体目标的实现都会有一个系统的实践思维过程。
对于这些大型的实践目标，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需要组合复杂的实践活动，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人们通常把这种实践系统称为“工程”。实践思维在对工程的运思活动中最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三、工程思想的问题系统
工程思想是一项有效实践的全部思考和研究，其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是由有效实践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一项有效实践或工程，有哪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于思考呢？
工程作为人类自觉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这种活动得以有序进行，思考必须提供两个直接的依据：一是工程目标，二是实施方案。有目标，知道做什么；有方案，知道如何做；实践活动于是可以进行了。但是，工程目标与实施方案的制订决不是盲目的、任意的，必然各有各的依据。人们制定工程目标虽然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性问题，但确立目标的主体内在动因则是人们自身的利益需要。工程效益是工程目标的价值所在，是工程构想和工程实践的目的，在工程思考程序上应是最先成熟的。工程的施工方案也不会冒然制定。人们必须在预想中彻底排除失败或无效劳动的顾虑之后，才肯付诸实行的具体考虑和行动。这就要求对整个实践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方面作一番可行性研究。
由此看来，有关工程思考的必要内容就由这几个方面构成：
（一）工程目标；（二）目标效益；
（三）可行性研究；（四）施工方案。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工程才得以确立，才能付诸实施。这是对工程思考的普遍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四位一体”的问题系称作——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
工程思考的范围结构虽然是一切工程思考都必须遵循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一定都成为每项具体工程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的设立是为了解决未知任务的，而人们在不同的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不同，因此，研究的任务也就有多少繁简之别。一般说来，常规工程中研究工作可省略的方面要多一些，而首创性工程的研究任务就全面而繁重。
工程策划中研究课题的省略与增加，并非工程思考范围的缩小或扩展。研究上的省略，只是由于思考所需要的内容已经确知，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构思与运作。而研究上增设的课题，则不过是共同完成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某一方面问题。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是固定的，而工程研究的课题则是随具体工程而变化的。
那么，人类一般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在马克思所选定的工程中，即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中，必然具体化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课题呢？这需要弄清改变世界工程所涉及的领域和这些领域的已知状态才能确定。
马克思所欲改变的“世界”，其实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作为工程目标，其涉及面则广矣：
第一，由于人类社会是整个人类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对它的改变涉及到全体人类的利益。而且这利益不是以经济数字衡量的利益，而是不好衡量、不好论定优劣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问题。
第二，由于人类社会是人类唯一的生活环境，所以，新社会不能在另一空间重建，而只能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上“改变”。因此，工程牵涉的客体就有旧的即现存的社会，和新的即未来的社会。后者是工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前者是工程实践的前期对象，两者都是工程的客体对象。
第三，工程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甚至发动和组织工程队伍的这个前期阶段都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在旧社会的解体工作时期，只有剧烈的斗争，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
这三点说明改变世界工程在利益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主体几方面牵涉之广。而从知识基础上看，人间幸福之主义，异说纷呈而未有确论；现存社会与理想社会之考究，思理万千而未有实践真知；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社会运动，徒有空想而迄无成例。马克思的工程研究，几乎全在昏暗的知识地界起步。
面对这苍茫昏暗的未知界，“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12]我们只有在工程思考范围结构要求与工程实践所涉领域的未知状态之间往返勾联，才能获得工程思考的具体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首先应确定工程目标。在这里也就是要确定未来社会的形态。然而，要确定未来社会形态，先须弄清一系列问题：
⒈现存社会为什么不好而须加以改造？这好与不好根据什么标准？这个标准能被全人类接受而贯彻到未来的社会中去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人生、社会价值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即工程目标的效益确定。
⒉现存社会是如何不好？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不好的？其最终的根源是什么？改变其根源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性质吗？这一串问题的焦点是社会形态性质问题，它关系到未来社会形态本身即工程目标的确定。
由此可见，在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的研究内容中，工程目标的确定，必然连带着工程效益问题和现存社会的形态与价值批判问题。这当中现存社会批判是基础性工作，不是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直接需要的资料。但确定工程目标过程中必然连带解决的工程效益问题，却是范围结构的直接内容。从研究上来说，现存社会批判、社会效益论定、社会理想目标确定，这些相互牵涉的问题难以绝然分开，我们结合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和研究工作的必然联系，可以将这个系列研究的课题综合为：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这就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所要求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两项问题，结合成了一个研究课题。
按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要求，接下来应考虑的是工程的可行性问题。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其功能或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澄清顾虑，确定信心。整个工程从实现的前提、条件，到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凡有疑虑的地方都必须细加考察研究。因此，可行性研究就其工作内容来说，不是一个研究课题就能解决的。按照构成工程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来看，可行性研究可以分为客体作的可行性和主体操作活动的可行性两个方面。客体作是可行的，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制订主体的行为计划或施工方案了；施工方案明确以后，才可能产生主体操作可行性的问题。
客体作的可行性，在常规工程或仿造性工程中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工程客体已被成功的操作过了。但在马克思的工程思考中，要有意识地改变社会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更迭政权人事，这还没有人做过。所以，人类社会作以改变其性质的可行性，这是必须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而且是前无古人的新课题。
尽管可行性问题已经缩小到客体作的可行性，但由于作为工程实践客体的人类社会，不仅广泛复杂而难于把握，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活机体，并不能像一台机器或汽车可以使它停止运转然后进行改造重装；对于社会只能在它的运动中进行改变。这样，客体作可行性问题，就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以把握操纵要点，还要研究它的动态发展趋势以便因势利导。动态结构研究和动态趋势研究在研究思路和考察范围上并不相同，难于结合在一个课题中进行研究。这样，客体作可行性在研究课题上还要再分解。
对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要求对一切社会作结构原理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剖析社会结构的历史生成，掌握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试想，社会这个人类全部现存的总称，空间上东南西北，四散广延，结构上虚虚实实，方方面面，如此庞大复杂的对象，若不找到它的定性的关键部位，改造的实践如何下手呢？汽车轮船很大，它的操纵室却是很小的；牛马体大力大，穿上牛鼻子、络住马嘴却能让它们乖乖听话。这是人类控制庞大对象时通用的。然而，决定社会性质命运的这个“穴位”在那里呢？社会的“牛鼻子”在那里呢？这是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生成结构作全面透彻的分析才能确定的。只有认准了社会结构的要点，抓住要点实行变革，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半而功倍。抓住了要点，社会变革的目标才能集中、明确、具体化，才能把庞大的目标转化为可以计划、可以操作的具体事务。所以，人类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课题，可以表述为：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对社会客体的动态趋势研究，并不需要研究历史，只要研究现实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工程要改变的只是现实社会。这需要对现实社会状态有切实的考察。如果通过对社会的动态结构研究找到了变革社会的要点，那么对现存社会发展趋势的探讨，考察的目标也就可以相应集中为：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这是必须确定的问题。假如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是不断发展的，那就不可改变；或者欲加改变的社会目标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就不可能彻底根除，那么改变社会的实践就是徒劳。只有社会目标必然或可能的发展趋向与工程实践的取向一致，改造社会的工程才是可行的。
如果社会可作，而现存社会可能变质甚至必然变质，那么，客体作的可行性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构想工程思考范围结构的最后一个方面——社会变革的行动方案问题。
至于这个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亦即主体操作可行性问题，则要视方案涉及的具体内容有无可顾虑的问题，才能决定是否还有需要研究的可行性课题。
到此为止，我们结合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情况，把工程思考范围结构四个方面中的三个半方面——工程效益、工程目标、施工方案、可行性研究中的客体作可行性——落实到研究课题中去了。我们因此共得到四个研究课题。范围结构中剩下的那半个方面——可行性研究的主体运作可行性，或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作为一个悬置的问题暂列于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改变世界工程必须研究的课题系统：
（一）理想社会及其合理性问题；
（二）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
（三）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
（四）变革社会行动方案问题；
（五）行动方案的可行性问题（？）。
改变世界这项工程研究的课题是否必有或只有这些问题？只要站在工程实践和思考必然要求的立场上，这是可以讨论的。
假如这些问题对这项工程思考是充分而必要的，是任何人面临同样任务都必须思考、不可回避的，那么，我们就获得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客观必然依据。我们不是根据马克思著作的文字材料，而是从工程思考的必然要求出发，从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具体任务出发，得出这个工程思想问题系统的。马克思曾否明确提出过这些问题，这并不重要；我们只看他是否实际解决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思想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如何，只能用这个问题系或工程思考的要求去衡量，而不能轻信任何权威的判断，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科学自信。
四、解决的各门学说
当我们用上面探讨出来的工程问题系统来征求马克思思想的答案时，很容易发现马克思思想中有四门已被广泛研究的学说，正好分别具有解决上述问题系中前四个问题的功能。它们是：
理想及其合理性问题——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唯物主义学说；
现存社会的要点趋势问题——资本主义学说；
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如此排列的这份问题与学说清单，可能会激起成堆的疑问：右列各门学说能够分别解决左列各项问题吗？各门学说正是为解决各自相对的问题而创立的吗？“人道主义社会学说”这种提法有根据、能成立吗？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整体思想中来莫非要把马克思人道主义化？五个问题——四门学说，莫非暗示马克思思想作为工程思想体系还不够完整？如何看待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划分？这种“四分整体观”置辩证唯物主义于何地？……？
全面澄清这些疑问不是本文承担得了的任务，愿诸公把上面这份清单权当假说存疑待证。本文下面主要说明笔者所理解的各门学说的核心结论，以显示它们解决各自相对课题的功能。至于这些核心结论如何展开为各门学说，或各门学说通过怎样的论证过程而达到各自的核心结论，以及各种理解上的疑问，则待另文详明。
（一）人道主义社会学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是马克思工程思想的工程目标和工程效益。人道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第一次以文字宣示他主张共产主义社会时，就说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3]共产主义是理想社会的制度名称，人道主义则是其价值所在。社会制度是工程实践的目标，社会价值就是目标的效益。
关于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联，这里引证1844年手稿里的话是否足资立论？笔者不能认同流行至今的“青年马克思”概念，把1844年手稿视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著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当作马克思成熟的标志。即使按照这种区分标准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研究过程也始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批判》，而非突发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4]。如果保留工程思想体系的假说，那么，进入工程整体思维的马克思，就是成熟的马克思。从这个角度看，1844年手稿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的地位更无可怀疑。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由马克思的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构成。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就是他异于动物的各种能力。这各种能力（即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也就是人实现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活动。人对于这种现实存在方式（即活动）的普遍愿望，就是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的“类特性”。这些看法构成马克思的人本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特性被压抑，他作为人的能力被出卖，由别人控制强制运用，在这种不平等中人所丧失的是他作人的根本——人的能力、人的类特性，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是极不人道的。把人从这种普遍的不人道境地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类特性，使他们自由地有意识地实现和自己作为人的本质的能力，亦即使 这就是马克思的人道观。
这种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这种人道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加以保障才能实现。马克思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认为造成人的非人道状态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倡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以保障其人道原则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观。
马克思的社会观以人道观为依据，人道观以其人本观为根据。人本观——人道观——社会观，这构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基本框架。
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总体思想中的价值理论，它的功能既不在于用以解释历史、社会，又不能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马克思生前一再批判那些以人道、人性、道德改良为手段的社会变革主张。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社会只能通过改变经济基础才能有效地实现目标；主张思想革命、道德改良的社会革命家都不过是空想家。有些空想家也有现实实践热情而不象家那样耽于幻想；但是他们的实践却只开花不结果。那个徒有实践热情却无实践思维的唐·吉轲德，因此被马克思当作这类人物的代表而反复嘲笑；马克思斗争对象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唐·吉轲德。
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他为共产主义设定的价值，是工程目标的效益所在，是工程的目的。因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理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期拒绝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造成了十分荒谬结果：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长期丢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当然，建设共产主义总得有理由；不过，后人为共产主义设定的理由就不是马克思所设定的理由了。
我们听见一种说法，说共产主义是科学，是历史的必然归宿，所以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必然性是不能代替合理性以解释实践动机的。因为我们并不能欢迎一切必然的东西：我们并 人们对目标的态度，不在乎它是必然还是偶然，只考虑它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只说明建设共产主义是可行的，并不显示它的优越而值得追求；值得追求的优越性是由它提供的社会效益决定的。
我们曾听到一种颇动人心的说法，说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资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这倒是说的社会效益。不过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效益马克思并不曾着重强调，也没有论证共产主义满足这种分配原则的必然条件。我疑心这是后人许诺给穷汉和懒汉的一块奶油面包。因为对物质的拥有和贪欲，这恰是马克思一贯鄙视的人生态度。冲着“按需分配”而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比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高尚不到哪里去。
把无产阶级利益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理由，那不是最高的理由。马克思主张解放无产阶级，那是“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15]。意在解放全人类的工程目标即共产主义，其效益理论是应该撇开阶级性而以人的“类特性”立论的。普天之下人共其乐，这才是足以号召天下的理论。
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为实现人道社会理想而设定的过渡性目标，不是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工程的改造对象，处在实现人道主义道路的起点上。因此，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统一性和接近性，资本主义同它的对立性和疏远性，这在马克思看来都是显然的道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冷淡，而资本主义世界却对之充满热情，这可能出于同一种认识原因：以为马克思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同一或可以混同于一的。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误解！笔者愿另文加以澄清。
（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研究动机、过程和，笔者已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一文中粗陈拙见[16]。这门学说能否解决工程问题系统中的“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呢？这里只须从马克思对这门学说的经典性说明文字中摘引几句话便可明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够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的和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7]这些话正是在揭示社会生成结构的同时，又揭示社会结构的根基，也就是社会变革的要点，或者也无妨谓之社会的“牛鼻子”。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理论，二是历史发展机制理论，三是历史分期理论。
社会的结构原本可以作各种不同的与建构。如从施政角度看，可以把行政社区、部门或群体组织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行政首脑统帅的社群层级组织。再如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可以把各类传播渠道和传媒中心作为构成单位，把整个社会视为由这些渠道和中心组成的组织。还可作多种不同的划分。但是这些类别的社会结构都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操作要领，以改变社会的性质。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却是为着要改变社会的性质。这种特定的实践目的，只有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分析特定性质的社会结构的生成，得出社会的生成性结构，或者说社会发生学结构，才能满足目的的要求。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所揭示的社会结构，正是那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人们吃喝住穿需要物质获得生活资料必进行生产进行生产必然结合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生产关系产生特定国家特定国家产生特定意识形态。在这样一种生成性社会结构中，便极容易看出决定整个社会特定性质的初始因素——生产关系。显示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目的所在，抓住了这个根本因素，改变社会性质的工作就有了切实集中的目标，就可把理想愿望落实为实行方案。
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社会观基础上的。历史衍变的机制，是整个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也是由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来决定的。唯物史正是社会结构性质的生成衍化史。这个学说中历史的叙述原本不是目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建立之前和之后，马克思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历史。
我们从工程问题系统的要求来看，有了上述社会观，已能回答“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这个问题了。那唯物社会观为什么还要发展为唯物历史观呢？历史的叙述有两大功能：第一是以史实来证明社会结构的科学性，用人类的历史实践来证明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更。这样做也是不同于哲学认识的实践认识方式的特别要求。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认识要求认识结果必经实践检验。可是社会变革规律这种认识结论，不可能通过现实实践来验证，只好用已有的整个人类历史实践来验证。第二，历史叙述同时还具有另一种功能，就是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说明一种特定社会形态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变革是必不可免的，从而在这种一般意义上昭示，对现存社会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引入，正是适应这种论证要求的结果。
历史叙述的这两种功能的第一种，实际是为社会观功能服务的，即是证实社会结构及变革要点问题的，也就是解决社会变革的“可操作性”问题。历史叙述的第二种功能或目的，则超出了可操作性问题，进入了变革可能性问题。让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兼具这两种功能，马克思似乎想通过它，指着现存社会告诉人们说：这头牛是一定会向前走的，喏，牛鼻子就在这儿……。
正由于从动机到理论功能所贯注的这种实践性，所以马克思当年竭力要将该学说宣传到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中去。星移斗转，这一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说，今天早已作为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悠然踱进了学者们的书斋，在历史的思考中载沉载浮。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诚然能够解释历史，但马克思著述当年是极不满于只是解释的。他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这种现存的东西。”[18]“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拂去薄薄的历史尘埃，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实践锋芒显然可辨，它当年可是象作战地图一样，高挂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帅府会议厅里的。
（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
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是解决“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9]那是一种怎样的规律呢？马克思在该书“第二版跋”中引述了一段他自己认为很“恰当”的评论说，马克思“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20]这可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目的到内容，都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命运。;
在唯物主义历史学说中，马克思虽然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暂时性，但这只是一般的历史趋势，还不足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必然性，所以必须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具体研究。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既已揭示社会根源于经济关系，马克思就把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命运的聚光灯，对准了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角——资本。因为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命运，维系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
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用以分析精神与现实之关系以及现实之发展的辩证法，移植过来分析劳动与资本之关系和资本之发展问题（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论，并非一门独立的学说）。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通过剥削活劳动而发展自己。但资本实现自己的发展却又须依赖劳动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广大消费市场。每个资本家加重剥削自己的工人，却希望并依赖别的工人多买自己的产品。资本就在与劳动对立又依存这种自身矛盾中奔向其极限——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的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的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21]这就是现存社会要点亦即根基的必然趋势。
上面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前期思路。在继续研究过程中，他的辨证思路遇到了困难。今天我们看到的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二、三卷，对资本命运的限制，不是来自他与劳动的对立和依存关系，而是来自资本本身的社会盲目性，以及资本自身发展导致的其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社会盲目性造成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间的失衡，从而导致社会流通障碍而使社会生产停滞。这是第二卷的主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增加了成本，导致社会“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失去运转的动力，其保值增值的前途可忧。这是第三卷前三篇的主题。至于第三卷后面的内容则是一个“补论”，说明其他类别资本由于依存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与资本的命运相连。《资本论》二、三卷由于脱离了资本与劳动对立矛盾的辩证关系，所以虽然揭示了资本的危机，但无法达到辩证法规定的“否定之否定”即资本被扬弃的必然结论。但这是后来的事。
当初，马克思看到资本与劳动落入辩证法规定的对立矛盾关系之中，资本否定了劳动，是无法逃脱被再否定的命运的。[22]这正是工程问题系统中“现存社会要点趋势问题”的答案。
（四）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与“变革社会的行动方案问题”的对应性十分明了，这无需多说。
人道主义社会学说，以其确定的价值系统观念批判了现存社会制度，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3]即理想社会形式，从而确定了变革社会的必要性和目标；唯物主义历史学说指示了变革社会的要领；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则证明现存社会的根基日趋穷途，不变革是不行的。于是，社会变革的理由和根据都齐备了。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资本是劳动的积累所至，是对劳动的否定。它在与劳动的对立依存关系所构成的自我矛盾中，走向自我否定，即对否定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资本要复归于劳动才能获得新的存在与发展。但是，资本如何摆脱私人贪欲的羁绊，弃暗投明，站到社会需要的立场上来，回到它的创造主——劳动者的怀抱中来呢？马克思将这个过渡环节诉诸人力完成。于是，以无产阶级为过渡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实现手段纳入了他的改变世界的工程思想系统。他为唤醒无产阶级所作的论述，他投身社会革命实践所制定各种文件，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奠定了基础。
（五）“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变革社会性质的行动方案，它本身是不是可行的？马克思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可行性问题。至于马克思的工程系统思考中该不该有“行动方案可行性”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可行的问题，虽然这都已成为历史，但在笔者看来，其中并非没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从上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四门学说具有回答工程思考系统问题的功能。我承认，马克思进入系统工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工程思考结构意识，他的进入方式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因素所驱使。但实践思维的必然性潜在地规定着他的思考，规定着他的思考去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我们只有从工程论证功能出发，才能掌握他各门学说的灵魂和思路，才能理解贯通他的各门学说，才能评判他各门学说的结论和价值。完成工程思想结构的要求，这决不是他的思想的潜在功能，而是明显的直接功能。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别种动机和结构，能如此全面的解释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生与联系。
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实践目标的完整的工程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可
罗素在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时曾经抱怨，说“他很难归类”[24]。这话确实不错。马克思作为思想家却不从思想史的发展中去选定自己的课题，这先就让思想史家迷失了考察的线索。进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又不按思想家们惯用的各种序列结构来安排，谁料到他的思考会从哲学思想的天宫下凡到工程实践的工地上，去接受工程实践思考的必然逻辑呢？小打小敲的工程，自古以来不曾劳动思想家的大驾，又谁想到要实现上帝的目标，把整个人世变为工地呢？他这一番经天纬地的思考，给思想王国送去一座飞来峰，给人间工程师们树立了一个永难超越的界限！
五、思想学说的表述系统
当我们用上面所叙的整体思想框架征诸马克思的原著时，无论是在篇目内容的系统化上，还是在时间的分段上，迷惑依然大量存在。然而，这里的迷惑不是思想结构方面造成的，而是表述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只有进而分析马克思的表述系统，才能将我们的理解贯通。
思想理论的思考、研究与对它的表述，也许在有些思想家那里是统一的，但在马克思这里却被区别对待。他强调“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的方法不同。”[25]如果说在理论本身范围内需要这样，那么，当理论来到实践领域，叙述者就更会身不由己了。
马克思的超常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独自完成了改变世界这么一项伟大工程的系统思考，而且更在于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地把自己的设想推向了现实世界。这是两种不同的事业，而且后一种事业更为不易。理论制作只是在思考中完成，而思想的现实化却要到现实中去征服和占领。即使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意识，也并不是一块等待播种的空地，而是荆棘草莱丛生的待垦之域。所以书房和社会舞台是马克思一生两个基本的工作场境。在不同的场境中工作，思维所接受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书房里搞理论研究，思维只接受理论制作目标的主导，著述追求的是逻辑的连贯性和理论的系统性。在社会舞台。他要面对各种思想和现实问题。在这里，其任务不是制作理论，而是宣传理论或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对象和具体事务成为理论引入和的取舍尺度。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存在着两个部分重迭的理论表述系统。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理论主导系统和实践主导系统。
理论主导系统的主干著作，由前期的三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后期的《资本论》构成。这四部著作之间以结论和课题相衔接，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直承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批判结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26]，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7]马克思于是就从分析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流行观念即黑格尔法哲学入手，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颠倒过来，论定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根据异化论原理[28]，市民社会产生了支配和制约自己的国家，这必是社会内部有问题。于是1844年巴黎的经济学研究解剖了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揭示了这样一种现实关系：工人的劳动产生出资本这样一种支配劳动的敌对力量。
以上两部著作是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学说的共同胎场，而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胚胎。
《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上两部著作研究的基础上，专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发展出唯物主义历史学说。当然，马克思的这个发现与黑格尔思想笼罩下的整个德国思想界的见解是对立的。将自己的思想发现放到这种对立环境中加以叙述，这是理论主导下杂入的实践动机。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基础决定性原理作一般叙述，《资本论》则是对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的命运作专门的探讨。《资本论》的课题、论旨和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形成，只不过是在远离实证材料的思辩中作了初步的思考。这种思辩的结论，实际上奠定了作者1846年投身革命实践的坚定信心。1848年面对整个旧世界气概豪迈的《共产党宣言》，其的信心来源正在于此。《资本论》是这个思辩结构深入现实社会，与大量实证材料相结合的产物。
由此见出，这四部著作的理论联系和连续性。理论主导系统中的其他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只是这四部著作中个别理论方面的准备性研究。
马克思著述中的实践主导系统，是他投身革命实践适应实践需要的产物。马克思在大体完成了改变世界工程的系统思考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向世界公布，就带着满腹经纶匆匆踏上现实化的征途。思想一投身的急流，就使得它在借文字显露自己时，染上了满纸的社会风云。工程思想在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情境化即兴之作中，化身为一篇理论大散文——形散，然而神并不散。
马克思几十年间的革命实践斗争，所历情境万千。然而其中亦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思想斗争，其主要情境对象为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社会主义思潮各派别、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封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等类人物的思想观点、主张；另一类为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斗争，其内容、对象为内部组织事务和外部阶级斗争与社会政治斗争事件。在前一类斗争中产生了大批正面宣传和反面批判著作，其实质都是要用工程系统思想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识领域。这一类著作对于理论的功能，主要在于宣传作用，而不在于建设作用。相对于马克思已完成的思考来说，这类著作的建设性理论内容不多。
第二类斗争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是直接与改变世界工程目标相联系的实践行为。在这类斗争中产生的著述内容，包含着无产阶级队伍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纲领、阶段性目标、斗争方向、策略原则。这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内容。这个系列著作的首要篇目，当推《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这篇《宣言》，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工程的开工文告，是无产阶级对整个旧世界的公开战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纲领。它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最终目的、阶段目标、对现实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以及斗争的基本手段，宣示得理直气壮而斩钉截铁。由于实践因素的主导，这个系列的具体著作之间结成一种散文性联系，因而，它们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待系统化的丰富材料。
对马克思著述系统的这种分类，包括前面对整体理论结构的厘分，都是以它们的功能区别为依据的。由于这些功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并不互相排斥，所以被我们析分开来的内容，在实际著述中有可能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会给原著的阐释和分类工作造成麻烦和困难。但这种麻烦和困难已属于操作问题或技术问题，而不是认识上对内容的分类原则问题了。
今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作为这一历史运动之灵魂的思想，却仍在世界各地百家争传。然而马克思思想在今天的传播，却绝非其当年的功能在行世。以解构或重构马克思自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过是从马克思的遗物中撕块布片作旗帜。笔者坚信，只有从工程思想的角度，才能理清马克思思想的内在联系。只有明确工程实践思维规律，才能获得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依据。只有从社会实践思路上超越马克思，才可能象马克思那样去时代的社会实践。钻进文本世界建立一个小圈子窃窃私语，必然被社会历史所抛弃。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574页。
[2]、[8]、[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4，82~83页。
[3]马、恩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可视为改变世界工作的第一个组织行动。
[5]、[2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3，336页。
[6]、[7]、[19]、[20]、[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5，11，23，23页。
[9]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10]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这都表明他对实践思维具有一定的自觉性。
[12]、[13]、[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58，84页。
[14]、[16]参阅拙文《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4期。
[18]《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22]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四
论文摘要：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概念，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及其成因，实现了对传统现代性的批判超越。这种批判超越，是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变革，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时间意识、历史观、社会状况、哲学思维和美学艺术等不同视角对其给出了斑斓多彩的界定。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往往是从客体的角度而非主体的或实践的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透过现代性制造的种种“幻象”和“迷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
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总体性概念。马克思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展开于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
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着资本运动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是以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逻辑的，利润驱动着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资本的内在本性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
第二，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重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而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又不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发展阶段，同一种现代性因素在性质、作用和特点上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第三，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的。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第四，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并未局限于“传统与现代”的框架，而是将其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视域。首先，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其次，现代性蕴含着现代文明的特质与标志，有其共通性和普适性。再次，现代性具有开放性。
二、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困境的分析
现代性在把人类带 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1．现代社会“虚无性”的根源——资本的虚无性
首先，资本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结果“价格”取代了“价值”，并最终导致“价值”的丧失。一方面，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一切丰富的因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其存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它们必须到市场上贴上价格标签，作为一种商品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不能被换算为市场价值，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只要他愿意按照商品的价格支付货币，就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换言之，只要是可以“买来”的，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支付货币，一切便都是可能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资本具有毁灭一切价值、破坏一切价值秩序的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融化一切确定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摇晃起来的冲动和本性，由此破坏了稳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这决定了它具有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的欲望和冲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与不安之中。
再次，资本的无限膨胀、骚动不宁使其陷于白相反对、自我摧毁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破坏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资本的不断扩张是以不断让自己的创造物过时、贬值和毁灭为前提的。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的创造物必须过时、贬值和毁灭，这是它积蓄、充实和强化自己力量的源泉和继续存在与扩张的条件。而这种继续存在与扩张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贬值和破坏性结果，创造是为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推动创造，如此充满内在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这种创造与破坏的循环，体现了资本基因中所蕴含的非理性的逻辑，同时表现了资本反价值和反文明的本质。
2．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现代社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永无休止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释放自己的能量。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资本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资本的创造物却像一个魔鬼一样，挣脱了人的控制，把人的生活带向了毁灭的深渊。资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失控的风险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则受着外在于自身的盲目力量的支配。这表明，风险社会源于资本所统治的经济秩序，只要存在着这种经济秩序，风险就会与之如影随形，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3．资本扩张是现代社会危机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支配和使用着三种“自然力”：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所蕴含的生产力。资本通过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物质生产系统，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整体地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资本在创造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成就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与危机，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首先，资本对人的“自然力”(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产生了过剩的贫困化人口，减少了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其次，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消耗，造成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引起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
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增加，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就会不断加大，使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从而加剧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再次，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形成了导致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使人日趋沦为“单面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生产的一切手段成为支配和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它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它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加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活动与工人相异化。
4．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生存危机
资本逻辑的控制，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生存品性，人沦为与物无异的“现成存在者”。在对私有制、社会分工和异化劳动的分析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全面的关系，但是商品的普遍抽象只是形成了一种形式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通过商品交换建立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们之间的自由的联合，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
以“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克服了古代社会那种单纯的原始丰富性，通过抽象劳动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异化劳动中是作为外在的力量与人本身相对立的。在资本的统治之下，现代社会呈现出如下一幅形象：
三、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困境的解决
马克思是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彻底否定现代性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内涵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然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为此，必须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重新设计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为现代性的发展指明方向。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变革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范式上的变革，而这一变革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赋予了商品、资本、异化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它们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范畴，同马克思进行批判的观念工具是一致的。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对现代性进行阐释，使现代性批判第一次进入社会革命的维度。
首先，马克思以生存论革命确立了实践关系思维，超越了现代性的“理性批判”范式。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是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相联系的。马克思的哲学现代性变革，不仅抛弃了抽象本体论哲学的创构努力，而且也将传统认识论从现象界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实现了从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向感性的存在的转换，进而实现了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换。
其次，马克思的批判透过逻辑的表象深入到历史的真实。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作为逻辑的现实对应物而出现的。马克思将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领域，并在历史生活基础上对现代性展开了反思。当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角触及到社会生活世界的时候，显然不是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只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是没有历史差异的。马克思也不是要一般地回到社会生活世界，而是要回到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社会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把对现代性的理解建立在具体解剖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样，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从“历史深处”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解剖和批判。
再次，马克思的批判从现代性抽象主体转向真实社会的主体。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把人的自由自觉的自主活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强调这种“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继承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人的活动的受动性。现代性对理性的张扬，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端。马克思通过对实体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理性观的批判，抛弃了各种抽象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了具体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人通过实践而使自身成为“类存在物”，并由此使自身具有普遍性品格。在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中，内在地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概念也因此而具有能动和受动两种规定性。马克思正是基于对实践的理解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立足于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考察和揭示了私有制和劳动对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反思，既注重感性经验世界的认识，又强调超验性(理想)的合理性。马克思虽然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先验性”，但没有完全否定“超验性”。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共产主义”等关键词，都是在一种必然性的意义上对人的规定。这种规定既是逻辑的，更是历史的。正是后者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性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的特质，它不仅是对现代性的“实然”的描述，而且包含着“应然”意义上的超验性规定。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无论是在传统现代性那里，还是在当代西方的反现代性那里，理性与价值都是割裂开来的。从“休谟难题”，到康德、韦伯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界分，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对立，都没有走出这种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将理性和价值置于社会生活条件之下，把它们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和价值既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同时还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特定方式而存在着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将对现代性理性精神的分析与对人的生存的分析结合起来，不仅肯定了理性进步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而且指出了这种理性进步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并由此指出了扬弃人的异化、使理性与价值走向统一的道路。
马克思既把现代性看作是一元的，又不排斥多元性的存在。现代性起始于西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出现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仅使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而且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一元性。但是，马克思从来就反对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一元的观点。当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跨越国界而打开通往非西方国家大门的时候，加剧了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全球化时代里，必然推动着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能动的选择过程，人对现代性的选择不仅意味着理性的进步过程，而且也是各民族自主选择的过程。
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五
一、作者言说与读者理解之间的涵变
马克思认为，出现在历史发展中的各类文本的思想以及人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思想反映和著作言说绝对不能离开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类似革命性的文本、思想要唤起广大人民的热情和关注，还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当这种对文本的社会解释学说明转换成为一种认识论的解释时，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文本这一认识对象的考察和理解与理解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统一起来。文本的可读性及其被解释者在何种意义上当成解读对象，取决于文本的性质和解读者自身性质的具体联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要在文本和解释者这一对象与主体之间建立互生成关系，除了上述提到的作者、读者必须具有某种利益一致和思想取向的共识之外，阅读者还必须在知识水平、经验储备、思维能力等方面，达到或接近文本的思想要求。包括文本在内的一切对象性的事物，都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投射和复现，是主体的有别于自身又观照自身的一种精神外化的“另在”。文本成为主体的对象而以特定的方式被阅读，这既决定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对阅读者的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又决定于解读者的思想文化品格与文本具体构成的某种同一性。有了某种同一性，则主体能与文本发生肯定性对话，形成一种言说与聆听的互动。否则文本或者不能成为解读者的对象，或者只能遭遇解读者的质询、批判、拒斥等否定性的理解，阅读者以一种反对的方式在文本上投射自己的理智力量，复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本作者言说与读者解释之间的涵容与变异，还体现在人掌握书与书掌握人这样一种文本意义的自在与因变和主体的能动与受动的关涉中。
马克思是在批判某种文本崇拜、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你们掌握着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掌握着你们。你们成了书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页)显然，这是对本本主义的理解态度和方式的否定，但从解释学的一般意义上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包括文本解读这样一类“对象化”的活动，都是主体与对象之间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能动和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当阅读者把书“读进去了”之后，掌握了文本，同样也就是文本、作者进入了读者的思想，掌握了读者。读者主动地进入文本，却无形地作为受动者被文本在某些方面同化，成了文本的俘获者。甚至不在一定程度 另一方面，作者的思想理念一旦铺陈于文本，成为由媒介负载的持存，那么，在物理时空中主体就将脱离他的言说而退场。其言说内容的复现和思想的激活，全在于文本的被解读。作者在其中的话语权力和思想生命，也就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去实现。读者的立场观点和理解方式直接影响着他对作者思想意旨的理解和陈述，真实地制约着文本意义的再度建构和表达。
因此，解释文本的活动，即是文本为解释者提供“问答”对象和视域、提供思想规范、提供精神享受、也生成主观受动性的过程；文本在成为主体的对象时，也让主体成了文本的言说对象；主体在作为文本解释的主体聆听文本言说时，也让自己成为受动于文本言说的对象。解读者与文本之间能动与受动的双向统一，永远是解释活动的一个摆脱不掉的涵变关系。
对此，马克思指出：“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事实的确如此。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甚至不同境遇中的同一读者对同一文本，都会形成不同的理解。“对精神事物的理解是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1页)同样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如李嘉图的著作，在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那里，引起的解释方式和结论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前者的视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实行的是德国抽象思辨哲学的历史传承与英法社会进步之间现实反差的观念消解和视域融合；后者的视域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实行的是对下层小生产者的同情与对资产阶级的财富及其生活方式的暗恋两者间的精神杂烩。这种因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和精神状态对同一文本产生的不同解释，生动地体现了文本解读的建构性和个性化意味。
基于解释活动对于文本意义之理解、掌握、传达和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十分强调对文本的合理解读。他在早年针对德国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郑重地强调要严肃地对待著作的阅读：“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因此，读者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称号也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9页)马克思确实看到了阅读文本内含着对原作者意谓、思想的建构和再生。阅读、解释对于文本思想的理解和传达，几近乎有原著创作中的某种作用，因此著作的阅读与批评要公正合理。马克思指出，对于著作的批评“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横的钝剪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以及当它由于批判能力尚差而错误地把个别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的时候，批评本身就必然“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同上，第68页)在马克思看来，文本的解读必须坚持科学理性而反对政治专横，坚持“群言堂”的相互批评而反对“一言堂”的话语独断，对文本要有足够的尊重和充分的理解。
二、理解的前提与前提的理解
这是解释活动中一个经常被人们关注和阐述的重要命题。马克思认为，一切解释活动都是有某种思想前提的。他在批判施米特教条式地对待某些文本、思想而提出“没有前提的思想者”的命题时指出：包括施米特(此处称“桑乔”)所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这些现实的前提也是他的教条公式前提的前提。……只要他还没有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承认现实的前提是他的思维的前提(如果承认，那末教条式的前提的基础就会完全失去)的时候，不管桑乔愿意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是在有这些现实的前提时才又有那些教条式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0页)这段批判性的文字告诉我们，人们对文献的理解和思考总有某种前提。人们对文本中思想的理解和批判也势必首先要考问文本得以形成、思想得以提出的种种前提。马克思这样看待文本解读中之前提的追问：“对任何科学的最初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页)而要对文本内容的前提亦即创作者立论或言说的前提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也必然地要求并表明文本的解读者、批判者有了与文本作者不一样的前提，或者有了对与之类似的自己的思想前提的审视和反思。文本的解读和批判，是在一种对于作者和解读者自身思想前提的双向反思过程中展开的，是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之前提方面的“自觉觉他”。马克思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解释的思想前提与被批判对象的思想前提之本质差异，说明他的思想前提对阐释方法的规定性：“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8-579页)正是因为马克思在“主义”方面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前提与文本作者思想前提的差异，并超越了解读对象的思想前提，才有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及其大量文本的科学扬弃。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理解的前提似乎又是双重存在的：它们既包括使某种“主义”或使主体某种观念结构、知识背景和价值态度这些解释活动赖以进行的意识基底成为必然、成为可能的现实生活环境，又包括解释活动之意识基底本身；亦即既包括现实的前提，它是思想前提的前提，又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前提本身。马克思对理解前提的认定和分析，与海德格尔所言的“前有”、“前见”语异义近，也与伽达默尔的“成见”理念十分接近。仅此一点，表明马克思早在这些解释学家苦苦研究解释活动、建构解释学理论之前，就已深刻地触到了解释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强调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说明现实的前提是思维和理解之主观前提的前提：“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若借用解释学的语言，我们应当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解释活动之前提中“前有”对于“前见”的客观规定性。他在自己的解释实践中，经常运用这种方法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解释和评价各种理论文本和社会思潮。例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十分明确地谈到了研究法律及其文本必须注重其社会前提的分析，从前提证明结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如果从立宪的前提出发，黑格尔的证明还是可信的，但是黑格尔没有从这些前提的基本观念来分析这些前提，从而证明这些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0页)正是因为对立宪的基本观念及其社会前提没有分析，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只能是绝对精神的自传。
自然，马克思在揭示解释活动的思想前提对主体生存的现实前提的依赖时，并没有走向绝对主义。他十分重视对解释者的主观世界、思想前提本身的分析。在对雾月十八波拿巴活动中“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政治代表及其代言人彼此攻讦的社会解释学现象进行致因分析时，马克思中肯地指出：“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马克思对人们理解某种社会现象、文献之现实前提与思想前提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十分中肯的分析。他在解释并回答奥格斯堡《总汇报》对《科伦日报》的攻击文章时，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思想结构对于言说者的限制：“正如同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1-192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因素、思想前提对社会现象和思想文本的理解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还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解释者类似于认识的“前结构”、“前见”、“成见”一类的思想前提对文本理解所构成的具体规定和作用。在马克思的解释学视域中，偏见即一种偏执的“前见”或固守的“成见”，常常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主体思想深处。它让解释者们把自己主观世界的思维定势、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带入文本的解读中，给文本的意义陈述多方面地打上解读者的主观印记。马克思具体论述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环境，作为一种解释的“前结构”深深影响了德国著作家们对英法社会思想文献之解读的内在机制。当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水平，但德国的哲学却毫无逊色地在世界思想史上充任了“第一小提琴手”。德国的思想家们是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历史的”；他们“是本世纪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同上，第458页)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这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思想结构，决定着德国的思想家们大多是从自己的社会弱势和哲学强势这一主、客观对立的“前结构”出发，去解读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例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作为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他们不恰当地把法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内容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要求“翻译”成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纯粹人类意志的本质规定”。“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的统治的扬弃’，等等。”在这些德国式的无谓思辨中，著作家们完全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对此，马克思痛斥“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页)，这是一种“从事物的哲学的尾巴上来抓一切事物”的言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1页)正是由于这种解释学的语境，常常使得马克思在解读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本时，不得不沿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的书名所表征的方法，从“经济学-哲学”的结合上去进行经济学的清源和哲学的正本。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实际地说明，文本的性质及其赖以生成的语境，先在地要求解读者具有某种能与文本对话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才能透视其内在的隐秘，理解其思想的本旨。理解者的思想前提，在另一端也规定着他对文本作者之思想前提的理解。文本作者言说的思想前提，与文本解读者的思想前提之间形成的涵变关系和非线性作用，生动地影响着解释主体对文本解读中“问答逻辑”的具体操作。
三、文本为作者存在与为读者存在
解释学家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尔，第115页)语言的特质自然 而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及其文本与人的意识、思想在交往中同在，“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语言、文本必须为别人存在，因此才能也为言说者自己存在，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解释学命题。马克思在此前的著述中为这一解释学理念预制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原点。他指出：“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而都是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7页)基于这样一种作者、出版物与社会在精神创造中的特殊关系，马克思认为“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别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文本高度地自我，隐藏着著作者执著的精神追求、强大的思想张力、鲜明的是非判断和个性化的价值主张。文本的撰写是主体意情理的深度动员和全体参与，是思维和言说、内在心声和笔底运动的高度一致。诚如青年说的：“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早期文稿》，第248页)文本是作者的自我、作者的目的、作者的一种“精神存在”。
马克思不是文本的自我中心论者，他使用近乎只有为聆听者存在才能为言说者存在那样一种逻辑和语式，谈到了作者在文本中的精神存在之己与人的辩证关系：“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这一见解是相当睿智而深刻的。马克思后来的解释表明，作者在文本中的种种精神劳作与努力，都是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思想成为读者、他人的精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一个趋势。由于文本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存在，所以“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同上，第74页)。在马克思的解释理念中，文本的问世、与读者见面，也就是著作者的思想和言说向社会扩散的过程；是著作者个我转换成阅读者的“群我”的过程。因而文本既是作者表达自我、理解和说明社会某种事件与某种道理的精神造物，为阅读者提供一面用不同于他的主观自我的某种思想、言说去鉴识和观照其自我的精神镜子，同时又是作者在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反馈中认识自己、了解群众和社会的一面精神镜子。文本客观上存在这种交流和激荡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对于一切有某种社会责任感的作者，他们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多少会具有一种“为斯民立言”的意念与气概。即使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写作的社会动机也曾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因此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页)
马克思的解释学分析不止于此。他还在更细微、更具体的层面上关注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的思想关系。他认真地区别了文本言说的真理性内容和真理被言说的主体性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解读者的影响。文本言说的“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这一段很值得细细赏析的解释学文字表明，文本之所以能为他人、为读者而存在，从其客观依据而言，是因为它揭示和表达了那具有普遍性意义、并且“为大家所有”的真理性内容。文本那普遍意义的理性内容被个别的读者所理解和掌握后，真理性的思想发现便突破了发现者、陈述者个人的狭隘场域，而成了一种社会性的、众多他者的共识。作者在文本中陈述的个人意见、理性智慧和价值主张，也在文本被众多解读者反复激活的过程中获得了持存的物理、心理时空。文本的“为他人存在”，客观上实现了文本对于作者以及对于文本自身的“为自己存在”。然而，文本内容的普遍性也不能遮蔽文本作者个性化的作用和意义。作者的精神个性永远凝炼在文本之中，作为文本的风格、言说的方式、独特的逻辑操作和个性化叙述而持存，而发生作用。它们作为文本作者精神特质方面的一种难以让渡的“为自己的存在”，也会对文本的解读、文本为他人的存在发生影响。例如，文本“作者的名字可以使一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如身体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一样，可是他的名字也会使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化为乌有”。(同上，第212页)因为文本的作者作为经验的个人存在，其地位、声誉、信仰、影响力及其与阅读者可能具有的某种世俗关系，会使读者在文本中表面化地看到说话的人，而忽略所说的事理；不能更多地以作者的言说内容所构成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2页)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言说者、作者的某种强势，这个命题在聆听者、理解者的心中往往被扭曲为“力量就是知识”、“畏大人言”，成了权力真理论。这一现象完全验证了马克思对文本作者与读者之因变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马克思关于文本既为自己存在又为他人存在，并且只有在为他人的存在中才能为自己存在的解释学思想，在当代比利时解释学家乔治·布莱的解释学叙述中，得到了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复述和精致的确证。他的叙述告诉我们：被我阅读的“书已经不再是一个物质的现实了。它变成了一连串的符号，这些符号开始为它们自己而存在。这种新的存在是在哪儿产生的？肯定不是在纸做的物中。肯定也不在外部空间的某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作为符号的存在地点，那就是我的内心深处”。(布莱，第255页)这一理念再次表明，当作者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内容之后，作者与他言说的思想发生了某种疏离，他言说过的话语成为物化形式的精神存在，其思想的意识遭际和复现全在阅读者的理解中。文本思想当下言说的主体已由阅读者取代。阅读者在对文本的理解中，用自己原有的思想与文本对话，文本的思想融入他的思想，他思考着文本的思想。他或者以思维的主位立场，不仅思考着作者的思想，而且用作者的思想来思考。在文本思想成为他的存在中，他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存在。他或者以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对待文本的思想，把非我的思想当作精神自我的对象化存在，以客位思考的立场暗自维护着自己的批判力量和独立思考。他出让自己的心灵空间，以精神方式扮演着作者和自己进行论辩。因此，在文本的被阅读中，解读者无论是处于顺应的主位立场，还是处于同化的客位立场，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相对于他，客观上都处在既为自己存在又为对方存在这样一种互生成的对话关系、转代关系中。
最后，我们还得回到马克思关于文本普遍性的真理内容和文本言说的个体性形式之辩证联系的命题上来。文本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存在，其真理内容的普遍性意味着文本内容具有时空稳定性和变换性的统一。真理的普遍有效，不仅让文本有了为他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还形成了某种理解真理的公度性。它们使文本有了在时空转换中持存的客观根据，有了不可任意赋义和释义的思想确认和理性尊严。而真理发现和言说的文本个体性形式，则使文本作者具有话语的优先权和思想本义的原始规定性，解读者对其不能随意曲解、恣情演绎。总之，文本的本真意义和解释者的赋义与释义，作为作者和读者难以休止的对话，将历史地、具体地规定着文本意义的现实表达。
【参考文献】
[1]布莱，乔治，1993年：《批评意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利科尔，1987年：《释义学和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57年、1960年、1972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六
【正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学派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过程中，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西方各类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解构主义等等。女性主义批评对这些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派。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非指引经据典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种学派是泛指任何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例如“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派；同时它还包含另一种情形，即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思想所进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论的批评。（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5页。）
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精华，用以建立一种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性的“她者”声音。这一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提出女性主义的，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94页。）就明白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女性问题，但最直接的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然而，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触及妇女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这就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人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妇女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妇女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见，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充分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基础上，还指明了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恩格斯明确指出，“妇女争取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因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针对妇女体力弱小的特点，恩格斯则认为，妇女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妇女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妇女进入公共产 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的局面。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妇女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曾多次赞美过妇女的社会作用，例如列宁就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运动的程度。”（注：列宁：《在全俄女士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278页。）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从属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以及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来阐述的。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形成阶段之所以会以吸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特征，也正是由于其明确的反抗压迫、要求解放、追求男女真正的平等的政治目的。在这一学派的批评家看来，男女之间在规定的平等之下并未得到实际的平等，父权制的性别惯例仍然压迫着广大妇女。在揭露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性别歧视长期存在的社会缘由的批评实践中，她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批判范式，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而然地成为这种范式的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从以下几方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中的一些精髓：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观点，认为阶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男女不平等是从阶级不平等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因而妇女反抗压迫应当被看成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广泛斗争的组成部分。其次，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观� 这两点比较集中于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中，如肖沃尔特所言，她们往往“强调压迫”。再次，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家庭进行变革的观� 这方面德国女性主义者谈得较多，她们曾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将被忽视的家庭妇女的劳动价值揭示出来，分析社会生产中的这种等级制，指明它是女性落后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文学本文的批评实践中，同样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来揭露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指出这种歧视所有的含义。批评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均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不公。这些形象其实是男性心灵的投影，是与现实中的妇女极不相符的“假”的形象。鉴于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思·费特利主张女性主义批评家要“成为一个反抗的读者，而不是一个支持的读者”，这样，小说才会“失去它不知不觉使我们陷入其构思之中的能力。”（注：转引自D·德莱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另外，针对历来男性文学中把妇女作家摈拒于文学史之外的作法，女性主义批评家还主张挖掘被遗忘的妇女作家，创立妇女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中性别歧视的揭露以及对男性中心论的怀疑，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传统中阶级歧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女性主义寻求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所体现出的社会的审美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运用。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初期的特征，这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特点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批评和补充、修正。社会中各个学科的理论，诸如生、心理学、语言学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开拓了思路，使其得以从新的角度来阐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某些不足。而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重要理论，例如“四大结构”、“性别理论”等。
其实，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当推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她在《第二性》一书中，考察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肯定了恩格斯在书中对妇女受奴役根源的概括，认为其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在一些最重要的上出现了疏忽。第一，恩格斯没有能够指出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认为它完全属于史前，所以不知其详。第二，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颇不清楚。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把症结归纳为妇女劳动能力问题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她指出，人类通过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所以自由 第三，恩格斯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这样妇女能够自由参加公共生产，从而得到解放。波伏娃认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而无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女子的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在某些时期，生育后代的确比犁地更为有用。”（注：西蒙娜·德·彼伏娃《第二性》（全译本）Ⅰ，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4页。）因此废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妇女。总之，波伏娃认为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是不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附属的。为此，她提出应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看法。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它不适合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唯有存在主义才能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形式。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的批评家越来越多。70年代后期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展开过一场关于性别平等与差异的大讨论。讨论中人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无法在平等和区别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强调区别，就意味着公开承认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下；如果主张平等，就等于消除了性别差异，使妇女被男人的社会准则所同化。讨论使人们开拓了视野，人们开始既从历史上寻找新的线索，又注意吸取现代社会的各种理论，于是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或重新阐述的情形，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
这方面成就最显著的是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她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评论。� 另外，米切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般都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妇女对私有制的依附，便使其理论走入了死胡同。米切尔把妇女受压迫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这就是所谓“四大结构”的理论。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对“四大结构”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关于生产结构，米切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等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势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假定过于简单化。事实上，社会压迫与基于生理能力的劳动分工之间是互相作用的。这种压迫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更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回顾历史，她指出妇女体力上的劣势并没有妨碍她在特定的社会中从事某些工作。在许多农业社会，妇女同男人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甚至承担了比男人更多的劳动。随着化的到来，机器的使用更使体力变得不那么重要。因而米切尔指出，“并不是妇女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8页。）关于生育结构，米切尔认为，母亲的生理功能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之外是很大的不足。事实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女性的天职这一观点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妇女的从属性就不可避免。因此，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无外乎以下三种：生育、性和后代。所以，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0页。）不过，她已意识到现代医学的许多发明预示着人类生育模式最终是可能改变的，“生孩子不再是妇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1页。）在谈到机制时，米切尔指出，由于传统上是妇女地位最忌讳的范畴，性自由及其与妇女自由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几乎都不原提及它。然而从来在机制中，男性总是占统治地位，即使西方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后也并没有实现一对一的真正的平等，它甚至还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本身不能不说也是一个进步。米切尔指出，“一旦形式上确立了夫妇平等（一夫一妻），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情形下通常是一种剥削——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要求解放的潜在的动力，这意味着超越当前性制度限制的两性的自由”。（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5页。）在她看来，妇女要求性自由与妇女解放关系甚为密切。在讨论幼儿期和家庭模式等问题时，米切尔注意到了现代心理学家托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帕森斯认为，一个人的个性在童年时代已经形成，此后相对稳定，即不会因成年的经历而彻底改变，所以，社会化过程在任何社会中作为本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而儿童社会化过程在其初期主要是由母亲的抚育得以实现。米切尔认为，这从表面上看，母性作用得到了强调，妇女地位也随之提高，但实际是一个假象。因为母亲由于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等投入在抚养孩子实现其社会化过程上，而自身的素质提高受到了。况且社会并不为母亲提供特别的时间、优厚的待遇和各种需要的文化素质教育，“社会化不能简单地因妇女新的母性天职而提高。”（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30页。）所以，实际上儿童社会化过程和新的母性天职的背后却隐藏着社会对母亲也即妇女更深的压迫。这里，米切尔实际上在呼唤一向被社会忽视了的妇女作为母亲应有的权利。基于对这四大结构的分析，米切尔得出结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成统一体的上述四大结构（而不是只改变其中的一个），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她还指出，在这四大结构中，经济因素（即生产结构）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它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过经济因素。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错误就在于将其它因素视为可简化的经济因素。从朱丽叶·米切尔的四大结构理论中，不难发现，她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现代心理学成果来补充这一传统理论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特色。
如果说“四大结构”理论还比较因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话，那么“性别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评和修正就相当显著。“性别理论”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重大发展。性别理论所探讨的性别问题主要是指“社会性别”。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在美国极为盛行，为了强调两性间的根本关系在于它的社会性，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使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以区别于生理性别。后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先天的基因、荷尔蒙分泌不同等造成的生理上的差异，前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特定文化环境，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属”上的差异。男女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生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正是社会性别造成了男女两性的对立。在美国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把阶级作为分析的主要范畴，所以无法分析妇女受到的特殊压迫。将阶级与性别融为一体的探讨成为美国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补充。譬如，艾里斯·扬在其《超越不幸的婚姻》一文中，就试图将家长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而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琼·凯利在《女权主义理论二元视野》中则提出经济和性别系统互动而产生社会和历史经验的看法，她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对性别系统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进一� （注：《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60页。）
在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不足方面，美国的盖尔·卢宾致力尤甚。卢宾对于建立在摩尔根的人类社会起源研究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持明确否定态度。她引用了当代人类学的成果来说明，史前曾存在过母权制社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否认了恩格斯的女性受奴役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理论。她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开始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时所建立的关系比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重要。”（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6页。）此外，卢宾参照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信物交换、禁忌的理论指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在以人类再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最重要的信物就是女人，最基本的社会流通就是交换女人，婚姻是交换女人的仪式和形式。”（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6页。）所以，卢宾认为交换女人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就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卢宾还借鉴弗洛伊德、拉康的“恋母情结”学说，谋求改变性别制度的可能性。恋母情绪出现于孩子确认自己性别角色的时候，如果孩子顺利完成这一确认，恋母情结随之结束，成为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反之，恋母情绪将伴随终生，成为“性怪癖”或“同性恋”。卢宾认为，恋母情结是人类性别化的关键，改变这种文化心理现象有可能根除性别压迫和歧视；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应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工。例如，孩子最早的性别意识是多重的，若男女双方能真正分担养育幼儿的工作，那么就会从根本上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因此，卢宾提出女性主义应该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这样不仅能解放女性，而且将把整个人类从限制人格发展的两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以性别理论为突破口，为当代批评领域输进了新鲜血液。性别平等和差异的探讨反映在批评实践中，主要是主张寻求女性的传统，强调女性经验、女性独特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从而呼吁建立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女性美学等。由于“社会性别研究”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所以扩大了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
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理论态势。有的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的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的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经济等概念与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性别、种族等概念融合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怀疑的精神，彻底动摇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性别理论的提出，则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压迫，女性主义在阶级压迫的基础上提出了同一阶级中男女两性的冲突，从而突出了女性所受的特殊压迫；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决定因素，女性主义在肯定经济要素的同时提出了社会、文化等其它要素；马克思主义提出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是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女性主义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女性� 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妇女理论方面拓宽了思路。
马克思理论论文 篇七
关键词海德格尔 马克思 黑格尔 弗洛伊德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
如果要问马尔库塞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答案是多样的，人们给马尔库塞贴上了很多不同的标签，如“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存在主义者”或“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之所以对马尔库塞的思想有如此多样性的判断，是因为他的确曾受到过这些思想倾向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马尔库塞思想发展中有这样一个特点：一贯性和连续性。从时间的维度上看，马尔库塞早期的思想中有很深的海德格尔、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印迹，但其在晚年引进弗洛伊德的学说时，并没有抛弃之前影响他的思想家的思想，而是把所有思想观点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人们仍能找到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印迹。
对马尔库塞的思想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无疑是海德格尔的理论。这不仅因为马尔库塞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和助手，并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且因为马尔库塞学术思想始终未变的中心，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解放，也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角度出发的。马尔库塞学术生涯的开端(1928年――1932年)是在弗莱堡度过的。马尔库塞的第一篇论文《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就是在此间发表的，这篇论文被看作是他最早试图把海德格尔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文章。与此同期，他在导师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教师资格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这篇论文带着明显的海德格尔的痕迹，表现出海德格尔自身对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的特征的关注。此外，在马尔库塞所发表的其余十多篇论文、书评中，海德格尔特有的术语清晰可见。海德格尔的作品追求一种超越笛卡尔而直达古希腊文本的本体论基础，他对希腊思想做出了大胆的再解释，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这些主题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也可以被找到。而且，马尔库塞给出的不是这些主题的简单的回声，而是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的真正意义和“本真”状态的探讨。也许这种对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研究不再是海德格尔的，但其哲学研究的思路和目的深深地烙上了其导师的印迹。当然，马尔库塞的思想虽然深受其导师思想的影响，但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并没有全盘肯定。其实，在马尔库塞眼中，无论是用海德格尔补充马克思，还是用马克思弥补海德格尔，这两者的学说都需要再向前发展。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反思表明，马尔库塞已经在马克思理论的启发下力图在新视角下审视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说，在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考察中加入马克思的社会和阶级理论，使得对人的探讨不再是纯哲学的抽象。马尔库塞的思想从基本本体论走向了历史哲学。
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学术缘分是从他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真正开始的。马尔库塞早在一战以后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他想从马克思理论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在一战期间，马尔库塞已经接触过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小册子，而当时的政治状况也促进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他既想弄明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想弄清楚左派政党和社会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然而，在遇见《手稿》之前，马克思理论对他而言仍是一个抽象的迷。1932年，马尔库塞应霍克海默之邀，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而这一年恰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这给马尔库塞带来极大喜悦，《手稿》让他找到了一直苦苦寻觅的东西，他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对手稿的评论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文章的开篇中，马尔库塞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这篇评论文章可以说是马尔库塞整个世界观和理论基础的一次重大转折，具体到和马克思思想的关系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理论，使马尔库塞找到了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坐标，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一直是以“异化”为武器的；第二，《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因素使马尔库塞把其早期接受的存在主义理论加以“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存在问题变身为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有关人性的纯哲学问题；第三，在对未来的憧憬上，社会主义成了马尔库塞的自由、美好社会的典范，在以后其引入弗洛伊德理论时，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人的人性和本能得以解放的社会。将马尔库塞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个客观的判断。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直伴随其终生。马尔库塞写到，“《手稿》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基础，并进而最终涉及革命的实践，虽然我们也曾一再提醒实践情况恰好相反。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只有首先找到了出发点才能作出我们的解释，从而认识到哲学批判本身直� ”在马尔库塞看来，认清《手稿》所确立的基本的哲学基础――人道主义，才能真正领会《手稿》作为革命理论基础的真正价值，所以马尔库塞从马克思关于“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一定义中推演出对“对象性”、“实践”、“感性”和“社会性”等一系列对理解人的本质至关重要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又为其在之后著作中体现的解放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尔库塞于1932年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时，研究所正试图形成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分析的理论，迫切希望对马克思理论有一种符合“时代性”的新解释，以恢复马克思思想对时代的活力，而他 1941年，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的发表，标志着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理解已基本成型。首先，马尔库塞认为，主客体同一是黑格尔思想的中心。他指出，理性的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理性将在实践中立刻表明它自身的意义是一个不受历史过程支配的原则。”理性的法则不依靠其他任何东西。除非现实变得合乎理性，否则理性就不能主宰现实。因此，“只有通过主体渗入自然和历史的全部容量才能使得理性支配现实得 因此，客体的实现也就是主体的实现。这就是黑格尔所总结的命题中的重要一个内容。即存在在本质上是“主体”。这个命题的含义只有通过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说明才能理解。”而“主体就是客体”的思想可以设想为现实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存在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主体不仅仅意味着认识论上的自我和意识，而且意味着一种存在的方式，即意味着处在矛盾过程的一个自我发展的统一体的存在方式。”其次，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黑格尔思想的真正继承者，而辩证理论的主要特征就是否定性。他说，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可以肯定，黑格尔的几个基本概念出现在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向马克思理论的进步绝不能通过表明就哲学的范畴的演化而实现。总之，在马尔库塞看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辩证法的所有范畴都是放在岁现存秩序的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从黑格尔思想与马尔库塞思想的关系上去看马尔库塞，有两点是明显的：第一，黑格尔思想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提供了理论基础，把否定性、批判性视为辩证法的主要特征，一直影响着他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当代工业社会；第二，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要真正理解马克思思想，就必须理解黑格尔。正是在岁黑格尔思想有了透彻把握的前提下，马尔库塞为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辩护，认为在西方理性主义中，黑格尔哲学主张进步的理念，并精心设计了哲学的历史命运。他的哲学试图在在现代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唤起理性的权威和力量。在其哲学中，尽管存在着一个危险因素，即把理性的准则用于分析国家的形式。但人们千万不要把黑格尔误解成维护现实的保守者，因为黑格尔认为只有国家符合理性时，才赞同这个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保证实现个体自由和人的社会潜能时，人才支持这个国家。在对黑格尔的解释中，马尔库塞不仅澄清了一些人把黑格尔思想与法西斯思想联系起来的企图，而且发掘了黑格尔思想的革命性、批判性因�
在对社会的批判中，批判家们越来越感到现代社会的种种病态已深入到人的内在意识中，法西斯主义、压抑、操纵等现象已在人的“本能”结构中扎根，因此，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把人类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必须首先唤醒人们的解放和自由意识，就像弗洛伊德治疗精神病一样，首先得解除病人对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压抑，医生才能找到病根。毫无例外，马尔库塞也深受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其发表于1955年的《与文明》就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这实际上代表了马尔库塞思想的新的转折：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深度心理学批判发达工业社会，并 马尔库塞思想深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尔库塞与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不同，他从来都不同意心理分析可以与其他理论结合起来对社会政治进行分析，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色基本概念就内在的含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第二， 他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不仅具有分析批判的性质，更带有“想象”和“启示”的性质，它揭示了“真正”的人及其“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1966年，他在为《与文明》作的政治序言中说，“《与文明》这个书名表达了一种乐观的、委婉的甚至是积极的思想：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能使人扭转进步的方向，打破生产与破坏、自然与压抑之间命运攸关的联合，换言之，它就能使人懂得作乐的科学，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胁的一贯斗争中，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第三，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关于人类解放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中，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只有在心理分析理论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认为只有受“压迫”和“压抑”的人才有解放的“要求”和“冲动”,解放就是解除“压迫”和“压抑”,使人获得自由。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马尔库塞在这里所指的马克思是他所认为的早期的马克思，也就是1844年稿的马克思。
对马尔库塞多重思想背景的分析并不是要把他渲染得过于复杂和神秘，实际上，它勾勒出一个智者的思想历程：从柏林到弗莱堡，从关注纯粹的哲学理念到关注社会现实。但是不管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关注如何在一个希望几近渺茫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
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八
摘 要：自由，作为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使得各个时期的哲学家们竞相追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之中，自由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从未陨落。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问题或哲学诉求，都内在的包含着对自由问题的关注与哲学探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之中，自由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线索贯穿其中。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形成与演进的过程，是与马克思自身的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思想家们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自由；演进过程
一、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们对自由的解读
思想具有继承性，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们也不外乎如此。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站在了前哲人的肩膀之上。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发展是不断超越前人研究批判的结果。而想要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有一个深刻的把握，首先要对进入马克思视野的自由观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概括。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自由就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与他们当时的生活时代背景有关，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的含义包含了与专制主义相对立，同奴役相对立这两方面的自由。
而纵观历史，对自由的划分主要分成为了两个派别：其一是以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霍布斯、以及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的，属于唯物主义决定论。在他们的观念之中，自由与外在的一些客观规律相联系，往往把自由的概念与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其二大体上可以归为唯心主义目的论和唯意志论。这一派多以柏拉图、斯多葛派、阿奎那、休谟、费希特、黑格尔为主要代表。他们多带有宿命论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自由。
二、马克思自由观的形成以及发展时期
自由作为一条线索被贯穿在马克思的思想著作之中，在马克思哲学的不同发展时期，由于视野的差异和立场的不同，对自由的理解必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变，进而马克思成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自由观也是从抽象的自由转变为了科学的自由观。
（一）马克思青少年时期――自由观的萌芽
在少年时期，马克思思想还尚未成型，自由观也仅仅处在熏陶和启蒙时期。在启蒙运动的历史大环境和中学老师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之下，确立了马克思最初的政治立场。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对于崇高的价值理想的追求，马克思做出了如此让人印象深刻的回答：“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 ”[1]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同时，高中毕业的少年马克思也难能可贵的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等等对人们自由选择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总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2]尽管，马克思的逻辑起点是抽象的，但是在这里伟大思想的种子已经播撒在土壤里，等待破土发芽。
而作为马克思自由观破土而出的真正开端，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在莱茵报期间的经历。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仍然是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并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但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理性”思辨中的自由，而想要达到“定在中的自由”。1839年初，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作为其博士论文的论题。德谟克利特重视必然，忽视偶然，他也曾说：“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在重视必然的同时，也强调了偶然性的存在。在文章中，马克思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偶然性的发现，因为重视了自由与能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个人对自由的追求，是人对自我意识的追求。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肯定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确立了人的自由本性与对自由的崇高追求。1842年初至1843年初，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的关注点是出版自由以及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自由。马克思曾经言辞犀利的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呢？”[3]马克思在与官方的斗争历练中获得了思想的飞跃，踏上了在实践中追求自由的征程。
（二）马克思自由观的初步形成时期
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思想仍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用理性原则来为自由做辩护。然而在马克思逐渐关注现实问题，涉及到物质利益时，却发现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就引发了他的思考。对于当时的专制制度对自由的约束，马克思有了深刻的体会，《莱茵报》的查封也就成为了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马克思说到：“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4]
而自由观的初步形成，是在对旧理论的扬弃式的批判中形成的。在这个阶段主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为主要代表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原则中的精神自由感到不满，马克思指出：“因为他没有把客观自由看作主观自由的实现，即主观自由的实际表现。因为黑格尔给自由的假想的或实际的内容以一种神秘的形式。所以自由的真正的主体在他那里得到了形式的意义。”[5]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找到了实践追求自由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6]此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应为自身寻求自由，不应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人追求自由的基础不是存在于国家观念中，而是在市民社会生活中。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进了他对经济领域方面的关注。
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次系统的描述。它是马克思初步阐述经济学、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文稿。也是马克思自由观演变发展的过程中的一部关键性作品，是马克思对自由进行科学的解答的真正起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是通过人的类本质去阐发自由，把自由自觉的活动看成了人的类本质，把自由视为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在这里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7]继而通过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论证了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的不自由以及片面发展，通过异化现象造成的四种表现：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在进行异化劳动的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私有财产的秘密。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8]进而得出资本主义与被压迫的人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所造成的人们的不自由现象的结论。而通过对异化的扬弃的批判，最终回归到了对异化劳动的解决方案――共产主义上面。按照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9]并指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0]虽然在《手稿》里马克思的一些描述还具有抽象性，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对自由的论证已然已经具有了后期科学自由观的雏形。
在《神圣家族》中，尽管马克思依然未能摆脱人本主义原则的影响，但是他却能从人发展的历史角度，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这期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自由观向科学自由观转变的重要时期。
（三）马克思自由观的成熟演变时期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这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自由观向科学自由观转变的实现。而《资本论》则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高峰，同时也是自由观思想的描述最成熟，最充分的时期。在《关于费尔哈提纲》中，马克思得到了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人的现实自由。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明了自己的新的世界观，也标志着马克思的科学自由观的正式形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这就明确的指出了自由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人。而对于各种不自由的原因和现象，马克思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多次谈到了物的束缚和奴役。而对于自由的实现，马克思也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例如，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2]当然，这里的共同体是指的人与人之间自觉自愿的联合。由上，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在《形态》中科学的自由观已然形成。可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自由的探求，马克思科学的自由观进一步深化和展开，而真正达到顶峰的时期，主要是在《资本论》里的一些描述。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未来社会的基本原理。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在理论上和实践生活中进一步研究人类的自由状况和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类的解放事业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贯彻终生。
三、马克思自由观的正确把握以及对现实社会实践的启迪
通过对马克思自由观历史演进过程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的自由观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而逐渐发展演进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对前哲人自由思想的扬弃，而逐渐形成了科学的自由观。在马克思那里，自由观的含义蕴含了深广的内容，我们不应该狭隘的看待。以逻辑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自由观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例如：劳动与自由、实践与自由、个人自由、社会自由、个性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等。
大学生马克思论文精选8篇
参考文献：
[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8] [9][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