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申请书 篇一
再审申请人涂 （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住__省__市
再审被申请人__市掇刀区人民政府（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地址：__市__区__大道__号，邮编：______。
法定代表人刘__，职务：区长。
因与再审被申请人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案，再审申请人不服__省高级人民法院“(____)鄂行终字第349号”行政判决（以下简称“原终审判决”），提起再审申请，请求：
1、撤销“(____)鄂行终字第349号”行政判决；
2、指令__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申请再审的理由
基本理由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再审申请人在原一审中提出的最本质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再审被申请人对再审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关于涂J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违法。也就是说，对该回复的合法性审查是本案关键。
原终审判决认定：“涂J于____年1月15日向__市掇刀区人民政府申请获取‘____年9月掇刀区在团林镇樊桥水库设立法制教育学习班的依据及其工作人员职责’的政府信息，__市掇刀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口头及书面答复。其后，涂J又重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__市掇刀区人民政府于____年3月26日作出《关于涂建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告知其已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对重复就此事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不再重复答复。该回复适用法律正确”。这一认定，存在以下系列错误。
第一，本不存在“口头答复”的事实，却认定为“进行了口头答复”。
原一审、原终审判决均无证据证明__市掇刀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再审申请人进行了口头答复。
第二，申请内容本不重复，却认定是重复。
对比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见原一审证据]即知，____年3月30日所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与____年1月15日所提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有11点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法定告知义务并未履行，却认定“已履行法定告知义务”。
所谓的法定的告知义务，实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中的规定，即——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而原终审判决认定的再审被申请人已履行的所谓“法定告知义务”却是这样——
“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区设立法制教育学习班对涂J夫妇进行法律宣传和信访条例学习教育是为了帮助公民提高法律维权意识，现予以书面答复”。[见原一审证据]
由此可见，再审被申请人所作答复的实然状态与法律规定中应然要求相去十万八千里。
由此可见，该回复分明与法相悖，是不合法的，是应当判决撤销的，原判决却认定“该回复适用法律正确”，进而错误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维持了原一审判决。
所以，再审申请人认为，原终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严重侵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再审申请，请求贵院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涂J
____年12月17日
再审申请书 篇二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上诉人：
1、张开盛；男，63年1月16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低塘街道洋山村南区72号。
2、万调芽，女，汉族，1941年2月28日生，农民，系张开盛之母亲，同住一起。邮编：xxxxx。电话xxxxxxx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余姚市国土资源局，法定代表人：吴晓明，局长。地址：余姚城区大黄桥路69号。
再审申请人因不服（2007）甬行终字第135号《行政裁定书》申请再审。
案由，对杀人起因的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用地及批地查处乱作为的争议纠纷。
申请再审事由：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
1、《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定职责，被申请再审人没有依法履行的受案范围的；
2、《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行政裁定书》认定的，（六）、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条件的。
再审请求：
1、依法撤销（2007）余行初字第22号，和（2007）甬行终字第135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2、撤销再审被申请人在答复中，对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用地行为，及违法批地行为的不法认定，判令再审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事实和理由：
再审申请人为团体杀害自己亲人的杀人起因之一的张振棠第二次建房中的土地违法行为和违法批地行为，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11日作出的（2007）甬行终字第135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提出再审申请的事实、理由和请求如下：
一、该二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认定的。
该二审《行政裁定书》称：诉争的答复中关于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用地问题的答复，是根据多次信访，调查核实后的回复。而非对上诉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决定。至于被上诉人在受理信访后，未对信访事项作出具体处理，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申请人认为：多次信访，信访事项，请求意见是什么？是杀人的非法占地和违法批准行为。被上诉人调查核实的证据、依据在哪里？诉争行为不是对宪法规定的控申权，《土地管理法》第6、66条规定的控申权作出的处分。是什么呢？不对具体信访事项作出具体处理意见的张冠李戴，能叫依法行政吗？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后，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五）的受案范围起诉，能叫非本案审理范围，诉讼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吗？这证明是足以推翻原认定的。
二、该二审《行政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在二审的开庭审理中，申请人已经驳倒了一审裁定：对本案诉争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定。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及上一级行政机关都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立案庭也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这一、二审裁定只能是故意颠倒黑白的枉法认定行为。证明：原裁定认定的事实错了。
又在二审开庭审理中，对一审裁定适用的法律，被认为有四个错误：
1、对申请人的控申事项，被申请人有法定的查处职权。2、本案的诉争行为只是描述，而不是执法监察的意见。3、本案不是不服信访意见起诉，是不服复议决定后起诉。该项规定指的是不予受理。可是本案是驳回起诉。
又，张振棠户非法占地适用的法律错了，事后伪造的批文，所适用的法律，还会对吗？又，再审被申请人不依法查处，适用的法律错了，行政复议 维持适用的法律会对吗？一审法院的裁定书驳回起诉适用的法律错了，二审裁定维持时，所适用的法律还会对吗？这讲的是什么放纵侵犯实体利益的法理吗？
三、原二审程序严重违法。
1、二审法院无申请免交、缓交预交受理费的决定书，或通知书。
2、在一、二审中，都提出了调取证据、勘验现场的申请，都未答复。
3、庭审中以对八个案子，合并审理。严重侵权。
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
1、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提供的（新）证据证明：本案中张振棠多占35、移位占30，又强占30余平方米土地的行为，至今现场尚存。仍未查处。
2、再审被申请人在本案中违法批地的行为，能自己来查吗？不能。应上报查处，而至今仍未上报依法查处这一违法用地和批地行为……
3、隐匿再审申请人的投诉内容证明被诉行为内容不合法又程序违法。
4、多年来对申请人时间、精力及财产的损害被申请人必须连带赔偿。
特提出以上再审请求。以揭开被掩盖的团体杀人案的起因：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的违法用地行为和原历山镇人民政府违法批地的真相。严打杀人犯。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万调芽、张开盛
再审申请书 篇三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甲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乙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xx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人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再审事由：
1、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2、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再审请求事项：
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判令再审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意外伤害保险金xx元。
事实与理由:
第一、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已收到保险合同条款缺乏证据证明，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
XX年2月13日，乙与再审被申请人签订第二份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该保险合同为卡折式，集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单、保险费收据于一体，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该保险合同第四联（即保险单正本兼保险费收据联）背面即为保险条款的内容，据此可认定再审申请人已收到该保险合同的相关保险条款。二审判决对此亦予确认。再审申请人认为上述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
首先，据证人李x陈述，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谢x在向乙推销保险时“没有出示过保险条款，没有说过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见，乙及李x在合同订立当天根本没见过保险合同条款。
其次，即便是在谢x的证言里也找不到她将保险合同条款交给乙的内容。考虑到谢x是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她所作的证言应当不会损害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尽管她与再审被申请人有利害关系，但其陈述中包含的没有将保险条款交给乙的内容应当是可信的。
再次，再审被申请人无法举证证明向再审申请人提供过保险条款，哪怕是第一次订立保险合同时提供过条款的证据也无法提供，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继而，即使进行推定，现有证据也不必然能够推定出再审申请人已经收到保险合同条款。只要仔细查看再审被申请人提供的保险合同原件，就不难发现第四联与保险合同条款之间有明显的粘贴与装订痕迹，说明第四联曾经与其他文件（可能是再审被申请人主张的保险合同条款，也可能不是）装订在一起，但不能得出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将这些文件与保险单一起交给再审申请人的结论。由于现有保险公司的运作特点是保险公司聘用保险代理人推销保险（本案即属于该模式），考虑到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存在着保险代理人并未将完整的条款在销售时交给客户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谢x由于业务素质不高或者为了便于推销保险故意隐瞒合同条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再审申请人申请理赔时将第四联原件交予谢x后，谢x再将第四联粘贴在保险合同条款上的可能性。
综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是其向投保人出示、交付完整的保险合同条款，如果连这一物质载体也没有，凭空何谈说明？因此，二审判决的上述推定完全没有事实基础，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显然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并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见相冲突。
《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主要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两层含义。
①提示义务指在对免责条款的设置上，保险人要在投保单、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这就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对全部免责条款及对条款的说明内容集中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附有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
观本案，保险单“声明”栏中的文字未作任何字体加粗、加大等显著化处理，将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栏的文字相比较，在印刷上毫无区别之处，根本不能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反观“保险期间”、“保险金额”、“免赔额”、“给付比例”、“保险费”栏相关内容的字体倒是作了加黑、加大处理。显然在制订格式合同文本时，再审申请人的利益与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就是不对等的。再审被申请人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破坏了合同的利益平衡，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再审申请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重视。
而对于免责条款内容的提示，也仅仅是对“责任免除”这四个字作了加黑处理，并未对其下列举的具体免责情形进行加黑处理，也就是说没有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出显著提示。况且，在对“保险责任”和“索赔须知”8个字也做同样加黑处理后，“责任免除”、“保险责任”、“索赔须知”三者的具体内容从印刷上观察毫无二致，均未采取任何显著标示，无法使免责条款部分的内容突出地显示出来，一般人根本不会留意，自然也就达不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既然免责条款未作提示，也不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依法不产生效力。再审被申请人自然不能援引该条款拒绝理赔。
②针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一般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或者由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上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明了。
观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向乙做出过针对免责条款的任何说明。而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在此情况下，不能仅凭乙在“声明”栏的一个签名就冒然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已经对此做了明确的表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XX年版，第110页）；尤其考虑签名具有当事人确认保险合同成立的效力，更加不能赋予其额外的含义。
2、二审判决认定乙平时以肇事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不能对抗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明显与保险法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诚信是它的灵魂所在。乙与再审被申请人订立合同的时间分别为XX年1月7日和XX年2月13日。乙购买涉案电动三轮车的时间是XX年2月17日。购买第二份保险时，乙已经使用电动三轮车将近一年时间，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可以证实乙和谢x平时联系密切，而谢x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和乙很早就认识。结合李x的证言也证实谢x不仅知道乙使用无牌电动三轮车，而且承诺骑车出事故是可以获得理赔的。这一系列的证据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对乙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的事实是明知的。既然明知乙长期无证驾驶，且电动三轮车是她必不可少的谋生工具，那么再审被申请人就应当预见到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应及时明确告知乙相应后果，并采取相应减损措施，这是再审被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但再审被申请人放弃通过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等措施来控制风险，长期默认被保险人的无证驾驶行为，应当视为再审被申请人放弃了合同解除权及免责抗辩权，构成弃权。而再审被申请人向乙承诺骑车发生事故可以获得理赔，待事故发生后又拒绝理赔，又违背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构成反言。基于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本案中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多种原因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无证驾驶并不必然直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可以适用比例因果关系进行赔付。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乙与王x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其中乙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大，王晨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小。可见，导致乙死亡是事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别只是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
其次，乙的违法过错行为包括：
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2、所驾机动车未经登记；
3、上道路时未确认安全；
4、操控不当。可见，无证驾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无证驾驶免责条款的本意是：无证驾驶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并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时，保险人方可免责。
再次，依据交通事故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事发当时天气状况恶劣、地形复杂、王x疲劳驾驶等这些因素也是引起事故发生的诱因。
依据公平原则，对多个原因造成保险事故的损失，应确定承保原因与非承保原因对损害造成的原因力的比例，判断承保原因对损害所起作用的比例大小，进而确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从本案看，既有被保险人无证驾驶的行为，又有被保险人未确认安全操控不当的行为，期间还有事故另一方过错行为的介入。三者中，无证驾驶是除外责任，后两者是保险责任。保险事故由于多种原因（既有保险责任又有除外责任）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应当赔偿损失，至少也应当承担属于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
4、再审被申请人不能主张适当减轻明确说明义务的标准。
虽然本案因乙两次签订同类保险合同，但不可以适当减轻再审被申请人的说明义务标准。
首先，减轻不等于免除。能否“适当减轻”应当考虑保险人之前是否有过履行说明义务的情节。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在签订第一次合同时履行了说明义务。
其次，“适当减轻”不应适用于保险人事先明知被保险人正处于免责条件中的情况。原因是降低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适用于保险人不知被保险人有违反免责条款约定的状态下，保险人主观上应当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否则会助长保险人逃避责任的风气。
5、通过本案折射出的现实困境并参照类似判例的精神，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
本案的电动三轮车是严格按照《电动三轮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344-XX）生产，可以合法销售，也未被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该车虽被交管部门定性为机动车，却未实行牌证照管理且事实上也不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该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即被定性为无证驾驶，即便投保也得不到理赔。出于对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保护，各地法院作出的类似判决或将无证驾驶行为纳入行政管理范畴，或将电动车有实行牌证照管理并事实上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的举证责任交由保险人承担，均依法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再审申请人甲父母双亡，乙系甲外公，年迈体弱，老伴早已过世，且两人生活条件极其贫困，甚至无力缴纳诉讼费用。司法应当在个案中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依法向贵院提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公正判决，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
日期：
再审申请书 篇四
请按《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须知》要求填写，并对以下问题特别注意：
1、对于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原审其他当事人栏的基本情况中的联系方式，必须注明有效联系电话、送达地址及邮编，或其他联系方式。
2、对生效民事判决或者裁定不服，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生效民事调解不服，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故再审申请书须明确写明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一项或多项，或者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3、再审申请的请求。应写明是对生效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全部还是部分不服，对于部分不服的应写明不服裁判调解书的主文内容。
4、事实与理由。应针对生效判决、裁定等，并论证不服的理由，如从以下方面论证：(1)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2)原审确定性质不当；(3)适用实体法不当；(4)违反了法定程序；等等。
5、落款部分公民需本人签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盖章，副本的落款部分不能复印。
5、再审申请书副本按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总数提交。
最新再审申请书 篇五
申诉人：郑________（原审被告人郑_______之父），男，_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出生，汉族，______省 ______县人，系______省______县_______乡中学教员，住_______省_____县_____乡_____村。邮政编码：___________。住宅电话：__________。
申诉人郑_______对_______县人民法院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__刑初字第______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原审人民法院立案再审，依法改判，从轻判处原审被告人郑________的刑罚。
事实和理由:
我认为，______省______县人民法院(_______)_____刑初字第____号刑事判决，不管是对案件发生起因的确认还是在适用法律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无法接受。
一、郑______故意伤害案件发生的起因，在于被害人郭_______不遵守交通规则所致。对这一重要问题，原判没有认定，只是说行车相遇，因双方互相躲让而没有让开，致使两车相撞，随后发生口角，并厮打起来。“事实的真相是：被害人郭________不遵守交通规则，骑自行车在道路的左边行驶，致使发生了与被告人郑_______相撞的后果。对此，郭_______不但不表歉意，还，这才引起双方的口角和厮打。对这故意伤害案件的发生，被害人郭 ________应负主要责任，而原判对此却不分是非，在量刑时，对这一情节也不考虑，显然不公正。
二、案件发生后，派出所有关人员曾到我家传讯被告人郑_______，因郑______不在家，通知我们家长，待郑_______回来后，让他马上去派出所。郑_______回来后，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他便去了派出所，并如实交代了罪行，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根据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以投案自首对待，
而原审判决没有认定被告人郑_______有自首情节，更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给予从轻处罚，对此，我们怎能服判？
据此，我们请求________县人民法院对此案立案再审，查清发案原因，分清是非，认定被告人郑________具有自首情节，并依法从轻处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申请书模板
__年__月__日
再审申请书 篇六
申请人（原判被告、终审上诉人）：李介有，男，×岁，汉族，农民。住内蒙扎兰屯市中和镇库堤河村；邮寄地址。
被申请人（原判原告、被上诉人）：吴再富，男，×岁，满族，村长；邮寄地址：扎兰屯市中和镇库堤河村二街。
第三人：荆树贵，男，×岁，汉族，干部，住中和镇库堤河村一街。
申请事由：
再审申请人因债务纠纷一案，不服呼盟中级法院在内蒙高级法院裁定指令再审情形下，做出驳回再审请求的判决；理由如下：
1、民案原判，定性不准，实体错误！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
2、民案终审，违背法定程序，对上诉案件不审不问维持原判。
3、民案再审，无视案件性质，覆辙原判错误，做出驳回再审诉求。
本案三审判决的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1项、2项、3项、4项、6项、10项、11项规定的：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据是伪造、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力的、原判决遗漏以及第二款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当再审的事由。
请求事项：
1、撤销两级法院初、终、再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求；判令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判令被申请人给付拖欠款（原判遗漏）×元。
3、被申请人的诉求属于恶意，应于惩罚，判令由此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车旅误工等）赔偿人民币×元。
纠纷事实：
申请人与银行约定是70平米土瓦结构房。签定《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被申请人购买后，索要115平米临街的砖瓦结构住宅房；不顾民事行为主体和约定标的，诉求法院判给该房。
民案原判：
故意违背基本事实和法律用债务曲解立案、规避约定审理、做出与约定相悖的判决：被告给原告倒出临街的土瓦结构房。
1、证据足以推翻原判：《抵押合同书》、《卖房契约》、《还款凭证》、房屋照片，是确定纠纷事实、案件性质、约定标的、民事行为主体的关键证据；法院原判未予认证质证！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规定情形。
2、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认定的事实是伪造的，没有质证。
纠纷源之房产抵押买卖；认定债务纠纷，没有证据证明。
署名潘振林、标明63平米土草房的《房照》，来路不明；村委会代签的日期是在此房出卖并且建成砖瓦结构房之后，是废弃无效证件；不具证明力。做定案依据未质证。
如此审判错误，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的2、3、4项规定情形“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以及“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3、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房产抵押买卖纠纷用《民法通则》债权条款判决，明显与纠纷性质不符。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6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情形。
4、原判决遗漏：庭审时，被告反诉原告欠款事项没有认证。符合《民诉法》第179条一款第12项“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的”规定情形。
签名
日期：年 月 日
人民法院再审申请书 篇七
申请人：刘金龙，男，197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内乡县夏馆镇葛条爬村许窑沟组。
被申请人：周晓申，男，197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乡县城关镇诸阳大街52号附5号。
申请人因不服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11日()南民一终第801号民事判决，现依法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内乡县人民法院（)内法民初第37号民事判决和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民一终第801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
二、驳回被申请人原诉讼请求。
三、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原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所采信的证据自相矛盾。
请注意原一、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以下事件：
(一)__年3月11日
刘金龙向周晓申出具收条一张：“收条，今收到周晓申现金贰拾伍万元（250000元）。刘金龙，__年3月11日。”
(二)__年7月至9月
原一审中，张玉香（周晓申之妻）出庭证实：__年7月至9月份多次找刘金龙索要借款25万元；
(三)__年9月12日
原二审中，周晓申提交股份协议一份：“股份协议，今收到周晓申现金叁拾伍万元，占豪门洗浴股份50%，刘金龙占50%，投资30万元？刘金龙，__年9月12日。”
(四)__年11月份
原一审中，刘天柱、尹建中到庭证实：其同原告周晓申于__年11月份到郑州问被告刘金龙索要25万元借款。
从以上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有违常理之处：如果认定第（一)项中，也即本案所争讼的25元为借款性质，那么第（二）项似乎也符合常理，但在第（一）、（二）项事件的背景下，又发生了第（三）项事件，也即在周晓申在明知刘金龙欠其25万元钱款，而且经其妻子张玉香多次索要未果的情况下，仍然向刘金龙支付35万元，作为合伙出资。这些违背常理之处不得不让人怀疑上述事件的真实性。另外，再加上第（四）项事件，周晓申于第(三）项事件之后继续向刘金龙索要本案争讼25万元借款！
这四项事件之间相互矛盾，违背常理，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基于此，我们不难认定，将本案所争讼25万元认定为借款，于事实严重不符。
二、本案应为合伙纠纷性质，申请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错误认定。
事实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__年合伙经营“豪门洗浴人家”，本案所争讼25万元，正是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款。关于该事实，申请人在()南民一终第801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有证人段芳明、赵利刚的证言证实。
同时，被申请人在原二审中提交的__年9月12日的“股份协议”，其内容进一步印证了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合伙关系存续的事实。
唯有如此，整个案件才能自圆其说，也即将前述中的第（一)项事件中，即本案争讼的25万元认定为被申请人的合伙出资而非借款，才会合情合理地发生第（三）项当中，被申请人后续为合伙增加出资35万元的事实。而对第（二）项和第（四）项事件，鉴于其与第（一）、(三）项事件的相互矛盾，申请人也就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张玉香、刘天柱以及尹建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三、原审判决判令申请人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纠纷，支付利息一说更无从谈起。
其二、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法院仅依据本属于为合伙出资的收条和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证据，便草率地判决申请人承担并不存在的借款债务，实在难以令申请人服判。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恳请省高院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此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再审申请书 篇八
再审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事由：再审申请人因不服；
1、________中级人民法院【(_______)苏________行终________号《行政裁定书》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的枉法裁定；
2、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__)苏_______行初_______号《行政裁定书》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的枉法裁定；
3、________中级法院(_______)苏________行终________号本案承办法官________对【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亲自书写书面《说明》以及其中的承诺、保证】毁弃承诺、丧失诚信、坑蒙欺骗、两次捏造“两本虚假房产证证据”和“诉讼时效二年过期证据”设置障碍、枉法裁定，并且涉嫌司法腐败、法官犯罪恶劣行为；
特此申请________中级法院院长依法提起再审。
此致
_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再审申请书 篇九
申请人
被申请人：
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一、二审法院的错误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
二、由贵院提审或指定xx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外的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三、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判决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财产保险综合险合同中约定的“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中“重置价值”的理解和认定有误。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财产保险综合险合同是定值保险合同
正如原审法院所认可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即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条规定“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是出险时的重置价值。”这项约定是确定保险价值（计算方式）的一种形式，虽没有具体数额的约定，但可以视为对保险价值已经作出约定，故应当被认定为定值保险合同。
对于定值保险合同，一旦保险事故发生，则保险人只要按照双方约定的保险价值或保险价值的确定方式进行赔偿即可。虽然这有可能造成保险价值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出现“以旧换新”的局面，在表面上违背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但是这是保险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应当予以尊重。同时，20xx年12月9日向社会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根据保险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合同中约定了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的，保险人以约定的保险价值高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由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保险金额或保险价值大大高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的，保险人也可以按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以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保险合同。按照约定的计算方式对保险标的进行理赔，实际上并没有超出保险金额，不可能使贵司从中额外获益，更不会违反等价有偿原则。
二、原审法院对于“重置价值”的理解和认定均存在一定的偏差，直接导致判决结果的相对不公，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在本案中，对“重置价值”可以有至少以下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指在估价时点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另一种理解是指购置或构建与保险标的出险时相同状况的财产所需要的金额，可以简单理解为重置价值减去折旧费。
申请人认为，采纳上述第一种理解更符合本案实际。
1、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xx年4月14日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解释保险价值和重置价值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指出：重置价值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以重新购置或重新建造保险标的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据以确定保险金额。
同时，中保财险公司xx省分公司编印的《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解释》对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条的解释是：“按照重置价值确定，重置价值即重新购置或重建某项财产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
即为重新购置或重新建造，那么就必然意味着是将保险标的恢复到全新状态时的情形，而非出险时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从上面论述中看出，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保险公司本身，都认可并允许被保险人以超过当时市价的财产重置价值作为保险金额，允许“以旧换新”。
2、《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可以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合同中载明，也可以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若按照上述第二种理解，那么所谓的“按照重置价值确定”，无非是对《保险法》第四十条“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的另外一种表达。“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显然比“出险时的重置价值”意义明确、特定，作为应当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的有关保险价值的条款，用一种有争议的表达代替是显然没有必要，而且是违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的。
3、《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上述两种理解都不违背“重置价值”的字面意思，但显然是第一种解释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应当依法采纳第一种理解方式。
4、经申请人向中保财险公司xx省分公司及xx市分公司财险部工作人员求证，保险领域及实际理赔中对“重置价值”的理解确指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而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xx省分公司曾与3月中下旬下发内部文件，要求辖区各分公司“吸取在冰冻灾害中大量超额理赔的教训”，“对于固定资产按原值、原值加成或其它方式（估价）投保的财产保险，不得约定按重建重置价值赔偿。”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保险公司之前在理赔时对“重置价值”的态度与第一种解释吻合。因为若按照第二种解释，“重置价值”是指保险标的出险时的“实际价值”，那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xx省分公司上述文件就是要求所辖个分公司不得约定“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赔偿额，这显然与《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相违背。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称该份材料属于内部文件，不便外传，故申请人无法取得该份文件的书面文档。
5、鉴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都没有对“重置价值”做出权威、明确的解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原审诉讼程序中提出的证据和观点也都不能分别完全、充分、必然地支持各自对于“重置价值”所作出的理解和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综上，对“重置价值”作出上述第一种解释，是符合保险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较为合理的；也可以较好地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可以切实贯彻《保险法》、《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立法精神，维护法制权威。
因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的“重置价值”显然是指在估价时点重新建造或购置与保险标的完全相同或基本类似的全新状态下的物品所花费的全部费用。而原审法院无视当事人之前的约定，错误理解和认定“重置价值”的含义，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理由，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x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恳请省高院依法再审，予以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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