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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有关规则的事 篇一
论文摘要：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自侦案件的办理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依法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案子能否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关键就是依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因此，正确运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来依法、合理、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对自侦案件的办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缺乏统一性、完整性，应从立法予以完善。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
目前，我国的证据学学者在界定证据规则的概念时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刑事证据规则是有关刑事证据的收集、运用、判断和确认等活动应遵行的法律规范”。①还有人认为，“证据规则就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准则。换句话说，就是在诉讼中与证据有关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规则”。②综合来看，其实学者对证据规则下的定义都差别不大，都是指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或准则。我国的刑事和民事证据规则都不很完善，但民事证据规则起码还有一个统一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为依据，而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就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它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一些学者在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基础上，联系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归纳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如龙宗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相关性规则：(二)非法人证排除规则；(三)口供补强规则；(四)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⑧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最佳证据规则。④笔者以为，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其实是包含在非法人证排除规则里面的，没有必要单列出来，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相关性规则
相关性规则，是指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对相关证据的定义如下：“相关证据”指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认的争议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相关性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也规定侦查、公诉与审判活动必须围绕案件进行，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第114条规定：“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这些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及证据运用的相关性规则，有效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
(二)非法人证排除规则
所谓非法人证，是指采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对这些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世界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其基本理由是：l.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对当事人的人权损害极大，应当严厉禁止，而且禁止使用这类证据，避免违法者从中获得利益，是遏制这类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2.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不利于保障证据的真实可靠性，有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因为违法获取的口供的虚假可能性较大。3.诉讼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不能片面的牺牲程序公正来追求实体公正。我国通过《刑事诉讼法》第4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我国的刑诉法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人证排除规则。
(三)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指禁止以被告人口供作为定案唯一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要求对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要有其他证据作补强证明，从而确认了对口供的补强规则。在日本，口供补强规则更被作为被告人的一项宪法权利予以确认，《日本宪法》第38条第3款明确规定：“任何人如对其不利的唯一证据为本人口供时，不得定罪或科以刑罚。”④口供补强规则的确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纠正司法人员偏重口供的惯性，由于司法人员长期在头脑中形成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念，如果允许口供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势必使司法人员过分依赖口供，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获取，以至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二是可以防 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为口供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牟 凭口供很难保证案件处理的正确性。
(四)最佳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应该采纳最可靠的证据， 如书证的原件、物证的原件等。由于这条规则最初仅限于书证， 所以又称为“原始书证规则”。⑤在我国的证据学理论中，根据证 据内容与案件事实或信息来源之间的关系不同，可以把证据分为 原始证据和复制证据(或称传来证据)。原始证据因直接产生于 案件事实或来源于原始出处而具有最高的可靠性，复制证据是在 原始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传转形成的(或复制，或拍照，或 录像)，在这过程当中，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都会不同程度的受 到损耗或发生变异，而且传转次数越多，信息的损失就越多，变异 就越大，证据的可靠性就大大下降。因此，原始证据比复制证据 更可靠，传转环节较少的复制证据比传转环节较多的复制证据更 可靠。关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二、运用证据规则收集自侦案件的证据
收集证据是办理自侦案件的核心，案件的质量办得高不高，关键看你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确实、充分。因此，我们在办理自侦案件的过程中，应自觉的运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来指导办案，使证据环环相扣，形成牢固的证据锁链，完满完成证实职务犯罪、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
(一)转变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转为由证到供
省检察院原检察长张学军一再向我们反贪干警强调“先抓证据再抓人，没有证据不抓人”，说的就是要强化证据意识，摆脱对 口供的过分依赖，从证据上找突破口，这其实也是证据补强规则所要求的，因为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没有其它证据的，是不能对其定罪量刑的。我们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时，尤其要注意这点，要把办案的重心前移，在初查阶段要收集详尽的材料，有了证据才能接触犯罪嫌疑人。在查办贿赂案件时，一般是先从行贿人身上获取犯罪嫌疑人受贿的证据后才接触受贿人，或者是同时接触行贿人和受贿人，最好不要一拿到线索就先把受贿人找来再慢慢问，不仅时间上给我们的余地很小，而且这样容易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不必要的障碍，与证据补强规则的要求也是背道而驰的。
〔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程序的非法性往往导致结果的错误，因此在现在既重实体又重程序的法治环境下，程序的合法性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被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由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司法解释都对证据收集，尤其是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证据收集规定了法定的程序，甚至还就每一证据收集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方式方法，我们应当重视非法人证排除规则，使每一份证据的收集都符合取证主体合法、取证程序合法、取证形式合法的要求，不要因为小小的失误使证据出现瑕疵而导致无效。譬如说对不需要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进行询问时，应当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在其单位、住处或检察院进行，但有时侦查人员为了取证的方便，约行贿人到酒店或餐馆进行询问，虽然证据取到了，但形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到时上了法庭会被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质疑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给案件的处理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点我们应该予以注意。还有就是自侦部门在 初查阶段调取的材料应通过合法途径转化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 为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立案才是诉讼活动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 讲，立案后合法调取的材料才能符合证据的法定性要求。
(三)客观全面的收集证据
客观的收集证据就是要求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一 定要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去收集 客观存在的证据材料，既不能不按照证据的本来面目去收集、固 定它，更不能胡编乱造所谓的“证据”。要达到客观收集证据的要 求，就要针对不同种类证据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收集 到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一定要设法保持其原状，避免对其有 任何的改变和毁损：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证言 等言词证据一定要如实记录，不得有丝毫的歪曲：对于鉴定结论，侦查人员一定要向鉴定机构提供来源真实的检材和样本，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根据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书证应当是原件，当客观情况不允许使用原件时，我们在制作复印件时一定要注意保持原状并尽量避免多次复印，以免降低证据的可靠性，这点在书证较多的贪污案中尤其显得重要，比如说要作证据使用的发票不能调取原件时，一般是使用复印件，但发票上的公章复印时往往显得比较模糊，这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发票拍摄照片的办法来保持证据的“原汁原味”。
而全面收集证据则从收集证据的范围和内容上来讲，侦查人员应当收集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证据材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做到：既要围绕被控犯罪的构成要件收集与定罪有关的各种证据，也要收集与对其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又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罪轻、无罪的证据。但全面收集证据并不意味着什么材料都要往卷宗里面装，因为根据相关性规则的要求，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材料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三、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还不很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没有一部统一的刑事证据法来规定证据规则和证据标准，以致公、检、法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上不能真正达到协调统一：第二，体现证据规则的法律条文规定得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许多规则只是就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和证据力的限制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细节的规定；第三，在规则体系上缺乏完整性，多数条文只是对取证、举证、质证作了粗线条的规定，而对法官如何认定证据的规则就一片空白，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以致使认证过程成为某些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温床。因此，笔者认为，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国家应通过立法颁布一部《刑事证据法》，从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各个流程对证据规则予以具体、规范、合理的规定，引导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在合法合理规范的轨道上运行。就证据规则的内容来看，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关于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的口供能否互为补强证据，也就是说，凭共犯之间一致的口供不需其他补强证据能否定案。对此我国学者有人认为共同被告人的供述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应受《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制约，适用证据补强规则。笔者以为，对此应认真分析《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法理，不能对被告人定罪的条件应该是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个证据，而不是说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种证据，因为据以定罪的证据是否“充分”，说的是证据数量的多少，而不是证据种类的多少，并且立法的本意应该是指只有被告人本人供述的情况。因此，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互相印证，在供述一致情况下，可据以定案。在此理论的支撑下，为有效的治理商业贿赂犯罪，我们甚至可以明文规定贿赂犯罪的共犯可以充当证人指控其他共犯，以达到分化瓦解、打击犯罪的目的。因为贿赂犯罪的直接证据少，贿赂参与人的证供对证实贿赂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共同贿赂犯罪中的共犯可以作为证人指控其他共犯，也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这些都能对我国制定刑事证据规则法起到参考作用。如新加坡1970年《防止贿赂法》第33条规定：“当两人或两人以上被控违反本法……法院可以要求其中之一或其他人作为证人为控诉方提供证言……。”又如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22条规定：“任何曾参与接受贿款的人士，如果在法庭上指证同案其他犯人，则不应该被视为同谋犯。’，⑧
一件有关规则的事 篇二
论文摘要：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已经初步体系化。文章对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作了一个简明的阐述，从宏观上表达了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宏观 发展 方向的一些见解。
一、证据规则的一般界定
任何证明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便不能保证证明结果的正确性，而司法证明活动作为严格的国家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更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作为证据规则发展最为深远的英美法系国家，他们的证据规则重在指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即那些在庭审中或审理中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起支配作用的规则。其中，关联性证据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前提，而证据排除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例外。在我国则不同，鉴于我国的诉讼程序立法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证据规则的概念才在我国流行起来。故我国一般将证据规则界定为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和准则。具体概括为，关于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 法律 规范和准则。
证据规则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设置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诉讼过程中的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以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第二，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有关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规范和准则。第三，证据规则并非某一个或几个证据规范，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
二、证据规则的法律属性
证据规则是程序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证据规则的许多内容规定在程序法之中，本身就是程序法规范。但是，作为程序法的一个特殊的部件，证据规则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证据规则具有以下法律属性：
一是具有强制的效力，即约束力。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只要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行为就将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无效。
二是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因为证据规则是具体的操作规程，执法人员、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直接从证据规则中得出自己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答案。
三是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证据规则总体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是程序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与实体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证据规则是执行实体法的手段之一。其着眼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过程，主要任务是为实体法提供必要的事实要件。另一方面，实体法规范是形成和确定证据规则的根据之一，在证明对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实体法的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许多证据规则甚至规定在实体法中。
但是，总的来说，证据规则本质上是程序法，是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竞赛”的规则。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
证据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是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国家证据规则的立法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我国建设 现代 法律制度的 历史 不长，基本上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已形成了以《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定为主干的一切有关证据法律规范的多层次证据法律体系。它共分为四个层次，而证据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紧密依附于现行证据法律体系之中：第一层面是宪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层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如《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民法通则》、《刑法》等实体法。第三层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针对证据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证据规则》等等，他们是最具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第四层面是我国缔结的一些证据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如《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等等。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和200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基本确立的证据规则有：
(1)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所谓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是指开庭审理前由法院组织当事人相互就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出示给对方，并由对方发表认可或不认可等意见的活动。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有“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但是没有将庭前证据交换纳入其中。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对该规则予以具体的阐述。
(2)最佳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物证原物、书证原件的一项证据资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物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可见，我国的这个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更加严格。
(3)自认规则。所谓自认规则是指法院可将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作为证据予以采纳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规则作了很基本的规定，之所以说它规定得比较基本，是因为对其的规定不够全面、详尽。
(4)关联性规则。所谓关联性规则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国在民事诉讼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虽未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这方面享有足够的司法裁量权。
(5)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证据法上的可采性规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通常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可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些可采性规则，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o条、《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意见》第98条的规定。该规则的设置实际上构成了对法官就证据采用的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有利于克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弊端。
(6)交叉询问规则。即由当事人或律师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询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问……”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交叉询问的做法，只是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实质上与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和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不无关系。
(7)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 法律 另有特别规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证据来确定案情和作为裁判的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8条“……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要排除……”可见，这比在刑事诉讼中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要广泛一些。
(8)推定规则。所谓推定规则是指司法者借助于现存的事实，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事实存在着一定的假设。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尚无关于推定的规定，但1998年的《最高法院关于民事 经济 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和《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75条均作出了对“妨碍举证”的推定。
(9)司法认知规则。又称审判上的认知，指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就某种特定的待证事实，不待当事人主张或举证，即确认为真实并作为判决依据的一种证明方式。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9条的相关规定。
(10)盖然性规则。指由于受到主、客观的条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对证据的调查、审查、谈判之后而形成的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据规则。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对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作了初步规定，只是不够具体。
(11)补强证据规则。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由于其存在证据资格或证据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点，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必须依靠其他证据的佐证，借以保证其真实性或补强其证据价值。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有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现存的证据规则可以看到，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创建的 历史 不长，许多内容还处在调整过程中，因此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统一性。证据规则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他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相互之间难免存在不一致和不协调之处。
其次，在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因为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多数是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之中。这种规定法律效力等级较低，难以在司法实践中确保统一的贯彻执行。
再次，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内容上缺乏可操作性。因为大部分规则是从正面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受限制的情形作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采性或原则性规范。
最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体系上缺乏协调性、完整性。一般程序性规则泛滥，而没有许多实用性的规则。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从大的立法趋势上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立法重心必须做一个调整。民事诉讼的立法重心应该实现由偏重于程序性规则转向偏重于实体性规则，由偏重于证明力规则转向于偏重于证据能力规则。
第二，具体证据规则必须切实有效。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呈现“立法司法两张皮”的现象。因为这些证据规则大都是孤立的，没有搞好配套性保障规则的建立。为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必须实行扎实的本土化改造。
第三，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上必须重视规则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确保体系完整。因此，证据规则的体系构建应该以证明活动的环节为基础，以诉讼进程的阶段为依据。诉讼中的证明活动由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环节或阶段组成。与此相应，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即取证规则、举证规则、质证规则和认证规则。
具体来说，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人询问规则、鉴定规则、证据保全规则、证人作证豁免权规则以及律师、当事人、法官调查取证规则，等等。在举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庭前证据交换规则、举证时限规则、举证程序规则、特别是证人强制出庭作证规则、证人作证经济补偿规则和证人保护规则，等等。在质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质证的程序性规则、质证的方式规则、质证的保障性规则，如交叉询问规则，等等。在认证方面，我们应该确立和完善认证的方式规则，如当庭认证规则以及证据的各种采纳和采信规则。
一件有关规则的事 篇三
论文摘要：宥于传统诉讼理论和观念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也不可能通过证据规则对刑事证明活动予以严格的限制，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仍对一些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做出了规定。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毋庸置疑，其不足和缺陷是仍是显而易见的。
一、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立法之现状
就刑事诉讼立法而言，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规定并无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因为在证据制度上，我们没有采用大陆法系“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认为“自由心证制度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其思想基础，以‘内心确信’这种理性状态作为判断证据的依据，这是违背客观 规律 的，因而其有反 科学 性”。也没有采用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即以严格的证据规则对证据的可采性予以合理的限制。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我国的证据制度应当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是从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经验，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鉴于此，尽管就其本质而言，我国的证据制度无异于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但是宥于传统诉讼理论和观念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也不可能通过证据规则对刑事证明活动予以严格的限制。
当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规则的限制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明的整个过程不予限制。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尽管不承认证据规则，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仍对一些证据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做出了规定。
(一)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
1．通过对证据概念和种类的规定，对进入庭审程序的证据材料予以合理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七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要求和限制包括实质意义和存在形式两方面内容，“从实际意义上看，具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属性是判断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的唯一标准，不具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属性，即没有作为证据的资格；从存在形成上看，证据被限定为法定的形式，不具有法定形式的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证据材料只有同时具备法定的实质案件和形式案件，才得作为证据使用。”另外，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一客观属性，还表明能够进入庭审程序的证据必须同案件的待证事实有关联，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对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证人证言做出必要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不但有利于保障控辩双方对证人质证权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作为定案依据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通过将在庭外制作的调查证人笔录排除在证据之外，最大限度地保障判决的公正性。
3．对证人资格的限制规则。为了确保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资格做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即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的“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做出上述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这些人由于感觉器官或者精神上的障碍，或者由于年龄关系，对于客观事物分不清是非，不能正确反映，不能正确表达思想，所以不能提供对查明案件事实有意义证言”，因而不能作为证人。
4．仅凭口供不能定案的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上述规定不是对证据可采性的限制，而是对口供的证明力的限制，即不承认口供对案件事实有独立和完全的证明力，禁止将被告人的口供作为有罪判决的惟一依据，而要求必须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补强。
（二)相关刑事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
除了以上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外，我国相关的刑事司法解释也对一些证据的资格和证明力问题做出了补充性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内容：
1．书证、物证应当出示原件、原物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3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印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上述关于书证应当出示原件的规定类同于英美法中的最佳证据规则，而关于物证应当出示原物的规定，又合理地扩大了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
2．非原件、原物的书证和物证的证明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第53条第3款定，“书证的副本、复印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证明力”。否则，其证明力便受到一定的限制。
3．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应予排除的规则。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二、我国现行刑事证据规则立法之价值评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资格和证明力问题的规定，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规则及其相关概念。更没有确定证据规则体系等问题，但是毋庸置疑，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规则(限制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追求。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资格及其证明力的限制性规定，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国外的证据规则主要是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也包括一些规范证据证明力的规则，就其体系而言，不外乎关联性规则、意见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补强规则等。而上述规则中除自白任意性规则和意见规则外，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法定概念的规定体现出证据必须其有“能够证明案件真像”这一本质属性，而这正是关联性规则的核心内容。再如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尽管同国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比，显得适用范围狭窄而且内容也不完善，但是无疑已经初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雏形。
(二)对证据的法定概念和种类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还限定了进入庭审程序的证据材料的范围。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我们不否认，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上述规定对进入庭审程序的证据材料的限定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并不能就此而否定其限定作用。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认为以此作为衡量证据资格的标准，对于限定法庭调查的证据范围几乎毫无作用。笔者以为此观点欠 科学 。因为一方面限定作用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上述规定限定作用的否定。我们毕竟还应该看到正是通过对证据法定概念和种类的规定，才使我们的刑事证明活动建立在与案件有关联并符合法定种类的证据(材料)上，而不至于将一些同案件毫不相干或不符合法定种类的证据材料纳入到庭审中来；另一方面，对进入庭审的证据材料范围的限定主要是通过排除性规则来实现的，这在国外的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寄希望于通过基础性规则来限定法庭调查的证据范围是不现实的。
（三)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等问题的规定中，诸如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书证、物证应当出示原件、原物以及对证人资格的规定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进入庭审程序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进而还在一定程度上使诉讼结果的公正性得到了保障
比如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应予排除这一规则而言，之所以要将这些证据材料排除在证据之外、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的，为遏制此类行为保护公民权利，就应当禁止使用这些证据；二是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非出于陈述人的自由意志，违背了自白任意性法则，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增大，妨害对案件实体真实的查明，所以应当予以排除，以保证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建立在合法获得的客观的、真实的与案件有联系的证据之上，最大程度地保障诉讼结果的公正。
三、我国现行刑事证据规则立法之检讨
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规则之规定，尽管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不足和缺陷仍是显而易见的。
(一)刑事证据规则的法源过于分散，种类较少，使刑事证据规则缺乏体系性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而且就刑事证据规则的数目和内容来看，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并不比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任何优势而言。况且就刑事证据规则的种类而言，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刑事证据规则比较少，如意见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等尚未得到立法的确认。总之，刑事证据规则种类较少，且散见于刑事诉讼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不但破坏了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完整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证据规则的司法适用。
(二)就具体规则的内容而言，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致使其适用效果大打折扣
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则为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该规则的具体适用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考虑以下问题：其一、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其二、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对于手段违法性问题谁负举证责任：其三、如果‘该规则的适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个案处理的不公正，那么应否对其适用设置一些例外性规定。对于上述问题，显然司解释和刑事诉讼立法均没有做出规定，而上述问题不解决将必然以该规则的适用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诸如对第一个问题而言。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显然是基于言词证据的特点和突出对人权的保障。但是司法实践中我们难免产生如下疑问：难道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就具有适当性？毕竟以非法手段获得实物证据也是以牺牲公民的权利为代价的。这样来看，不当地缩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并不能保证该规则的适用效果。而就第二个问题来说，一般情况下言词证据获得手段的违法性问题无疑都是陈述人提出的，但是陈述人在提出该问题后，如果再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有失公正。因为在强大的国家侦查、控诉机关面前，陈述人的权利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从理论上看控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此时是否就意味着举证责任倒置或者说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呢？从上述规定来看，显然不是。因为如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或过错推定原则，控方应当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 法律 后果，但是上述规定却使用了“查证确实”一词。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不管谁负举证责任，只要陈述人的主张无法查证或经查证不确实的，仍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其结果只能是在职权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基于对客观真实的追求，使得上述规定形同虚设。
一件有关规则的事 篇四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是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核心。行政诉讼中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审判机关只有严格地运用好证据规则，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本论文试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性入手，将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分为举证规则、取证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四大部分进行论述。
在举证规则中，根据法学理论的划分，从举证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及经验规则三个方面分项论述，从举证的主体上说明在举证过程中，举证主体应该必须遵守的规则。一般规则概括起来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种规则在我国的三大诉讼中都有适用，但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又与民事和刑事诉讼又在举证的内容、范围、程度等方面又有所不同。而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是民事和刑事诉讼不具有的规则，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就是“由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经验规则是法官根据社会公众所普遍认知和接受的经验知识及其本身的阅历等，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合理进行分配。
取证规则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从法院、行政机关在取证过程中所应该遵守的规则。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是补充式的调查取证，行政机关的调查取证应是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取证。
质证规则是法院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去伪存真的根本保证，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质证应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充分的质对、辩驳。
认证规则着重从在认证过程中对证据的客观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合法性原则、传来证据采用规则及间接证据采用规则等方面，对认证规则进行论述。
【关键词】行政诉讼
证据规则
证据是指直接或间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材料。而行政诉讼证据则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我国现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一个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如果缺乏完善的证据制度，将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不可想像的。同时，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要求法官及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规则，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合法性、可行性及完整性的指导思想对行政诉讼中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作了合理的划分，并规定了一些具体原则。
本文试从行政诉讼的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几个方面对如何确立系统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作了论述及探讨。
一、行政诉讼举证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举证规则可分为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及经验规则。
（一）一般规则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行政诉讼举证的一般规则可确定为"谁主张，谁举证"。其理由如下：
1、行政案件立案前，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证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的举证责任。否则就不能进入以后的诉讼程序。根据《解释》第27条的规定，原告承担证明起诉符合法定要件的举证责任（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具体来讲，行政相对人起诉时应对以下事项负举证责任：⑴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书面形式的，行政相对人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正式或复制件；具体行政行为是口头形成的，则应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交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⑵提供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证据（事实根据），以支持其主张；⑶被告明确且适格；⑷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⑸如果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前置，则应当提供已申请复议情况的证据。
2、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了被告必须就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行政诉讼还可以由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引起，《解释》第27条规定：原告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承担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审理不作为行政案件是审查行政相对人的适法行为，若是适法，行政机关不作为，则人民法院可判决行政机关限期作为；若行为无效，不发生行政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则可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由于不作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在应当实行行政相对人负举证责任的规则，即行政相对人必须提供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全部证据。如果证据不充分，则可能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行政相对人为了胜诉，应当积极主动提供证据，并运用证据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有效。
3、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就其主张提供充足证据。行政赔偿诉讼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已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之争，而主要是行政赔偿问题。解决该问题，既要适用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又要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因请求行政机关赔偿损失的，应举出证据证明以下事项：⑴损害事实的存在；⑵受损害的程度，即具体损失的数额及计算；⑶受损害的事实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⑷是在法定期限提起赔偿诉讼；⑸单独提起赔偿诉讼的，已经过行政机关先处理。行政赔偿诉讼中，被告一般不负举证责任，只是在针对原告提出的主张和事实根据进行答辩提出反驳时，才应举出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解释》第27条的规定，原告在一并提起的赔偿诉讼中，承担证明因受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证据。
4、行政诉讼中，在被告为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举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原告还是要负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原告对被告在答辩状中举出并在答辩期内提交的证据，应当进行反驳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以便在庭审中引起法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怀疑，否则，有可能导致败诉的法律后果。此外，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补充证据。"当人民法院向原告提出这一要求时，原告应进一步提供或补充证据，如果不提供或补充证据，也有可能导致败诉。
综上所述，举证责任的实质是一种败诉风险的负担，即如果举证责任承担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则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在确定举证责任时，公平价值观应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任何诉讼活动追求的都是公平，无论就其终极的目标，还是诉讼过程中，都应当体现公平。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就是公平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这样一种证据规则，对行政诉讼而言，同样适用。在行政诉讼中，完全由被告行政机关来承担举证责任有失公平。从行政为所欲为的逻辑来看，也不能排除行政相对人即原告的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在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保护其权益的主张时，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二）举证特殊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同时《解释》第26条也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规定》第1条也作出相应的规定。可见，在行政诉讼中，举证特殊规则是指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告承担明确具体且限时的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之所以作出这种特殊的规定，主要理由是：⑴行政法制化要求行政守法，行政守法在程序上的要求是"先取证后裁决"，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要充分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恣意行政。因此，当行政争议诉至法院时，行政机关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它无证据只能说明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基础，显然违法。⑵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居于主动地位，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无需征得个人、组织的同意，个人、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居于被动地位，这种主、被动地位是由国家强制力为保证，以行政行为推定合法为前提的，因此在诉讼中行政机关应该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提供合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样才能体现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若要求被动地位的原告举证，则会因无法或很难收集、保全证据而败诉，这是有失公正的。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强，可以完成举证的实施，而原告却无这方面的能力。例如有的案件中证据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技术设备才能取得，而原告往往无这方面的才能，被告却享有。例如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能否获得发明专利、伪药劣药的认定，让原告举证是强人所难。原告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能做到全部了解，如工商局不发给原告许可证，因为该地区所申请的营业行业已饱和，而是否饱和原告并不了解。另外由于行政机关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原告缺少保存书证、物证的能力。目前的行政执法程序缺少公正、民主的程序制度，原告收集、保证证据困难重重。正是由于被告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强，让其承担举证责任才是公平的②。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负举证责任，一方面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严格遵守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规则，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案件审理的速度，确保司法效率，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三）经验规则
在确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时，不应忽略经验规则的适用，所谓经验规则是指法官根据社会公众所普遍认知和接受的经验知识及其自身的阅历等在法定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外确定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一种规则，这在案件事实不清，且法律对当事人举证责任无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但不明确时，法官可借助经验规则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合法分配。
二、取证规则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为了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规定》第22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第23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行政诉讼中的取证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对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处理案件很有意义，取证除符合上述规定中的情形外，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取证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2、取证应迅速、及时，以取得充分而确定的证据。
3、在必要时，人民法院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依取权主动采取证据保全。在诉讼进行中，如果人民法院发现存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应主动采取措施，对有关证据进行保全。
4、在审查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这一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和合法性问题时，由于被告可以不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理举证，人民法院在原告举证不力，又不宜简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时候，人民法院也可主动取证。
三、质证规则
《解释》第31条第1项规定："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因此，质证主要是指在庭审中，当事人相互就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进行充分质对、辩驳；以便法庭对所有证据进行审核和认定。行政诉讼中的质证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开庭质证，应当充分展示当事人所举证据。如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视听资料应当当庭播放或者显示，并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也应由法庭宣读，由当事人进行质证。以便法庭对证据去伪存真。
（二）质证应进行充分的质对、辩驳。应当允许当事人互相发问、向证人或鉴定人发问。原告应对被告提供的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等进行一一质对。被告应针对为支持其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据进行辩驳。同时，原、被告或第三人也有权对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法院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等证据提出质证意见，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并且经人民法院准许重新鉴定的结论，应再次开庭质证，当事人可就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充分辩论。
（三）质证应在法官的指导下进行。行政诉讼中，法官加强对质证活动的指导非常必要。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要指导当事人特别是原告紧紧围绕证据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诉讼请求的关系进行质证，并应当指出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采取一事一证一质或其他方式循序进行，以提高质证的效率，保证质证的效果。
四、认证规则
行政诉讼法第31条规定："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这表明行政诉讼证据必须经过举证、质证等程序，并经法庭审查认定即认证，才能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所谓行政诉讼的认证，是指人民法院在庭审中对当事人所举证据在充分质证的基础上，就所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并当庭或庭后决定是否作为定案证据的司法活动。这是人民法院行政行使案件审判权的直接体现，是法官在举证、取证并质证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该思维活动既是对各个证据的审查判断，也是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对整个案件所有证据进行综合性的审查判断。
《规定》第68条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
法院在认证过程中，应遵循以下采用证据规则：
1、客观性规则。行政纠纷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它必然会留下痕迹，引起一些变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即是书证。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其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性。
2、关联性规则。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反映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客观事实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有事实都是特定行政案件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的证据才能被采用。法官应从客观的角度，认识、把握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明确证据的方向，以便查清案件的事实。
3、合法性规则。指法官采用某一证据，该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该证据应符合法定的形式，并且该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定的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
4、传来证据采用规则。以案件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为标准，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原始证据一般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传来证据则是从原始证据中派生出来的。传来证据在转述、复制的过程中，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增删。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对传来证据进行认证时，必须查明传来证据的来源，审查其在辗转的过程中有无问题，与案件事实有无联系，如无法确定其来源，则不能采用。传来证据虽相对原始证据不太可靠，但其对案件事实仍具有一定证据作用。比如在无法取得原始证据时，在一定条件下传来证据可代替原始证据确定案件事实。
5、间接证据采用规则。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证据可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凡是能够直接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就是直接证据。凡是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而必须与其他证据联系在一起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就是间接证据。行政诉讼中，采用间接证据应注意：⑴间接证据必须真实；⑵间接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⑶间接证据之间不应有矛盾，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符合上述条件的间接证据是可采用的。
总之，通过以上对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论述，说明了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司法制度是否完善、公正的可靠保证，只有严格地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才能真正做到行政诉讼是阳光下的诉讼。
注释：
1、姜明安，《行政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2、林建军，《行政诉讼实务与案例评析》，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主要参考资料
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一件有关规则的事 篇五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立法现状
一、证据规则的一般界定
任何证明活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便不能保证证明结果的正确性，而司法证明活动作为严格的国家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更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作为证据规则发展最为深远的英美法系国家，他们的证据规则重在指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即那些在庭审中或审理中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起支配作用的规则。其中，关联性证据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前提，而证据排除规则是可采性规则的例外。在我国则不同，鉴于我国的诉讼程序立法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证据规则的概念才在我国流行起来。故我国一般将证据规则界定为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和准则。具体概括为，关于诉讼过程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准则。
证据规则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设置证据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诉讼过程中的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以保证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第二，证据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有关在诉讼过程中如何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规范和准则。第三，证据规则并非某一个或几个证据规范，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
二、证据规则的法律属性
证据规则是程序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证据规则的许多内容规定在程序法之中，本身就是程序法规范。但是，作为程序法的一个特殊的部件，证据规则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证据规则具有以下法律属性：
一是具有强制的效力，即约束力。不管是执法人员还是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只要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规定，该行为就将被法院认定为违法无效。
二是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因为证据规则是具体的操作规程，执法人员、律师、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直接从证据规则中得出自己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答案。
三是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证据规则总体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是程序法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与实体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证据规则是执行实体法的手段之一。其着眼于案件事实和证明过程，主要任务是为实体法提供必要的事实要件。另一方面，实体法规范是形成和确定证据规则的根据之一，在证明对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方面，实体法的规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许多证据规则甚至规定在实体法中。
但是，总的来说，证据规则本质上是程序法，是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竞赛”的规则。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
证据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是以法律形式规范司法证明行为的准则。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国家证据规则的立法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我国建设现代法律制度的历史不长，基本上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已形成了以《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定为主干的一切有关证据法律规范的多层次证据法律体系。它共分为四个层次，而证据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就紧密依附于现行证据法律体系之中：第一层面是宪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层面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如《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民法通则》、《刑法》等实体法。第三层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针对证据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证据规则》等等，他们是最具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第四层面是我国缔结的一些证据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如《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等等。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和200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基本确立的证据规则有：
(1)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所谓庭前证据交换规则是指开庭审理前由法院组织当事人相互就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出示给对方，并由对方发表认可或不认可等意见的活动。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虽然有“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但是没有将庭前证据交换纳入其中。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才对该规则予以具体的阐述。
(2)最佳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物证原物、书证原件的一项证据资格规则。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物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可见，我国的这个规定比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更加严格。
(3)自认规则。所谓自认规则是指法院可将当事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的承认作为证据予以采纳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规则作了很基本的规定，之所以说它规定得比较基本，是因为对其的规定不够全面、详尽。
(4)关联性规则。所谓关联性规则是指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我国在民事诉讼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虽未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这方面享有足够的司法裁量权。
(5)证据的可采性规则。证据法上的可采性规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通常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可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我国先前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些可采性规则，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O条、《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意见》第98条的规定。该规则的设置实际上构成了对法官就证据采用的自由裁量权的有效制约，有利于克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弊端。
(6)交叉询问规则。即由当事人或律师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询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问……”由此可见，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交叉询问的做法，只是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实质上与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和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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